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錄》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HKD168，页数：7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堂回想錄》读后感(一)：现货，牛津大学出版社
知堂回想录也算周作人回忆录，文笔随性史料丰富。对于了解那个时间段的历史有帮助，与资中筠的《浮游天地话沧桑》以及齐先生的《巨流河》一起阅读，有不同的触感。后两者的回忆录都是非常不错的，同样值得推荐。
知堂回想录也算周作人回忆录，文笔随性史料丰富。对于了解那个时间段的历史有帮助，与资中筠的《浮游天地话沧桑》以及齐先生的《巨流河》一起阅读，有不同的触感。后两者的回忆录都是非常不错的，同样值得推荐。
《知堂回想錄》读后感(二)：异论:书评的书评
看了许多书评，对于周作人汉奸之事每每以不考虑别人评价，不辩解，不在乎称之。试问怎么样考虑别人评价，怎么样辩解，怎么样在乎才可能呢。就像这个老头子自己说的，他是个庸俗普通的中国人。
家里着火，却能冷眼旁观并且颇有情趣的写一些无关世事的小品，想来颇得川端康成的精髓。审美一词，懦夫总可以在里面瞧见花去一生精力的地方。
懦夫和失去生命力的老人们大体会同情喜爱周作人了，因为他们共享着死亡的恐惧，把重担让给那些没有读过书的屠狗辈，然后笑话他们的情趣去吧。
《知堂回想錄》读后感(三)：著名散文家、翻译家周作人的最后之作
《知堂回想录》是一本“伤逝之作”。
它是知堂老人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著作，而且在撰写的时候，写到第四卷《北大感旧录》时，知堂老人得知了胡适逝世的消息，他伤怀地说，“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里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
这本书从完稿到出版，历尽艰辛，想知道个中详情的读者，可翻阅书后附录的曹景行撰文。
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散文大家，胡适晚年一再说：“到现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这本书里有重要知堂老人相片、手札、墨迹，而且这个牛津版以著者手稿为蓝本，综合校勘各个版本，订正了自半个世纪前出版以来因袭的上千余处排校错误，值得好好收藏阅读。
《知堂回想錄》读后感(四)：《知堂回想錄》的半個世紀
周作人生前最後也是篇幅最大的作品《知堂回想錄》，較為詳細地自述了他的一生。這本書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彼時已是知堂老人離世三年之後。如今已歷半個世紀，今年終於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此版以著者手稿為藍本，綜合各舊版校勘，是至今為止最為完整的版本。7月13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假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主持了新書發佈會。曹景行先生、黃子平教授、許禮平先生出席，與讀者分享了他們所知道的此書寫作、問世的箇中艱辛。
這本書從最早在港出版，到近半世紀後舊地再版，歷經曲折過程。當中涉及許多人的心血，包括當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及著名報人、作家曹聚仁。曹聚仁次子曹景行整理父親信件時，發現了大量和周作人、羅孚及當時《南洋商報》總編輯連士升、總經理施祖賢等人的通信。最近幾年，他與周作人長孫周吉宜及羅孚兒子羅海雷，共同匯總整理有關的日記和信件，漸漸勾勒出這本書50年來的出版軌跡。
上世紀六○年代，曹聚仁常常來回香港北京之間，因此有機會向周作人約稿。曹景行從書信中得知，最初周作人沒有想到要寫回憶錄，因為他的處境在北京比較特殊。周作人主要從事翻譯工作，而他個人的創作在當時的北京是沒有甚麼發表空間的，當曹聚仁勸他寫回憶錄時，周作人猶豫不決：我寫的這些東西會有人看嗎，寫了能有地方出嗎？解決這個問題，仰仗的是羅孚的承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羅孚雖仍不知如何刊出，卻答應先付稿費。老人幾次不想寫，但是羅孚做到只要來稿，就付稿費。《新晚報》支付的稿費在當時是最高的，每一千字十塊港幣，能換4元2角7分的人民幣。那正是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作人在信裡常請求多用他的稿費買一些麵粉、豬油或糖寄回。他家口眾多，還需要資助其他親戚，寫這本書所得稿費成了老人家裡度過難關的重要經濟來源，他也就不斷地寫下去，直到1962年完稿約38萬字，隨即寄到香港。老人1960年12月9日日記記載，初定書名曰《藥堂談往》，1962年11月29日日記則寫道「或易名为《知堂回想錄》」。但是寫完的稿一篇都沒發表出來。
1964年開始，內地文化政策全面收緊，稿子在香港能否發表，羅孚也沒有把握。他只能打擦邊球試一試，就挑了最不敏感的一些篇目發在了《新晚報》上，然而還是馬上引起北京方面的批評：「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這是為甚麼？」連載遂被腰斬，情況越來越困難，然而羅孚並未放棄。當時，他參與籌辦《海光文藝》月刊，又在上面連載刊登了部份篇目。接著文革爆發，逐漸波及香港。1967年初，《海光文藝》也停刊了，這些稿子在報刊上已經沒有可能發表了，能夠選擇的渠道就只有出書。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的車載青先生，聞訊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排版次第進行，但文革令香港左派文化事業受到非常大的衝擊，三育已無力印製，欠著的排版費還遭催帳，出書計劃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1967年5月6日，82歲老人被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折磨了大半年後，在北京家中溘然長逝，此書命運的坎坷，無以復加；究竟還能否出版，怎樣才能出版，也就全靠羅孚、曹聚仁和作者的經商朋友鮑耀明三人籌謀了。1969年，曹聚仁聯繫新加坡《南洋商報》，他們看到了知堂老人的稿子後，決定連載，前後十個多月，反響非常好。《南洋商報》的稿費直接匯給了車載青先生。1970年，《知堂回想錄》終於在香港三育出了初版。
回想50年前，每個細節環環相扣，若沒有眾人堅持和努力推動，這部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史料可能胎死腹中。然而，結果書不僅得以出版，更難能可貴的是，通過當時《大公報》駐北京辦事處的朋友， 1126頁原稿避免了海關審查，完整送到香港，保存了下來。
曹聚仁在初版《校讀小記》裡說：「這部《知堂回想錄》，先後碰到了種種挫折，終於和世人相見了。此稿付印時，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餘，能夠印行問世，我也可慰故人於地下了。」當年，作者身處文革漩渦，生死未卜，曹氏以虛弱病體一人扛起校對重任，「伏案校對，腹痛如割」，待書出版後兩年，他也病逝澳門鏡湖醫院，真可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了。
三育版經曹聚仁抱病三校，然畢竟不堪老眼昏花，不免多有錯訛。許禮平先生提到，導致錯訛，另有重要因素：上世紀七○年代香港報紙用活字印刷，稿件往往剪成幾條，由排字工人分紙執字，工人因總是滿手黑墨而有「黑手黨」之稱，原稿很難完好如初。而羅孚作為收藏家，為保留知堂手稿，不惜花錢請人抄錄，因此也導致不少錯漏。三育版遂留下不少遺憾。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內地出版簡體版，依周氏家屬提供的作者手稿複印件校勘，據說糾正了上千個錯誤，包括原稿之错漏衍字。此次，得北京周作人著作資深編校者五度先生，以手稿重新校訂河北教育版，歷時逾五年，又訂正了八百一十四個錯誤。林道群表示，因五四時期的白話文不少用字寫法與當今有異，牛津版本盡可能還原保留了周作人當時的行文、用詞和譯名原貌，使更合原貌。
牛津版書前除蒐集了作者六頁共十一幀生活、寓所和一頁印蛻照片外，另收錄了周作人墨蹟、手稿與書信照片十頁、友人來函及題字照片三頁等。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封寫給曹聚仁的信，肯定了曹氏《魯迅評傳》「特見尤為不少」，並指出「以談（魯迅）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云其意見根本是虛無的，正是十分正確」，又提到魯迅集子裡夾雜不少他的文章，尤其《熱風》云云。黃子平教授認為，這些都是重要的資料，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魯迅。此信曾在三育版初版首頁刊登，然犯了當時大忌，引起軒然大波：書被令停止發行，已發出去的亦要收回，撕掉該信，再重新包裝，出版社也換成曹氏的「聽濤出版社」。
曹聚仁在「校讀小記」的最末寫道：「此刻看了全書，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承認這麼好的回憶錄，如若埋沒了不與世人相見，我怎麼對得住千百年後的社會文化界？」半個世紀後，這本中國社會及現代文學的珍貴文獻，經眾人之力在亂世中完整留存，並附以更多重要的新材料重新再版，實屬難能可貴，堪稱奇蹟。
（刊登於《城市文藝》2019/09/20）
《知堂回想錄》读后感(五)：作为“伤逝之作”的《知堂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一书是周作人的回忆录，原名《药堂谈往》，始于“缘起”，终于“拾遗”，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讲童年和青少年的事情，涉及周家内部的人事，周作人的求学经历，以及绍兴、杭州、南京、北京这几座城市的风物；第二卷主要讲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事，主要涉及师生旧事、日本风物、以及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形；第三卷主要讲周作人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期间的事情，主要是抗战以前的事，因为涉及大学所授课程，所以说到一些文艺思想；第四卷主要是“北大感旧录”，谈及一些已经故去的文人，但并不过多评论，只说事实，当然无法回避自己在抗战期间的事迹，最末以“拾遗”告终，大致回顾总结了自己的思想与志趣。
坦白讲，我读《知堂回想录》，起初只是想从中发掘一个不一样的鲁迅，并不是为了周作人，这是一个不怎么光明的有点窥私目的的企图，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抛弃了这种企图，因为周作人并不想多谈鲁迅，甚至任何人，他用一句“一说便俗”婉拒了一切想从中窥探他人的人们，和评价解释别人相比，他更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也即“自己的园地”。
但是，这个企图被浇灭之后，我并没有放弃阅读，我也很好奇我这个没有毅力的人是怎么完成这本700页的繁体竖排的回忆录的，为了求实，书中摘录了很多当年的日记或相关的其他文章，有人不免诟病这种行为简直是偷懒凑字，我却不觉得，我从中想到，有许多话是周作人晚年所不便说的，通过“文抄公体”，或许还能多说一些。此外，这些记录的拣选与誊写，不正能体现出周作人的细致与从容吗？
“《知堂回想录》是一部伤逝之作”。这是我所读牛津版说明的第一句话，旨在说明它的怀旧性，书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书中提及的许多人物都已“归了道山”，所以可称伤逝之作。但我联想到的，是“伤逝”的另一个意思，对于我来说，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到“伤逝”，总不免要想起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而我起初又是带着那不光明的企图读这本书的，所以就更容易联想到鲁迅，可能有这样的心理预设，才对这样一段话格外动容吧：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伤逝》写的是爱情还是兄弟情，我无从知道，无论是哪一种，对于我这个普通读者而言，都是“文外重旨”之一罢了，但我初读还是有些震惊，一来是我“识锐而学陋，每少见而多怪”的缘故，二来一直受了文学史的教育，将《伤逝》视为五四一代的梦的破灭，给它加持了许多历史和社会意义，从未想过兄弟之情，读到此段的前几天，还在看温儒敏的现代文学视频课，我的惊诧就可以原谅了。
这一解释在鲁迅文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暂且不去考虑，我所感受到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对待同一种“断绝”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这态度的不同，也可以说是诗与史的不同。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于鲁迅都是砖瓦，于周作人，却是园地。
从伤逝到《伤逝》，书名号之外是有，是实，书名号之内却是有无、虚实相混杂的文学艺术，人的痛惜也罢，追悔也罢，都可作砖瓦，是建造文学空间的素材，譬如《朝花夕拾》，便是这样的“诗”：
“幸喜药引时常变换，……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第30页）
“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第31页）
周作人认为，诗与真实是自叙传的两种成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所以鲁迅的作品中若有不如实的描述，也只能当做是诗。但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诗虽然有虚构，但表现的却是更真实的逻辑。《朝花夕拾》也好，《伤逝》也罢，究竟表现了何种普遍而真实的情感或许不容易说，但是鲁迅处理他的人生经历的方式却是在其中有所表现的，他将生活视为诗材，这就是他的“诗”的真实。
将生活视为诗材，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至少要有诗的眼睛和诗的本事，这样说或许有点虚浮，长着硬骨头而代表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怎么会将沉重深厚的现实生活视作虚无缥缈的诗呢？这一点我并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但这种人生态度使我想起了苏轼：
“苏一生并未隐退，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李泽厚《美的历程》）
最孤独空漠的感受，不是在荒山之上，而是在人群之中。周作人也同意，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的”，我想这与苏轼有些相似。抱定虚无的宇宙观，才能驰骋想象，调遣人生所经历的一切，以诗的办法，反过来为现实提供一些支撑。
周作人表现出的，是另一种态度，他从未走出生活本身。据他自己的描述，是一个秉持“儒家精神”的人，再加解释，便是“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667页），也就是“神农和大禹”的精神。他不仅没有走出生活，他甚至从未走出一个普通中国人最平凡的精神天地，在《知堂回想录》里，他引用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一段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尔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之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那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怜。（177页、656页）
这一段是全书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几乎已经背过，除却语言之美，我确实被一种文化的民族性所打动，学习比较文学三年，常被人指责说中国文学都没有弄懂，就去搞外国文学。我却觉得，越是看外国的，才越认得中国的，越是形在江海，越能心存魏阙罢了。外国的月亮苟能更圆些，也许就在于它使你更加领会“今夜月明人尽望”的怅然吧。这段话终归说明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周作人也好，永井荷风也罢，他们只能作为本国人，过本国的生活。
既然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那么对待人生的隐痛，也就有了作为平凡人的平凡方式吧：
“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做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而且还有余暇来写这篇谈往，将过去的恶梦从头想起，把它经过筛子，捡完整的记录下来，至于有些筛下去的东西那也只得算了。（385页）”
人生种种过往，怎会都是“恶梦”，种种努力，未必“都不成功”。周作人这样说，无非是说明自己的平凡而已，像鲁迅那样，将经历当做诗材的人，毕竟不多，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经历，除了能由自己记得之外，都无非证明自己的平凡而已。记得有一种说法，大意是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用尽毕生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片面而已。我很同意这句话，因为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人——“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承认自己的平凡，对于周作人而言，也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也许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不必做英雄，不必教训别人，也不必被教训。
“大凡愚弱的国民”，都听说过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但我却觉得，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医学。中医所说望闻问切，他未必都抛弃了。他认为社会有病，人也有病，他的责任便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写《狂人日记》是为了“以供医家研究”，他最敬重的老师，是学医时候的“藤野先生”……可是，我总觉得，鲁迅先生想救的人，未必知道世上有过这样一位医生。“阿Q”、“祥林嫂”、“华小栓”、“孔乙己”，何时吃过鲁迅开的药呢？只有识字的读书人，自信自己有病，需鲁迅先生的药来治，譬如我这种人吧，鲁迅先生的药，可以说没少吃，但吃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还觉得这药好得很，最好人人都吃，一听教材要删减鲁迅先生的“药”，就觉得下一代要完了。这是不是一种病呢？
“药”固然是好“药”，只是要适合服用的人，那“药”本不是给我吃的，我吃错了“药”也只能后果自负，只是，我何以犯下这种错误，误食了给别人的“药”呢？
我想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自信有病。我对自己的生活不够信任，又存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侥幸，相信有人会启蒙我，使我成为那不朽的光谱中的一截，生怕一辈子庸庸碌碌，成为言必称娃的妇女，这才大量服用鲁迅先生开的“药”。现在我已经有所觉悟了，人活着，不能靠吃药，人活着，主要还得靠吃饭。
吃饭，是周作人所擅长的。这里不谈他的吃。只是以此引出一个他的主张：“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力”（542页）这句话是说，我吃的鲁迅先生的“药”其实是没有什么疗效的。即使是该吃的人吃了，也未必凑效，因为世上本没有病人，若是社会全体出了问题，那么谁也免不了做病人。我很感激这个主张，它让我觉得自己又是健康的了，并且正是因为这种主张，《知堂回想录》才能让人觉得平易轻松，兴味盎然——哦，我找到之所以能读完的缘由了。
因为明白语言文字的无力，所以周作人遵行着一种不辩解的观念。他知情而不辩、伤逝而不悔的人生态度，令我很是钦佩。人生如同赌博，买定离手，愿赌服输，我所崇尚的，一贯如此。这样做在许多时候，都不免显得冷酷而自大，但对于发生的一切都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宁肯五内郁结，也不愿成为“祥林嫂”，说到这里，想起我妈曾经说过，夫妻吵架最不能做的，就是骂街，无论多有冤，多有理，一骂就成了别人的笑话。关于和鲁迅的关系，以及那段绕不过去的历史，周作人几乎没有辩解过，这是很高贵的一种行为。
诗是一种高贵，沉默也是，大音希声并不容易。
在《知堂回想录》的结尾，周作人谈完了一生的经历，有许多事情，虽然他说得轻易，但读者却知道其中的动荡。譬如元旦中枪事件，他的讲述实在符合金圣叹所言的用极近人之笔，写极骇人之事的说法。他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但在回想录的最后，他又转而“拾遗”，捡拾自己遗漏的记忆，率先想起的，是幼年和鲁迅在家里的小床上玩闹的场景：
“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讲他八岁的事，在这本三十八万字的“伤逝之作”里，这是使我落泪的唯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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