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一本由徐国琦著作，理想国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3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与美国人》读后感(一)：大纲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蒲安臣：主权、正义、人道主义；助手卫三畏；卫斐列“门户开放原则之父”；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友谊；蒲安臣条约推迟美国排华合法化
留美幼童
戈昆化：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为了商业和外交事物不被掣肘，影响小）
古德诺：袁世凯的顾问；美国行政管理学之父；但不是宪法专家却帮中国立宪。但他的实际作用是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美国政府提供消息，并且在法律上他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
约翰·杜威
乒乓外交
传教士：？ 胡适？ 中国人在美国的影响
在“贸易战”的纷扰使中美之间的交往再次以对抗和利用为中心的时候，阅读徐国琦先生的这本《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可谓正当其时。鉴于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和痛苦，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史书写从未走出“创伤叙事”的模式，谴责殖民者的野心和侵略是它的标准模板，这自然有其正义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妨碍了我们对不同文明碰撞交往的历史过程做出更客观的理解。具体到中美关系上，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我们看到的美国人形象往往是阴暗的甚至是邪恶的。
本书作者徐国琦选取近代中国第一位使节蒲安臣、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美国顾请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戈鲲化、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哲学家杜威来华，以及中美体育交流六个案例，试图给出不一样的解读视角，展现这些个案在政治、外交以外的文化交流的意义，以重构一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这里所谓的共有历史，意即当两个文明共同体通过其成员遭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力图通过沟通、理解和互动，找到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从而留下共同拥有的一段过去的经历。
除了“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戈鲲化”外，本书其他章节的主题都曾被学者研究过，它们并非崭新的研究对象，各章节的案例之间从目录看也并不具有明显的主题关联，使它们内在地形成一部主题明确的有机著作的，正是作者独特的观察和评判视角，作者致力于突出的是他所选取的那些历史人物为跨文化的沟通和合作所做出的出色努力，当然也也包括这种努力所遭遇的挫败。在对这些人物的“正式”职能之外，作者突出的是这些人物作为沟通和理解的“信使”形象，无论如何，他们为“咬穿文化的藩篱”、为摆脱成见和误解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值得我们再次回顾。
无论是蒲安臣及其使团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传递的中国形象和外交意图，还是留美学童在历经诸多阻碍后为中美各自历史及共有历史做出的贡献，还是中国绅士戈鲲化在“排华”浪潮中树立的学者形象及其魅力，也无论是古德诺在“旁观者清”的制宪建议被利用后仍不懈地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的努力，还是中国对杜威的“教育”相比于杜威对中国的“教育”的更大意义，还是“以小球拨动大球”政治智慧背后的民间交流的热切愿望……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不管接受共同拥有的过去这个想法多么困难，‘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都能涵盖并且超越历史记录中的冲突对抗”（p.273）。
不过从本书选取的几个案例及其解释偏重来说，作者似乎更多地关注了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这一面，对中国人努力寻求理解美国人这一面则处理得相对薄弱，希望将来能有更多学者响应“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对中美两国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历史做出更全面的考察。
《中国人与美国人》读后感(三)：求同存异
我在课堂讲起唐朝长安的时候，就以当下的纽约为例，比附逝去的开放与包容。高丽人崔致远由科举而任官，就职南京溧水县尉，类似华裔赵小兰出任美国劳工部部长。两个国度的今昔之别，自是时代变迁里的中心转移。当这两个国家相遇，政经纷争的喧嚣之外，这本《中国人与美国人》，“通过以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种族或外交为参照系，揭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过去如何为民族的发展追求带来影响，指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经验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旧邦新命的中国，与新邦旧统的美国，新旧交替，分处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的两端，交织爱恨，不过在宏大叙事之外，两国民众的交流，细致入微，发展出相互的帮助，人际的温情。
掩盖在政治纷争背后的人物，有的被遗忘，比如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汉语教师戈鲲化，“他带着如此古老、沉着、一望而知的文明来到这个国家，也由于自身的美德立即获得人们的尊重。他将一个古老民族的沉静文学传授给当代一个焦躁不安的民族”；有的被误解，就像被视为袁世凯称帝吹鼓手的古德诺。美国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艾略特一手促成这位“美国行政管理之父”担任中国政府顾问。当他在中国民主实验进程中提出“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的要件被忽略，筹安会宣言“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帝制复辟的罪责也就有他承担。由今返观，当他写下“这里有太多的贪污腐败，普通百姓又太愚昧，除了总统之外，差不多所有领导在行事时缺乏常识，因而我看不到他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代议制政体”，大概怀着用强人政治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兴盛。接踵而至的教育家杜威，将自己的教育哲学传达给中国的追随者，引发巨大的轰动。关于他何以驻留中国有几周延至两年，有趣的缘由，因为“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杜威对薪酬十分在意，当时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究竟能够得到多少报酬还心中无数”。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与哲学家，并非一定的仗义疏财。当他1909年发现哥大在1905年的失误导致校方欠他416.62美元的时候，经过一长串的信件往来终于要回。
另外的，一个人的蒲安臣，作为美国人受命成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这是中国向文明迈出的一大步——即最古老的国家用最年轻的国家的人来作为她在全世界的代表”。1870年3月抵达俄国的蒲安臣因病逝世，之前他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成为清朝在19世纪唯一的平等条约。其中“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的条款，为留美幼童的出洋提供了支持。当1872年选派，至1881年悉数撤回，“幼童留美的命运终结了。在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之后，它的命运彻底结束，一切辉煌愿景都烟消云散”。这里有顽固派的掣肘，亦是美国排华的恶果。所有的历史悲剧，都是各种因素纠葛的结果，是偶然，也是必然，只是这中美文化交流的一页，通过120人的命运起伏，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后续关联。比如作为幼童之一的梁诚在驻美公使任上，促成美国退还庚款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于是有了庚款留学，有了清华学堂的建立。功不唐捐，历史里的机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今形成2011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达到15.7万的景观。
中美贸易战仍未平息的当下，这是一本切时的书。学理上，它以历史研究的非传统路径，引导读者进入中美历史交往中的共有时刻。情理上，通过真切的人际交往，呈现中美间的人心皆同，在冲突与合作的过程中，“对于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
《中国人与美国人》读后感(四)：中美两国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修昔底德陷阱指既存的大国和新崛起的大国间难以避免的冲突和竞争，以及走向战争的极大可能。中美两国可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我们可以从徐国琦探讨中美两国关系史的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在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
徐国琦的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则反映了学术界的最近动向。此书将对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
2019年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大革命”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的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著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
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
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管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添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值得国内的历史学人借鉴。一是宏大的对于历史的关照，即“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概念化的能力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讲事情，“事具始末”而已。二是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而非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只是把旧材料进行新的拼凑。三是讲故事的能力。“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是阐释性叙事，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李剑鸣说，这在我们的史学训练中是相当缺乏的。
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
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
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王立新当天主要谈了两点问题，一是在“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之下，有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二是由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引发的他对当下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有的走向的思考。
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
王立新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上，构成共有的历史的人物非常多，徐国琦的书限于篇幅，仅涉及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司徒雷登，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对两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华的传教士群体——最多时中国有6000位左右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比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又参与中国的改革，办学校，对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
Protestants Abroad评价人数不足David A. Hollinger / 2017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王立新继而谈到读《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引发的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指既有的大国会将新崛起的大国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双方极有可能走向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分析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缘起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徐国琦在著作的结语里说，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共有的过去的深刻理解，徐国琦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双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会更美好。王立新问：“我们能否从共有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共有的未来？”
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
古德诺被中国聘请，充任宪法顾问，也是因为中国要完成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五四前后杜威来华也是一样。当时的中国愿意拥抱美国的教育理念、科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复兴。这一时期，中美双方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的。
王立新表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美两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两国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软实力，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中国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几年我们反对普世价值——实际上也就是反对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的教育部长明确提出要防止西方价值观占领高校的课堂。
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
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
文 by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文中注释为作者所加，本文已发新京报app文化频道和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中国人与美国人》读后感(五)：访谈︱徐国琦：什么是“共有历史”？我为什么要写中美之间的“共有历史”？
本文原载于2019年4月2日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为本人在3月对徐国琦教授的采访整理。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于2019年1月由理想国出版，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通过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这些人物或事件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本书的作者徐国琦教授为香港大学嘉里集体国际化史讲席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边缘人偶记》等作品，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
徐国琦表示，《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没有战争，也没有文明的碰撞、美国的衰落，而是选了一些个案，讲了六个故事。这些故事有不少读者或多或少听说过，但每一个故事又好像都不够详细，从而当成了被忽视或曲解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希望从这些故事中挖掘出中美之间的共性，以及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积累中所做出的贡献。将重点聚焦在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意义何在？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等人的故事又如何诠释了“共有历史”的精神？在中美关系前景并不明朗的当下，回顾两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共有的历史”，对当下处理好两国关系，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徐国琦教授。
徐国琦从蒲安臣到杜威，重新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 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你着重考察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人物或事件，进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美关系，发掘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在中美交往史上留下印记的人或事有很多，为什么您会挑选以上的人物或事件，觉得他们有怎样的代表性？ 徐国琦：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权歪曲历史。但写历史又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哪些该写，哪些该被排除在外，怎么写？都是煞费苦心和招骂的事。正如我在拙著《边缘人偶记》中涉及到本书写作时，我曾写道，在绞尽脑汁之后，我决定几个不写：前人写过我无法写出新意的题目不写，外交、经济、政治人物尽量不写，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另外，历史书最忌散漫和缺乏主线。本书要写的应有一根明显和一脉相承的主线。第三是本书的内容一定要有可读性和故事性。“三要三不要”原则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 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蒲安臣使团蒲安臣与他的两位中国助手《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中国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第三章是关于第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戈鲲化，而他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列。哈佛图书馆的林希文博士一直大力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因此和我成为朋友。2009年我还在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时，有一次我与他喝酒聊天，并谈到我正在撰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林博士突然提到在他的图书馆办公室有许多未整理也未被人使用的戈鲲化资料。如我感兴趣，欢迎我使用。我立即让我的研究助手去帮我看一下，写一个报告。我看了助手的报告后，意识到资料的确有意思，加上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档案馆又发现了不少相关资料，于是1879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的中国人戈鲲化在美国的传奇人生，成为我这本书中意外但极有意思的共有历史的第三章。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一直强调，历史学者应与档案馆及图书馆馆长们交朋友。我能成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资深馆员林博士的朋友，实属三生有幸，并且我还一再得到他的关照和帮助。2014年我重返哈佛深造时，林博士正好在哈佛图书馆工作40余年后荣休。我和林博士在哈佛广场的Charles Hotel酒吧喝酒聊天，林博士当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和我谈到他退休后的好多安排。令人悲痛的是，林博士在2015年因病去世了，我从此痛失一个能为我提供宝贵建议和忠告的朋友。
戈鲲化有些历史人物在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为他们名不见经传。但如果我们通过共有历史的新视野来回顾，这些人就会崭露头角，重要性也会显而易见，戈鲲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戈鲲化自称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历史上素以文人和商人辈出著称。他生活在中国史和美国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1838年生于中国，1882年死于美国。他成为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掌汉语教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于《蒲安臣条约》签订11年之后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国的两年之前，横跨太平洋来到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当时中国士人很少对出洋感兴趣，但戈鲲化却在美国的排华浪潮日渐高涨且国会即将批准排华法案的时候，冒着风险来到美国。他来了，并且赢得了赞誉。今天任何人走进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都能在正门入口处看到戈鲲化身着清代官服的照片。 第四章是计划之中的古德诺。1913年，由于哈佛大学前校长埃利奥特的努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以及前留美幼童的大力促成，导致美国人古德诺来到刚刚走向共和的中国，并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上留下呼风唤雨的独特经历。留美幼童、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和留美幼童、后在民国时期中大权在握的蔡廷干，都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德诺因之得以成为为中国政府制定一部现代宪法的顾问。
古德诺第五章研究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故事。杜威从1919年5月初到1921年7月，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先生”的化身，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杜威通过其在华期间所做的大量演讲，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政治、教育及文化；又通过为美国主流媒体及报刊不断撰写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人的声音及诉求。个人认为唯有共有的历史方法，才能够说明并更好地解读杜威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中之“共同的旅程”的重要意义。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关注的是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这一章之所以能完成主要受惠于存在卡特总统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中美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档案刚刚解密。我的哈佛同学David Nickles，他在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解密总统档案馆档案。他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感兴趣的档案公开之后，我立即奔赴亚特兰大，一求先睹为快。这批档案正好为我完整解读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画上句号。 所以，本书各章互相关联，构成一个总体。由于您的这一问题涉及到本书的关键，必须详细解释，不得不啰啰嗦嗦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借此我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理解我写作此书的良苦用心了。
美国矛盾的对华政策 澎湃新闻：前一个问题您回答了为什么选择上述案例，但另一方面，回溯一个多世纪前的中美交往，美国籍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您的书里却没有对传教士们给予相应的笔墨，这是为什么呢？ 徐国琦：的确，美国传教士在中美共有的历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卫三畏、赛珍珠、司徒雷登、亨利·卢斯等人都可以大书特书的。卫三畏是中美交流和学术研究第一人，而赛珍珠改变了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和他就任驻华大使期间，都在中国高校发展和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卢斯在报道中国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这些人都该写入本书而最终没写。之所以不写，一是他们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已有相当多的英文著作了，我很难写出新意；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各有千秋，要找一个代表性人物或主题不易，但书稿毕竟有篇幅限制，要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因此无法都写。实际上，本书还有一个该写而没写的就是女性，本书没有专门写女性。我曾一再考虑是否把赛珍珠纳入本书，专辟一章。但还是前面提到的三写三不写的原则，最终让我决定还是遗爱吧。也许将来我会深入研究并再写一本类似的书，其中专写女性和传教士在中美两国共有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澎湃新闻：您的这本书以蒲安臣为开端，因为他是帝制中国走出朝贡体系和天下观念后派往世界的第一个使者。清末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而海关关长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是一个英国人，袁世凯请美国人古德诺来为中国制定宪法……这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一战前的欧洲，二战前的东亚，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边界都还尚未完全成型，您如何看待这种前民族国家的外交和政治模式？当时的国家，是不是更像今天的公司？ 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敢为天下先的民族。18世纪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政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先通过考试选择文官制度的，并且实行了1000年，1912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毅然放弃了延存了上千年的儒家文明和王朝制度。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却是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的后来者，必须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学习。凡此种种，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浦安臣使团、赫德现象、古德诺来华等等，这是共有的历史。20世纪直至今天，中国与世界共有的经历和旅程还是中国发展的主流。例如，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拿来了，联合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发起的，世贸组织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人的建构，但中国借成为该组织之成员国之机，一跃成为经济强国。 所以，共有的历史或旅程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历史发展主线，不容忽视。个人认为，这种共有的经历和旅程会一直延申下去。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了《排华法案》，以及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和限制，包括中国学生无法进入美国的陆海军学校等等。但另一方面，美国却是最早退回庚子赔款的国家，鼓励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也是民国成立后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之一，使得清末明初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极有好感。如何看待美国对待中国的这种政策矛盾性？《排华法案》的出台，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又有哪些具体的因由？ 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之间有许多矛盾的认知和想象。19世纪的美国一方面着力于改造或改变中国，但另一方面又通过排行法案，合法歧视中国人。这种矛盾与美国历史上的许多其它矛盾是一脉相承的。如美国宪法承认人人平等，但在相当大程度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第安人土著和黑人却不在平等之列。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对西方和美国人的认知也是有矛盾的，直到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一直把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当成蛮夷和化外之邦。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误解、矛盾、彼此歧视也是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
“共有历史”对今日中美关系的启示 澎湃新闻：您在写到古德诺和杜威的时候，多次提到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描述：节奏缓慢、没有效率，人们的时间观念淡漠……在中国，时间仿佛停滞了。当时访华的杜威还认为，道家的“无为”观念，是“仓促、急躁、过于忙碌又焦虑不安的西方绝对需要的”。可没人能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如今的世界似乎颠倒了，人们去欧洲、甚至是在美国，都会羡慕当地人慢节奏、惬意的生活，相反中国变成了一个追求效率，仓促、急躁、过于忙碌又焦虑不安的世界。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角色颠倒？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该向我们的过去，或是现在的西方学习一下“无为”呢？ 徐国琦：我倒不觉得有角色颠倒问题。古德诺和杜威的中国人，固然是节奏缓慢、没有效率，人们的时间观念淡漠。但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急于求成、病急乱投医一直是20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的通病。相反，西方由于长期以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社会一直在有序和渐进地前行。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社会运行制度的角色好像并未倒换。 澎湃新闻：今天的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的国家实力也日益增强，中美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是能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但是，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是一个衰弱的帝国，美国的国力也完全无法与欧洲列强相抗衡。一个多世纪前的中美关系，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或许有些类似于今日的墨西哥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美两国的国力，在全世界的话语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顾中美之间曾经的“共有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和借鉴呢？ 徐国琦：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一直包藏祸心，不怀好意。美国人同样有他们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对华基本友好，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本质上水火不容，有天壤之别。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但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史的认知方面会出现这样的大分歧？看法如此迥异？ 我想问题出在视野及研究方法上。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只不过我们通常对其他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视而不见而已。还有可能就是由于中国对档案的限制利用或保存不善，造成中外学术界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简单地作为对西方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及行为的被动反应者和陪衬来描述，很少有人对中国人率先做出的乃至改变中美间关系的主动行为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更为致命的原因还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传统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我所说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经历中，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只是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已。 要走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巨大误区，关键是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使我们能够在新叙事框架下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而又极不相同的社会和国家做出全新的解读。所以我在此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视野或方法：共有的历史。我认为只有从“共有历史”视角，方可发掘那些我们通常忽视的人和事件，并理解其历史贡献和意义。 个人认为，中美共有历史这一研究视野对处理今天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很大借鉴作用。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似乎认为中美两国在走向对抗、冲突。殊不知，有对抗的历史也有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我们与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还不如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