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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摘抄
日期:2022-05-24 02:05:39 来源:文章吧 阅读:

《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摘抄

  《人歌人哭大旗前》是一本由木山英雄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6.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歌人哭大旗前》精选点评:

  ●盛名之下……

  ●木山先生很实在了,在序言里就表明“并不学术”,在后记里有称“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政治史”。然而切入点实在太好,这个话题依旧可以深耕。【杨宪益实在是潇洒人,看了这本书又对郑超麟产生了兴趣。

  ●细思恐极

  ●不好读,当从最后的《附录二》读起。作者的最终关怀在“政治”(或“革命”)而不在旧诗,读诗又重在探究个人心曲,故而读来有些累。

  ●书中一句妙论,惊为天人。除此,还是对日本读者启发更大些吧

  ●稍稍有点偏于文人趣味,其实思考的视野可以再开阔些。

  ●正史之外的个人心声

  ●和罗孚《北京十年》《燕山诗话》同读尤佳。所列群雄中,个人最喜欢扬宪益、荒芜、启功、聂绀弩。

  ●尺度难得,近年罕见,八卦好玩(尽管有些错讹)……

  ●有别传之神韵。

  《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一):人歌人哭大旗前

  人歌人哭大旗前

  《人歌人哭大旗前》,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第1版。四九年建政后破除一切旧习俗,故旧体诗词自亦在列,但总有些不甘放弃旧习俗的遗老遗少们暗地里保持着这习惯。这样的人固不多,且可想见多是右派,诗作亦无由公开发表。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文体集中论之之作尚未见到。虽此书并不系统,但亦难得。不过,此事却要由一个日本人来做,殊堪叹息。

  《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二):大时代里的歌与哭

  木山英雄的这部书,总算是看完了。日本人的文字,一是因为日本人静得很,故其文风有时竟缓和得拖沓;二来,若中译者水平不足,也使人对日本作品敬而远之。《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这本书,却并没有给予我太多的上述的感觉。 木山选了杨宪益、黄苗子、胡风等“反革命分子”的诗(多为狱中吟),对其进行解析,从诗的角度探讨时人时事,探索当时人之心理情感。这些具有索引意味的文章,着实不错。 木山此书,反映的是毛时代的诗(词)坛。同类的作品,近似的,可能要数陈徒手之《人有病,天知否》及《故国人民有所思》。陈书则采用口述的方法,这与木山从诗处寻隙有异也。此外,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亦是研究中共建政后知识分子境况的佳作。 木山的这本书,可以与陈徒手的那两部著作,以及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参照对比着看。它们两两之间,或一诗一文,或一核心一边缘,或一卑一尊,相映成趣。

  《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三):前两篇的小小补全

  杨宪益:

  《戏答谢严文井见送蛤蚧酒》:“圣世而今斥异化,莫谈污染守纲常。”

  应是“清除精神污染”,“异化”估计是说周扬、王若水

  “杨宪益也有同样的经历,入党之后又因某个特殊时期的言论而退党。”

  应指1989。参考:

  《赠人两首·其二》:“小怜玉体横陈夜,尤赖仙山戏秘方。”

  此处指周而复,其率领“中国政治家书法展代表团”访日时出现丑闻。1985年被开除党籍,2002年恢复。

  黄苗子:

  《吊绀翁六首其四》:“有可能是直接针对在聂绀弩诗集卷首作序的人,该人曾任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是毛泽东多年忠实的秘书,邓小平时代得以重返政坛并带头发起对“异化”论的批判和反“精神污染”运动。”

  应指胡乔木,参见《往事并不如烟》里聂绀弩怒喷胡乔木给他写序的部分。

  《咏史六首之一》,此诗全录于下:

  呐喊如雷大道连,国门人海沸于天。

  陈东伏阙何辞死,贾相凭轩但欲眠。

  宵殿九重窥喜怒,豪门千手攫金钱。

  老夫耄矣应知退,芳臭由来怵史篇。

  不能更明显了。第一句指某事件,第二句指某大鸟。第三句指某公司,第四句指桥牌协会会长。

  《人歌人哭大旗前》读后感(四):旧诗与中国革命

  (2016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4期)

  木山先生的方法是摆脱既成概念和理论的约束和拖累,直面问题本身,尤其是问题中的活生生的人。对人之为人的朴素的关怀,但这种关怀又不是完全基于情感上的共鸣,而是始终和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形成木山先生独特的学术文体:贴着对象,饱含着情感的浓度,以及基于个人经验的细腻的体贴和理解,但又绝不是印象式、感怀式的表达,而是不断地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短兵相接,这就使得对问题的探讨具有某种切身性。或可概括为“将问题经验化”(“肉身化”)。

  《人歌人哭大旗前》最典型的体现木山先生的趣味和特色:讨论是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的境遇这一大的课题,而选取“旧体诗”这一最丰富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个人经验的文本形式。直接从文本的笺释入手,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带出自己的理解。

  木山先生这本书处理的主要对象,大体上是主动参与革命而又革命中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旧体诗记录了个人的精神磨难和心路立场,那么这些个人经验和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木山先生没有像许多自由主义学者那样,简单地把个人的受难归结为革命以及革命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压迫的结果。他在谈到胡风的旧体诗的时候,有一段话很有意味,他说胡风在把的那篇把其旧诗内容散文化的文章《怀春堂感怀》的系统自注里,“(充满了让人感到了如被强迫的‘思想报告’之延续的自我批判和赤胆忠心的披露。虽说如此,然而作为现实的党和社会主义固不用说,甚至他自身的理论构架,能否掬取尽他那浑身沾满鲜血的战斗的全部意义呢?)……比如将他的狱中诗作为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国总的变革梦想之走向的一部分,虽不会容易,可或许有细心阅读的兴趣也未可知”(250页)。这里所说的“中国总的变革梦想之走向”应该说就是中国革命,至少包括中国革命。可见木山先生是把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和中国革命放到同一个结构里来看的,而且他似乎也在暗示,胡风的理论工作和他的旧体诗,共同构成了“他那浑身沾满鲜血的战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看法,木山先生似乎用“旧体诗”这样一个不太受人注意的对象,一下子把中国革命内部的那种矛盾和张力凸显了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旧体诗这种看似陈旧的形式,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经验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一般都强调,中国革命有一种激进的反传统的性格,可是恰恰是在激进的革命中,旧体诗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又重新复活了,这应该怎么解释呢?这实际上触及的是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次汪晖老师谈到“同时代人”的问题,这时横向的视角,那么谈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纵向的视角】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陈衍曾经讽刺许多文人还用以前易代之际的典故(“黍离麦秀”)来书写辛亥革命的经验,实际上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传统诗歌的表达模式失效的问题。木山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说“在异常的现象下旧的表现形式重新复活起来,这本身并不能算是不正常之例。本来新文学的反传统是与此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世界总变革梦想的一部分,而且假如归根结底变革的主体与对象是一个的话,那么,根据现实的变革走向,其文化形态上的新旧、内外等区别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颠倒与交错,也就并非什么新鲜事了。”木山先生谈到李锐的诗的时候,就举到这样一个颠倒和交错的例子。李锐《三峡三首之一》中用到了针对皇帝的用语如“当廷”“上书”“言事”等,“不像是单纯的讽刺和自嘲”,而是“一个连续而成系统的比拟法。在冷战状态下,为了突破批判斯大林以来党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反以倒退的形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传统——我们于诗中只能如此来理解这一悲剧”(114页)这让我们想起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革命本有带有某种“封建性”,或者说传统意识的残留。旧体诗表达这种传统的意识,似乎是很自然的。

  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由于旧体诗自身的文体的惯性,使得人们不自觉地把当代的经验纳入到旧体诗所携带的历史上的经验模式中去。木山先生在谈到杨宪益先生的诗的时候,“异常的经验可以在历史中得到寻常化,仅就这一点而言,旧体诗依然有用武之地”(27页),谈到关于荒芜的咏史诗又说,“即使是吟咏当前世相的时候,也多用历史上的典故而试图加强联想的丰富性,此乃荒芜有意识的作诗法。这种作诗法是新诗所无法比拟的,换句话说正是旧诗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作为合清浊两流为一个整体的历史里,似乎包含着某种终极的慰藉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就是在相当二十世纪式的政治经验上,人们也仍然可以以旧诗为媒介而有所追寻的”(54页)。邵燕祥说旧诗便于“发牢骚”,似乎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寻常化”也好,“抚慰”也好,实际上是说旧体诗以其丰富的历史积淀,能够起到消化当代那些“异常”的经验的作用。对于那些承受着革命所带来的破坏的知识分子来说,旧体诗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疗救的作用,成为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某种保护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旧体诗表现的恰恰不是革命过程中那些落后的、沉渣泛起的传统的东西,而是以其抚慰的功能反证了革命的激进性或者“异常性”。我觉得这里面的辩证关系非常有意思,这也是木山先生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当然,所谓“寻常化”和“抚慰”,是针对受难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我觉的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就是谈毛泽东的那篇。毛泽东显然不是作为受难者来写旧体诗的,当然我非常同意木山先生说“毛泽东本人也没能摆脱成为剧中一个角色的命运”这个判断(154页),但毛泽东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他与旧诗的关系,确实需要用复杂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诗词同样涉及历史经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于《沁园春·雪》中所谓“帝王思想”问题,木山先生做了非常细腻和精彩的分析。木山先生很清楚地指出,“词中对帝王的评说乃是要最大限度地表达超越一般王朝交替史的意识”(168页),但是在这首词所引起的舆论风波中,“帝王思想”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或者至少是容易引起误解,也是一个事实。连毛本人都出来做了批注性的解释:“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这个批注我以前没有看到过,非常有意思。“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似乎表面毛对旧诗自身的文体的惯性,是有很自觉的认识的,而且他好像极力要把这种文体惯性所携带的历史经验,和他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反封建主义”)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他认识到旧体诗表达革命经验的限度。但是木山先生又指出,毛的很多诗句是很难做这样的区分的,比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直接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律诗,就很自然而且“有效”地引用了刘邦、项羽的典故,木山先生接下来说,“毛诗词中的革命意象最终并没有超出这样的类比范围”。那么毛究竟怎么看待革命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呢?毛的旧体诗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显然对毛泽东来说,旧体诗绝不是某种用来抚慰或者将异常的经验寻常化的东西,木山先生在这里的判断我觉得很有力,那就是旧诗是毛用来跟历史“较量”、“抗争”或者说角力的东西,确实,毛的诗词从来不会给人以被传统吸纳的印象,而是洋溢着强烈的主体精神。这也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中国革命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想谈一下旧体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的问题。木山先生这本书其实主要不是谈文学的问题,但附录二这篇文章正面地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一直关心和在思考的问题。其实问题很早就被提出来了,木山先生提到80年代有过旧体诗是否该写入现代文学史的论争,谈到唐弢和王瑶先生都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引用了王富仁先生的一段话,引出关于“旧诗之非专业性”的议论,非常有趣。木山先生的态度似乎有些骑墙,但认为用纯艺术的观点来看待诗之有局限的,但又说,“尽管如此,作为文学或文学史的议论,既然诗的精神创造性成了核心,那么,也就不能不承认王先生那看似激愤之辞的说法中,有所谓诗之真实性存在的”。我感觉,这里谈到的“诗的精神创造性”是抓到了要害所在。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也是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所在。五四时期批判旧诗,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旧诗陈陈相因,没有创造性。而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具有原理性的内在要求,就是创造出具有独特性的原创性的作品,“作品”是一个有待被创造出来的对象化的客体,创作是一项专业性甚至职业化的活动。而中国传统的“诗”的观念,显然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作品”,作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创作。我的粗浅的理解是,传统的诗当然也看看重作者的技巧,但是除此之外,诗更多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士大夫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说日常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延伸,它不是外在于作者的对象化的东西。传统的诗可以用于社交,用于应酬,用于唱和,用来纪事,用于随时随地的表达个人的感想,非常灵活。这些东西其实现代的“文学”观念涵盖不了的,新文学兴起后,在“文学”这个场域里边,我们可以说旧诗的合法性被否定了,但是在“文学”涵盖不了的那一块,旧诗作为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媒介的功能,其实一直在运转,包括新文学家也在用旧诗来做这样的事,它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发表,不需要依赖那个“文坛”存在。

  而且旧诗的这些功能,确实有令新诗甚至新文学相形见绌的地方。比如说旧诗能够及时迅速地表达对时事的反应,新诗就做不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宓曾经感慨,这么重大的事件,新文学作家几乎没有表现,反而是旧诗人写了很多诗词,包括顾随的一首词,就收到吴宓的激赏。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其实杜甫的“诗史”也是对当时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应,只要这个事件触动到我了,我就能很方便地用诗的形式记录下这个事件,以及我对它的主观感受。木山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谈到扬帆和潘汉年的旧诗的时候,也谈到“事件鲜活的刺激性”(131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包括沈祖棻的词对时事的感怀,也是如此。包括木山先生好几次提到的旧诗的“政治性”,其实也是个人的政治活动或政治经历的自然产物。这里的事件也好,政治也好,不是外在于作者的,而是通过旧诗被纳入到个人精神世界来被体验的东西。所以木山先生说扬帆的诗是“关乎全身心”的,又引用汪东评沈祖棻的说法“身世家国之恨打成一片”(211页),这个东西在新诗里面确实是看不到的。30年林庚借鉴旧诗,提倡新格律诗,目的就是要让新诗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但好像也不成功。从旧诗的适应于个人表达需要的特点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旧诗来抒发他们的个人情感,确实是很自然的。但旧诗所能做的恐怕也就到此为止。聂绀弩根本不赞成写“旧体诗”,“不以为自己所做的真是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所说的“真的诗”可能还是在严肃的文学意义上的“诗”,而不是用来满足他个人的精神需求的东西。应该说,五四以后的旧体诗,主要是作为有一定修养的文化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立足于“文学”观念自觉追求传统诗体之现代化的运动。那么回到旧体诗是否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是基于现代的文学观念(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旧体诗确实是放不进来。因为旧体诗其实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实传统的诗也不是“文学”,所以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也不大关注诗作为士大夫生活世界之一部分的意义),但这不是要否定旧体诗的意义(其实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旧体诗在现代的意义了),而是要反思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观念的局限。我想这也是木山先生这本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所在。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请木山先生和各位师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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