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是一本由[意] 卡洛·M. 奇波拉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读后感(一)：机械转动前的时代

生活在如今这个社会，相比于二百多年前的人们，可谓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然而，对于二百多年前的人们来说，在他们之前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和他们的生活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是源于“工业革命”，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巨变。

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波及欧洲乃至世界。从而逐渐演变成如今世界的模样。但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就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这本书可以给我们答案——“工业革命” 仅是最后的阶段，是公元第二个千年的那前700多年欧洲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我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图表，尤其是表格。因为这本书是我见过书中表格最多的一本书，甚至目录后面图目录，图目录后面是表目录，结尾后还有附表。真是想“平庸”都难。如此之多的表格，可以让读者对内容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但太多表格还是有点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或许插图更适合我，也更加直观。

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一个静态，一个动态，静态从需求与供给（生产）来展开，而动态则是从城市、人口、技术、消费等叙述。有七哥的书评珠玉在前，我就不再赘述自己的“流水账”，挑一些有趣的来讲讲，各位看官多多包涵。

总的来说，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食物是绝大多数人的最重要的开支，而且饥饿是人们的写实。由于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原始的运输系统对于长途食物供给来说根本不可能，因此食物的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很可能头天填饱肚子第二天就买不起了。这种还在平安岁月的情况下，但平安并非工业化前的欧洲常态。

除了食物，普通人再也没有需求，衣服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医院管理者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确保死者的衣服传给合法继承人。漫长的中世纪岁月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绝对包含战争和瘟疫，很多时候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军队更善于传播流行病而不是作战。”死亡随处可见，死神好像就藏在每个人的阴影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想要活下去，首先就得有食物，就得进行生产。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雇用童工和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广泛，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仅是工业革命“可怕的副产品”。同样，女劳工的使用也很广泛，和男人干同样的工作。最为古老的职业代表——妓女，通常为人所不耻并故意忽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职业所带来的巨额经济税收。正式的妓女要交税，和纳税人一样，这在大城市是财政收入的一笔重要来源。

在公元1000年之后，欧洲的生产力才从极度原始的阶段缓慢爬升，直到工业革命才有了大幅度提升。在11和12世纪，人口从农村大量移民到城市，城市社会逐渐发展壮大，城市中产阶级兴起，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作者认为城市革命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其中，在第九章的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在历史描述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影响：他总是带着后见之明，观察事后的人类现象。在选择起作用的因素及解释其作用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知道事件后来如何发展这一事实的影响。当试图解释他将之形容为失败的事件时，他容易强调预示着失败的“消极”环境和因素。同样，当历史学家描述一次成功时，他会不可避免地强调事先的“积极”环境和因素。但是历史从来都不像它所呈现的那样简单和直白。

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人，也会有自己的主观因素，也会不可避免地“马后炮”。虽然真实的历史就像无限接近永不相交的渐近线一样，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从当时生活的人的角度去思考，尽可能去还原真实的历史。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读后感(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简记

　　奇波拉《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1000~1700》，苏世军译，社科文献2020 翻译的瑕疵两例： 183页（边码129），「一群疯狂的人群」，不应用两个「群」；295页（边码210-211）提及的1517年注意到葡萄牙人及其火炮的威胁的中国官员“Wang Hong”被“音译”为“王宏”，实际上为汪鈜(足见译者并未进行查考工作，更不用说找到之后的一段汪鈜的话的原文了) 可注意的：一，前现代确极可怕，死亡率甚高，尤其是婴儿、幼儿之死亡率，到了蒙田表示“并非不感到遗憾，但我并不感到十分痛苦”的地步，估计1岁前死亡者达千分之150-350(页181，边码127)，且城市之恶臭污秽、手工业中部分行业条件之恶劣，绝非田园牧歌之景；以瑞典为例，1800，尤其是1850年后，死亡率持续下降，直到1950年代后在历史最低点附近维持下去(页193，边码136)。 二，但中世纪的经济亦有与现代类似处。希克斯（John Hicks）等人之流行观念，即工业革命后，固定资本较之运营（或周转、流通）资本才变得重要的说法不成立，中世纪早期或许如此，但11世纪后固定资本已经颇具重要性（页111-112，边码80）；此外，中世纪的某些产业未必逊于当代，如许多地区的牲畜在中世纪较之今日更为充足（页114，边码82-83）。此外，欧洲的经济地位在13-14世纪已经有所提高，从此前的出口原材料进口成品反了过来，这可能是1000年之后开始的进程的一部分，例子为13世纪拜占庭从西欧而非西亚进口纸张，14世纪叙利亚与埃及的纺织品、肥皂也被欧洲产品压倒；14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出口机械产品，并且到15世纪已经使得拜占庭人前来学习技术，承认欧洲并非野蛮。（页294-295，边码210）。 三，强调了西方，特别是工业革命首发的英国的创新观念、理性的精神，尤其强调大航海尽管在人口上影响不如想象的大，但是从社会精神层面却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作者强调批判了一度为先驱的意大利人昧于大航海时代的自大封闭，似有其反思本国之意。 四，写及英国，到15世纪末英国仍是在当时的欧洲的不发达国家（较之意大利、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德意志南部邦国）（页365，边码259） 但是到17世纪，英国旅行者已经可以在纵观欧洲后作出英、法、意的生活水平排序：“法国农民生活拮据，主要靠面包和水果度日，但这对其本人来说是很舒适的，虽然其生计与英国的耕农和穷工匠比相差甚远，但要比意大利的农民好得多。”(Dallington, The View of France, p. T3 v.)(页10，边码8；注释在页70，边码52)。到1750年代，即《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签订后半个世纪，蓬巴尔侯爵（Marquis of Pombal）说：“我们必需品的三分之二现在由英国供给。我们国家所需的一切都由应该生产、销售和转销。葡萄牙古老的制造业已被毁灭。”(页69，边码52，原文未给出注释。) 此外，关于英国之木与煤： 1.木确有不足之虞，作者两次引用法国人观察英国从瑞典进口木材以为木炭用于造炮（页325-326，边码233；页379，边码269-270）。还给出了木炭价格指数：以1490-1509为88，1630-1649已达500（页325，边码232）；1530-1539年，年均3先令每车，到160-1699已达30先令(页380，边码270)。 2.煤至迟于1228年已经为英国人所知(有明确海运煤的记录)，在整个中世纪，已经知道煤的英国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因认为煤烟有毒而不愿使用，但由于木的消耗与涨价，1500年后开始广泛依赖煤炭，尤其是16世纪晚期之后有明显增长，煤产量从1550年前后的21万吨左右上升到1630前后的150万吨左右，工业革命后更加，1800年1100万吨，1850年6000万吨。(页380-381，边码270-271) 1738年，已经有法国旅行家将煤炭称为“英国所有工业的灵魂”（页382，边码271）。这一部分与加州学派观点对勘就颇有趣，尽管可以支持煤藏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先天性的偶然支持作用，但考虑到对木炭消耗程度（木材耗竭、腾贵才使得煤成为有吸引力的选项）以及煤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广泛使用的情况，大分流似乎又没有那么晚。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读后感(三)：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

欧洲列国通过工业革命变强大，其实这在工业革命前期就有端倪，同时期的中国又为转型做了什么准备呢？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总试图和同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个连贯的思考框架下，探讨了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经济动荡、工业发展等社会与经济问题。这本书里包含有欧洲债务、货币体系、贸易路线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有大量文献的佐证。

欧洲工业革命前，世界历史处于大变迁的特殊时期。西欧成为世界各文明中最主动、最活跃的力量，这个时期最迷人，引得无数专家学者探究这段时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期，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继而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率领下，西欧获取了主要国际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在美洲建立起了殖民地。在非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以远为有限的方式建立起了殖民地。这一过程为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准备。

这一段时期，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欧亚陆上帝国。15世纪至18世纪是世界历史进入普遍联系和大变迁的特殊时期，但是欧洲人在这一时期所主导的一系列变化并没有立即笼罩世界历史全部进程，亚洲的几个强大帝国虽然加强了与欧洲的关联，但并没有深刻改变自身历史原有的逻辑。

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殖民扩张、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系列变迁，各有漫长的历程和内容，在许多节点包含诸多可能性，并不能全部被纳入资本主义发生学命题中来说明，也不可能同样发生两次。

把前述西方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线索与同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演变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其间虽然有诸多关联甚至相似，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比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更难于察觉。试图通过单一要素，无论是雇佣劳动关系、GDP，还是伦理价值的比较来分析中欧历史道路的相似，虽然都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中欧历史的差异同样需要正视。

中国帝制时代，以人民为立国的根基、赋税的渊源，对招募远民内附的积极性远高于将人民送往远方的积极性。而且，明太祖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表述了对“四方远夷”不事征伐的立国原则。这在表达明代政府无意远拓的政策精神之外，还反映出中国政府不推崇殖民主义的文化倾向。所以下西洋活动即使继续下去，也难以演变成中国政府推动中国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局面。

郑和下西洋是中央政府的行为，因而其全部开支都要由国家财政来支撑，而中国帝制时代的财政，包括明朝的财政，都奉行较低税收原则，以保持民生丰足为第一目标。所以，除非这种远洋航行能够收支平衡或者带来盈余，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而郑和下西洋虽然将大量域外珍奇带到中国，其财富价值却难以弥补其开支。这与欧洲人在海外殖民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不可同日而语。

更具有世界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在郑和下西洋停止以后的年代里逐渐主导了国际贸易，并且将其规模扩展到全球范围，连从前与欧亚大陆诸文明脱离了直接联系的美洲也被卷入全球性交往中间。到18世纪中叶，人类世界的关系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扩张、世界商业网络的加强和全球化以及火药所导致的军事与政治效应”从诸多方面影响着各个社会的发展，以至于“每个文明都不得不对这些潮流做出反应”。

这一段历史我发现还有比较有趣的，人口增长不是与工业化完全同步的。欧洲人口的变动规律表现在：工业革命初期，欧洲出生率有所上升，死亡率稳步下降。工业革命后期，出生率也开始下降，并在一段时问直至现在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整个工业化期间，死亡率是持续下降的，而出生率则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可见，工业革命给人口变化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在工业化开始一段时间内高速增长，后期随着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死亡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较低水平，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

在工业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工业家、发明家大多出生于中间阶层。如果对社会进行分层研究，可以发现技术创新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按照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概念，统一增长模型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可以验证的。统一增长模型试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展现人类历史是如何从马尔萨斯陷阱逐渐起飞并进入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的。

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提升主要通过正规教育来完成，但是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内嵌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实际上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18世纪末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纪律资本、忍耐资本等更能解释英国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启蒙运动帮助中产阶级摆脱宗教、用实验求真理的价值导向为英国的技术突破铺平了道路。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读后感(四)：用数字与逻辑勾勒世界进程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架构是基于数字与逻辑的。阅读时你会发现图表，地图和图示占用了很大篇幅。你基本不会看到类似于“母亲抱着孩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或者“夫妻泪眼相望，竟无语凝噎。”式的描写。尤其是涉及到某一地区的疫情死亡率，战争创伤，粮食产量或者钱币贬值的时候，图表中数字的勾连关系会直白的阐述一切。你或许希望找到一些温情，但作者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全书是有着435页的大块头，不过你不用害怕，上手之后就会发现它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友好”，文献引用的页码最少占到十分之一。正文内容当中，作者把它们分成了两大模块，一个叫“静态近似法”，一个叫“动态描述法”。作者自己解释说，前者的目的在于“澄清工业化之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方式，同时强调这种社会和经济的某些恒定特征。”后者更加倾向于讨论“在这一框架之内所发生的变化，探讨这种变化的逻辑和意义，以及如何使欧洲成为充满活力，高度发达，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换句话说，前者在于厘清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后者致力于探讨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何种机缘巧合的碰撞，孕育了工业革命的诸多因素，乃至最后“进化”成型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点无人知晓。作者从一开始即以言明，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人口数量的统计是一团乱麻。虽然欧洲各国早在1059年就做过一些普查，但收效甚微。作者坦言“适度合理的数字，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外，在19世纪之前都没有。”缺乏准确的人口数字，也就对当时社会的规模不得而知，从而对社会需求只能加以猜测。所以作者也说，他所引用的数字和结论，只能是“当作大体近似的数值。”

在所有可以引用的数字与结论当中，有两项是作者尤为看重的。即“钱在社会中的流动方式”与“人在阶级中的身份变动方式。”从这两个角度便可大致描绘出那时的社会结构。没有人不需要钱，钱代表着购买力，购买力又决定社会有效需求。人可以为了很多原因说假话，但面对需要的资源时，也只有钱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13-17世纪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总得来说非常贫困。穷人和乞丐的数量通常会占到一座城市总人口数量的10%-20%。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穷人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如果再赶上饥荒年份，只能沦为乞丐。通过作者的研究，会发现一条经济脉络的自发形成。钱会以慈善和礼物的方式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慈善作为一种传统，甚至可以算作富人的“日常事务”。而在社会层面，经济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流动主要依靠税收。

确定了钱的流动方式，便可以推测出需求的大致类型。人有了钱会换取何种资源，代表着他本人生活拮据程度和社会定位需要。穷人的目标永远是食物第一，据估算，食物的支出比例约为60%-80%。在勉强填饱肚皮之后，如果一生中能有两到三次机会改善自己的服装，那就是非常奢侈的行为了。这种行为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欧洲各地在不自觉中留下了传统，用衣服的长短来表明身份。富人可以为更多的布料买单，所以他们的衣服时常长过膝盖，穷人只能尽量保证遮体就行了。

在吃穿之外，穷人手里的钱便所剩无几，而富人还可以在卫生医疗，教育和慈善上支出更多，他们甚至还有闲钱支付众多仆人的工资。所以哪怕从本能的角度出发，社会广大民众逐渐形成了储蓄的习惯，留住“手头仅有的一点儿现金”是每个穷人共同的目标。至此，流通的暂时终止产生了结余。结余的出现可算作工业化社会前后的重大区别之一。工业化社会的结余来自创造，无论创造的是什么。而非工业化社会的结余来自压榨，无论压榨的是谁。

税收的执行保证了经济在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流动，大量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内需和外需的同时发展奠定了国家进口和出口的内容。而这带来了国内生产方式的全面改变。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由于高死亡率，社会缺少有劳动能力的人，所以雇佣童工与女劳工就成为了普遍现象，这变相地刺激了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民与地主之外，工匠与商人阶层在慢慢形成。这在无形当中孕育了工业社会的基因——技术工人的出现，是制造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专业人才在社会中脱颖而出，是工业社会许多制度和特征的起源。

如果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现实中，没有独自的溪流，一切都汇聚在一起。”虽然没有准确客观的数据，但我们仍然可以看清一种潜藏在历史之下，经济以内，社会当中的脉络。通过经济的双向流动，产生穷富阶级。穷人与富人通过私人需求，调整了国家层面的公共需求。而公共需求又改变了产业结构，使经济来源摆脱了农业的桎梏，越来越多的开始依赖于商业和手工业。技术人才阶层的壮大，在穷富之间形成了有力的中产阶级，加上科技进步和制度改良，至此，社会已经为全面转型做好了准备。

转型的第一颗“硕果”便是城市的诞生。城市作为一个群居的地理概念由此被历史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它不单单是作为一种“军事或行政的管理总部”，而更多的代表一种新兴的经济实体，经济学称之为“公社”。主要在于“具有共同根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运动的统一体”。好处显而易见，这种区域性的细分代表着灵活多变，优势互补，从大而全过渡到小而专，使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可能。

有了城市的依托，大量外来移民的流入，与本地居民的深度融合，使城市有了自身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价值体系又反过来武装人民的思想，使人们有了信仰并愿意去捍卫。建筑在城市出现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之上的欧洲就此诞生。稳定的结构，城市的庇护，经济的自由流通，使欧洲顺利的迈入了人口革命的初级阶段。在公元6世纪到11世纪期间，水磨，风车和重犁的发明与传播让农业摆脱了人力，迈开了机械化的步伐。马蹄铁的出现让人们用马来代替牛提高了作业能力，对风能，水能的有效利用大幅度的增加了效率。农业科技的进步可以种植与加工更多粮食，而粮食产量增加又反过来养活了更多人口。

在人口红利的带动下，创新越来越多得出现在制造业与服务业。12世纪初欧洲就出现制作眼镜的技术，14世纪发明了第一批钟表与火器。15世纪中叶有着大三角帆，吨位可以达到300-500吨的远航船活跃在海面上。人们对风能的深刻认识，对动力的发展使远洋运输不再是梦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图书进入了千家万户，知识不再是某一上层阶级的专属。纺车和机械钟的持续改进让欧洲人形成了“世界观的机械化”，技术的进步催化了人们头脑中思想得改变，外部技术的持续激荡，深刻影响了之后百年间社会商业架构的设计。

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商业技术就有了明显发展。会计，审核，背书，保险这些新技术的发明保证着商业交换的顺利进行。12世纪欧洲有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康曼达契约”的出现，让人们把储蓄化为投资以赚取收益，人们就此习惯了储蓄=投资的理念，乐于把钱借给公司，商业信用与商业诚信这些品德作为一种理所当然被保留在体系当中。为了分散风险，股东成为了公司内部的合伙人。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数字的管理日趋体系化并且更加透明。在商品交换的大潮当中，纸币出现了。货币摆脱了金属特征，大踏步的迈入了信用特征。到此为止，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发展，让欧洲踏上了新一轮扩张与殖民的道路。

扩张的道路有时充满了鲜花与收益，更多则代表了血腥与暴力。欧洲各国采取的扩张政策通常是水陆并进。陆地上用军队征服之前未到达的土地。海上组织贸易船队，开辟新航道，以商品交换获取超额收益。在这种模式当中，地理探险与政治军事扩张兼而有之。很多时候，贸易只是一种备用手段，失败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武力占有。在15世纪发现南美洲丰富的白银矿藏之后，欧洲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南美洲也不可避免得遭到欧洲各国的劫掠与屠杀。在整整3个世纪期间，南美洲的土豆，玉米，烟草，可可通过低价贸易被运回欧洲，被加工之后高价卖到中东与亚洲。在亚洲进口香料，丝绸，咖啡，茶叶，瓷器之后运回欧洲作为上流社会的消遣。这种中介式的国际贸易给欧洲各地带来了300年的资本积累，作者坦言“海外扩张是一所伟大的创业实践学校”，欧洲在这3个世纪当中积累了优秀的实践型人才，这些人才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对世界的开放态度。这些思维又影响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使科技革命悄然之间转化为了文化革命，科技的进步带动了人们的世界观。从而让社会体制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扩张带来的副作用便是各国能源的迅速枯竭。在滥砍滥伐了几个世纪之后，作为燃烧必需品的木材日渐消耗殆尽。英国甚至要到瑞典购买大炮，因为本国木材的储备已经不支持军工行业的再发展。作者在此处把眼光聚焦于英国，这个现代工业革命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地。在欧洲整体“进化”了数百年之后的天之骄子，将要迸发出它最强大的能量。作者用了本书八分之一的篇幅，横向对比了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与英国的失败与成功。作者认为英国的成功，或者说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成功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务实作风，经济政策，移民贡献。

英国有着欧洲最好的羊毛，所以他们坚持对外扩大羊毛出口，对内带动纺织业的深层加工，在保证优势 产品的覆盖之下，不惜放弃那些没有行业优势的零碎订单，这种务实的深耕超过百年。国内的经济政策从不摇摆，实行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就是保护主义政策。进口实行关税，对外组织海军进行劫掠，用来积累巨额财富。对外来移民的尊重这一点在作者看来尤为可贵，那些从法国和低地国家受到迫害的手艺人来到英国，让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要对他们进行保护和尊重，在这些人身上学习精巧的手艺与先进的文化，化为己用。技术融合也许尚待时日，人心向背却在潜移默化中笃定。

“不同寻常的文化接受能力，不同寻常的对眼前困难做出果断反应的能力。”开放的心态造就了开放的国民性。皇室崇尚旅游，商人热衷国际贸易，民间手艺人与移民的冲突融合，使英国具有了全球化视野，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迈步飞奔，远超各国。作者在最后总结道“……当一个人观察英国皇家学会的事业和活动时，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系统的、开明的、合乎逻辑的理性主义的普遍特质，这似乎是17世纪英国社会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特征，也许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

尊重人民，尊重技术，尊重规则，尊重规律，才是兴盛的根本因素。能有符合这种条件的具有如此人文素养的公民，也能有符合如此这般具有人文基因的政府，工业革命的实质出现在英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者在尾声一节提及，也许使用“革命”一词形容欧洲的改变并非恰当，在他看来欧洲的发展归结于持续积累，在变化当中识别那些不变更有意义，但无论怎样，工业革命的出现改变了欧洲，进而改变了世界。

这是技术的，更是文化的。这是经济的，更是道德的。这是社会的，更是制度的。

这是今日的成果，更是历史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