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本由格非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1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个人认为《人面桃花》是先锋写作与优美古典相遇，格非以扎实的功底与虚构能力用心经营这场美丽邂逅。《人》类似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格非在散发霉香的残史野史间生发虚构资源，故事类似发面时那块糟头，背景是清末辛亥革命。乱世出佳人出英雄，纷繁复杂，这一题材也与格非一贯风格吻合——疑窦丛生且充满无限可能性。 先天设疑让故事推进，这里那里故意留下蛛丝马迹，读小说同时读者也在作后天推理。情节上的吸引力自不必说，细节上的真实可信也是写实性洇渡到寓言性的必要桥梁。其实虚构比写实简单——人说画鬼容易。难得的是小说有深度，不是单单想象力在跑马，这马上还骑着个有思想的人。 虚构者对故事的掌控力更大，这里作者可以充分体验书写主人翁的快感。这里的艺术不是仅仅模仿人生，而是学成出师下山，用现实的笔法打出自己的虚构天下。不过缺点正在于此，纸上眩技往往沦为自造神秘主义及人为宿命。以人命安排天命，虽有红楼里命中注定的影子，但太急于表达，似乎每件小事我们都得多留个心眼子，因为后面往往必然有用……王安忆说我当作家就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这对于她这样一个写实作家正是起了中和作用。格非的虚构权力在《人》里有了相当的水准，我们期待他能稍稍放手，让现实生活有较多发言机会。当然，有意将其独特风格改造为现实主义是暴殄天物。个人认为，我国作家的叙事风格里，他最接近博尔赫斯。
“江南三部曲”作为格非沉寂多年之后的重要作品，这是他应对新时期的变化和自己的思想转向所做的一次写作的尝试。对它的理解如同一次“文学的邀约”。格非对历史、革命和乌托邦的思考是复杂的、深沉的、开放的，对乌托邦主题的思考甚至到了疲倦的地步，故而有时做出避而不谈的姿态，但是“乌托邦”的确是我进入“三部曲”思考和细读的关键词之一。相比之前的先锋创造，格非小说的主题逐渐深化，乡土曾是他进行历史想象的重要空间，而“三部曲”中的都市书写同样参与到格非对现代性的想象中，都市成为格非勘探人性、欲望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场所，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批判成为他写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指向。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可能性和延续性的探索，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之后的《隐身衣》和《望春风》两部小说作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
“江南三部曲”虽然算不上一出严格意义上的崇高悲剧，也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古典悲剧，但它存在种种悲剧因素，悲剧人物都是去追求完成不了的目标，总是受到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限制，最后导致自身的毁灭，但人物的悲剧精神却有感人至深的力量，给人以“悲剧”的艺术体验。悲剧并非简单指涉个体的毁灭，“悲剧并不是指涉死亡，也不以死亡作为悲剧的最终结局。”初涉文坛，格非的写作更多的是受西方文学的滋养，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但浸淫其中良久，他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等了解愈深，就愈来愈感到思考中国文学特质的必要。格非在谈到当代文学除了其紧紧缠绕的“社会性”之外，还应该不忘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我把它称之为对感时伤生、时间的相对性、死生意义等的思考和追问”。这种思考也体现在“江南三部曲”的写作中，它深受《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影响，格非的悲剧书写既是对“世情”、“世事”、“人情”的描写，也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超越。悲剧与革命、悲剧与乌托邦、悲剧与爱情，悲剧与现代性等等是笔者思忖格非写作的关键问题，我试图从格非的创作转型和格非的知识分子写作两条路径来回答和阐释这些问题，当然对“江南三部曲”悲剧性美学的探究离不开格非对革命和乌托邦的虚无的解剖，离不开格非对都市人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的精准描绘，离不开格非新的叙事艺术的开拓，离不开格非对中国文学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悲剧书写不同于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写实性和日常性，它具有一种哲思性、写意性、抒情性的美学特质。悲剧精神作为文学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深受乐感文化影响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深谙乐天知命的道理，悲剧精神更多的时候是被遮蔽的。格非的悲剧书写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设置与思考与时代精神的变迁紧密切合，时间跨度从革命时代到“告别革命”的时代，空间从“花家舍桃源”到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主义的欲望都市，时代精神的转变影响了文学精神的转向。时间性为悲剧书写提供了一种悲剧媒介，空间性为悲剧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悲剧场域。“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
程千帆先生曾说，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我一直坚持自己阅读“江南三部曲”的最初感受，那是最真实、最真切的艺术体验，在感受小说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体味到格非的书写并非十全十美的，也有各中不足之处，例如“三部曲”的艺术水准有头重脚轻之嫌，当然这与格非的创作状态有关，《春尽江南》作为末部，格非已有倦怠之意，此外也与格非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捕捉的无力感有关。当然，人物的符号化和类型化、语言的文白夹杂显得有些掉书袋、不加节制的议论等等，在笔者看来这是格非创作中的瑕疵之处。尽管如此，格非作为先锋派作家转型的代表，他的写作为当代文学图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江南》读后感(三)：将疯狂的自己留在故事里，假装正常，继续生活
一个人发疯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而且人人都有发疯的一天。《江南三部曲》出场的第一人便是个疯子。陆侃长年将自己幽闭在不见天日的阁楼，活僵尸一般。他曾经放火烧书，乱刀砍树，村里人眼中，他早已陷入无人理解的疯狂。
故事的开头，他突然腿脚麻利地走下楼来，要出一趟不知目的地的远门。普济的天空蓝幽幽的，又高又远。他却拾起一把虫蛀的破油布伞，轻轻地留下一句话：
“普济就要下雨了。”
没有人知道陆侃为什么疯。他曾经做过一个桃源梦。家乡普济就是晋代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村前的大河就是武陵源。他要建一座风雨长廊，将普济的家家户户连接起来，免受风吹日晒雨淋。
这样的理想，在别人看来不过痴念：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
《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呢喃无人能听懂的语言。《红楼梦》中，第一个人随着疯癫道人飘摇而去，吟诵世人难解的歌谣，将真事隐去。“疯狂”总是文学作品津津乐道的议题。《江南三部曲》中，“疯狂”是一种遗传因子，存在于普济家族三代人的血脉中。
陆侃预言的“大雨”是某种先兆，他的女儿陆秀米从不谙世事的少女成长为理想的践行者，一心想要实现“天下大同”。下一代，秀米的儿子谭功达成为普济所在的梅城县县长，建水库、修大坝、造公路、挖沼气池，渴望将故乡变成一座现代化的重镇。
无论成败，他们曾经一腔热忱，超前的理念不被旁人所解，便成了疯魔，成了痴傻。所谓疯狂，不过是人心不能相互理解的产物。人心不是流水线的批量生产，皆有不同的蓝图，注定无法达成一致。
家族的第四代谭端午生活在与我们同样的时代，他是落魄的诗人，在地方志办公室混着日子，内心空空向往永恒的纯洁与宁静，表面上已是一条没有梦想的咸鱼。
疯子与常人有多少差别呢？历史中，传唱费解之词的人往往是预见未来的先知，难得糊涂的人才是遗世独立的智者，潦倒癫狂的人反而能描绘出奇异美丽的世界。而在今天，疯狂与正常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
《春尽江南》中，一位精神科医生给出了一番有趣的见解：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诊断，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个司机，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一个母亲，给不开窍、不争气的孩子辅导作业，突然破口大骂，摔得锅碗瓢盆叮当作响。
一个大老板，投进全部积蓄，建造一座精神病院，然后成了第一个病人。
这些书中的故事不再是别人的故事，它们已和现实交织出残忍的荒诞，从巴尔扎克滑向卡夫卡，疯狂的戏码时时都在上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疯狂而真实的生活。书中那个自己建造精神病院自己居住的狂人王元庆，书写着新时代的狂人日记，刺穿生活苦涩的真相：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老实人总吃亏。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孤立无援。《江南三部曲》写尽中国人的一百年——百年来形形色色的疯狂与执念——阅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与主人公共享着同样的孤寂，穿过书页，在内心的岛屿与他们相逢。那一刻，我也遇见了自己。
第二喜欢谭端午，第一喜欢王元庆。前者是我的皮囊，后者是我的灵魂。有时候，我只想呆呆地瘫坐，让沙发的柔软将我安全地包裹，放空大脑，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做。有时候，我想住进精神病院，既不必为生活的琐碎操心，也不必为明天担忧，我可以肆无忌惮说出想说的话，没人计较其中的逻辑，没人揣度背后的隐喻。
比起崇高而伟大的目标，人生最难实现的理想是先成为无用之人，再成为自己。
不要恐惧，不要焦虑，不要过于担忧。今天社会的规训力量越来越强，但你要知道，规训的话语不是教条，不一定要遵守。接受生命本身带给我们的全部折磨，然后无所顾忌。而我没有那么勇敢。只能将疯狂的自己留在故事里，假装正常，继续生活。
《江南》读后感(四)：《江南》：一场罗曼蒂克的消亡
提起“江南”，人们脑补的多半是白墙黛瓦，似水柔情，春来江水绿如蓝。若是想象萌生于江南的爱情，多半也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那种安静秀美又有些古典的模样。
格非的《江南》写的正是穿梭于江南水乡中，横跨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六十年和现代社会的三段爱情，三段和想象中不尽相同的江南情愫。
故事起始于江南小镇普济梅城，当地望族陆家那座花木扶疏的古雅小院。那天，陆家老爷走下楼来，说着天要下雨，出走后再无踪影，只留下一把倚在墙边，伞骨毕露的破雨伞。
江南交迭，爱情明灭，唯有花家舍那道承载了三代人普世梦想的风雨长廊，默默旁观。
人面桃花：将绽未绽的初恋
“忘记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陆秀米，清末民初生于梅城陆家的独生小姐，十五岁清凌凌的灵秀少女。在那个父亲出走的大雨夜后，她遇见了来家中暂住的，穿白衣，叼烟斗，摇头晃脑的“表哥”，浑身谜团的张季元。
“他皮肤白皙，颧骨很高，眼眶黑黑的，眼睛又深又细，透出女人一般的秀媚。虽说外表有点自命不凡，可细一看，却是神情阴冷，满脸的抑郁之气，似乎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这是少女秀米对张季元的第一印象。不那么少女情怀，反而像一句过于冷静的判词。
这位空降的革命者不仅把“乱”带到了这个表面风平浪静的江南小镇，也把“乱”带进了秀米的小世界中。
前半段一直是秀米的少女视角，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渐渐动了心的羞怯少女，气恼地在心里骂张季元作“白痴”。少女情怀一览无余。
月经初潮后，秀米的少女意识开始萌生。看到张季元捏着自己的衬裤，秀米“又急又羞，气得浑身发抖，她跳起来朝他冲过去，一把抢下裤子，径自上楼去了”。
自秀米在薛举人家中撞见了前来密谈的张季元后，两人拥有了只有彼此知晓的秘密，这是暧昧的开端。“即便不抬头看他，秀米也能觉出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好像他所说的话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从湿湿的眼睫毛里飘溢而出，浮在晦暗的光线中。”
简单地洗个头，也弥漫着诗意的暧昧情愫。“她看见他那瘦长的影子掠过天井的墙壁，在廊下晃了晃，然后，消失了。她站在灶边，将头发抖开，让南风吹着它，脸上依然火辣辣的。水缸中倒映着一弯新月，随着水纹微微颤动。”
长洲夜晚的竹林里，秀米与张季元之间欲说还休的暧昧气息炽烈到几乎一点即燃。竹林幽暗，月光如洗，两人并肩前行，露水打湿的竹枝不时在头顶拂过。“竹林的喧响，清朗的月色，石缝中淙淙流淌的泉水都变成了可以听懂的语言。”
而在最后的话别之夜，这层窗户纸终究是没有戳透。“张季元望着她笑。她也冲着他笑。两个人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笑，可谁都不愿意说破。”
秀米和张季元始终处于一种互看状态中。两人各自打量，各怀心事，却没能来得及说透。而当每一段少女心事在偶然得到的日记中一一得到印证时，却已是秀米出嫁前夜，彼时距张季元冻成冰块的尸身从河中漂下已有三年。
“忘记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当初，她第一眼看到张季元的时候，就觉得那张脸不属于这个尘世，而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一部分。渐渐地，这张脸变成了椅子靠背上的一方绿呢绒，变成了空寂庭院中闪烁的星斗，变成了天空浮云厚厚的鳞甲；变成了开满了花的桃树，露珠缀满了花瓣和梗叶，风儿一吹，花枝摇曳，花蕊轻颤，无休无止的忧伤堆积在她的内心。”山河入梦：灰烬之爱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俗人”，只有整个城都倾覆，才有可能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看，《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和姚佩佩也是如此。
在日常飞絮轻的寻常生活里，谭功达是威风无比的梅城县县长，大权在握，壮志踌躇。而姚佩佩则是谭功达身边埋头机关琐事的年轻机灵的小秘书。
同时，两人又各怀心事。谭功达一心扑在修建普济水库上，有着从上一辈处“继承”而来的“修建风雨长廊”式的大同理想。而姚佩佩因出身问题幼年失去双亲，孤苦伶仃的身世一直是她心头的一根利刺。
两人初识于姚佩佩最落魄的时候。谭功达对姚佩佩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羊角辫小妮子，在公共澡堂凶巴巴地掷着筹子。他很快把她忘了，却记住了“那张愤怒、悲伤又充满稚气的脸”，将她从澡堂“救”出来，安置在机关工作。
在朝夕相处的日常中，谭功达和姚佩佩之间生出了一些游丝般的情愫——或是谭功达出差时额外买的那个小泥人，或是关于同去小岛生活的讨论，或是姚佩佩斟酌再三写下的辞职信征询和清真餐馆的邀约，都只是点到为止。
唯有当两人的人生完全各自倾覆殆尽时，他们的爱情才能真正开始。谭功达因其主修的普济大坝被洪水冲垮卷走两个村子而被免职，下放至花家舍后重燃的普世理想再次覆灭，是人生的绝境；姚佩佩受辱杀人，成为流亡的通缉犯，也是人生的绝境。日日相伴时，却远没有远隔千里时离得近。
姚佩佩流亡期间，给谭功达写信诉衷肠，谭功达不能回信，却一直在地图上标记，随着姚佩佩的轨迹流浪。同时，姚佩佩和谭功达之间也有一种读者看来很顺畅的对话关系：每读一封佩佩的信，谭功达必做一番激烈的脑中呓语作为回应。
在这段最后的时光，他们不在一起，也没有真正交流过一句话，至死也没能再相见，却前所未有的亲近，最终接近了爱情。而在最后，“善心”的作者依然给两人加了一个梦中的美好曲笔——两人在梦中相会，并实现了最终理想：
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春尽江南：一地鸡毛、没有爱情的爱情
“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第三部中的爱情，正如其名“春尽江南”，既没有“人面桃花”的羞赧，也没有“山河入梦”的悲壮，正像暮春的一地残花一样，平凡、无力、琐碎、自然而衰，却也自有美感。
谭端午和庞家玉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像是爱情的样子。招隐寺一晌贪欢之后，彼时颇有名气的诗人端午一早撇下仍在发烧沉睡的十九岁女学生家玉（当时名为秀蓉），乘火车去了上海，甚至还掏走了家玉口袋里仅剩的零钱，只留下了一首名为《祭台上的月亮》的诗作。
即使有一个如此渣的开端，家玉却鬼使神差地对端午和招隐寺的夜晚念念不忘，端午也鬼使神差地回到了鹤浦，两人在一年零六个月后重逢（彼时家玉正准备和别人结婚），并于一个月后“迫不及待”地结婚了。
然后就开始了整本书主要着墨的两人结婚二十年后庞杂而鸡零狗碎的生活。为成绩吊车尾的儿子上好学校走后门，在教育儿子方面扮演虎妈猫爸，在婆媳关系中虚与委蛇，和被黑中介坑了抢占了自家房子的租客撕破脸，不戳破各自的暧昧或出轨对象，各自在办公室或研讨会敷衍摸鱼……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人，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小说最后，在死别面前，两人可以有机会抛下鸡零狗碎，坦诚布公地谈起曾经都不愿触碰的那个招隐寺之夜，达成某种和解，复盘他们诡秘的爱情，细数那些命运羁绊。
端午说，1989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家玉说，1989年夏末，自从遇见你，我原先那个隐身世界就回不去了。“我爱你。一直。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江南》读后感(五)：格非《江南》：中国人的“百年孤独”
梦，理想，远方，或许模糊而不真切，却是人生中不可或缺、极其珍贵的所在。
十五年前，一位热爱古典乐的作家，沉淀十载，终以6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书写了一个个凡人跨越百年的梦，以及那些鲜活的、朝着梦飞蛾扑火的人。他们来自一个家族，五代人在不同时代以不同身份，都为自己心中的那片“桃花源”孤军奋战着，从未放弃。那些人也是我们自己。而这个作家，就是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红楼梦奖等几乎所有大奖收入囊中的，格非。
从停笔十年，到茅奖最高票当选作品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格非曾经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而陷入一种苦闷迷茫之中。
在此之前，年仅二十四五岁的他凭借中篇小说《迷舟》《褐色鸟群》蜚声文坛，这两部作品成为中国先锋文学中不得不提起的小说杰出代表。而后他又创作了几篇中短篇小说，但从1994年起，他却逐渐失去方向，找不到写作的意义。在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停笔，阅读或是重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包括《史记》《春秋》《三国志》等史册，《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以及地方志、书信等其他史籍。
终于，十年沉寂之后，他找到了新的写作动力和主题。沉寂似乎总是预示着绚丽的爆发。
在稿纸上写下一句“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便开启了一段十分漫长的创作历程。一部恢弘冷艳的史诗级著作《江南》三部曲由此缓缓展开。而从动笔到最终完成，又将花去七年的时光。
最初，他的创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写了五万字的初稿被他搁置，直到他前往韩国庆州做交换教授，新罗古都的沉寂和深秀让他一度好似置身中国古代，他灵感涌现，便在教书间隙重拾书稿，才又继续写作。
而在创作第三部《春尽江南》时，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社会的不同层面和人物的特点，格非多次回到江南老家，访问了各行各业的人，比如律师、房地产商人等等，甚至还试图去了解黑社会。
格非时隔十年，当格非以全新的姿态重现文坛时，收获无数好评，第一部《人面桃花》几乎揽获当年所有文学奖项。2015年，《江南》三部曲又拿下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一年，总共60位评审委员中有57位都投票给了《江南》三部曲，这部倾注了格非巨大心血和情感的系列长篇也由此成为当届茅盾文学奖以最高票当选的作品。
特点就一个词，“讲究”
无论在普通读者眼里还是在文学圈，格非的独树一帜都引人瞩目。他是中国当代少有的文人型作家，“具有中国风格”“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另一方面又与余华、苏童一起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古雅笔意与先锋笔法完美融合，精雕细琢，这些合起来令其作品散发一种无法抵抗的持久魅力。
作家欧阳江河这样评价：“他既把西方先锋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和可能性带进来，又带出《红楼梦》《金瓶梅》的叙事。格非身上是这样的一种汇集，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所有这一切汇集到格非身上，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
毋庸置疑，语言的典雅、准确、精雕细琢是和作者的文化素养与积淀分不开的，这一点被莫言赞誉为”最值得我们骄傲”。而格非本人也十分擅长在作品中运用富有诗意的隐喻。
“凤凰冰花”，是小说中一个有些绕不开的谜团，在带有凤凰装饰的瓦钵中，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花，冰花迅速融化，既闪现着主人公的过去，也预示着她的未来。而这次全新出版的《江南》三部曲，封面设计灵感即来自这一意象，华美的凤凰跨越三册的封面，头尾相接，在百年江南中轮回。
全新《江南》三部曲 正封拼接图用诗来传情达意，短短几句却蕴含巨大的力量，一下子就烘托出意境和氛围，抓住人心。
“新月不知心里事，偏送幽容到床头。”年轻男子传情达意，思念令他怦然心动的少女。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暗结雨中愁。”收不到回信的女子苦苦守候，真是愁断肝肠。
“大半个冬夜读《春秋》，夏天就去不必抵达的西藏。”感伤之情溢出屏幕。
《江南》里的人物，几乎个个会写诗，第三部的主人公干脆就是个诗人，甚至一个原本大字不识的乡村姑娘，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也都开始识文断字，写起了诗，最后成为一个记入史册的诗人。
一生代表，最忆江南：吴冠中巅峰之作《双燕》我们在三部曲中能看到很多层次，第一层就是爱情。三段爱情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千秋，读者能体味到初恋时的那种纯真，也有求而不得的苦恋，甚至到了第三部，现代婚姻家庭绑架了爱情，爱情不复存在了。但三段爱情里都有十分动人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三部曲一脉读下来，一百年的跨度让人有种前世今生的轮回之感。
似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人“疯”，每个人物身上都有点“病”。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一位医生说，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作诊断，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除去爱情、故事、人物、灵魂内核、主题等随着时代在变迁也在轮回，三部曲的语言风格也非常不一样，也随着时代而变，由古典转入现代，由含蓄转向直白，十分有趣（实力派的实力担当）。
虽然时代在变，但《江南》三部曲中有一地方贯穿始终，彼此呼应，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江南诗意的名字，叫花家舍。让人想起《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白鹿原》里的白鹿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所有这些浑然天成的用心聚合在一起，使得这部系列长篇更显得稀有而夺目，无可比拟。
不止是写作，对于稿纸，格非也颇为挑剔。格非一直都只用五百格的稿纸，而不用三百格的。“我当时为了买稿纸也闹了不少笑话”，余华就经常从他老家把烟雨楼的稿纸“人工”搬运给格非。
他还坚持手写，六十多万字的小说，一页五百格的稿纸，足足用掉一千多页的稿纸。
莫言也给出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
《江南》对《红楼梦》的继承，并不止于语言的典雅，也不止于对历史大潮中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主要角色执着追梦又梦碎过程的生动刻画，更在于字里行间的气脉与格局：这是一部属于当代中国的史诗，真正引发我们对中国百年历史中个人命运的关注，对“桃花源”式浪漫理想的反思。
艰深难读？ 不，这是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小说
格非说：
我想描述中国近现代100多年来的历史中的个人。我希望读者在看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找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灵魂。他始终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
《江南》三部曲以深情、内省与悲悯，唤起了中国人心中的灵魂与理想之所在，精描细画了在江南这片山水间，在时代的大潮中上下求索，往复于清醒与迷茫、逐梦与破碎的个人。以简单来写复杂，以精确来写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化繁为简，格非真的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实话讲，这绝对是最好读的百年跨度小说之一，通篇畅利的语言，精彩跌宕、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让人即便放下了书，心里还记挂着，只想一口气读完。
他希望我们在《江南》里看到我们自己。
当看着主人公（第三部）辅导孩子写作业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和婆婆“斗智斗勇”，为房子的事发愁犯难，脸上笑嘻嘻心里却怒骂对方的时候，我们好像确实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在细碎的生活中磨灭了满腔热情，忘记了曾经坚信不疑的理想。
在这个不太提供理想主义氛围的时代里，我们和主人公一样，要面对的挑战更加孤绝，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坚持才会更有价值。
当单独阅读《江南》三部曲的每一部时，我们能看到三个时代的精彩故事，我们读的是《人面桃花》，是《山河入梦》，是《春尽江南》。而当总览这百年命运，从清末民初，直到当下，我们读的是一部恢弘冷艳的《江南》，我们会欣喜于意识的觉醒，惋惜于理想的梦落，在时光的长河中更理解当下的焦虑。
生活似乎已经让我们没有了去幻想和怀揣理想的空间。所以我们总是感叹：那个时候可真好啊。而从《江南》中，我们能够获得寻回理想的力量，从中读懂我们自己，以及沉潜在烟火气中的那个“道”。
《江南》读后感(六)：《江南》：一场罗曼蒂克的消亡
（文 / 白芸）
提起“江南”，人们脑补的多半是白墙黛瓦，似水柔情，春来江水绿如蓝。若是想象萌生于江南的爱情，多半也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那种安静秀美又有些古典的模样。
格非的《江南》写的正是穿梭于江南水乡中，横跨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六十年和现代社会的三段爱情，三段和想象中不尽相同的江南情愫。
故事起始于江南小镇普济梅城，当地望族陆家那座花木扶疏的古雅小院。那天，陆家老爷走下楼来，说着天要下雨，出走后再无踪影，只留下一把倚在墙边，伞骨毕露的破雨伞。
江南交迭，爱情明灭，唯有花家舍那道承载了三代人普世梦想的风雨长廊，默默旁观。
人面桃花：将绽未绽的初恋
忘记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陆秀米，清末民初生于梅城陆家的独生小姐，十五岁清凌凌的灵秀少女。在那个父亲出走的大雨夜后，她遇见了来家中暂住的，穿白衣，叼烟斗，摇头晃脑的“表哥”，浑身谜团的张季元。
“他皮肤白皙，颧骨很高，眼眶黑黑的，眼睛又深又细，透出女人一般的秀媚。虽说外表有点自命不凡，可细一看，却是神情阴冷，满脸的抑郁之气，似乎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这是少女秀米对张季元的第一印象。不那么少女情怀，反而像一句过于冷静的判词。
这位空降的革命者不仅把“乱”带到了这个表面风平浪静的江南小镇，也把“乱”带进了秀米的小世界中。
吴冠中《江南水乡》前半段一直是秀米的少女视角，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渐渐动了心的羞怯少女，气恼地在心里骂张季元作“白痴”。少女情怀一览无余。
月经初潮后，秀米的少女意识开始萌生。看到张季元捏着自己的衬裤，秀米“又急又羞，气得浑身发抖，她跳起来朝他冲过去，一把抢下裤子，径自上楼去了”。
自秀米在薛举人家中撞见了前来密谈的张季元后，两人拥有了只有彼此知晓的秘密，这是暧昧的开端。“即便不抬头看他，秀米也能觉出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好像他所说的话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从湿湿的眼睫毛里飘溢而出，浮在晦暗的光线中。”
简单地洗个头，也弥漫着诗意的暧昧情愫。“她看见他那瘦长的影子掠过天井的墙壁，在廊下晃了晃，然后，消失了。她站在灶边，将头发抖开，让南风吹着它，脸上依然火辣辣的。水缸中倒映着一弯新月，随着水纹微微颤动。”
长洲夜晚的竹林里，秀米与张季元之间欲说还休的暧昧气息炽烈到几乎一点即燃。竹林幽暗，月光如洗，两人并肩前行，露水打湿的竹枝不时在头顶拂过。“竹林的喧响，清朗的月色，石缝中淙淙流淌的泉水都变成了可以听懂的语言。”
而在最后的话别之夜，这层窗户纸终究是没有戳透。“张季元望着她笑。她也冲着他笑。两个人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笑，可谁都不愿意说破。”
秀米和张季元始终处于一种互看状态中。两人各自打量，各怀心事，却没能来得及说透。而当每一段少女心事在偶然得到的日记中一一得到印证时，却已是秀米出嫁前夜，彼时距张季元冻成冰块的尸身从河中漂下已有三年。
忘记是无法挽回的，比冰坨更易融化的是一个人的脸，它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当初，她第一眼看到张季元的时候，就觉得那张脸不属于这个尘世，而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一部分。渐渐地，这张脸变成了椅子靠背上的一方绿呢绒，变成了空寂庭院中闪烁的星斗，变成了天空浮云厚厚的鳞甲；变成了开满了花的桃树，露珠缀满了花瓣和梗叶，风儿一吹，花枝摇曳，花蕊轻颤，无休无止的忧伤堆积在她的内心。”山河入梦：灰烬之爱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俗人”，只有整个城都倾覆，才有可能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看，《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和姚佩佩也是如此。
在日常飞絮轻的寻常生活里，谭功达是威风无比的梅城县县长，大权在握，壮志踌躇。而姚佩佩则是谭功达身边埋头机关琐事的年轻机灵的小秘书。
同时，两人又各怀心事。谭功达一心扑在修建普济水库上，有着从上一辈处“继承”而来的“修建风雨长廊”式的大同理想。而姚佩佩因出身问题幼年失去双亲，孤苦伶仃的身世一直是她心头的一根利刺。
两人初识于姚佩佩最落魄的时候。谭功达对姚佩佩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羊角辫小妮子，在公共澡堂凶巴巴地掷着筹子。他很快把她忘了，却记住了“那张愤怒、悲伤又充满稚气的脸”，将她从澡堂“救”出来，安置在机关工作。
吴冠中《墙上秋色》在朝夕相处的日常中，谭功达和姚佩佩之间生出了一些游丝般的情愫——或是谭功达出差时额外买的那个小泥人，或是关于同去小岛生活的讨论，或是姚佩佩斟酌再三写下的辞职信征询和清真餐馆的邀约，都只是点到为止。
唯有当两人的人生完全各自倾覆殆尽时，他们的爱情才能真正开始。谭功达因其主修的普济大坝被洪水冲垮卷走两个村子而被免职，下放至花家舍后重燃的普世理想再次覆灭，是人生的绝境；姚佩佩受辱杀人，成为流亡的通缉犯，也是人生的绝境。日日相伴时，却远没有远隔千里时离得近。
姚佩佩流亡期间，给谭功达写信诉衷肠，谭功达不能回信，却一直在地图上标记，随着姚佩佩的轨迹流浪。同时，姚佩佩和谭功达之间也有一种读者看来很顺畅的对话关系：每读一封佩佩的信，谭功达必做一番激烈的脑中呓语作为回应。
在这段最后的时光，他们不在一起，也没有真正交流过一句话，至死也没能再相见，却前所未有的亲近，最终接近了爱情。而在最后，“善心”的作者依然给两人加了一个梦中的美好曲笔——两人在梦中相会，并实现了最终理想：
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春尽江南：一地鸡毛、没有爱情的爱情
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第三部中的爱情，正如其名“春尽江南”，既没有“人面桃花”的羞赧，也没有“山河入梦”的悲壮，正像暮春的一地残花一样，平凡、无力、琐碎、自然而衰，却也自有美感。
谭端午和庞家玉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像是爱情的样子。招隐寺一晌贪欢之后，彼时颇有名气的诗人端午一早撇下仍在发烧沉睡的十九岁女学生家玉（当时名为秀蓉），乘火车去了上海，甚至还掏走了家玉口袋里仅剩的零钱，只留下了一首名为《祭台上的月亮》的诗作。
即使有一个如此渣的开端，家玉却鬼使神差地对端午和招隐寺的夜晚念念不忘，端午也鬼使神差地回到了鹤浦，两人在一年零六个月后重逢（彼时家玉正准备和别人结婚），并于一个月后“迫不及待”地结婚了。
吴冠中《红莲》然后就开始了整本书主要着墨的两人结婚二十年后庞杂而鸡零狗碎的生活。为成绩吊车尾的儿子上好学校走后门，在教育儿子方面扮演虎妈猫爸，在婆媳关系中虚与委蛇，和被黑中介坑了抢占了自家房子的租客撕破脸，不戳破各自的暧昧或出轨对象，各自在办公室或研讨会敷衍摸鱼……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人，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小说最后，在死别面前，两人可以有机会抛下鸡零狗碎，坦诚布公地谈起曾经都不愿触碰的那个招隐寺之夜，达成某种和解，复盘他们诡秘的爱情，细数那些命运羁绊。
端午说，1989年，命运拐了一个大弯。“火车开往上海。窗外的月亮，浮云飞动。我一直觉得是倒着开，驰往招隐寺的荷塘。”
家玉说，1989年夏末，自从遇见你，我原先那个隐身世界就回不去了。“我爱你。一直。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