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是一本由张煦侯著作，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鉴学》读后感(一)：推荐序

　　邓小南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乃“天地一大文”。司马光纂修之际，研精极虑，抉擿幽隐，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将历史研究引入史学编纂，开辟了编年体史书的新体例。其贡献，其得失，值得深入体味研究。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通鉴学》一书，开明书店1948年首印，其修订版经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再版后，迄今已逾三十六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视学术，倾注心力，计划整理重版张煦侯先生《通鉴学》，此举必将惠及学林。特予强烈推荐。

　　《通鉴学》读后感(二)：新版《通鉴学》相比旧版的一些提升

　　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一书，初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署名“张须”），此后台湾、香港曾多次据以重印。1957年，作者计划再版，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撰写《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据作者修订稿再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重版，即以1982年版为底本，并对全书进行了一些增补修订，包括：

　　1.邓小南、陈尚君、辛德勇三位学者以各自方式对本书进行了推荐与解读，其中陈先生的导读近7000字，辛先生的重版附言20000余字，这些内容为本书增色不少，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张煦侯其人其书及《资治通鉴》的相关知识。

　　2.1982版的《通鉴学》全书只分七章，每章之下无标题，且段落划分往往过长，或有至2000余字而不分段者，好几层意思夹杂于一段之中，我们初读时颇觉不便。故这次再版，花了不少心思为本书添加分级标题、重新划分段落，力图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层次。

　　3.查核原典，为书中误失添加编者注。这主要集中于第三章的《〈通鉴〉之史料来源》一节，我们对作者所列三百余种《通鉴》史源逐一查验，发现不少问题，以编者注的形式予以指出，供读者参考。

　　4.改正大量旧版错别字、异体字、笔误、病句及标点不当处。旧版限于当时的编校水平，讹误较多，且出版规范与当下不同，我们对此类问题修订颇多，但为避文冗辞繁，此类皆径改，不出注。比如，第七章一开头，引宋高宗对讲官之言，旧版原作“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台谏度量”，此句颇不可解，我们查其出处张端义《贵耳集》，作“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知此为作者笔误，遂径改为“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此类例子很多，就不尽举了。至于本书引文，作者未言所据版本，且旧时学者引书多有省改，故与当下通行之本颇有异同，除明显错讹外，我们多仍其旧，不做改动。

　　5.旧版为平装，新版改为精装，内文采用80g胶版纸，并增大行距，使版式更加舒朗，便于阅读。

　　尽管《通鉴学》为旧版重出，但编校投入之精力，其实远高于一般的新书。当然，限于编者学识，书中难免有延续旧版之误，及改动不当之处，还祈方家不吝指正：）

　　《通鉴学》读后感(三)：广告

　　没错，就是广告，广而告之的广告。

　　此前陆陆续续收到过非非的不少赠书，很惭愧，一本都没有读完过。唯独《通鉴学》这本，是此前就曾读过的。当时所作笔记如下：

　　前辈史家著述，看似极旧，实则极新。如论“史家思想，常为当前史实之反映”（89页），“思想为环境之产物，著述为思想之产物”（101页）等等，实即思想史路径，而同时又自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若合符契。又本书论《通鉴》以前编年体体例，以及中国史学中“有为而作”之传统，论司马光为人能兼良史与君子，论《通鉴》史源、史学、书法，末论《通鉴》枝属、后继、得失、改造诸端，均深明学术源流、人世变化，而无拘墟之见。中国的史学多三分，如史、文、义，如年、人、事，往往交相为用，错综复杂，其始不妨分而观之，而其终则必合此三者，始能贯通。此外深有感者，莫过于温公修史之慨：”十九年中，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温公为小人构陷，而仅出以叹息，无一语直斥，其敦厚风义可见。由是观之，史德之要，或更在才学识之上。

　　今天收到赠书，粗略翻检，发现新增了陈尚君先生的导读和辛德勇先生的重版附言，并对原书文字作了校订，略述如下。

　　陈先生的导读对张氏其人的生平、《通鉴学》一书的宗旨与各章大义以及《通鉴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都做了切中肯綮的撮述与评价，甚为得体。其中指出第三章引书书目可以背诵，并在基础上作内容索引，亦是读《通鉴》一法。

　　至于辛先生一文，大意为（一）读《通鉴》可从袁枢《纪事本末》入手，辅以司马光《通鉴目录》（见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进而研读时，首先须参考注释考订之作，即《通鉴考异》与《通鉴》胡注，并指出胡注长于地理亦与其关心时势有关，其次须参考历代评论之作，包括整体评论之作，如王夫之《读通鉴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刘体仁《通鉴札记》等，以及分段评论之作，如王应麟《通鉴答问》、钱时《两汉笔记》、李焘《六朝通鉴博议》、范祖禹《唐鉴》等；（三）对《通鉴》删削史事提出批评，并提醒读者《通鉴》唐以前的史料最好不要直接引用。文章对阅读《通鉴》亦有助益。但是写的冗杂枝蔓，大须删繁。五六千字可了的内容，竟然写了四十页。又抄《四库总目》数段，大可不必。此外，文辞时而严正，时而“粗鄙”（271页，辛先生的自述），实嫌不纯。

　　当然，更值得一提是，编者作了一番颇为仔细的校对工作，如131页，“唐武宗时，宰相牛僧孺主弃维州”，编者注云“当作文宗”，纠正了作者的误记。第三章第一节《通鉴》之史料来源一节，更出编者注数十条，根据历代目录对于原书所存在的卷数问题作了考异、对讹误作了订正，譬如91页张大业《魏文贞公故事》，原书作六卷，编者注云：“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当作八卷”等。凡此，都可见编辑时用心细密。可以补充的是，《通鉴》引书问题，后来学者尚有讨论，如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邬国义《资治通鉴引书问题》等，均可参考，兹不赘述。

　　要之，由联合低音出版的《通鉴学》，虽为旧著，无异新书。希望非非再接再厉，继续在民科的康庄大道上昂首前行，出版更多的好书！

　　《通鉴学》读后感(四)：陈尚君：张煦侯及其《通鉴学》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准备重版近人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嘱我写一段介绍文字。我在从学之初曾认真读过《通鉴学》，对阅读《通鉴》，启迪治学，颇有助益。那前后曾通读《通鉴·唐纪》，以后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曾仿照司马光《通鉴》先做长编的办法，对五代史料有详尽的排比，对司马光史学更增深刻的服膺。故乐于写点文字纪念司马光，也介绍张煦侯的大著。

一、张煦侯之生平与学术成就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杨柏岭编《张煦侯文史论集》，附有三篇张氏生平事略，可据以了解其生平经历。

　　张煦侯（1895—1968），名震南，以字行，笔名张须，书室名秋怀室、唐风庐。世出桐城，移居淮阴，至煦侯已为第七世。幼习四书五经，乡里有神童之誉。稍长则科举已废，十五岁入南京中等专业学堂预科，十八岁入江苏法政专科学校。三年卒业，归于淮阴第六师范授法制经济。性不喜之，寻弃而钻研桐城古文。辗转馆于淮阴徐家，为其助理省志征访事，得以遍览群籍。年二十五执教于扬州第八中学，专授国文，历十八年之久。与范耕研、王绳之为友，研读诸子，崇尚朴学。抗战军兴，中学解散，淮阴沦陷，张氏携家避难洪泽湖滩，结草为庐，命曰唐风庐。退居六载，以气节自尚。其间据先前读书笔记，著成《通鉴学》，借表彰温公史学以明志。书自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名重学界，曾多次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重印。

　　抗战胜利，张氏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上海震旦大学、徐州江苏学院。1953年起，任教于安徽师范学院，直到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得年七十四岁。

　　张氏生当清季，经历数度鼎革，长期任教于中学与师范学院，生活地点远离中心城市，与主流文史学圈也殊多隔膜。然学有根柢，兼通文史，于新旧学术尤能细心体会，自成认识。平生勤勉，颇多著述，除《通鉴学》外，已刊有《师范国文述教》、《中等学校适用应用文》（皆商务印书馆，1927）、《国史通略》（中华书局，1930）、《通志总序笺》（商务印书馆，1934）、《王家营志》六卷（1933年铅印本）、《淮阴风土记》（1937年铅印本，台湾曾重印，见尤坚《文史名家张煦侯》），及《秋怀室杂文》（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未刊者尚有《四史读记》《清政十论》《秦典通论》《秋怀室文编》《尊疑室杂文》，诗词集数种，以及1950—1968年日记十一本（据许琦《张煦侯传略》）。

　　最近出版的《张煦侯文史论集》，收录张氏学术论文28篇，多撰写于1949年前。较突出者有以下几篇。《研究国学之途径》，1935—1936年发表于《国光杂志》，四万余言，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编，表达在新学渐占主流背景下国学之价值，颇多通达之见。《郑樵著作考》，为其著《通志总序笺》一节，所列达九类五十七种，堪称大备。《万季野与明史》，1936年刊于《东方杂志》，补订梁任公说之未详，为那时的学界热点。《北音南渐论证》，1947年刊《国文月刊》，以己所居淮阴为基点，以入声在北音中的变化，谈其南渐之痕迹，篇幅不大，意义重要。《〈唐语林〉中的口语成分》，1958年撰，次年刊出，篇幅逾两万，详尽讨论唐代新词的渊源及多音节倾向，重点探讨口语虚词，在那时实属难得。凡此皆可见张氏以旧学积累，涉及当代学术，尤得益于长期任教之积蓄，信笔所至，皆能不同凡响。

二、《通鉴学》之成书与内容

　　张煦侯就《通鉴学》之成书与写作缘起，在初版自序中有说明，盖以《史记》之作，太史公颇为自负，班固《汉书》，亦谓“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而温公书成，毫无尊异之心，其言卑谨，且陈“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张氏认为“以不世出之巨编而㧑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乎”。同时，更有慨于后世史家“或毛举其抵牾”，而于温公“用力之勤，网罗之富，抉择之密，叙事之有条不紊”，常缺乏必要之认识，因成此通论《通鉴》之著。

　　张氏自述，早年因循世俗，仅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通鉴纲目》，对温公之学缺乏认识。三十以后，买得《通鉴》本书，积十多年之阅读，方有体会，更认为自己“性刚才拙”，与温公助手刘恕性格颇同，世乱蜩螗，避地乡间更类温公之退而著书。据他自述，因避地乡间，不仅无书可查，连《通鉴》本书都没有带出来，手边仅有历年阅读《通鉴》所摘资料和阅读心得之札记。如此困顿之中，大约更便于脱离《通鉴》所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各种史事是非，从闳通的立场揭示《通鉴》之史例与价值。

　　《通鉴学》分七章，总约十一万言。各章要旨，可以根据张氏本人1948年为《图书季刊》所拟介绍来稍做说明。

　　第一章《编年史之回溯》。述《通鉴》前编年体史书之沿革与分野，以明司马光著书之渊源有自，并非创格。唐刘知几著《史通》，有《二体》一目，分论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同，于编年体溯始于《春秋》。张氏则认为“《竹书纪年》、殷墟卜辞、诸侯史记，则为三代之编年史体。左丘明出，乃集大成”。《通鉴》主要是承续《左传》而成书。

　　第二章《〈通鉴〉编集始末》，此章述《通鉴》编纂之缘起，引温公嘉祐间之书信议论，见其早年之认识，述其受诏后所得之支持，三位助手之分工协力，全书陆续奏进至最终之完成。脉络清楚，要言不烦。

　　第三章《〈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此章以《通鉴考异》引书为主要依据，“探索司马氏取材之书，得三百零二种”。此一工作，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高似孙《史略》都有论列，张氏当然了解，他的工作较前人有很大推进。相信他曾就全部引书做过周密统计，将其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附别集）、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各书之存佚，间亦有所述及。《考异》所见司马光鉴别史料之方法，张书区别为六类：参取众书而取其长，即同一史事在不同史书中之记录，必求兼备参酌，比较分析后，取记载相对可信者，或稍备之一说，此其一；两存，即一事在两书有歧互，难以做出明确判断时，不妨互存兼采，避免主观武断，此其二；两弃，遇到前述歧互情况，似皆无确定的理由，或各自有显然的传误，故一概不取，此其三；两疑而节取其要，史料有分歧，各自有疑，各有所长，故虽两疑，但仍摘存要点，足见慎重，此其四；存疑，在史事不明时，史家不要强做判断，适度存疑，把握分寸，最见掌控史笔之能力，此其五；兼存或说于《考异》，与前各款又有所不同，许多枝末小事，如时间、地点、人物，《考异》常以繁复的篇幅给以考证，原因在此，此其六。张氏说，“宋人不以考证鸣，而司马氏在在用考证方法，又不流于猥琐，卓然成一家之言”，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实已开清代朴学先河。张氏此节，我以往读得最熟，不仅熟背各引书书名，且对各书引录有所索引。“汉学重考据，宋学尚议论”，是一般而言，宋学也有考据精密者在，其方法更沾溉于后学，此张氏论温公文献而具之特见。

　　第四章《〈通鉴〉史学一斑》。此章揭出五端，一曰《春秋》之意，二曰《左传》之法，三曰儒家之宗旨，四曰本朝之背景，五曰著者之特见。

　　张氏自述“秉《春秋》之意”，是指“发挥名分之义”。引章炳麟说，认可温公修史不为“褒贬笔削之说”，张氏既表赞同，另据温公《进通鉴表》，谓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其删削之四项标准，且贯彻全书。张氏特说明《通鉴》全书自三家分晋始，见王政之衰与七国之立，其后一大段议论，在于“发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为全书纲维所在，最不可滑过者。

　　而《左传》之法，张氏列举时间本位、作者意识本位、人物附载、重要文字附载、政制附载、杂事附载诸项，兼及史事隐相衔接、诸国事平均纂述，看似平常，实非对二书透彻理解而难以臻此。

　　张氏自述温公守儒家宗旨，指“是非不谬于圣人”。张氏引程颐论温公之纯粹不杂，引《宋史》本传见温公“持身之慎，检己之严”，可称醇儒。复引其史论中对子臣之道、君相之职、立身行己之要的议论，见到温公对“刑赏、仁暴、义利、信诈、名实、才德、奢俭诸端”，“辨之最严，持之最力”。

　　张氏谓《通鉴》“寓北宋当时之背景，不独案论处而然”。“案论”指司马光引前代史家论断六十多则，又以“臣光曰”之议论有一百十九则，多寄当世之慨，如胡三省曾揭出“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几乎就是他对新法廷争之继续，读者较易明白。张氏更引《续通鉴》所载温公进读迩英时之议论，以明一般史事叙述皆寓时论，可谓善于读史者。

　　著者特见部分，张氏罗列四项，一曰不别正闰，二曰不信虚诞，三曰不书奇节，四曰不载文人。在此仅说一、四两项。

　　正闰之说，肇萌于五德、五行之说，汉以后论述至多，因关涉政权继承之合法性，以及历史上多个政权并存时期之谁主谁次，分歧尤多。宋初对此并不重视，如《册府元龟》为诏编之书，南北朝以北为正，以南朝为闰，五代以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正，后梁为闰，与宋廷承续有唐与五季之正统有关。在司马光以前，欧阳修斤斤致论于正统之说，认为后梁虽属僭夺，而事实已拥有中原大部，应列为正统。司马光对此立说更属通达而有勇气，即承认曹魏承汉为正统。其说见于黄初二年刘备即位下之“臣光曰”，自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而认可的原则是“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反对以仁暴、强弱、居地、承授来区别正闰。他认为如刘备称汉中山靖王后，本已族属疏远，与刘裕称楚元王后、李昪称吴王恪后之类真假难辨一样，不能成为绍续汉唐正统之依据。张氏赞许温公“如斯史识，可谓空前”，且全录前述一节议论，认为：“此一篇者，态度坦白，旗帜鲜明，实为有革命意味之重要文字，冬烘先生之所疑，而研究温公史学者之所必读也。”后来朱熹修《通鉴纲目》，严辨正闰，对温公此论期期以为不可，即此所斥“冬烘先生”者。不纠缠正闰，温公可以不带好恶地客观叙述历代史事。

　　至于不载文人，在温公致范梦得书中，已有说明。张书承历代之说，赞同《通鉴》以致治为撰述宗旨，故于“动人欣赏之美术文字，未尝附见”，“苟可以反映一时之民众心理”，如汉之《长安谣》，后秦之赵整作歌，天宝间为杨贵妃歌，亦有所披载。张氏对此有所理解，然书末仍感慨其“文化史料之太略”，终不免文人论史家之本色立场。

　　第五章《〈通鉴〉之书法》。历代修史，皆秉《春秋》褒贬及太史公实录之说，寓作者对史事与人物之态度。张氏认为《通鉴》自有其特定书法，是不能为《春秋》及史公所笼罩。前人论此者，温公孙伋著《通鉴释例》揭为三十六例，刘恕子羲仲也有论列，但多不为胡三省所采信。张氏所述，参酌前人而有所变通，就年、人、事三端展开分析。

　　年是指时间，编年体史书的基本特征是以时间为序。司马光要考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所见文献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如唐代以实录为基础，叙事可以详尽到每年的具体月、日，他朝未必能及此。编年的基础则是务明历代所用之历法，以明朔闰。司马光有幸得到已故律历学者刘羲叟之《长历》，存汉元帝到五代末之年历，以之为工作依凭，并节存于《通鉴目录》。张氏归纳温公的编年之法，一为隔年首事与终言之，二为岁阳岁阴纪年，三曰不同时期书岁不同，四曰天文现象不备书，五曰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

　　与人相关者，张氏也归纳为五条。其一，帝王曾混一海内者，与其子孙皆用天子法；一时代各政权实力相敌，本非君臣，用列国法。其二，国名人名有同者，增文以示区别。其三，书人必以名，即犯宋讳亦不改；以字行者书其字；胡人后改汉姓者，从其后姓。张氏举例说如崔胤、马殷，皆直书，惟“臣光曰”称崔胤为崔昌遐，对天子言不得犯讳故。其四则人之初见者多冠其邑里，或插注世系；将卒者有谥必书，弥补了编年体不以人为本位的不足。其五为书人虽无褒贬，但有变文见意者。

　　叙事方法也有五条，即叙事或先提其纲，后述其详；长篇叙事，多先溯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书一事而同时谋议莫不备载；一事初见者，述谨始之意。此章所述，看似多为细节，然旧史所讲义例谨严，多从细节考量。张氏梳理揭示，足见读史之细心得要。

　　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张氏述此章“所举书三十余种，各评其得失”。自述甚简，而所占篇幅甚多，盖欲建立一门学术，自当明晰其相关著作及后世影响。

　　此章以温公在《通鉴》同时完成之著作为“枝属”，后世接续之著作为“后继”。

　　温公修《通鉴》前，已有《通志》八卷奏进。修《通鉴》期间，同时完成而为世所习知者，有《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二书。张氏网罗文献，知存者有《稽古录》二十卷、《涑水记闻》十六卷，虽逸原编而存于《稽古录》者则有《历年图》及《百官公卿表》二书，以及《通鉴释例》，虽编在温公曾孙伋，然多存温公著书时旧说，为存者七种。亡者则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及《通鉴节文》六十卷，亦援据文献明其内容及佚失原委。

　　后继部分之论列，用力尤深，细分为踵纂、注释、订补、论断四目。如踵纂，又包含协助温公著书者刘恕先于《通鉴》完成之二书，宋人胡安国、龚颐正、蔡幼学接续温公相关书之著作，李焘、李心传、刘时举据《通鉴》体例述本朝史诸书，金履祥补《通鉴》前史之著，以及明清诸家循例撰宋以后各代编年之著；至袁枢改编《通鉴》，以事为中心作《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责温公不讲正统、不明褒贬，删节其书为《通鉴纲目》，二书又各有所枝衍。注释一派，宋有多家，仅存史炤《释文》，张氏斥为“浅陋粗疏”，而独重胡注，此自是明清以来通论，张氏于胡注得失各有叙述，态度也较客观。订补一派，张氏特别推重的，一为刘恕子羲仲著《通鉴问疑》，赞其能读父书，虽未及见温公，而与参修学士范祖禹讨论独多，范之解答，也颇得其要；二为严衍《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赞为“胡身之以后所仅见也”。论断一派，指借《通鉴》以讨论兴亡、褒贬人物者，代有其书，张氏对此仅述李焘、张溥、王夫之数家，点到为止，因此派与温公学术关系最远，不必深究。

　　第七章《〈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张氏谓其论《通鉴》之得有三，“合纪、传、表、志为一编，合独断、考索为一手，合史学、文学为一家”；失亦有三，“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感情之或偏”。书末更提出改造编年史之建议十九则，可见其研究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之用意。

　　以上略述《通鉴学》之全书宗旨与各章大义。张氏自云以四、五两章最为重要，我于三、六两章亦深致意焉，故分述如上。

三、《通鉴学》的学术地位

　　张煦侯先生成长与为学的时代，旧学未断，新学竞萌，新旧交战，也互为参取，各成气象。张氏幼习经子，学出塾师，虽进新学堂，仍眷情文史，自拓疆域。著述皆存旧学根基，参新学因子，足成一家言。《通鉴学》之内容既如前述，其成就前人讲之已多，局限亦显而易见。

　　《通鉴学》初版出版至今已七十一年，张煦侯逝世已逾五十年。1957年此书计划再版时，作者曾稍有删改，并撰《再版自序》，表达他对时代改变后认识的相对变化。但也可从中读出，所做删改极其细微。

　　七十多年间，海内外出版研究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著作，我所见者即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出版，张氏应该见过，但没有留下意见；二是日本发现别本司马光文集，保存大量司马光经筵讲史的记录；三是就司马光生平、《通鉴》之成书过程、三位助手及其史学的研究，以及后世帝王、宰相、学人阅读评点《通鉴》著作之出版，乃至《通鉴》与宋元讲史话本之关联，都有很好的论列。香港黎启文曾编《通鉴胡注引佚书考》（自印本，将《考异》视同胡注），将《通鉴》引书做了逐条梳理。《通鉴》史学思想与成就之研究，成绩更多，新见迭出。七十年前的《通鉴学》，确实有些“过时”了。

　　然而若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看，则该书是奠定“通鉴学”的开辟著作，《通鉴》一书的大端问题，该书都提出来了。同时，该书存旧经史学之精神，有新学术的理念，对编年体源流之梳理，对《通鉴》创新与史法的揭示，对司马光在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纂著《通鉴》，存史事，析名分，重纲纪，弃褒贬而明史法，叙人事而忽天变，倡一统而轻正闰，究真相而详考证，都有绵密之分疏与论列。其立场既不同于宋元理学之迂执，又不似今日学者那般以后世概念套古人作为，能在传统礼法与道德的立场上，在传统史书与文学书写的技法上，揭示《通鉴》的特见与司马光的学术勇气。就此数端言，此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通鉴学》读后感(五)：辛德勇：張煦侯《通鑑學》重版附言

　　我知道張煦侯先生這部《通鑑學》的時間很晚，是在修訂拙作《製造漢武帝》的過程中，蒙友人相告，纔知曉這部著作的存在。這固然是由於我讀書太少，孤陋寡聞，不過若是勉強給自己找個開脫的理由的話，此書舊印本現在已經很不容易讀到，也是一項客觀上的限制因素。 此前我讀到的《資治通鑑》導讀書籍有兩部。一部是崔萬秋先生的《通鑑研究》，另一部是柴德賡先生的《資治通鑑介紹》。前者出版於1934年8月，被列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小叢書》之內；後者是在1981年10月由北京的求實出版社出版的。兩本書各有特色，但都有些單薄。初讀固然簡明，但稍一深究，就都顯得對相關問題的闡述不夠充分。與那兩部書相比，張煦侯先生這部《通鑑學》，是目前我所見到的一部論述最爲詳明的《通鑑》導讀書籍了。現在重印這部著述，價值即在於此。對此，似已毋庸贅言。 張煦侯先生這部《通鑑學》，據其題署的成稿時間和自序寫成時間，是在1945年二三月間，正式面世，則在1948年2月，是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的（初版本署名“張須”）。這個時候，所謂“中華民國”已經“國將不國”，人心浮動，市面蕭條，這部書的印行，大概也不夠廣泛。 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小叢書》，發行量很大，行世範圍也很廣，所以，崔萬秋先生出版已十多年的《通鑑研究》，張煦侯先生沒有不知曉的道理，也沒有未曾寓目的可能。可是，他在《通鑑學》書中卻隻字未提崔書。原因，衹能是在張煦侯先生看來，與他要寫和寫成的這部書稿相比，崔書不值一提。這是我們今天閱讀這部《通鑑學》時首先需要瞭解的，在對比閱讀兩書時，尤其需要明確這一點。 現在許多人看到張煦侯先生這種做法，會覺得好像不符合所謂“學術規範”。其實現在很多人鼓譟的“學術規範”，有些要求和做法，事兒事兒的，整得很扯蛋。作者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決定提什麼不提什麼以及遵循自己的意願來安排怎麼個提法；甚至他也可以不看某些大牌名家的相關著述就動筆寫自己的文章。怎麼寫，是我自己的事兒，看與不看，喜不喜歡，那是別人的事兒。 回到我們的主題：儘管張煦侯書並不能完全涵蓋崔萬秋的書，我們也不宜讀到張煦侯先生的書就把崔萬秋先生的書視作廢紙，但張煦侯先生有權利這麼做，在我看來他也有相當充分的理由這樣做：這就是這部《通鑑學》的總體質量確實已經高出《通鑑研究》很多。 柴德賡先生的《資治通鑑介紹》，其主體部分，是1963年作者給中共中央黨校歷史專學員講課的錄音稿。書中另外附了兩篇多少有些相關的講稿，一篇是《陳垣先生的史學思想》，另一篇是《中國古代歷史紀年問題》。 柴德賡先生在這篇關於《資治通鑑》的講稿裏，也沒有提及崔萬秋和張煦侯這兩位先生已有的著作，原因可能主要是由於其授課對象文史知識的素養不是很高，不需要做這麼多專業性的說明。另外，像崔萬秋先生和國民政府的關係較爲複雜，這可能也是柴德賡先生不便交待相關研究狀況的一項重要原因。然而以柴德賡先生讀書的廣博程度來看，他肯定應該是讀過崔萬秋先生的《通鑑研究》和張煦侯先生《通鑑學》的。 不管是崔萬秋先生的《通鑑研究》，還是張煦侯先生這部《通鑑學》，或是柴德賡先生的《資治通鑑介紹》，儘管這幾部著述的側重點微有出入，但是其共同具有的一項核心內容，就是給《資治通鑑》做導讀，幫助初讀《通鑑》的人更好地閱讀此書，理解此書，運用此書。張煦侯先生在《通鑑學》的自序中稱“乃觀庠序承學之子，其真能愛歎誦寫，知《通鑑》之所以爲《通鑑》者，復不可便得”，所以纔動筆撰寫這部書籍，即已清楚闡述了這一點， 基於上述三書連環相套的實際情況，下面，作爲中國古代文史學界中一個讀過一點點《通鑑》，用過一點點《通鑑》的普通學徒，我想從自己十分有限的學術經歷出發，在上述三書既有的基礎上，簡單談一談自己對相關問題的初淺理解。這樣的理解，若是能夠對崔萬秋、張煦侯和柴德賡這些先賢既有的研究成果有所補充和發揮，能夠對和我一樣想要閱讀《通鑑》、利用《通鑑》的讀者多少能夠有所幫助，那將會讓我感到極大的欣慰。 一、怎樣讀《通鑑》 第一個問題，是怎樣讀《通鑑》？關於這一問題，我想先在張煦侯先生等人已有論述的基礎上，補充說明一下普通非專業讀者應該怎樣入門，即怎樣走近《通鑑》，怎樣走入《通鑑》一書。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學著作，甚至可以說一部輝煌的史書，然而正如俗語所云，曲高和寡，好的，並不一定就是適合更多的人閱讀的，至少不一定就是不管是誰一上來就能讀、就能讀得下去並讀得出興味來的書籍。 按照我的看法，《資治通鑑》就是這樣一部書籍。據幫助司馬光纂修《通鑑》的主要助手劉恕的兒子劉羲仲講，司馬光本人，嘗自言當時人對他這部書的態度： 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揚子雲云：“後世復有子雲，《玄》（德勇案：應指揚雄著《太玄經》，司馬光很是推崇此書）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况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宋劉羲仲《通鑑問疑》） 對於真心問學的學人來說，讀書做學問，最忌故作高深。儘管如劉羲仲所云，司馬光撰著此書，其“用意遠矣，非爲寡聞淺見道也”（宋劉羲仲《通鑑問疑》），讀者尠少，並不等於作者寫得孬，但司馬光在這裏講的，是老實人講的大實話，實際情況，就是這麼個樣子。 對於何以會造成這樣的情況，柴德賡先生解釋說，“是因爲它與科舉考試無關。從前，一般人讀書是爲了作詩、填詞、應考，他看《通鑑》幹什麼”？這樣的說法，我覺得未必合適。原因，是科舉考試的功利性目的衹會決定人們看與不看，不能導致讀者“讀未盡一編”，便“已欠伸思睡”，不信，你給他本《金瓶梅詞話》試試？科舉考試從來也不考這種“淫詞小說”，可是很多人都看得津津有味；至少在初次展讀時，絕大多數人絕不會昏昏欲睡，甚至心跳血壓還會有超常反應。道學先生們或許會說《金瓶梅詞話》太不正經，或者故作純真說不知道這是一部什麼樣的書，那麼不妨換一部正兒八經的史書，換成太史公寫的《史記》試試，同樣是不會出現“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的狀況的。 造成讀者接受困難的原因，是《資治通鑑》的體例不甚適合一般閱讀。 《資治通鑑》是嚴格按照史事發生的時間進程載錄其事，故稱“編年體”史書。歷史是時間的科學，而這種體裁史書最大的長處，就是時間脈絡清晰。早期的編年體史書，如《春秋》，衹是寥寥數語記載一些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其最簡略者如秦國的史書《秦記》，甚至“不載日月”，（《史記·六國年表》），這種狀態的編年體史書，呈現的衹是其優長的一面。 後來出現了給《春秋》這乾巴巴的“骨頭”增添很多“肉”的《左傳》，載錄的史事細節一多，前後演進的過程一豐富，其缺陷就開始體現出來：這就是一件較大的歷史事件，前前後後，往往都要持續一段時間，在編年體史書中就要斷斷續續地持續載錄其一個個演變的環節，而在這一過程中，又不止一件事兩件事在同時並行着發生、發展，相互穿插，相互糾結，這就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難以連貫地把握一件史事的來龍去脈，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史事都呈現爲一種七零八落的狀態。由於《左傳》的篇幅畢竟還很有限，這樣的缺陷也還不是十分突出。另外《左傳》是與《春秋》相輔而行，實際上等於有綱有目，這樣的結構，也使其敘事的眉目，變得清晰一些，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一缺陷的消極影響。 司馬光撰著的《資治通鑑》，載錄的史事，大幅度增多，同時其紀事也沒有綱下設目的層次的區分，這種缺陷就變得非常突出了。一件事兒，剛看一個開頭，緊接着就出現諸多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其他事項，然後纔會出現讀者所關注事件的下文，接着又是諸多毫不相干的其他史事，不知又過了多長時間、經歷多少其他事件之後，纔能重又回到原來的線路上。面對這樣的敘事形式，除了個別一小部分特別專注於研治歷史的人，看着看着就哈欠連連了，應該是必然的事情，一點兒也不奇怪。 然而《資治通鑑》畢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史學著作，其最大的優勝之處，就是通過細緻的考訂，比較清楚地排定了各項重要史事的前後時間次序。這一點，對比一下最著名的紀傳體史書《史記》和《漢書》，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這樣的紀傳體史書中，不同紀傳之間載錄的相關史事，其前後時間關係，交錯糾結，閱讀時，頭緒往往不易梳理清楚。司馬光花費巨大心力，以政治和軍事活動爲核心，把這些散亂的紀事，歸納合併到同一時間序列之中，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爲功甚巨。這部書爲我們閱史讀史鋪設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那麼，究竟怎樣利用《資治通鑑》這部書纔好呢？在這裏，我想向各位初讀者推薦一部根據《通鑑》改編的書籍——南宋人袁樞編著的《通鑑紀事本末》，建議大家先從這部《通鑑紀事本末》入手。 《宋史·袁樞傳》記載說，因袁氏“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故另闢蹊徑“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其實應是如上所說，鑑於《通鑑》按年月日紀事而帶來的不便，從而另行創製新法，從戰國初年的“三家分晉”開始到最後“（周）世宗征淮南”，共設立了二百三十九件史事作爲標題，將《通鑑》中相關的原文按先後次序編錄到一起。實際上這是一件件始終連貫、首尾分明的“大事記”，於是不勞前後翻檢尋繹就能通讀一件重要史事的始末，所以袁氏把書名稱做《通鑑紀事本末》。 清朝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史書“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袁）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别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爲首尾。……數千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這種評價，很好地體現了《通鑑紀事本末》一書在史書體裁上的獨特優勢。若是換一個角度來更加清楚地表述《通鑑紀事本末》與《資治通鑑》這兩部書的關係，不妨說《通鑑紀事本末》一書的內容，字字句句都是司馬光的原話，袁樞衹是對司馬光這些話做了新的編排，讀者在這本書中讀到的所有文字，仍然可以說是出自司馬文正公之手。 關於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更多的情況，張煦侯先生在《通鑑學》中已經做了很具體的敘述，讀者自可檢讀，無須我再多予贅言。我在這裏想要特別強調的指出的是，不管是崔萬秋、張煦侯，還是柴德賡，儘管這幾位先生都對《通鑑紀事本末》一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他們這些學者並沒有人建議讀者來把袁樞此書作爲閱讀司馬光原作的先行讀物。像相對比較積極地推崇此書作用的柴德賡先生，也衹是說“《通鑑紀事本末》印出以後，給了讀《通鑑》的人很大的幫助。碰到有關的二百三十九件事情，就不用看《通鑑》，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就行了”。 如前所述，柴德賡先生這些話，衹是在一次講演中針對特定對象隨口而說的，並不是特別嚴謹的學術性表述，他所說的“不用看《通鑑》”，指的應該是社會上的普通讀者而不會是中國古代史的專業研究人員。即使如此，我的想法，同柴德賡先生上述看法仍然有着本質的不同。 我建議，一般非專業人士要想閱讀《資治通鑑》，最好先從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開始，分開來講，主要基於如下幾點考慮。 第一，在直接閱讀《資治通鑑》之前，人們對這部書的瞭解，通常衹是中學課本編選的片段，或是普及性《通鑑》選選本，而這樣接觸到的《資治通鑑》的內容，一般是不會觸及前文所說這部書在敘事形式上不適合一般閱讀的那些特點的。若是在這種情況下驟然接觸《資治通鑑》的原文，讀者眼前必然是一派混雜凌亂的景象，茫然摸不到頭緒。 我提議先看《通鑑紀事本末》，是覺得這部書會在兩個方面，給這些讀者提供一個鋪墊，或者說是架設一道上坡的引橋。 一個方面，是通過閱讀這部書，預先對《通鑑》所記述的戰國至五代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有一條主線。 現在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歷史知識，是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體系。這個體系，比較強調某些官方想要人們接受的概念，抽象的東西，明顯佔有較大的比重，而對具體的史事卻重視不足。以這樣的知識儲備，驟然閱讀“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的《資治通鑑》，所獲得的印象，難免支離破碎，從而令人無法卒讀。 前已述及，司馬光《資治通鑑》載述的史事，是以政治和軍事活動爲主脈，而《通鑑紀事本末》摘取的就是這條主脈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讀過《通鑑紀事本末》，就能使讀者對《資治通鑑》的主體內容，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腦子裏先有一條比較實在的脈絡，這樣纔便於大家按照司馬光所排定的時間次序，漸次展開那一段段過去的歷史，順序走入那一段段過去的歷史。 另一個方面，以這樣的閱讀爲背景，讀者就很容易明白，《資治通鑑》書中那些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七零八落的內容，衹要你靜下心來慢慢閱讀，就會看到不同時期各項歷史活動的前後連續和不同事項之間的相互影響。重要的是，每一位讀者，都要明白，自己需要在閱讀的過程中去慢慢尋繹，靜靜思索，這樣纔能讀得懂《通鑑》，弄得通《通鑑》。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聽人家說《資治通鑑》有名，說《資治通鑑》寫得好，你買過來一本，便一下子就能看得下去的。 總之，我認爲《通鑑紀事本末》幾乎可以說是普通讀者閱讀《通鑑》的必備階梯，衹有先讀過《通鑑紀事本末》，纔能讀好《資治通鑑》。 這個看法不一定很妥當，僅供大家參考，但關於這一看法，我還想補充說明一下我對相關問題的一般性認識。人們不管是學習哪一方面的知識，初學者總希望能有專家幫助提供一些指導性的意見。現代社會知識分化越來越細，這種需求也就會越來越強烈。不過在提供指導意見的專家一方，給出的方案，卻往往不盡一致，彼此之間甚至會有很大衝突。學問一個人一種做法，出現這樣的差異本來是很正常的，在這裏我想說明的是，在談論治學方法或是讀書路徑這一問題時，或許可以把這些提供指導意見的專家劃分爲“說實話派”和“唱高調派”兩大派別。顧名思義，大家就會明白我說的這兩派指的是什麼意思。我願意做一個“說實話派”，儘管這實話說出來可能顯得很土，但它實在。 在怎樣閱讀《通鑑》這一問題上，接下來我想談一下怎樣合理利用《通鑑目錄》的問題。 司馬光在撰著《資治通鑑》這部書的同時，還另修成《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這《目錄》也被稱作《通鑑》的“大目錄”。司馬光在自序中說明其編纂緣由曰： 編年之書，雜記眾國之事，參差不齊，今仿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汩沒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以爲目錄。 清官修《四庫提要》概括說這部書的特點是：“其法年經國緯，著其歲陽歲名於上，而各標《通鑑》卷數於下，又以劉羲叟長曆氣朔閏月及列史所載七政之變著於上方，復撮書中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亦即相當於一份“大事年表”，而實際上各個歷史時期的寫法亦不盡相同，根據不同時期的特點而有所變化。 這部《目錄》，現在很少有人閱讀查用。中華書局點校本《通鑒》，也沒有一併印上這個“大目錄”，這也可以說是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的一大缺憾。不過過去的《四部叢刊》本和《四部備要》本都很容易找到，想要閱讀，並不困難。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現代人一般覺得，它對於研治史事並沒有什麼直接用處，對考訂史事有大用的乃是司馬光與《通鑑》同時撰著的另一部輔助書籍《資治通鑒考異》。不過司馬光之所以要編著《通鑒》，其中一項重要的技術性原因，乃是讀史者礙於歷代史書篇帙繁博而“不暇舉其大略”（劉恕《资治通鑑外紀》引言），可《資治通鑒》成書後卷次幾近三百，常人依然不易驟然“舉其大略”，故編此《目錄》，以備檢尋“事目”，也就是逐時查找史上每一個年頭發生的大事，這對查閱具體史事，自然會提供很大便利。在閱讀《通鑒》時，最好還是能夠有一部《資治通鑒目錄》放在手邊，與之並讀。這一點，張煦侯等人都已經指出，張煦侯先生並且還特別指出，司馬光在《通鑑》正文中，於“天文現象不備書，書於《目錄》”，這也是值得讀者注意的一個重要事項（司馬光這一做法本身，是所謂“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體現，表明北宋中期以後，精英知識階層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拋棄天人合一的說法，所以在《通鑑》正文中多略去天象記錄而僅將其列入《目錄》以備查）。不過我在這裏強調要重視這個“大目錄”，還有如下兩點原因。 首先是除了便於查找特定的內容之外，若是通讀《通鑒目錄》，對通貫認知歷史大勢，也會很有助益。《通鑑》的紀事，從戰國一直持續到五代末年，事項紛雜。閱讀《通鑑紀事本末》，可以幫助我們從總體上把握這一段歷史的大勢，但那是以大事爲單位，實際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通鑑》自身的軌轍，而《通鑑目錄》衹相當於《資治通鑑》的濃縮。故披覽《通鑑目錄》，也可以幫助讀者尋繹歷史在時間軌跡上行進的腳步，獲得的印象，宛如逐時延展的一個個大腳印，就是兩個腳印之間的空檔大了一些。 至於司馬光在每一年份下對史事的取捨，更因直接體現司馬光的看法而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譬如匈奴渾邪王太子金日磾得以進入漢朝政治中樞，緣於其身沒入官，爲漢庭養馬，武帝攜後宮游宴察看，當時“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從而引起漢武帝注意，召問應答得體，拜爲馬監，由此一路升遷，被武帝用爲心腹，“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臨終時又被命爲顧命大臣，輔佐少主昭帝（《漢書·金日磾傳》）。金日磾因謹守規矩不亂窺視而引起漢武帝注意這件事本身，不管對武帝一朝，還是對整個西漢歷史來說，無論如何，也算不上什麽重大事件。司馬光雖然在《通鑒》本文中特地予以記述，胡三省卻以爲這衹是“爲金氏貴顯張本”。但這段史事在《通鑑》中只是附着於渾邪王降漢事下，并不顯眼，可我們若是檢讀《通鑒目錄》，卻可以看到，在元狩二年欄下，繼“渾邪王降”這一大事之後，竟然寫有“金日磾牽馬不竊視”這樣一條紀事。這就提示我們，司馬光如此重視其人其事，個中緣由，相當耐人尋味。 由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閱讀《資治通鑒》一書時，若能在必要的時候，同時參看一下這部《通鑒目錄》，將會幫助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司馬光的主觀價值傾向，而且可以避免因受其觀念左右而對歷史事實產生錯誤的認知。

　　二、怎樣認識和理解《通鑑》載錄的史事 在通過《通鑑紀事本末》這一“引橋”進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之後，一點兒一點兒地用心去讀這部史學名著，自然就會一邊讀，一邊產生一些想法，這就進入了我想在這裏補充說明的第二個問題的範疇，即怎樣認識和理解《通鑑》的內容。 讀書是爲了求知，讀史會涵養我們的心靈，提高我們的人生境界，但孔夫子早已說過：“學而不思則罔。”要想在閱讀史書的過程中確實有所收益，而不是裝樣子、湊熱鬧，當然要邊讀邊想，想想究竟應該怎樣去認識古人做過的那些事兒，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古人做過的那些事兒。 想當年，孔老夫子在“學而不思則罔”這句話的下面，緊接着還講了一句好像是反着說的話：“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講得可是有些厲害了。有人是把這個“殆”解釋成“危殆”的意思，也就是說，光一個人自己困守書齋胡思亂想，弄不好是會出問題的，這也就是俗話所說的“走火入魔”。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不管做什麼事兒，最好都能先適當利用一些專業人員業已取得的重要成果。讀《通鑑》，前人已有的重要成果，大致可以分爲兩個大的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注釋、考訂史事的著述。這類著作，可以幫助讀者清楚地認知史實，現在附在《通鑑》一起的司馬光自著《通鑑考異》和胡三省注（正式的書名是《資治通鑑音注》）最爲重要。張煦侯先生的《通鑑學》等書，對這兩種著述都有比較具體的介紹，我不必再多加說明，而對於絕大多數普通讀者來說，有了這兩種書籍，也就大致可以應付了，讀不讀其他同類著作，已經關係不大。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就不再多贅筆墨了。 唯一需要稍加補充說明的是，元朝人胡三省給《通鑑》所做的注釋，特別注重地理位置的考釋和說明，其精湛和詳明的程度，都頗受後世閱讀《通鑑》的人稱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華期間，陳垣先生曾撰有《通鑑胡注表微》一書，特地闡發胡三省撰著此書的思想內涵和學術方法。柴德賡先生是陳垣先生的學生，在《資治通鑑介紹》中對老師這部著述曾略有說明。 陳垣先生在這部書中，尤爲注重揭示胡三省寄寓於其間的時政意義，也就是他的反元復宋思想，可是對胡三省給《通鑑》地理所做的注釋，卻僅是很浮泛地論述說： 考證爲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爲盡史學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爲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茲特輯存數十條，已備史學之一法，固知非大義微言所在也。（陳垣《通鑑胡注表微》之《考證篇》第六） 地理考釋當然不是每一條目都有微言大義，但胡三省注《通鑒》而特別關注地理，卻並不僅僅是爲了純學術的考證，而是別有深意寄存其間。 若是稍微拓寬一點眼光來看，在中國學術史上，讀前代史書而特別究心於古今地理的沿革對照，一直與危殆的政治局勢具有密切關聯。如宋末亡國之際，王應麟寫成《通鑒地理通釋》一書，即自言欲通過考稽歷代地理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通鑒地理通釋》卷首王氏自序）。胡三省是王應麟的得意門生，王應麟撰述《通鑒地理通釋》的旨意，對他不能不產生影響。胡三省在其《通鑒注》的自序中就曾講道：“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顯而易見，這與王應麟以《通鑒地理通釋》爲“興替成敗之鑒”的旨趣是一脈相承的。理解這一點，我們纔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胡三省《通鑑》注中的地理內容（我對《通鑑》地理注的這一看法，過去已經發表在《清後期的歷史地圖》一文當中，後來收入拙著《困學書城》，感興趣的人可以查看我更詳細的表述）。 人們在閱讀《資治通鑑》一書時，可以考慮利用的第二個方面的前人成果，是“史論”、“史評”性書籍，也就是前人對司馬光《資治通鑑》所做的評論。 這類書籍，是在《通鑒》流行於世之後，讀之者日眾，於是有許多人，紛紛針對《通鑒》的記載，來評議相關的史事。這類著述與上一類書籍最重要的不同，在於其不是說明或考訂史事，而衹是針對《通鑑》的紀事發表讀史者的看法。 這些看法，或有助於讀者切入歷史內部，更好地認識到什麼是更具有本質性特徵的問題，認識到事件的前因後果，還有究竟是基於哪些因素纔造成了讀者所看到的局面。總之，是大家怎樣認識和理解史事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雖然因人而異，不可能也不宜求取共同的看法，但初讀《通鑑》的人最好能夠先有所憑藉。通過這些憑藉，引導你入門，先對一些重要的史事有個初步的看法，並瞭解認識歷史的途徑和方式。至於進到門裏之後，如何登堂入室，最後到底怎樣看待《通鑑》所載錄的歷史，那完全是每一位讀者自己的事兒。 下面，就介紹幾種在這方面能夠對讀者起到較大助益的著述。 在這類書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清初學者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關於王夫之這部著作，崔萬秋和張煦侯先生都曾有所說明，但就我這裏所關注的着眼點而言，似乎可以在他們的基礎上，再稍加補充。 這部書籍的形式，是按照《通鑒》紀事的次序，擇取各個時期重要史事，列爲專題，對歷代制度和政事得失加以評論。其《敘論》分爲四條，則猶如古書之後序，總述其論史原則，如“不言正統”、“不論大美大惡”、“不敢妄加褒貶”、“因時宜而論得失”等。王氏是明清之際大思想家，梁啟超謂其所做評論多具特出之史識，清後期人郭嵩燾更縱觀“史論”這一體裁著述的發展歷史，稱頌此書說：“自唐劉知幾著《史通》，辨史法得失，而史論興。所論者，史法也。其間政治醇澆之分、人物賢奸之辨，史固備錄之，讀史者循而求得之，無竢著錄。若東陽葛氏《渉史隨筆》、崇安胡氏《讀史管見》，或因古人之事傅以己意，或逞一己之辨，求勝前人，是非褒貶，多失其平。自明以來論說益繁，大率不外此二者。獨船山王氏《通鑑論》、《宋論》，通古今之變，盡事理之宜，其論事與人，務窮析其精微，而其言不過乎則。”（見岳麓書社版《郭嵩燾詩文集》之《文集》卷六《彭笙陔〈明史略論〉序》）郭氏又云：“國朝王船山先生《通鑒論》出，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粹然一出於正，使後人無復可以置議。故嘗以謂讀船山《通鑒論》，歷代史論可以廢。”（見岳麓書社版《郭嵩燾詩文集》之《文集》卷七《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因《通鑒》以政治史爲主線，王夫之的評論，同樣是以歷代興衰治亂爲核心內容。關心古代政治史的人，閱讀《資治通鑒》，尤其應當取此書以並讀。不過，在閱讀此書時需要注意，《讀通鑒論》中有一部份內容，偏重借古喻今，實際上可以看做是針對明代政治的議論；又因王夫之生值明清易代，頗重華夷之辨，同樣也是爲抒發“攘夷排滿”的志向，有感而發。昔曾国藩教子，尝指示云：“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鑒》，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鑒論》”（《曾文正公家训》卷下），不知曾氏此語，是否亦對此有感而發。 我在這裏想向大家介紹的另一部遍及上下論及整部《資治通鑑》的“史論”、“史評”性書籍，是南宋初年人胡寅（號致堂）撰著的《致堂讀史管見》。這位胡寅的父親，是給《春秋》作傳、也就是撰著所謂“《春秋》胡傳”的胡安國。 《致堂讀史管見》是胡寅因抨擊秦檜而遭謫居期間閱讀《通鑒》的產物。清朝在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對此書頗多訾詞，稱其論人論事，都過分嚴苛，“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顔、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爲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而且胡寅的議論，往往是基於宋代時事及其個人際遇有爲而發，“假借事端，自申己說”，以致清初有一位名叫朱直的人，寫了一部題作《史論初集》的書，專門批駁胡寅此書，“每詆寅爲腐儒，爲矇矇未視之狗，爲雙目如瞽、滿腹皆痰，爲但可去注《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爲癡絕、呆絕，稚氣腐臭”，等等。清末人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嘗謂史論最忌空談苛論，《四庫全書》僅列此書於《史評類》存目之中而未將其鈔錄於這部大叢書中，應是基於同樣的判斷標準。 四庫館臣對《致堂讀史管見》的評價，固然有它的道理，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郭嵩燾在清末也對胡氏此書頗有微詞。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評史論史，體現的衹能是評論者的主觀認識，而這樣的認識，是很難像考證史事的有無正誤一樣求得客觀的公正一致的。當時這些四庫館臣主流的學術傾向，強調是實事求是的考據之學，對評史論史的主觀性論斷，是相當輕視的，甚至不屑一顧。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四庫館臣對胡寅《致堂讀史管見》的評價，實際上要比他們所貶斥的胡寅的議論更爲偏頗。 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經驗而言，我認爲胡寅此書雖有責人過苛之弊，但亦頗能洞察史事，提出諸多深入獨到的分析，是可以爲讀《通鑑》用《通鑑》的人提供很多重要參考的。不管是讀古人書，還是讀當代學人的著述，與所謂見解“偏頗”相比，我覺得浮泛平庸而不知所云，纔是更加可怕、也更沒有意思的。 同類著述，我想向大家推薦的，還有一部《通鑒劄記》。 這部書的作者劉體仁，是清末舉人，其父劉秉璋則爲前清重臣，曾任四川總督。這種家庭背景，使體仁耳濡目染，諳習官場運作的奧妙，故所撰《通鑒札記》，較諸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在很多問題上都能夠更爲契合政壇實際，略無書生意氣。而且此書不獨對史事有精到評論，還像清乾嘉時期趙翼撰著的《廿二史劄記》一樣，能夠首先注意歸納相關歷史事實，從而使其議論更顯平實，頗有助於當今研治古史者認識古代政治中某些隱而不顯的內情。 說到這裏，不妨順帶講述兩句。趙翼撰著的《廿二史劄記》，是歸納歷代正史中的重要史事，加以闡發說明，其中戰國至五代這一部分，多可爲閱讀《通鑑》的人提供有益的參考。其性質，就我們在這裏談論的怎樣讀《通鑑》這一意義而言，可以說是介於《通鑑紀事本末》與《讀通鑑論》之間，是我們全面、深入認識《通鑑》所載史事的一座平穩的“橋”。 下面再向大家介紹幾種不是評議《通鑑》全書而衹評議《通鑑》部分時段史事的書籍。 第一部書，是南宋末年人王應麟撰著的《通鑒答問》。書中所涉及的史事，僅截止於西漢元帝時期。 《通鑒答問》是以“設問”的形式，就《通鑒》所記述的一些重要史事，提出問題，再做回答，也就是對這些問題加以評議。清官修《四庫提要》講述此書云： 此書乃《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種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終於漢元帝，蓋未成之本也。書以《通鑑答問》爲名，而多涉於朱子《綱目》，蓋《綱目》本因《通鑑》而作，故應麟所論出入於二書之閒。其所評騭惟漢高白帝子事以爲二家偶失刊削（德勇案：二家指司馬光《通鑒》與朱熹《通鑑綱目》），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條，疑誤採《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祖過魯祀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真儒；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乃反稱仁及天下。與應麟所著他書，殊不相類，其真贗蓋不可知，或伯厚孫刻《玉海》時僞作此編以附其祖於道學歟？然别無顯證，無由確驗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詭於正可矣。 今案四庫館臣上述評價，雖然也有隨意敷衍強湊己意的成份（如謂“漢高祖過魯祀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真儒”，實際上王應麟並沒有否定漢高祖劉邦奉祀孔子的行爲，只是從漢代儒學與政治的總體關係出發，感慨“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不能以道致君，而尊崇前圣之美意，不得見於爲治之實用”，說見《通鑑答問》卷三“過魯祠孔子”條），但大體尚堪稱允當。其實不惟所謂“新例”亦即朱熹《通鑑綱目》所定“義例”，即使是司馬溫公紀事的舊文，王應麟亦皆即文設問，而不愿對其事實準確與否，稍加置疑。至於四庫館臣懷疑此書有乃孫冒用祖名之嫌，更是無端的揣測，本不足爲信。 第二部書，是南宋理宗時人錢時撰著的《兩漢筆記》。顧名思義，即可知此書評議的是兩漢時期的史事。 錢時此書，宋代以後流傳稀少，故至清代，已經罕能有人閱讀。以至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館臣對此書亦未能多加留意，只是草草敷衍，寫成《提要》，講述說： 此書皆評論漢史，……其例以兩《漢書》舊文爲綱，而各附論斷於其下。前一、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漢中，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爲陷溺於邪説，而歸其過於張良；於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爲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於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於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井田必不可行；於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爲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則金谿（德勇案：指南宋理學家陸象山）學派之宗旨；論元帝以客禮待呼韓邪；論光武帝閉關謝西域，皆極稱其能忍善讓，則南渡和議之飾詞，所謂有爲言之者，置而不論可矣。 這條《提要》文字中最爲關鍵的疏誤，在於錢時撰著此書，本是針對《資治通鑒》之兩漢紀部份而發，絕非“例以兩《漢書》舊文爲綱，而各附論斷於其下”，此乃稍一檢核比對《通鑒·漢紀》即可知曉，無奈四庫館臣由於重考據而輕議論，對此等著述，不願稍予措意，衹是望文生義，想當然地以爲錢氏所做評述應是針對“兩《漢書》舊文”而發，略不思及其書體例乃是先嚴整依據編年先後，一一迻錄具體史事，然後再附列作者的評議，而像這樣嚴整的史事編年，要是沒有花過像《通鑒》這樣的細緻功夫，豈能隨手排列清楚？作者的撰著旨意，本來只是評述史事，何不直接摘錄兩《漢書》中相關紀傳的記載？四庫館臣這些評斷，實在顢頇過甚。 需要指出的是，錢時書中迻錄的史事，個別地方，也做有自己的變通處理，並非百分之百地忠實轉抄《通鑒》的文字。如其受南宋以後“正統觀”的影響，在三國時期魏、蜀（漢）、吳三家的地位時，改變《通鑒》所謂尊魏抑蜀的做法，改書“蜀主”爲“蜀帝”，記劉備之死曰“崩”，謂“帝崩于永安宫”，並附列說明云： 《三國志·魏書》帝死書“崩”，《蜀書》主死書“殂”，故《資治通鑑》因之，魏曰帝，蜀曰主，而死則皆曰殂。昭烈、嗣武二祖，統系于漢，非曹氏簒賊之比。先儒標題，則固帝蜀而書“崩”矣，今特從之。 這條說明，也是錢時此書係針對《通鑒》而作最顯著的證據。 至於此書對研治兩漢史事的價值，看《四庫提要》的論述，應當已經能夠大致有所瞭解，即作者對兩漢史事的評議，可以爲我們今天認識相關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哪怕是《提要》指斥爲“南渡和議之飾詞，所謂有爲言之者”，同樣也會對我們的認識有所幫助。貫穿古今，前後印證，才更容易把握歷史的真相。 第三部書，是南宋前期人李燾撰著的《六朝通鑒博議》。這部書撰成於光宗紹熙年間，又题作《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鑒博議》。在這部書的卷首，列有《三國譜系圖》、《晉譜系圖》、《南朝譜系圖》、《北朝譜系圖》、《隋譜系圖》、《六朝建都之圖》和《六朝攻守之圖》諸輔助性圖示，這也給閱讀《通鑑》，提供了很大便利。 《四庫提要》講述此書著述宗旨云： 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論斷。案燾本傳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錄》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專爲南宋立言者，……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於修人事以自强，……所論較爲切實。史稱燾嘗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又孝宗有功業不足之歎，燾復言功業見於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蓋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爲先，而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燾之所見，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戰者所及也。 今案四庫館臣謂此書乃因南宋偏安於江南一隅，爲此而議論三國六朝攻守之事，以爲鑒戒，所說自符合李燾本意。蓋李氏在是書卷一開篇的《序論》中本已清楚講述說： 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吳至陳，各據形勢爲自固之術，然三百年間，或謀慮失當，或機會失實，或事宜失斷，……此其所以終不能混一區夏。臣旁採襃類而爲之說，非謂專取其長，蓋欲詳言其失，監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幾焉。……取其失者而監之，則於謀謨爲有補矣。臣是以集其事實，起自東漢建安五年，至陳祥明二年。遇有所見，則表而出之，各爲之說，名曰“六朝制敵得失《通鑒》博議”，合爲百篇，離爲十卷。 其書當時不僅進呈於朝，亦當適應科舉考試策論的需要，廣爲刊佈。 就在李燾撰著此書之前不久，在孝宗淳熙十二年十月，我們看到出現了以下的情況： 太學博士倪思言：“竊見近日學校科舉之弊，患在士子視史學爲輕。夫所謂史者，豈獨漢唐而已哉？而今之論史，獨有取於漢唐。至若三國、六朝、五代，則以爲非盛世事，鄙之而耻談。〔夫三國、六朝、五代則亦固非盛世，〕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計慮之工拙，與夫兵民區處之方，形勢成敗之迹，前事之失，後事之戒，不爲無補，皆學者所宜講究者也。〔西晉清談之禍，王安石新法之弊，其失皆於士大夫持論好高，崇經而略史，〕近者有司稍知其弊，命題之際，頗出史傳，然猶有所拘忌。而又場屋考校，專以經義詩賦定得失，而以論策爲緩。〔夫士子之趨嚮，視考官之去取，則其以史學爲輕，毋足怪者。臣愚望陛下，申敕考官，〕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而於去取之際，稍以論策爲重，庶幾士子博古通今，皆爲有用之學，〔其益非淺，□□進止〕。”十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案上述引文，係兼用《宋會要輯稿》之《選舉》五《貢舉雜錄》引文與《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刻本《六朝通鑒博議》卷首之《乞尚史學劄子》兩處文字合併而成，方括號內，是依據《乞尚史學劄子》補入的內容） 李燾撰著此書，緊繼倪思奏上此劄之後沒有幾年，二者之間，應當有所聯繫。宋代書坊積極刊刻此書，就可以證明其應從科考的市場需求，而李燾論述三國、六朝勝負攻守，僅據《通鑒》立論，並不涉及三國兩晉南北朝諸紀傳正史，也正是此前科舉試士所涉及的史學內容尚多偏重漢唐而尚不能“雜出諸史”所致，其採用《通鑒》作爲論述的依據，不過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的一種折中方案而已。 李燾即效法司馬光《資治通鑑》撰著《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史學名家，頗具史才史識，故儘管其撰著過程中存在上述這些因緣，今天我們在閱讀《通鑒》魏晉六朝時期的記述時，適當參考李燾的評議，對合理認識相關史事，還是會有很大助益。 在這方面，我想介紹的最後一部書籍，是協助司馬光撰著《通鑑》的范祖禹所寫的《唐鑒》。 范祖禹《進書表》稱其撰著此書，乃是基於“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即以之直接服務於宋朝的政治。清四庫館臣在《四庫提要》中講述此書云： 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修《通鑑》，祖禹爲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爲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後〔呂〕祖謙爲作注，乃分爲二十四卷。……張端義《貴耳集》亦記高宗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 此書雖然並不是完全針對《通鑒》本文而發，但作者係因協助司馬光編纂《通鑒》唐紀部份而撰爲此書，故所作評論，自與《通鑒》相關紀事具有密切聯繫，同樣足以與《通鑒》唐紀相參證。 看了上面這些內容，很多拿《通鑑》當一般讀物閱讀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很大壓力。因爲我開列了太多的書，這些人一定會覺得看不過來，甚至會懷疑自己相關知識的程度，是不是足以讀懂像《通鑑》這樣的書籍。 其實普通的非專業讀者千萬不必對自己本身的文史基礎感到疑慮，即使是專業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專家，這個世界上也不會有幾個人能夠一一通讀上述各種著述，一輩子根本沒有看過一眼甚至聞所未聞的也大有人在。這裏的問題，是怎樣來讀這些書。 首先讀與不讀，完全隨興隨意；其次是讀哪些書不讀哪些書，同樣隨興隨意；再其次是讀多讀少，也是隨興隨意。總而言之一句話，一切都是隨興隨意，乘興而讀，興盡而罷。想到哪兒，就讀到哪兒。想參考時，就隨意翻看一下而已。讀書是一件超級享受的事兒，也衹有儘量隨興隨意地讀書，纔能獲取更大的享受。若是能夠體味到這一點，我想大多數人就會相信，我上面講的這些內容，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怎樣合理評價《通鑑》的學術質量 我在這裏想要補充說明的第三個問題，是怎樣分析和評價《資治通鑑》一書的學術質量？換一個說法，這實際上是讀者在閱讀這部史學名著之前怎樣確切地知悉其某些瑕疵的問題。前面提到的崔萬秋、張煦侯和柴德賡諸位先生，對這部書的介紹，都是重在突出它的成就、貢獻和優點，相對而言，對《通鑑》一書的缺陷，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有意地淡化或者迴避，還是認識有所不足，反正講得很不夠，而這對閱讀導讀書籍的讀者，顯然是不盡適宜的。 一般來說，古人和我們現在的人一樣，都是人。是人，就會有缺點也有優點，而且優點突出往往就意味着缺點也很明顯，至少在世俗衆生的眼中是這樣。同理，古代的學者和他們寫出的著述，也同現代的學者與著述一樣，優點和缺陷並存，長處與短處同在。像司馬光這樣“寫”歷史（“寫”歷史與“研究”歷史，二者之間是有很大不同的），這一情況，會更爲突出地彰顯出來。不是司馬光的能力有所不足，誰來做，都逃不掉的。 在這一方面，我想先談一下司馬光撰著此書時對待客觀史實的態度。上一節我向讀者推薦的那些“史論”、“史評”性的著述，講的都是後人怎樣理解和評價史事的問題，而人們的理解和評價是一種主觀的判斷，難免因人而異，隨時而變，永遠不會有一個普世公認的答案。可是歷史事實本身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碼事兒。價值的判斷，永遠會爭論不休，但事實就是事實，歷史的事實就是所謂史實，你不能對確切的史實進行爭辯，它就是以那個樣子發生了，存在了。忠實地記述客觀存在的歷史，是一部史學著述學術質量的根本所在，因而也是我們在評判一部史學著述時最主要的着眼點。 關於這一點，崔萬秋、張煦侯和柴德賡這幾位先生，對司馬光史筆之信實，是交口稱譽的；尤其是前文已經談到，在撰著《通鑑》的過程中，司馬光還同時著有一部《通鑑考異》；一一說明他對那些歧異史料的考辨抉擇。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更加凸顯出司馬光下筆確是每一句話都有根有據，一絲不苟。 司馬光一生行事端謹，確實是個老實得不得了的老實人。老實人做事不滑頭，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著書立說，同樣如此。但在另一方面，司馬光也是個大政治家，想的、做的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兒，和升斗小民的境界是有很大差別的。政治的現實太複雜，歷史更太糾結。司馬光的政治目標很大，政治理想也很高，他寫《資治通鑑》，就是爲了藉助歷史來體現並進而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然而真實的狀況，往往並不是他憧憬的那個樣子。於是，對這些他不喜歡的事兒寫不寫或是怎樣寫，就成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 一個人的政治理想，往往不會是一天生成的，爲實現理想所努力的方向，常常也是日漸成長一以貫之的。 在撰著《資治通鑑》之前，司馬光寫過一篇題作《史剡》的文章，而所謂“史剡”實際上就是“削除史實”的意思。“剡”是“削”的意思，在這裏實際上相當於“刪”字的另一種寫法。司馬光在《史剡》的前序中闡釋其撰著宗旨說：“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四）用現在誰都聽得懂的大白話講，就是說，那個事兒在歷史上雖然確實有，但我司馬氏不喜歡，留在史書上看着不舒服，所以就該把它刪了。 於是，司馬光就在《史剡》中舉述了十件這樣的事兒，用以具體說明他的史學觀念。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他想要“避而不見”的到底都是些什麼事情。 例如，蕭何在西漢建國之初爲劉邦興建未央宮，因當時天下久經戰亂，百姓創傷未愈，劉邦見其過於“闊壯”，不禁發怒，但蕭何卻說正可乘此時機胡搞亂幹，而且不這麼幹，就不能顯示四海天子的威風，這事兒讓品行端正的司馬光感到很是不快，於是就想把它“剡”去，硬要說“是必非蕭何之言”。可這是《史記》、《漢書》清清楚楚記載，板上釘釘兒的事兒，不管司馬光想知道還是不想知道，它都在那兒，你想“視而不見”怎麼能行？ 又如夏禹“禪讓”帝位給益而天下去益歸啓，於是大禹的兒子啓就順應民心繼承帝位，古史傳說普遍如此。近代以來，學者們借鑑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以爲這是一個開啓父子傳承“家天下”新時代的“劃時代”事件，同樣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可是，司馬光卻以爲大繆不然，述之曰： 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任（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不瞭解上古史的讀者，這段話看起來可能有些繞，不大好理解，用我粗鄙的語言來翻譯，就是爹的天下就該着兒子來繼承，“帝一代”就該傳位給“帝二代”，以至“帝三代”、“帝四代”直至“帝萬代”，就像秦始皇設計的那個“規矩”一個樣，天底下怎麼會有人做出傳位於兩姓旁人的糊塗事？何況大禹還是個堂堂煌煌的聖賢呢！像我們大宋，天下當然世世代代都衹能是趙家人的，要是有人鼓譟學夏禹搞禪讓，那成什麼體統，豈不顛覆了趙家的江山？這樣的史事，當然更該“剡”去不存了。 逮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對待史事史實的態度，依然如此。他沒有像歐陽脩那樣，把自己的抑揚褒貶寄寓於《春秋》式的筆法當中，而是秉持當年他撰寫《史剡》的態度，通過史事的取捨，來體現自己的政治追求，這也就是孔夫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然而史事是客觀存在的，其重要性大小，也是有一個大致的客觀標準的。司馬光個人喜歡什麼，就把它寫進了《通鑑》；不喜歡，就儘量少寫、不寫。這樣就會妨礙讀者全面地瞭解真實的歷史。對此，南宋改編《通鑑》爲《資治通鑑綱目》的朱熹，就特地寫道：“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此類多矣。”並且具體指出《通鑑》書中比較明顯的一種去取傾向，即“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朱熹不禁對此感嘆云：“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衹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做論說以斷之。”朱子復謂此等“溫公好惡所在”，皆“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歷代》一）？ 像這樣過分強烈地以個人的好惡對客觀存在的史事做取捨，還衹是《通鑑》失誤的一個方面，其在載述史事上所出現的更爲嚴重的失誤，是爲了體現自己的政治期望而寫入了一些本來並不存在、甚至很可能是與歷史事實相悖戾的史事。 在這一方面，在當代歷史學界影響最大的，是司馬光爲了寫出符合其自身期望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不惜採錄南朝劉宋時人王儉撰寫的神仙家小說《漢武故事》等，從而做出了與歷史實際完全相反的記述（司馬光甚至還按照原樣迻錄過比《漢武故事》更缺乏史料價值的情色小說《趙飛燕外傳》中的文句，可以說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對此，我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已經做了很詳細的考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在這裏就不再一一述說了。 這樣的事例，在整部《資治通鑑》中雖然並不很多，但對讀者準確地認識歷史事實，卻影響甚大，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 與此相關的另一項重要問題，是人們在論及相關史事時，怎樣合理地對待《資治通鑑》的記載，這一點對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史學工作者尤爲重要。 嚴謹地說，這個問題，可以分作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專業研究者如何對待《通鑑》的史料價值，是哪些該引作史料、哪些不該用作史料的問題；第二個層次，是非專業人士在對歷史做一般性敘述的時候，《通鑑》的記載具有多大可靠性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又相互交織，不易完全區分清楚。 關於上面所說的第一個層次，崔萬秋、張煦侯和柴德賡諸位先生都沒有明確談，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一般來說，我認爲秦和西漢以前的紀事，絕對不能用作史料，不能引用，因爲《通鑑》這些部分並沒有採錄什麼我們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東漢以下，紀事的年代越晚，《通鑑》的史料價值越高，但唐代以前的紀事，還是應該更重視正史的記載，唐五代部分，《通鑑》的記載則大致可以與正史等基本史籍的記載並重。不過前文所說司馬光在原始材料取捨上的缺陷，在哪一部分，都應當予以充分注意。 這個問題的第二個層次，柴德賡先生曾有專門的說明，乃謂“不管是古代，還是後代，引用《通鑑》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裏的材料，一般說來都是正確的”。這個說法，我是很不贊成的，由於前文所說司馬光曾經採錄過一部分根本不宜採信的材料，結果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通鑑》的紀事出現很嚴重的舛謬。所以，我衹能說，在不具備相應的能力查閱其他史籍的情況下，對付着依據《通鑑》來敘述史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不是十分妥當的。不過這個問題，太過複雜，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史書，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可靠的內容，並不僅僅是《通鑑》這一部書的問題，一般讀者不要太過迷信《通鑑》的大名就是了。 最後我想在這裏再談談司馬光在《通鑑》中對文字形式的處理問題。 《資治通鑑》的纂述，不僅史料來源早晚不一，性質各異，情況十分複雜，而且在撰著過程中，還有好幾位助手，協助司馬光做初步的長編性工作，但書中通篇上下的全部文字都是由司馬光躬自筆削定稿。因此，不僅全書義例較爲嚴整，即其文字亦宛如出自一人之手。清人錢大昕稱“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維麒宋史新編》），對司馬光駕馭處理文字的能力，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史事裁剪編排得當的同時，司馬光的文筆，還相當優美生動，使這部史學巨著居然同時也有很大的可讀性和藝術性。在美國執教的唐德剛教授寫過一篇《〈通鑑〉與我》的文章，說他在家鄉安徽讀初中時，暑假裏看《通鑑》，竟覺得“歷史比小說更有趣”（此文收入唐著《史學與文學》），足見司馬光文筆的功力。這自然不是當今所謂主編、總編不幹實事徒掛空名者所能並比，也可以說是《通鑑》在史學以外的又一大收獲。 從另一角度來看，《通鑑》的文字，既然如同出自司馬光一人之手，這也就意味着《通鑑》的文句與其所從出的原始著述已經有很大差異。 關於像《資治通鑑》這樣的史書應當如何處理文字這一問題，昔陳垣先生論史書著述體例，有過一段很明晰的論述，謂之曰： 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未聲明引古人而用其語者，可隱括成一家言，范蔚宗之《後漢書》是也。溫公之《通鑒》，蓋范《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見陳垣《通鑒胡注表微》之《書法篇》第二） 明此可知，《通鑒》紀事在遣詞用語上於前此諸史有所出入，是十分正常而且非常合理的事情。 不過在隱括舊說以成一家之言的時候，《通鑑》也有一些不甚妥當甚至失實謬誤的地方。例如，金人王若虛就談到過下面這樣一個例證： （《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載）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德勇案：指《新唐書》）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寧存本語可也。（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二三《新唐書辨》中） 這“朕要一好漢任使”的“好漢”，引述的是武則天的原話，就是屬於絕對不能改寫而被司馬光改寫了的詞彙。 又周一良先生《讀書雜識》一文（見周氏《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在講述研治魏晉南北朝史事與“音聲訓詁”之學的關係時，也舉述過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證。周一良先生乃謂治史漢三國者必通音聲訓詁之學，而六朝諸史中亦多後世不經見之習語，常待排比推敲，始得其義。李延壽《南北史》雖采自宋魏諸書，已每以當時常用者轉譯六代習語，然因此等習語唐人猶頗有襲用之者，或免遭竄易，逮溫公修《通鑒》，兼采南北朝八書二史，於唐人習語而宋時已不甚瞭然者，復又易以當代之語。如《北史》卷三一《高昂傳》載： 劉貴與（高）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 周一良先生云此“頭錢價”三字頗費解，檢《通鑒》卷一五七梁大同三年記載此事遂作： 貴曰：“一錢漢隨之死！” 而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一〇考述此語云：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從而可知“頭錢價”一語“係唐人所常用，北宋俗語尚存其義，然已不甚普遍，故溫公以“一錢”二字易之”。 這種詞語更換，雖然便於讀者理解，卻完全改變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儘管像這樣的做法，自古已然，司馬遷《史記》當中就存在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史學著作的撰著體例，本應後出轉精，在衆口一詞都大力稱頌司馬溫公著史的優美文筆時，我想指出這一缺陷，讓人們瞭解這一情況，對大家更好地欣賞和利用《資治通鑑》，應當是會有所助益的。 另外，從更深一層意義上講，由此事例可見，若是深入研治相關史事，或是普通非專業讀者特別關注某些事項，在閱讀過《資治通鑑》之後，最好還是要再去閱讀與之對應的正史等更爲原始的史料，不宜過分倚重《通鑒》。明人婁堅等嘗謂讀史“至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婁堅《學古緒言》卷一《讀史商語序》），至少對於包括《舊唐書》和《舊五代史》在內的秦漢以來歷代正史來說，這應該說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途徑。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曾批評元人張存中所著《四書通證》，“於歴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這話講得或許有些過於絕對，但至少對唐代以前的紀事來說，可以說是非常清楚地講明了《通鑒》與歷朝正史之間的史料關係問題。 每一部書，就像我們每一個在塵世間生活的人都不可能成爲完美無瑕的聖人一樣，有它的長處，也就必有它的短處。我在上面指出《資治通鑑》一書存在着一些張煦侯等前輩學者沒有談及但卻很值得我們注意、或者說是在全面評價這部著作時理應有所瞭解的缺陷和弊病，是爲了幫助初讀此書的讀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這部非常優秀的史學名著，以從中獲取更多、也更切實的收益，而不是要刻意與人立異，貶損《資治通鑑》這部名著和司馬光這個大名人。另外，我的這些說法，衹是拾遺補闕性的說明，既沒有想對《資治通鑑》一書做出全面的評議，也不一定正確，僅供大家在閱讀張煦侯先生這部《通鑑學》和其他相關著述的時候，在大家閱讀《資治通鑑》的時候，用作很一般的參考。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要鄭重向司馬溫公致以崇高的敬意，不管是對他這個人的政治追求，還是學術貢獻，都是這樣。同時也愿與所有讀者一道，讀好這部史學名著，用好這部史學名著。 2019年2月26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