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是一本由[日] 鹤见俊辅著作，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精选点评：

　　●翻译的不好。

　　●上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结构比较松散 勿忘国耻 珍惜和平

　　●预言书

　　●后记说到，本书是英文讲义集结成书。最开始听讲座的人可能只有十人左右……反响还是蛮好的吧~可能不能把本书定义成“史”或者“精神史”，只能算是讲座讲稿~作者重点下笔在“转向”这一论调上，谈论日本人思想上的转变(比如对某些事件的观点、宗教信仰、army的转变等)。里面有谈到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残酷，这点推荐大家读《柏青哥》这本书。还有谈到“邻组”，这个就是听到什么言行，就强加莫须有的名义把有嫌疑的人给扣着……结合“邻组”再看到最后讲到说日本人对思想转变很宽容不干涉，有点讽刺意味在。

　　●【藏书阁打卡】这本书可以作为《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的配套读物，同样是讲座稿编辑加工成书的。作者概述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的变化，特别是提出了战争中的“转向”学说。即以东大法学院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左翼思想团体在战争期间受国家强制力和个人的影响，思想观念出现了向天皇权威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日本国内民众对待战争的看法的偏离，使得民间反战的思想受到打压。这一切都与日本国家传统的“锁国观”一脉相承，并且在战后对待战争的反思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本书受体裁的限制没有针对每个问题详细展开，但是从整体的表述仍然很清晰，读完后可以引出不少值得思考的东西。

　　●“转向”，我们在面对权力的强制性地思想宣传引导下，怎么能独立的思考！

　　●鹤见俊辅的讲义合集，探讨主题为“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各界人士（政治家，思想家，宗教信仰者，文学家，民间团体等）在国家强制力的运作和个人自发行为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各种形态的“转向”。历史的本来面目无人知晓，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抹杀和歌颂过后的残留物。谁能站在几十年后的方位来预言当下选择的对错？只有一个方向是正确的——无所谓对与错，无愧于心而已。

　　●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好，忍不住边看边写笔记，看完笔记也写了整整三面……相对于这本书的篇幅来说算是比较长的笔记了。作者主要是基于“转向论”（因国家行使强制力导致各个人或团体的思想变化）展开全文，介绍了在战争时期日本各种思潮，包括日本人的“锁国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延伸挺有意思），宗教，大亚细亚等等多方面。读一读还是非常引人思考的。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阅读时常感觉作者习惯先把他的许多理论和概念扔出来应用，然后再解释，导致我经常画完问号之后下一页发出“啊……”的感叹。不太适应这种写作方式，比较喜欢把概念定义先放出的写法。

　　●读得磕磕绊绊的。感觉内容还未被详实仔细的传达到读者，就被翻译上的生涩吸引去注意力了。这样导致本就衔接不够流畅的内容又被扯出我的大脑了。看了只觉得好像讲了什么好像也没讲什么。

　　●结构散落的讲课集，只能说差强人意吧。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读后感(一)：二月01

　　这本书讲的是1931年至1945年战争时期日本的思想历程。在这十五年期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配着日本。日本政府不努力在日本内部进行社会改革解决困难，选择了用军事向外扩张的道路。政府采行，日本知识分子去配合。政府还动用各种强制力，巧妙地利用长期成为日本传统的锁国性格。

　　书大概因为是面对学生所作的演讲稿，读起来很是晦涩，就像考研英语里的长难句一样要反复读，要深层次静下心理解。不过可取之处在于提到的观点、讲解的历史，采用了大量真人真事，引用了大量作者的文摘理论，算是扩宽知识面吧。

　　但！因为是日本专家，哪怕认识到侵华战争日本方向的本质，还是对美国不顾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事实，为了利益向日本投向原子弹进行严重抨击！

　　而且作者时常有点前后矛盾，在抨击日本的错误，又在为日本找借口说好话，或者干脆表扬…

　　书中反复提到“转向”，即国家认定你的思想有错误是对你强制性的进行思想转变，所以国家强制力的运作和个人的自发行为并存时，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转向”，其中提到转向的问题不只发生在战时的日本境内，也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家。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读后感(二)：一些想法

　　翻译真的很拗口，长句的断句经常让人读了两遍还是捋不清关系；校对也是个问题，错别字看到好几处，标点符号也有用错的地方。M系列的书不应该出现这么多这种低级的错误的（黑脸。

　　抛开这些不谈，看书的话其实也很迷惑。鹤见俊辅的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演讲集合，受众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十几位听课者（前来听课的人或许是学生或许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许会有日本人欧洲人中国人，这些都是我猜测的），且不论受众的类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困惑鹤见俊辅的立场——他在写下“我们应该把1931年至1945年的战争看成是一场连续性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日本败于中国的战争”这句话的时候，格外地加了一个感叹号作为结束的符号。而在写到美国始终不愿意直面对于使用原子弹的决断一事时，鹤见俊辅也用了一个感叹号加强语气。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书里最经常提到的“转向”问题（1931年到1945年），这种政治主张的转变以石原莞尔最为代表。石原莞尔是当初最积极要求占领和统治满洲的一人，但是后来又建议日本应当于中国、朝鲜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虽然石原莞尔到底还是侵略中国的推手之一，但是石原莞尔作为作战派的一员却对东条发起的太平洋战争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早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石原莞尔就认为以日本目前的战备状态和物资方面来看，战争想赢很难。

　　也正如鹤见俊辅在书里所说的那样：至少自1931年以来，领导者对日本与假想敌国在军力和经济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给国民相反的资讯，导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对国家的领导者而言，要从对国民的持续欺骗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难的。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读后感(三)：一种反思～读战争时的日本精神史

　　从1931年到今天，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了88年，还有12年，就满100年，这场由中国本外的异族导演的战争，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残垣断壁后的崛起，还是永不可抚平的敌意，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去认识战争，或者说用正确的态度和角度去看待它，我们就没有从战争中学到什么，这甚至比战争给我们造成的伤害还要大。我没有读过中国人写的战争反思，即便有，也被尘封在某个角度，反而这本由日本人写的战争时期精神史，给我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去看待战争时期的社会和民众的状态，这种深刻入里的反思，让我充满憧憬的时候，却又有顿感阵阵的凉意。

　　本书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距离战争结束30年，从时间上不早也不晚，既没有战争后那种激动，又不会有战争过了好久后的淡然，这个时间可以客观的看待战争时期，一篇篇杂文汇集了成这本书，从日本从战争的转向，对朝鲜的态度，玉碎精神，到日本的投降。其中对朝态度的转变和神风特工队的玉石俱焚的精神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朝鲜位于中国和日本的中间，中国文化传播的第一站是朝鲜，它最早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朝鲜又将中国文化原封不动的传播给日本，大和民族如获至宝，在德川幕府中期前，日本非常尊敬朝鲜，因为朝鲜的汉文化水平更高，在日本人眼里汉文化掌握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优劣的关键，但是德川幕府后期，黑船事件扣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人见识到了西方的文明，受到无比的震撼，幕府倒台，大政奉还天皇，明知励精图治，派遣官员赴欧洲考察，考察团的结论是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政治体制也得调整，这是日本和当时大清最大的差别，日本在维新后，国力昌盛，一举成为亚洲强国，这时再去看李氏王朝的朝鲜，不过是一个腐朽，落后的政权，从尊敬到鄙视朝鲜，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的价值观，你强我就尊重你，你弱我就打击你，为什么作为汲取中国文化第一站的朝鲜没有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实现腾飞呢，我认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朝鲜的命运，它离中国最近，获取中国文化最快，所以完全使用拿来主义，而不像日本知道好的东西来之不易，需要反复研究，专研，最后学生成了大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前段是，日本战败前神风敢死队做最后一搏，绝大多数的敢死队员认为这是效忠天皇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也有少数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行为对战争的走向无济于事，不过是白白送死，那些认为自杀是为天皇献身的人，虽然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但是他们却能义无反顾，当带上日本必胜的头巾，开启动飞机时，这仿佛是一场无比壮美的旅行，尽管只是单次旅行，没有回头路，但当飞机俯冲向美国的军舰时，这不仅仅是一次绝美的行为艺术，而且是光耀门楣的壮举，而那些思考的人，却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体会到日本文化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谛，我并不是为军国主义唱赞歌，而是不从深层去体验这种行为，就达不到最终的救赎。

　　作者鹤见俊辅要在欧美生活多年，后回到日本，能够熟练的使用英文写作，他的身上具有传统日本人的基因，以及西方文的民主思想，他亲历了战争，既有本国人的感同身受，又能用外部的视角去看待日本，而深居日本的日本人纵然能对外部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研究得炉火纯青，甚至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但是对本民族在战时的所想，所感，所行，却浮光掠影，他们不是缺乏细致入微的专研精神，相反日本做一件事的精细程度远远超过了很多的民族，但是他们对自己却缺乏勇气自省，这些自省必将触及日本人最深的自卑和脆弱，这是日本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但是如果不越过这道坎，日本人的行为可能还会再次重演，给自己，给周边的国家再次带来灾难，所以我真切的希望日本人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更深一层的自己，勇于承认自身的缺陷，发挥自身的优势，日本会成为可敬可佩的国家，但是我却充满疑虑，但转念一想，我们对自身研究的就一定透彻么，恐怕我们是自身不大了解，对日本的了解也有所欠缺吧。理想国的译丛是让我们了解外部的世界，但是当我们对自身都不足以了解的时候，如何去正确的看待外部呢，可是外部又无比的绚烂多彩，惹得我们趋之如骛，我们无法拒绝外部的世界，但是不能忘记了解外部，是更好，更深的认识自己，这或许是我们读这些书的最终意义吧。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读后感(四)：唯有生活细水长流

　　这本书读得有些吃力，一共十三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内容有些松散，给人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有些概念含混不清，本应该进一步阐释，却戛然而止，我不清楚内容是否有删节，抑或是因为这是鹤见俊辅在1979年加拿大的课堂讲稿的缘故，时间上的紧迫导致内容的高度浓缩的缘故。另外，翻译上也有些瑕疵，比如“索忍尼辛”为什么不翻译成大家喜闻乐见的“索尔仁尼琴”，“公听会”是否可翻译成”听证会”效果更好呢？

　　好了，言归正传，我来分享一下我的阅读体验吧。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些杂糅，略感仓促，翻译上也有些拗口，所以我大胆尝试在理解层面上的“翻译”，并融入我的评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崛起为大国，并带动整个国家实现了“脱亚入欧”，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后进国家的模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本应高奏凯歌还，但在“维新”及维新前产生和传承下来的种种指导思想和认知上的偏差，导致了随后深陷军国主义泥潭的悲剧。

　　“锁国性”，是日本本土居民固有的思想，有两层含义，首先就是自己所居住的四面环海的土地是“金瓯无缺”的，没有被外族入侵之虞，简单说就是盲目的自信感，导致对外战争的“有恃无恐”；其次是四面环海的孤立感，与主流特别是中国文化相比，日本文化的边缘化，导致日本努力学习外来先进文化上的热情极高，同时没有心理负担（面子问题），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没有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狭隘心态。

　　“国体概念”，起初是认定这是依据《古事记》的神话传说的“言之凿凿”，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为中心的信仰核心概念。在明治维新过程中，高层政治精英羡慕西欧各国以宗教信条为蓝本推行的高效率的组织形式和法理依据，认为日本也应该将天皇崇拜-神道教作为国教融合进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教化庶民，达到高效统治的目的，这也是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前期思想铺垫之一，并树立天皇永不犯错的形象，所谓伟光正是也。

　　依据上述两个概念在国家强制力的推动下，对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洗脑”，在这一过程中又分裂为“密教”和“显教”两个部分，并且前者指挥后者。

　　这种分裂性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在此不做展开。

　　摘录本书原文如下：

　　“明治政府采用的政治思想顺利地根植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善恶价值判断的基准全依据天皇发布的敕语。”(摘自P38)

　　“我不认为这是近代日本才有的特殊现象，在实行神权政治的地方，绝对有其类似的政治惯例。明治以后的政府，除了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之外，也包含这种神权政治的特质。至于两者是如何组合交集的，我们必须审慎看待。”

　　“转向”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频频出现在该书多个段落中加以解析。笔者认为这个词是照顾那些改变自己思想态度和价值取向的人的情绪，令其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从而消解“转向”者内心的挣扎感。尤其是在国家强制力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过程中，让那些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义至上）相悖的“最美逆行者”，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自觉或被迫的转变观念，“改过自新”相对从容一些。

　　在日本的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利用“民粹主义”的具体实践方法就是“邻组”的建制，即在村一级建立村民间的邻里小组，用来传达天皇以降的各级行政统治代表的政令，同时监视村里熟人和陌生人的言行随时举报异动情况。

　　荡开一笔，书中打动我的一个段落就是十五年战争期间的日本底层妇女的表现，因为大部分健康的男人都被动员到巨大的战车上去充当炮灰，妇女成为维系日本战时日常生活的主力，她们没有投票权，也不是这场战争的鼓吹主力和参与者，她们只是为了日趋缩紧的生存空间而努力制定节衣缩食的方案，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惜违反冠冕堂皇的法令去黑市交易，或搞些可以续命的小动作，哪怕是违反道德和法律的，同时这种与国家的“民族大义”狂妄性一面割裂开的行为折射出的是普通民众冷静而理性的生存智慧，潜藏着不合作，不媚上的态度。

　　摘录如下：

　　“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女性而已，大多数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都以某种方式触犯过法律。女性从黑市市场得到某些讯息，通过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帮助，避免与现存的国家秩序正面冲突，但仍遵从超越公认秩序的道德与习惯；她们不讲夸大的政治口号，却充分运用战时不为国家机器纳入，或可说是因此涌出的实际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与日本政府的投降无关，甚至正因为如此，而成为她们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让我想起熊培云的一句话：帝国终将灰飞烟灭，唯有生活细水长流…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读后感(五)：两个版本《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的粗略比较

　　将新版《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理想国译丛）与老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东亚人文100丛书）进行简单地比较。两个版本都是引进了台湾行人出版社2008年邱振瑞的译本，但有如下不同之处：

　　除了正文和后记以外，老版还有一篇守田省吾撰写的《导读》（庄娜译）（这篇应该是简体字版新增的，东亚人文100丛书每本都有一篇这样的导读）、一篇鹤见俊辅撰写的《致台湾读者序》、一篇李尚霖撰写的《导读》、一篇加藤典洋撰写的《解说》，以及一篇“编者”（四川教育出版社的编者）撰写的《编后记》一共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新版没有，但增加了一篇许知远撰写的导读《异端之必要》。新旧两版的导读内容有重复之处（例如对作者鹤见俊辅的生平简介），并存则内容冗赘，存此去彼有其合理性，但也因此失去了老版导读中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加藤典洋的《解说》中提到，鹤见俊辅将书名中的“精神史”译作intellectual history（区别于作者另一部著作《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1945-1980》，“大众文化史”的英文是cultural history）。书中的关键概念“锁国性”，原文是self-containment含有“自我遏制”之意。书中表彰Lillian Hellman的“正直”品格，原文是decency（正派）。还有鹤见俊辅再讲授本书内容期间提写了《荀子》中“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的格言。如果只读新版，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新版的译文较老版有一些细微的调整。例如“战争的终结”一章中引述的日本国际法学者高野雄一的观点，老版的译文是：“波茨坦宣言中准予日本民主化，是同盟国对日本提出的条件”，新版则是：“《波茨坦宣言》中约定的日本民主化，是同盟国对日本提出的不可克减的条件”。由于笔者手头没有原书，又不懂日文，所以无从判断哪个版本的翻译更忠实于原文。不过，在最后一章“回顾”中，鹤见俊辅说：“指引我思想的，就是在当前中国声名恶劣的孔子，其《论语》中的那句话：‘观过，斯知仁矣。’”鹤见俊辅讲这番话是在1979年年底，所谓孔子在中国声名恶劣云者，指的当然是距离那时还不算远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句话可以视为鹤见俊辅对“文革”的批判。但是在新版中，这句话变成了：“指引我思想的，就是孔子《论语》中的那句话：‘观过，斯知仁矣。’”完全失掉了这层意思。我推测也许老版的翻译更符合鹤见俊辅的原意吧。

　　两版对一些外国人名字的翻译也不尽相同。例如Micheal R. Reich，老版译为“莱休”，新版译为“赖克”。又如Tomas Confesor，老版译为“汤马士·康费沙”，新版译为“托马斯·孔费索尔”。再如Lillian Hellman，老版译为“李莉安·赫尔曼”，新版译为“莉莲·赫尔曼”。再如硬汉派推理小说家Dashiell Hammett，老版译为“达西尔·哈梅特”，新版译为“达希尔·哈米特”。这些译名并不很要紧，但新版将埃及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译成了“纳瑟”，将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译成“索忍尼辛”，便不如老版之易于大陆读者了解。新版应该是沿用了台湾的翻译，而老版则将其改成大陆通行的翻译。

　　两个版本对外文书目的处理也有不同。老版只翻译了正文中出现的书目，注释中的书目直接用了外文原文。新版对正文和注释中的书目都作了翻译，将原文和出版信息都条列在书末的《参考书目》中（老版没有《参考书目》）。

　　新旧两版对注释的处理有比较大的不同。本书注释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的原注，一部分是译者的译注。老版的注释均为脚注，原注与译注混排，译注注明“译者注”。新版将原注与译注分开排列，原注用尾注，译注用脚注。

　　新版较老版增加了一些的注释，在书中以“编注”或“编按”的形式注明。如“关于转向”一章中吉野作造接到右翼人士要求同台辩论的挑战书的注释，“关于国体”一章中日本的国家宗教分为“密教”和“显教”两部分的解释与“国体明征”、“大亚细亚”一章中对北一辉与“二二六事件”、大川周明与“五一五事件”的关联的注释，“非转向的形式”一章中的内村鉴三的介绍，“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一章中的“日美交换船”，等等。有些编注显示出新版的编者对日本文化较老版有更深入的掌握，例如“战争的终结”一章提到的冲绳的地域之神创造了冲绳最早的王朝的传说。老版只说这个神叫“Amamiku”，新版则指出此神名曰“阿摩美久”，并给出了这个传说内容的注释。有些编注则表明新版编者对相关文献的熟悉程度，例如“以‘非斯大林化’为目标”一章中提到埴谷雄高的小说《死灵》，原注说《死灵》只写到第八章，编按则指出《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日文版完成后，1995年埴谷雄高又发表了《死灵》第九章。又如“回顾”一章原注说《权藤成卿著作集》已出版自第七卷，编按指出1991年又出版了一册《别卷》。这些编注和编按是新版编者用心的证明。

　　同时，新版也删掉了一些老版的译者注。例如加藤周一、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D. 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新罗、奉天、布哈林、索尔仁尼琴、老舍，等等。应该是考虑到读者对这些名词很熟悉，因此不需要注释吧。但也有一些译注删去会不利于读者对原书的理解。例如“非转向的形式”一章中提到柳宗悦领导的民艺运动，老版译者注说“民艺”不是民俗艺术，而是指民众性的工艺，普通民众日常使用的器具即“民艺品”。避免了读者望文生义。又如“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一章中提到战时日本的家庭主妇为了获得政府配给的衣服和食物必须长时间站立（排队？），老版译者注解释说这是当时黑市价格高涨，民众买不起所致。像这样的译者注在新版中也被删去了。

　　另有一处注释的删除属于错误。“玉碎的思想”一章将中途岛海战的时间误写为1942年6月5日，老版以编辑的名义在注释中予以改正：“原文如此，应为6月4日。”然而新版删掉了这个编注，也就延续了原文中的错误。

　　有些老版以“译者注”的形式说明的内容，新版删去了译者注，改成直接改变正文进行表明的形式。例如在“玉碎的思想”一章中说到“九一八”之后关东军“将废黜中国宣统皇帝一事也加入计划中”，老版的译者注说明“宣统皇帝”“指溥仪。”新版删掉了这个译者注，将正文改为“将废黜中国宣统皇帝溥仪一事也加入计划中”。又如“战争的终结”一章中提到柳宗悦1940年旅居冲绳期间，曾因提倡保护冲绳的语言而被警察带走，因为“从当时日本政府的标准来看，提到意见显然是危险思想！”老版译者注说“当时”“即战争时期”。新版删掉了这个译者注，将正文改为“从战时日本政府的标准来看，提到意见显然是危险思想！”

　　新版还调整了老版一些译者注的位置。老版中一些名词没有在首次出现时加注，而是在后面作注。新版改正了这一问题。例如老版译者注“华族”出现在第十章“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新版把它提前到第二章“关于转向”。老版译者注“超国家主义”出现在第十二章“战争的终结”，新版把它提前到第十章“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新版较老版增加了页边码，便于读者核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