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是一本由熊逸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隐公元年》读后感(一)：经学辅导教材

　　经学辅导教材，有经无史，螺蛳壳里做道场。说来可怜，二千年来真真是白忙活一场，最终结局也是如此不堪。感谢作者的辛苦，免得明白人再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热情。往往是看清别人容易，看自己难，大道理到自己头上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好奇的是，哪来的那些自信？想想，可能就是“无知就是力量”的缘故，还是愚人自娱自乐，明白人心里明白得了。

　　《隐公元年》读后感(二)：隐公元年

　　毕竟，对答案的评判不能只看它是否合理，因为合理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确的答案。在若干个合理答案之中，“更合理”或者“最合理”的那个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只按照理性行事，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所有记载更不会毫无遗漏地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于是，事件常常是需要拼凑的，“合理”常常是存在缺环的，不合理的答案未必是不正确的。

　　《隐公元年》读后感(三)：字浅义深

元年春王正月。

1.简单说

元：上“上”下“人”，“人”之“上”，表示的是“头”。“始”是“元”的引申义。“元年”则指“第一年”

“元年”仅仅指的是“第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便已如此，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2. 附会说

苏洵认为，赏罚是公事，褒贬是私事。《春秋》是“天子之事”。孔子这是“尊周王鲁”，其“托王于鲁”的合法性源头还是在周王室身上。

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天子之权；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周室东迁，周室昏庸，鲁国应效法周公，代行天子之权，以此来赏罚天下、保存周室。《春秋》虽为鲁国国史，乃为天下之史。

鲁国史官以周室的史官自居，记录天子是赏罚。《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

　　《隐公元年》读后感(四)：“存三统”，孔子为什么被封王成圣？

与先秦儒家以人性治国不同，董仲舒直接提出以服色、符号、礼仪等更具仪式感方式来标榜国家的政治秩序，通过张三世（由孔子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所象征的从乱世到太平世到升平世的时间逻辑）、存三统（商、周、汉获得天命三朝）、异内外（即华夷之辩）等观点，同时创立天人感应理论，即皇帝受命于天，代天行事，同时如果皇帝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上天就会降下来警示或惩罚。

西汉成帝一直没有子嗣，《尚书》和《穀梁传》的专家梅福归结主要原因说：皇帝没有子嗣，原因在孔子！

在汉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很重，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没有子嗣，皇帝本人的统治合法性首先就会遭受质疑，原因是皇帝违背了天意。

按照因果律，皇帝没有子嗣的“恶果”，的“恶因”是“绝三统，灭天道”，比如秦朝二世而亡；而周代享国长久，就是因为灭商后，便立殷后于宋，立夏后于杞，以此表明三统相继，姬姓并非独占天下。按照“存三统”的原则，汉朝要安置的另外两统应该是汉朝的前朝姬周和前前朝殷商（秦朝国祚太短，忽略不计）（汉武帝封周王室的后人姬嘉，为周子南君。汉元帝时，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殷商的后人一直没有着落）。善因以求善果，这就需要寻找殷商的后人，把殷商那一统存续下来。

专家们从《左传》《穀梁传》《世本》《礼记》一众经典里的详细考证孔子应该算作殷商之后（孔丘姓子，孔氏，确实是血统意义上的殷商之后。《礼记》中孔子自称“殷人”），于是汉成帝下诏封孔子的后人孔吉为殷绍嘉侯，后晋爵为公，殷绍嘉公的“殷”字，表明孔子是殷商的那一统，后汉平帝（也无子嗣）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就是孔子本人被授予封号的开端。孔子的后裔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两千年之久，成为“与天并老”的文章道德圣人家。

　　《隐公元年》读后感(五)：《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元年

《春秋》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

1. 东周说

犬戎攻入西周都城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诸侯共同拥立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2.历史说

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

3.天人说

《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

“十二”在周礼中，是“天之大数”。岁星（即木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故周天有十二次。一年有十二个月。《吕氏春秋》十二纪。《史记》十二本纪。为遵循“十二”之数，孔子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前推十二位鲁国国君即鲁隐公。

4.周室复兴说

周平王东迁，周室越来越衰弱，礼坏乐崩。鲁国期待周室中兴之治，周平王昏庸，到鲁隐公的时候辞世，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始有《春秋》。

5.年代说

《春秋集传纂例》“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属实，则平王东迁之后的鲁国第一任国君是鲁隐公。

6.史官记录说

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有完备国史，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历史记载也不完整，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

7.“三桓”说

孔子时代的鲁国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王树民：“从隐公开始，既能说明三桓的由来，也正是鲁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孔子教授门徒，从《鲁春秋》中选用这一阶段作为历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8.“二王并立”说

犬戎入侵，周幽王与周平王并立，周幽王死后余臣为携王，仍是二王并立。公元前760年携王被杀，鲁隐公元（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已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

　　《隐公元年》读后感(六)：结盟的发展阶段

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周礼·春官宗伯·诅祝》专有“诅祝”这么个职位，岗位描述就是“掌盟诅……”，郑玄注释说“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红字为盟，黑字为诅。

与盟者把发誓的那些话记载到简策上，然后杀牲取血搞仪式，再把记于简策的盟辞埋在挖好的土坑里，（或是沉到河里）是谓“载书”。

结盟的发展阶段

1. 原始部落：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条件恶劣，需要依靠这种联盟关系共同狩猎、共同抵御野兽的攻击、共同寻找生活必需品、共同抵抗恶劣的生存环境，活动范围小，熟人社会，一旦失去信誉，将无法生存，违誓成本高。

2. 夏、商时期 人们由对图腾的原始崇拜逐渐发展为对自然、对天的敬畏。尤其商代以鬼神治国，笃于信仰，迷信占卜。此时的盟誓由夏朝的祭祀仪式转变为宗教仪式王权统治能够依赖的一种精神支柱，即盟誓由鬼神之力来约束。

3. 西周 周代以宗法治国，是宗族血缘基础上的分封制。天子与诸侯之间盟誓。与商代有所不同，这一时期不再“重神”，而是强调一种等级亲疏，周天子依靠自身权威及诸侯间血亲关系，形成绝对的统治，故而盟誓制度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的法律效力。即此时的誓约由周天子依靠自身权威来约束。

4. 春秋 周室势微，礼崩乐坏，诸侯们纷纷崛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时的盟誓制度主要用于利益瓜分。所有盟誓制度的行使权利开始下移，诸侯国大都顶着天子名义进行会盟，纷纷强调自己的大国地位。即此时的誓约由霸主国依靠自己的大国地位来约束。

5. 战国 战国时期的盟誓制度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外交手段。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社会特征是兼并战争，所以盟誓本身的信用机制已经崩溃了。盟誓逐渐转变为“以人为质”。各国纷纷变法，以“法制”代替传统“礼制”，以中央集权郡县制代替宗法制分封制。

盟誓走向衰落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相互关系的变化都有所改变，人们对神灵的绝对崇拜逐步转向对人神结合的专制王权的绝对崇拜。

虽然盟誓从神坛走向世俗，绝对神权被绝对王权所代替，但是盟誓走向衰落并非意味着终止，它还长期应用于中原王朝与边地民族关系的管控之中，存在于民间的结盟结义中，如：陈胜吴广起义等活动。

此后，专制朝廷有明文律法约束地方集团及个人行为，个人之间、公司之间订立盟约（契约），受到法律的保障，必要时会有国家机器来强行执法，但国际盟约因为毁约很难被制裁（没有更高的权力机构来约束誓约），因此盟誓逐渐失去约束力，甚至往往因背信弃义而大得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