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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书中，常常充满着“香”气。而关于“臭” 的历史，从太史公司马迁开始，便几乎没有留下更多的痕迹。因此，关于人类历史中的“臭”，我们只能从民间的一些“野史”中寻找它的蛛丝马迹。
比如关于古人的如厕问题。明代一位叫做王思任的人，他在《文饭小品》一文中，就把当时的北京说成了一座巨大的厕所。还有一些佚名杂记，也都指出当时的北京人，由于京城公厕的匮乏，人们大多当街肆意便溺，包括各个级别的官员。于是，整个北京“重污叠秽，处处可闻”。
再往前，古人的如厕问题，可能更是“无法无天”。即使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
《左传》曾经记载，晋景公姬据，就是因为上厕所的时候掉进去茅坑而死的。而汉高祖刘邦，大约是怕重蹈晋景公的覆辙，开会内急的时候，竟然当着群臣的面，连茅房都不去，直接叫人用帽子接着他的粪便。
宋太祖赵匡胤评定四川的时候，将后蜀皇宫的物件全部运回汴京。其中一个镶嵌着玛瑙的盆子，其实是蜀主的尿盆，而赵匡胤差点用它来做酒壶喝酒，幸亏被后蜀的爱妃指出，才不至于出洋相。
自然，后来的皇帝的“出恭”问题解决了，而且还豪华无比。但于贫民百姓，却没有这么幸运。能在一个干净的地方舒舒服服的如厕，甚至成为普通人家的最大梦想。20世纪初，北京曾经有一个关于“梦想”的征文竞赛，获得一等奖的，恰恰就是一篇关于能坐上马桶如厕的文章。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街小巷，找个稍微干净一点的公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且不说我们的乡下了。
30年前，在我的老家雷州半岛，农村的如厕绝对是一件让人生厌的事情。那个时候，每家每户的院子外边，都有一间自建的茅房。这种茅房都极其简陋，有的几乎是敞开式的，毫无隐私可言。一般情况下，茅房除了便于蹲厕，还兼有储存人粪的功能，因而无一例外的臭气熏天。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茅房。也因为如此，我见到更多的，是野地里的随地大小便，男女老少概不例外。
除了院子外边的茅房，还有屋里的“便桶”。那是专为夜间如厕用的，一般都置在厢房的黑暗处。这种便桶，说是小便用，其实不然。因此，在我的嗅觉残留里，至今仍然有着那种挥之不去的味道。
现在，老家的这些茅房和便桶都被“卫生间”替代了，因为每家每户几乎都盖上了楼房。城市里也不再是臭气熏天，而是整洁如洗了。
从厕所的变化中，我们真的应该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以及文明的进化。
静下心来想想，人类的历史，从另一个维度，不就是不断“除臭”的历史么？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就是“除臭”的不断进步么？
再往深处想，个人的历史又是什么？也可以说是不断“除臭”的历史；个人的进步，也是不断除臭的进步。
个人的“除臭”，不仅表现在身体的洁净，更体现在心灵的干净。因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臭气。
对于灵魂深处的臭气，不同修养的人，有着不同的“排泄”办法。有的人，虽然身着华丽，表面光彩照人，但灵魂的如厕，还停留在“随地大小便”的阶段，心灵的臭气随时冒出来，而且总是肆无惧惮，因而遭人讨嫌，使人掩鼻而去。他们虽然生理上的排泄已经坐上了最昂贵的马桶，但灵魂的茅厕，仍然臭气熏天。
给自己的灵魂也安放一个马桶吧，天天用最清澈的净水，冲洗那些不时冒出来的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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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胡富
Fu Hu
广东雷州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