《制度变迁的逻辑》是一本由卞历南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3.00元，页数：3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度变迁的逻辑》精选点评：

　　●读写人·梁小民·书评·国企 旧社会和新时代的区别常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小时候看黑白电影，以为旧社会连天都是黑的。革命语境割断了历史内在的经济、政治、制度等要素的联系，而作者还原了国营单位的传承纽带。书有点枯燥，可以快速阅览。比较有趣的部分是甘乃光对工作竞赛如何在类计划经济体制中取代物质激励的论述，令人感叹语言的魔力，歪理也可以成为正说，而且逻辑井然，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迅速地翻看，所谓自设理论体系完全没必要，比如思想模型，立意与寻求对话、回应的问题很有启发。总体感受，破大于立。

　　●本书将单位制历史起源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兵工企业，确实提供了理解中国企业形式历史性视角。但是尝试和论述都不甚完整，尤其对理念模型概念的使用更是画蛇添足。

　　●没看进去

　　●问题有意思，挖掘国营企业的几个核心特征（竞赛，工厂办社会）在战时国统区的发生，力度扭转共和国后国有经济完全来自模仿苏联的旧论，然而强行套用流俗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使得解释的十分勉强。重钢一个后方经济的孤证似乎也单薄了点。

　　●接触经济史的东西不多，看这本的理论基础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三伏天里看过的最让我凉爽的一本书~

　　●本书利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并非照办苏联而是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无论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带给中国现代国营企业中的官僚制度体系还是从路径独立的视角指出当时国际环境(抗战大背景)促使国营企业的制度改进。从上层角度本书为我们梳理了现代国营企业的形成机制，同时对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因为史料的缘故吧，我们更多看到了制度形成的过程，而较少看到具体的落实层面，个案分析集中在了中央机器厂和大渡口钢铁厂，这是本书稍显缺憾的一部分。颇为讽刺的是，国民党为国营企业制度的影城做了理论层面的探索(当然也包括具体层面的实践)，而真正把国营企业做大，单位体制渗透到国家各个层面，却是49年后的事情了。当然，中共把这套体制做得更好，也更富有中国特色。

　　●本书除了第六章对“单位”这个现代术语的详解之外价值不大，对何谓“现代国企”的概念把握不够准确，按其界定洋务时期的各种制造局算不算？和苏式“国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既然选题是现在国企的制度变迁，那好歹在分析国民政府的时候要顾及延安，否则怎么去理解这种制度变迁背后和延安之间契合度的分寸？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也讲不清楚来龙去脉就戛然而止要么就套一顶大帽子，还不如侧面参考《被监押的帝国主义》来得清晰；此外，引用的材料老得都掉渣了...

　　●这书相当不错。

　　《制度变迁的逻辑》读后感(一)：卞历南的制度变迁论

　　阅读指数：8.5

　　时间消耗：12小时

　　8月推荐这本卞历南的《制度变迁的逻辑》，主要讲述中国国营企业的前世今生。卞先生既是作者也是译者，大大减少了翻译带来的误差，虽然有那么几处翻译还是有疏忽，但完全不影响这本书的巨大价值。一般认为，1949是一个分水岭，国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了苏联模式。卞先生另辟蹊径，打通了民国与新中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脉络，认为新中国国营企业从制度到组织都彰显出民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缘于日本侵略引起的全面危机，这其中当然有路径依赖的成分（如官僚式的管理模式），但也有因为要应对制度禀赋的局限性而催生的新机制，从而呈现路径独立的态势。卞先生还认为道格拉斯·诺思等人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面过窄，而理应包含institution和organization两个维度。全书论述也是在此观点基础上展开。

　　对这本书感兴趣，也是因为自己近年来对企业制度史的持续关注，该书为我之前一直疑惑不解的诸多难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合理解释。在融入全球趋同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前，务必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历史的真实及功能。

　　而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单位”的讨论。老人家与年轻人交谈，总喜欢问在什么单位工作，可见单位概念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理解中国单位制度的思源根源、内部运作及主要问题，对当前国企改革绝对是大有裨益的。看来可以写写论文。

　　《制度变迁的逻辑》读后感(二)：卞历南论文介绍

　　非常感谢各位对拙著的评论。下面将我最近发表的关于【重新界定中国革命】的论文标题以及论文摘要附上。各位若有兴趣阅读拙文，请与我联系。电子邮箱：bianmor@gmail.com 请各位批评指正。卞历南。

　　《制度变迁的逻辑》读后感(三)：中国单位制度的起源

　　中国人应该都不会对“单位”感到陌生，尤其对于那些在1990年代之前度过青春期的城市居民来说，那几乎和他们的生活世界重合：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甚至开办幼儿园、学校（常冠以“某某子弟学校”之名）、电影院、商店、乃至电视台，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几乎所有生活需求。这种无所不包的、行政化的单位体系，常被认为是1949年后出现的典型社会主义组织模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单位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人所共知、影响巨大，但却没清楚这个组织模式是怎么来的。长期以来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它是在1949年后的某个时期突然出现的，并从此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确实也有人试图追溯这个制度的起源，而流行的结论一般认为这是受苏联模式深刻影响的结果，另一些人则将单位的起源追溯至延安时期之自由供给制、工人运动之遗产、大民营银行之管理方式以及劳工管理制度之演变。卞历南的结论则与所有人都不同，在他看来，“单位”的出现事实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入侵的全面危机而造就的一种制度变迁。

　　这和国营单位的出现有何关系？关系十分重大。在日本全面入侵之前，中国的工业中心一直在沿海地带和华中地区，但战争中这些地方都沦为被占领区，这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工厂内迁。其结果，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90%的工厂迁到重庆周围）几乎在一夜时间跃升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在短短几年内涌现出许多工矿企业，因为要赢得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而武器制造必依赖于现代制造业和工矿业，这又要求大规模的电力建设。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由于迁入的西南地区当时许多地方缺乏现代设施和发达的市场支持，许多企业开始自行向员工提供从幼儿园到公墓的各种社会福利，每一个都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应对战争的迫切要求使国家在战时体制下统合所有资源来为赢得战争服务。卞历南列出各种数据来证明那时发生的巨大变迁：1937年全国重工业仅占工厂总数14.8%、资本总额的18.3%，工人总数的5.5%，而国营企业又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国营企业在所有指标中都有了急剧提升，相当一部分重工业产品的制造从一开始就被国营工业所垄断，在中国工业中，国营重工业已牢固确立了支配和主导地位。

　　变化的不仅仅是工业品的产量，那必然也意味着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剧烈变动。卞历南认为，这场持续的全面危机导致了一个中央计划官僚机构的成立、改组，国营重工业的迅速扩张不过是其自然的结果。由此出现的全新国营企业制度呈现出三大特征：“官僚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当然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官僚化大多不同程度的存在，德国的一些企业中高层也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民营企业之官吏”，甚至美国的大公司到1920年代也具备了官僚企业的特征，但无疑地中国的国营单位具有某些相当不同的地方：如企业中的行政单位还包括提供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福利的组织，并经常通过内部竞赛的方式组织劳动生产。

　　吊诡的是，“单位”这个一向被认为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组织，其名称本身居然出自美国学者Leonard D. White所著的《公共管理学入门》。卞历南考证认为最初是在甘乃光1920年代末逗留芝加哥期间接触到这些新的概念，并使这一术语成为国家行政官僚机构合理化的思想资源。这些都证明了全书的主要观点：在面临生存状况急剧变化的时刻，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包括从国外汲取新的制度资源）设法克服原有制度的限制，从而达成制度变迁。

　　这诚然是一个连贯而又逻辑的推断，作者由此反复强调中国国营单位的根本特征都可以归因于对70年前那一次持续全面危机的回应，但这并未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单位制度中那种“终生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囊括工作、家庭、邻里、社会存在以及政治身份的关系网络”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就已在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不论是南通大生纱厂、天津的大纺织厂，还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大银行中。当然，这是制度变革时的“现存制度资源”，但如果说战争只是促成和刺激了单位制度的重大发展和扩张，重要的是制度的逐渐演变，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其资源追溯到更早、更深的社会结构中去。同时，虽然某些根本特征到1945年已经奠定，但无疑1949年后它也已添加了某些新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初那些雇佣了数万人的大型国营单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基层社区。犹如英国学者科大卫所说的，“那样的工厂几乎相当于一个市镇，厂长也扮演着镇长的角色。”正因此，人们对一个好厂长的期望也常常与一个仁慈的地方官相去不远：无微不至地照顾好员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不管是老人生病还是孩子上学难），连夫妻口角都要“闹到单位”（让人想起民间纠纷去找父母官仲裁）。1945年钱昌照曾说：“我国工业建设要是失败，不会失败在技术上，而是失败在管理上。管理比技术难。管理的对象是人，技术的对象是物。我们要想工业化，必须特别着重管理。”这也是数十年后中国单位制度转型的根由，但问题在于：单位制度的成功与否，首先就要看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了：是工业化的成功？企业的利润率的竞争力？还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这些不可能同时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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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译：本书由作者本人翻译，有几处应系笔误：

　　.7：叶文欣（Yeh Wen-Hsin）：当作“叶文心”

　　.87：基江铁矿：按“綦江”

　　.181：贺晓（Gail Hershatter）：当作“贺萧”

　　.206：距玉门油矿最近的东部城市九泉：按应系“酒泉”

　　《制度变迁的逻辑》读后感(四)：梁小民：国企是大一统体制的内在需求

　　国企是大一统体制的内在需求

　　作者：梁小民

　　2012-03-18 01:33 东方早报

　　必须从中国制度的源头，从更广泛的历史中来理解国有企业的渊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梁小民

　　国企改革是市场化中最为关键，也最难的一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至今没有收官就在于国企改革的滞后。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国企这种制度由何而来？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中是来自苏联，也就是中国在解放后倒向苏联，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结果。换言之，国企是“舶来品”，不过不是来自欧美，而是来自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其实这不仅是我们这般凡夫俗子的想法，也是相当一部分专家权威的观点。如国外研究中国的权威鲍大可（Doak Barnett）、叶孔嘉（K. C. Yeh）、郑竹园（Chu-yuan Cheng）等，甚至权威的《剑桥中国史》都这样认为（《制度变迁的逻辑》，第3-8页）。美籍华人学者卞历南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把中国国有企业的形成推溯到国民党统治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并对这一时期国企的形成和特征进行了实际分析，这就是他的大作《制度变迁的逻辑》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对国企的分析深入了一大步，有助于我们认识国企的本质与国企改革。卞历南先生的这本书是我见到的研究国企最有深度的著作。也许卞先生为自己划定了研究的时间界限，没有涉及更远的历史。但我认为，必须从中国制度的源头，从更广泛的历史中来理解国企的渊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人类社会之初并不是从自由放任的经济开始的。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物种，人是软弱的，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发展，因此，人是一种群体动物，只有依靠其他人，个人才能生存。所以，把不同的个人集成一个群体组织的任务，就是领导它所属的人从事经济活动。换言之，有人就有组织，有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要领导和控制该组织的人的经济活动。人类社会是从计划经济开始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酋长之类就是该部落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国家出现之后，国王之类名称的领导人就是计划经济的控制者。当国家把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某一项经济活动时，这个组织就是最早的国有企业。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曾经铸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今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重达八百三十三公斤。这个鼎的制造者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当然并不是先有这个国企，而是为了造出大鼎临时组成的一帮铸工。从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由国家组织并领导，按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的组织就是国企（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换言之，有了国家，有了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就有了国企。

　　中国的国企制度应该可以追溯到产生了国家的夏商。不过我对这一段历史极不熟悉，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直接、间接证据。可以找到的资料是春秋时的各国。齐桓公时的宰相管仲是早期创建国企的人。他实行的盐铁专卖还不是国企，仅仅是国有民营。但他建立的色情业，称为“女闾”，是地地道道的国有国营。当年临淄城中这种女闾共七间，每间七百人，以后繁荣“娼”盛，又增加到两千人。如此庞大的规模，而且不像商朝时造鼎一样，鼎造成了，企业就不存在了，是长期存在。这就是今日国企之祖（《浩荡两千年》，第4-12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发生，需要大量武器和军需物品。这些也会有民间生产的，但主体应该是国企生产的。国企最早出现于色情业也许是中国的特例，但国企出现于军工业应该是各国的常规。这一时期国企的出现应该与生产力落后、民间无力生产制造相关。如此看来，在历史上国企的出现应该早于民企。

　　国企的出现不仅有经济根源，还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有强国的梦想。强国对外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对内可以加强自己的控制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强国的根本在于经济，因此统治者必然有强烈控制经济的欲望。在控制经济的若干种方式中，建立国企，由国家直接控制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统治者偏爱国企是本能，无需什么论证。自由放任只是被逼无奈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天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国企的形成与发展还应该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离开政治制度而谈国企问题，大体总是言不及义；离开政治而奢谈国企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认识国企制度就不能只讲解放后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回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及其与国家制度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制度？中国从秦朝以来政治制度与传统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哪一次农民起义或革命，成功后仍然沿袭了这种制度与传统。本质上这种制度一直未变。这种制度我们过去称为封建制度。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封建制度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封建制度，也不同于周朝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因此，反对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应该称为“皇权专制主义”，不过也有用其他名称者。如吴思先生就建议称为“官家主义”（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47页）。我认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中央集权的专制。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秦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实质。

　　这种制度的特征，本文不可能作出全面分析，我们要涉及的是它与国企制度的关系。

　　专制统治者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尽管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或企图取而代之的起义者都打出了“爱民”、“为民”、“民本”等旗号，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骗骗无知的百姓，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让人民安于、乐于接受统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者就要以强国为目标，强国的目标来自法家，这就是中国历代统治思想都是儒表法里的根源。同时，在东方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影响之下，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和凡夫俗子也都能接受强国的思想，以国家的强大为荣，哪怕自己吃了多少苦。强国与富民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大炮与黄油”的矛盾。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要强国，多生产大炮，只有穷民，少生产黄油。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被称赞的秦皇汉武、康乾盛世，实际上都是国强而民穷的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之始也不是为了富民，而是为了强国。洋务运动从学习工业开始，就是明证，一开始就采用了国有企业的形式。

　　在近代，由于中国太过贫弱，总受洋人欺负，因此强国成为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共同理想。这正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这种苏联模式很容易被中国上下一致接受的深层次原因，任何外来的东西，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会被接受。苏联所追求的强国梦与中国是一致的，苏联模式也为强国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因此解放后接受苏联模式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下的必然结果。罪不在苏联。苏联模式以穷民为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强国；西方模式兼顾富民与强国，要在较长时期内才能使两者都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太迫切了，解放后只能接受苏联模式，一边倒向苏联。这种模式在领导层而言易于接受，是不难理解的。而对民众来说，除了同样的强国梦之外，对政府的深信，把强国梦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政府，也是他们易于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享有很高的思想言论自由，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主流都主张计划经济模式。卞先生书中就引用了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在1938年11月的《新经济》杂志上说的“一定要采取计划与统制的经济政策”。他们在解放初期对党的政策怀有各种疑虑，尤其对思想改造难以接受，对苏联也有不同看法，但对建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反对者很少。而且也真心实意地加入对计划经济的赞歌大合唱之中。

　　回到民国时期，回到卞先生的著作。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中央政府之后，完全继承了孙中山“党国体制”的思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是地地道道的秦以来专制制度的延伸。国民党政权也想控制经济，但他们依靠江浙财团上台，无法对财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前也没留下什么国有企业让他们接管。但蒋政权仍然试图建立自己的国有企业。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就建立各种组织来有计划地推动经济发展，先后在1929年和1931年设立全国建设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1932年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更名为国家资源委员会。出于强国的目标，而且由于日寇在1931年入侵东北，发展的重点在兵器工业和重工业。《制度变迁的逻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论述了兵器工业和重工业中，国有企业的建立与发展。

　　在1928年以后，政府接管了洋务运动以来遗留的兵工厂，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内迁与扩张。抗战期间，用于兵器工业的支出占了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制度变迁的逻辑》，第55页）。在此期间，重工业也得到扩张。从1936年到1945年7月，资源委员会共创造和接管了一百三十个重工业企业和组织。其中，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的七十五个，参加经营并主办的三十七个，参加经营并不主办的十八个（同上书，第79页）。这两个行业的接管与新建企业都是国有国营企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同上书，第97页）。但在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国营重工业在中国工业中“牢固地确立了其支配与主导地位”（同上书，第104页）。当然，这一时期国企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抗日战争。

　　国营企业现在改称国有企业。是国营还是国有，名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如果国家独资或控股的企业由董事会决策，任免主管人员，按企业方式运行，这就是国有民营。但如果这类企业由政府决定一切，任免董事会和主管人员，按行政方式运动，这就是国有国营。名称的改变并不代表国企运行方式的改变。卞先生在书中分析了国民党时代国营企业的治理结构，说明了这类企业行政化、官僚化的本质特征。洋务运动以来的兵器工业采用的是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器以及国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官僚性质”。1927年之后，这种“已成行政官僚机构的组织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同上书，第105-106页）。管理人员都有行政级别，并与政府机关中同级别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换言之，在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仍然是官僚，无非在不同单位工作而已，差别仅仅在于技术人员进入企业，官僚化了。国企机构的设置套用了行政机构，管理也完全是行政方式。制度上有了新的会计制度，但经历仍然是精神为主的“工作竞赛运动”。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企业办社会，与我们计划经济下的国企几乎没有差别。

　　中国的政府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强调了国有企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不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同上书，第268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亦表达了中国应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个信念”（同上书，第276页）。可见即使没有抗日战争这一事件，建立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也是必然的，这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维护中央集权所需要的。

　　总结一下，实行计划经济和国企制度是自秦以来中国中央专制体制的内在需求，但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缺乏形成这种制度的条件，只好用其他方法来控制经济。洋务运动只是一次失败的建立国企的实验。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真正的建立还是在1927年以后。卞先生在书中分析的，正是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的努力和国企制度的特征。其实，解放后的计划经济与国企制度说到底只是1927年至1945年间国企的延伸，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简直就是翻版。国民党当年模仿的就是苏联模式，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的党国体制来自苏联，这一体制是列宁提出、斯大林付诸实践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国企是这种思路发展的结果。照搬苏联模式不是从解放后开始的。

　　卞先生这本书以实证分析为主线，资料丰富，分析有理论深度，是一本优秀的学术专著。我建议对国企制度与改革有兴趣的读者都来看看这本书。读国内学者的书，深感像卞先生这样下工夫研究某个方面的人，已经成了大熊猫一类濒临灭绝的动物了。

　　不过，对这本书的出版，我有两点想法。一是书的题目我认为用原书名《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更好。现在这个书名过于抽象、空泛了。如果不是有人推荐，只凭书名，这书我是不会读的。二是这本书编辑尚不够细。书后索引用的是页边码，应该是原文的页码，但第四章以后就没有边码了，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比如，我查陈岱孙一条，索引上写的是201，但边码却找不到。之后我在书中272页才找到，但这一页并没有原书201的边码。编辑得这么不仔细，也许编者认为索引只是个样子，或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未必有人看吧。总有读者会利用索引寻找需要的材料的，做书还要在细节上多下工夫，否则有误导读者之嫌。书是好书，但若没有此类瑕疵，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