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是一本由章诗依 著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6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7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钟健诞辰120周年。在纪念活动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说，杨钟健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大丈夫只能向前”——杨钟健的这句诗，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对于杨钟健及其同一时代的科学家来说，诗歌是伴随一生的朋友，他们以诗言志，以诗念人，以诗抒怀。到了今天，这些诗作又成为一种历史记录。通过诗歌，我们得以看到这个群体更加丰满的形象。章诗依的《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写的就是这个群体的诗与人生。
胡先骕的名单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中故事的写作，是从章诗依偶然发现的一份名单开始的。
四五年前，在读《吴宓日记》时，章诗依看到了胡先骕的故事。胡先骕192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常常给吴宓寄诗，虽然除了以游览为主题的诗之外，吴宓对他的诗作评价并不高，但这些诗却引起了章诗依的兴趣。
学历史出身、在新华社任职的章诗依，一直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学家感兴趣，又因为自己爱读诗写诗，所以看到科学家作的诗眼前一亮。《吴宓日记》之后，章诗依便刻意寻找关于胡先骕的书来读，包括《胡先骕文存》《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
读的书越多，章诗依脑中关于胡先骕的形象就越丰满。“以前我们对胡先骕的印象比较刻板，觉得他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分子，其实这种了解很肤浅。”通过这些书，章诗依发现，胡先骕不仅是位了不起的植物学家，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这些思想从他的《甲申三百年祭》等诗作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后来在《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中，章诗依发现了一份名单。在1965年寄给词学大师龙榆生的一封信中，胡先骕顺手列举了一批旧学功底深厚的科学家的名字，包括秉志、任鸿隽、杨钟健、翁文灏、欧阳翥等。“这份名单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以前只看过苏步青、华罗庚写的诗，没想到科学家中能诗者的队伍这么盛大。”于是，以这份名单为最初的“路线图”，章诗依开始找寻这些理工学人的诗集，并开始写作这些诗与人生的故事。
这些文章陆续在腾讯《大家》栏目和《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后来才集结成书。书中以诗为入口，书写了晚清民国时期23位理工学人的故事。对于这些人物的选择，章诗依有两条标准，一是这些理工学人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全书23人，除吴寿彭外都符合这一标准。“因为我认为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仍能诚挚于故国的传统文化，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章诗依说，“二是他们习惯用诗来记录生活、表达感情，而不是偶然为之。只有将诗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人，才有作为诗人去观察的价值。全书23人，诗艺虽有高下，但在符合这两条标准上没有分别。”
诗是一种隐蔽的表达
虽然章诗依也会在书中评论这些理工学人作诗水平的高低，比如在他看来，全书23位人物要数欧阳翥、石声汉、唐稚松旧体诗造诣最高，但正如书名中的“诗与世”一样，他并不满足于从文学角度探讨这些诗作的艺术水平，而是想把诗作为了解这个群体的一种特殊的渠道。
这些诗中有表达政治思想的，如胡先骕的《甲申三百年祭》；有记录历史的，如王绶琯的牛棚诗；有表达家国情怀的，如唐稚松的《金门公园远怀》；有记录科研工作的，如胡秀英的打油诗；也有表达个人感情的，如顾兆勋的悼亡诗。
顾兆勋是章诗依通过黄万里的文集了解到的。在这23位人物中，顾兆勋能找到的资料最少，其大多数诗作也都平平，但怀念亡妻的那几首诗却深深地打动了章诗依。
顾兆勋的妻子陈玉文在两人结婚七年后就早逝了，留下三个幼子。顾兆勋终生没有从对妻子的怀念中摆脱出来，他将绵绵情思写入诗中。“文革”前，他就曾写过数十首七律，咏怀爱妻，记述往日共同生活的点滴，写出“流水高山思古调，清风明月做吾媒。何堪日日相思苦，欲效张郎学画眉”这样美好的诗句。后来这些诗毁于十年浩劫中。“文革”后，顾兆勋根据记忆逐渐补齐亡佚的诗作，同时又新写数首。顾兆勋的诗集名为《玫轩吟草》，玫轩是他对爱妻的称呼。在上世纪80年代，顾兆勋还写出“消磨岁月生如死，犹忆音容死若生”这样哀伤入骨的诗句，令人读后不胜唏嘘。
“对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诗还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表达方式。”章诗依说，这些人一生历经家国巨变，尤其在一些特殊时期，那些不能公开表达的想法，往往会通过诗作比较隐晦地表达出来。
比如，1957年8月，在赴郑州开省人大会议途中，动物学家秉志写了一首七律，其中写到“蝉鸣八月空林里，瞬遇清霜一霎收”一句。“‘蝉鸣’在典故中指处士横议，在这首诗中应该是隐喻大鸣大放时知识分子们的忘情议政。”章诗依解释说，“中州八月，正当炎夏，‘清霜’显然不是指自然现象中的物事。诗中表达的，是以埋首学术的方式来避世却不得的惴惴之情，或许也含有对自己的警惕之意，让自己管住嘴巴。”
一个时代的印记
章诗依享受着为了写作本书而发现人物、寻找资料直至动笔写作的过程。他对黄万里的经历和思想一直抱有兴趣，为此颇花费了一段时间去了解。“黄万里去世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集，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集资给他出版了一本《黄万里文集》，只印了500册，我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这本文集就有他的诗词集《治水吟草》。”章诗依说，有些人物的资料寻找则要靠运气。“比如陈士骅的公开资料就非常少。我是在旧书市场淘到一本1956年知识分子的检讨学习材料，在里面看到他检讨自己反对大学院校合并的原因，从而对他有所了解的。”
胡秀英是书中仅有的两位女性科学家之一，章诗依找到这位植物学家的诗集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我派驻香港的时候，在离住地很近的地方有个名叫‘溢记’的二手书店，整个书店的面积只有两平方米的样子。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溢记’转一转，偶然一天在书架上看到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胡秀英的文集。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的一本纪念文集。我原来就知道胡秀英喜欢用打油诗记事，碰巧在这本书后看到了打油诗，就立刻买了下来。”章诗依说，为了庆祝这个“巧遇”，他还应景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来表达喜悦的心情——春光明媚高阳照，上完大夜写完稿。迷你书店淘奇书，八方云集啖水饺。久觅之书惊邂逅，心儿狂喜似奔鸟。飘飘欲仙大街行，如此书缘真奇妙。“油虽不佳，但确实是心情的写照。”章诗依笑着说。
章诗依说，写作这本书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教益与享受，这远远超过文字本身。“对每一个人的了解和写作都是备受启迪和熏陶的过程。我为我国曾产生如此多的优秀人物备感骄傲。”章诗依说，但令他遗憾的是，书中不少人物都不被大众知晓。这也成了他写作《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的动力。“其实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并不久远。”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在书评中说，书中这批理工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没有丢弃传统。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理工学人”出现，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理工学人”身上，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抱有足够的自信。
在章诗依看来，书中展现的这个群体的出现，确实不是偶然，“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时代印记”。但要说这个群体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他却并不认同。“未来如果对诗教更加重视，这个传统或许可以恢复。”
本文刊于2017年6月22日《中国科学报》，才写者：张文静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读后感(二)：值得被一个犬儒的时代缅怀
文字流畅、内容翔实。虽没有时间考究证据，但仍然非常感谢作者能记录这些上世界学贯中西而慨当以慷的学者的故事。读过后虽已不大记得清楚谁是谁、谁写过怎样的诗了，却仍是心潮澎湃，仿佛在书中找到百年的故知。是一本在赴美国时会带在身边的书，希望在可预见的彷徨犹豫、质疑自己的选择和志向的时刻，能时常翻阅，便能窥见这些旧识以身作则的鼓励。
喜欢的章节很多，常感慨于上世纪人的家国情怀。而要谈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章节，却还是要归于两位女人。反省自己读史书、传记，常常有一个倾向，即把其时光想象成黑白的、静态的。而这本书里对阚家蓂在国立浙江大学时生活的描写，读来竟是非常的彩色与立体。尤其是读到“一盏油灯、三根灯草”一句时，仿佛可以见到萤萤昧昧的灯草光。在读阚家蓂一章时，正是凌晨三点，家中灯光全灭，只余一盏黄色的台灯，仿佛这灯光的确穿越了几十载。
读这本书时，总是感叹高山流水实在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读着文中熟悉的学校名字，也倍觉恍惚。似乎平日我所有有关的迷惘，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对应。时事变更，而同是根在华夏大地、即将奔赴西方的学子，留学过程中的挫折、迷茫总是相似的。
身为一名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常叩心自问为何要选择这条路。中国近当代三次留学大潮中，似乎此次个人目的最不清晰、最分散。诚然，这是歌颂自由的年代，不为家国山河危机所累，经济与学业选择上的自由，绝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代中国仍然充满了种种矛盾，落后的地区仍然有不可枚举的问题亟待解决。归国学子中，不乏黑土麦田这类聚焦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组织。
虽向往一生呆在象牙塔中，虽期望此辈驰骋于形而上的海洋中，我却以为文哲理工终究要反哺社会。读到杨钟健“今国难如此严重，吾辈书生，所为何事，惭疚之余，真觉有负此大好河山”一句时，心中拗动，激动地在空白处写下“是的”二字。
再论理工科与文史哲的选择。先不说这样分类的粗暴之处，但的确曾经为此纠结过一段时间。文理固然各有其美，于我两者都不愿失。但最终大抵还是选择学基础科学，主要的因素是心里的大历史、大一统思想作祟，以为理科其能经得起考验、更严谨（尤其数学），更确凿。若此生无法细通文史哲，愿仍能做到多读书、多写字，抑或是做到石声汉此语：“平生不甚以贤达荣乐为怀，尤不欲以词人文士见母。”
另还有留美还是归国、国内的学术风气等，不作多谈。
钻研理工又兼明文哲的人，似乎总有一种看透的豁达。再兼之家国情怀，读来便更加真挚感人。如石声汉，说出“我是学生物的，早就准备好了把一身氮、磷、钾还给大自然母亲。我只求您告诉我，我还剩多少时间，我好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这样淡泊却惊人的话语，当是从文理两角度都看得无比透彻了才能说出的。
书中所写的人物，除了与今日相似的彷徨以外，经历的荒谬的文革时期，读来让人心酸、怜惜，却也让人庆幸、让人自危。在这场荒唐剧里，这些恪守真理与道德追求、不应顺潮流的学者，或许避世，或许口诛笔伐，或者自缢，其刚正不阿的追求真理的态度，都实在令人动容。
在走在人类认知边缘的路上，自问绝不是一位天才，也许如阚家蓂所写，“天梯渺渺难登”。却仍然希望自己能“有涯求无限，一贯知何年”。这些人，值得被这个犬儒的时代缅怀；这种精神，也值得并必须被志同道合者铭记并继承发扬。百年如一。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读后感(三)：谢泳：最后的风雅——理工学人的诗与世
章诗依《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上海书店，2017年1月）在各大报刊零星刊出时，我就非常留意，当时感觉这个作者真是聪明，哪里来得灵感让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史上能做旧诗的"理工学人"，一个个钩沉出来，让读者看到他们专业的另一面，作者寻找到了二十多位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同时在旧诗写作上显示了相当造诣的"理工学人"并对他们的旧诗写作历程做了大致的描述，这个学术工作确有开创性，职业的学院研究者没有从整体上观察到这一文学史现象，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本书作者虽是业余研究，而且选择了用掌故的笔调来完成这项工作，有史有识，可判断为是一册不会过时的好书。
任何研究工作，选择独特的视角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看到的虽是一册掌故性的书，但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作者的开创之功不能忽视，也绝对绕不开，因为这个选题的初始基础和大体轮廓是作者首创的。选题依赖灵感，当作者捕捉到灵感时，他可能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做成专题的研究，类似于博士论文那样的著作；一是像现在这样用掌故笔调完成一本有可读性的书。本书作者无意选择前者，可能与训练有关，但也与兴趣有关，与作者对学术的判断有关。不是所有的高头讲章都具学术价值，也不是所有的短篇小制就没有学术意义，这本书的学术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在本书基础上同样可以再完成一本专题的学术著作，这是我期待作者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不然如此好的题目不再开掘下去，实在是可惜。
我们可以把这些旧诗作者的年龄和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作一个整体观察，可以判断出这批学人大体上是中国传统的最后一批受惠者，他们处在中西知识融汇时期，在西方知识的强势面前，他们保持了内心的自信，没有丢弃传统。这个知识群体应当引起研究者关注，在他们以后，中国的传统大概就真正中断了，作为特例可能以后还会有非文科背景的"理工学人"出现，但作为整体却不可能再现了，不要说理科学人，就是文科学人，今天多数也不会做旧诗了，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中国传统知识的训练在事实上并没有阻碍西方知识的传播，他们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批"理工学人"身上，这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融合能力重新抱有足够的自信。
quot;理工"和做诗在知识训练上一般是背离的，但何以中国传统中却能有这样的美妙融合？表面对立的知识如何在事实上统一到了整体的知识阶层？这些都需要我们再发现再认识。
分科是西方知识的主要特征，中国传统知识中，分科没有那么细密。西方知识成为现代知识主体后，中国传统知识面临的挑战异常严峻，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体系基本都是西式的，分科的优势自不待言，但并非所有的分科都天然合理。中国传统中有诗教习惯，它在事实上并不单纯是文学教育，而是人文教育，在这个传统中成长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做旧诗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自然环节，不简单是知识的获得，更是修养的养成。在修养的意义上做旧诗，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整体，是他们情感自然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与世界的对话方式。这些"理工学人"在专业理工知识上多是顶级专家，但在修养上他们又得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这个群体的形成可能从另一面证明中国传统的伟大。
本书所写"理工学人"的下限大体可以切在192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年限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群体来观察，他们在知识系统上已与传统文史修养渐行渐远了，而且愈往后愈与传统显示出断裂，这个历史教训相当深刻，重归伟大传统的路在何方？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历史现象，同时也有历史教训。
（转自《南方都市报》）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读后感(四)：袁凌：故国衣冠话劫灰——评《理工学人的诗与世》
近年盛传“民国范儿”，附庸风雅之外，不乏对人文底蕴和士林精神的某种缅怀，区别于眼下的体制依附与社会粗鄙化。但流风所及，众口念念“范儿”而不知其然，鲜有人可沉潜故纸，一探民国风度之下的人文底蕴究竟为何，与时代人生有何关联。在此背景之下，本书可谓恰逢其时又难能可贵。作者章诗依，与我谊兼师友，恂恂君子，又能做实际功夫，正所谓斯人而成斯编。
“民国范儿”固然包罗繁复，涉及制度、人文、器物、风俗，具体到人文方面，大致是今人追慕的学贯中西，与新旧兼能。本书专注理工学人，又在前两端之外，加上文理互通。看来历历是风雅故事，细致读来，却自有时代升沉、人生况味出入其间，所谓读诗论世，写诗即写人，人处的时代，推而言之，更是写一种文化传统辗转兴替的命运。这是本书的题目《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明白揭橥的。书的切口虽小，看似抓取一个轻巧角度，却是微言大义，有似马远、夏珪笔下的残山剩水，正可折射全体，透视心灵。
今人谈及民国学人之“新旧兼能”，颇多意淫成分，实为时代交替之际的客观情境。本书中的多数学人，在不知子曰诗云为何物时，已经受家教囫囵吞枣地背诵旧体诗词，这和我们的童年填鸭经历差似，只是填充的内容有区别，一为文化传承，一多政治灌输。再说到理工学人的文理互通，除了当时大中学教育的兼容性，区别于建国后教育的文理分科与工具化，也有这种启蒙教育的天然门径，往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自然，这种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文化出身，一旦获得当事人认同，也就成为他们主体生命的一部分，旧体诗词成为很多民国理工学人的终身积习，甚至心灵皈依之所。这是本书下力气探索的部分。
我未见过章诗依的旧体诗词，但想必民国学人和写作者在这方面的心理同构，是这本书产生的起点，并非单纯搜罗掌故以备谈资，否则难以做到在搜罗故纸之外体贴人情，读诗论人，进而论世。
在个人心灵安顿之外，这些诗词也自具文学上的某种成就，以致对时代、人性的传达功能。尤其像陈士骅在文革劫变中有意的忆旧咏史之作，有似王鼎钧的回忆录，实有以一己之力保存历史变迁的功能。王绶绾、胡先骕亦有类似的抒怀咏史之作。将诗言志有意识地与时代历史变迁结合，继承“诗史”遗脉，在现代人文学者中有吴宓与聂绀弩，陈世骅亦庶几近之。
在诗歌成就上，理工学人固然缺乏像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斜阳”或者聂绀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那样的传世之句，却也有“天殷嘱我重斯文”“寒飚日夜扫乾坤”这样透露了时代内情和人心状态的警语。
但在心灵安顿进而以诗证史的另一面，这种“新旧互通”“学贯中西”也意味着处于时代交替中人们的文化与人格分裂，带来终其一生的矛盾与痛苦。遍历西方学术却又深具传统文化自觉的吴宓，曾以“一身而骑二马”的“车裂之感”来比喻自己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分裂，自然也是新旧之间的分裂感。
到了1949年以后，则变形为无产阶级革命“破四旧”的“新”与自己存续传统命脉之根的“旧”之间生死攸关的冲突，对于最真诚又具文化自觉的人来说，冲突到极致，往往避不开作为精神容器的肉身的毁灭。文科学人吴宓、陈寅恪如是，本书中理工学人胡先骕、陈世骅、欧阳翥诸人亦无二致。在他们的笔下，虽然没有像人文学者表现得那样明显，但亦在不经意间有所流露。
譬如王绶绾笔下的“五十万年溯斗争”“且喜诗书销海内”，胡先骕的“天人消息应难喻，漆室徒伤事事屯”，吴寿彭在文革开始之际写下的“人间相斫谁当世，天道能仁奈若何”，都透露了“天人之际”的分裂与忧患，情势加剧到极致，个体在时代历史面前的毁灭也就在所难免。即使肉身没有当下毁灭，终身的分裂感也在所难免。
诸多理工学人在1949年之后，明知风险重重依旧舍洋归国，从此历经压抑辱没，留在异乡的则终身深陷思乡之情，本书中前者如翁文灏，后者如阚家蓂，身世感受端端发为诗句，存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
关于理工学人“能诗者多科学”现象的由来，本书记载，胡先骕曾在1965年对龙榆生解释为“盖承数千年来积势”，“盖旧时代流风余韵之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胡先骕揭示了“文理互通”表象背后的新旧过渡，而在文革前夕感慨“今日不可见矣”，实有一代学人的身世之悲。
“今日不可见”背后的原因，是政治运动对学人新旧过渡生命情态的扭曲，学人身上新旧的矛盾转化为政治与人文之间的冲突，这种扭曲感在胡先骕本人的诗词中体现得尤为明白。本书收录了胡讽喻政治的《甲申三百年祭》，让笔者想起在北京植物园石壁偶遇胡先骕的一首长诗《水杉歌》，在这首吟咏记录自己一生最大科学发现的咏物诗的结尾，胡先骕不忘了把水杉的科学发现和本书中另一学人杨钟健对于禄丰龙的发现并举，与冷战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总结为“东风伫看压西风”，这显然是对最高领袖对世界形势判断的直接呼应，表现了诗人努力呼应政治的意识。
但如此主动地扈从政治，并没有为胡带来政治身份认同，樱桃沟水杉成林，胡先骕却离奇死亡于文革劫火中。其他学人或回避，或抗议，或附和，但鲜有能在政治情势之下出处自如的。政治对人文的压抑扭曲，直至毁灭，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本书从理工学人角度的记录，实有管窥全豹之效。
政治的新旧之外，现代学人的旧体诗词写作，还有一个如何与新诗对话的问题。本书写到的理科学人，鲜有同时写作新诗者，唯一的例外是周太玄。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学人们大多选择了格律要求最严的律诗体裁，在严格的韵律框架中纳入诸多现代科学与社会名词，这一现象从黄遵宪、康有为以“声光化电”入诗已渐次成风。
历史学家唐德刚还在为本书中学人阚家蓂诗集作序中强调了写新诗和旧诗的区别，认为写新诗可以完全凭才气灵感，旧诗还要在二者之外加上“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甚至“作律诗要几十年的功夫”。这显然是以律诗为上，甚至学人们写五言诗的也不多。
但在强调律诗优越地位的同时，学人们也可能错过了某种机会，旧体诗词始终无法与新诗有效地对话，导致一方面新诗的发展“仅凭才气灵感”而缺乏根基，一方面旧体诗词始终缺乏文学主流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传达上也备显窘迫局促，沦为个人修养爱好，以致某种“民国范儿”的流风余韵，逐次式微。这和西方诗歌的发展区别明显，也显示出另一种民国学人身上“新旧”的断裂。
秦火之余，故国衣冠，仅存劫灰。珍重地检视历史地层，发掘这捧劫灰，聚敛整理，用心存放，这是章诗依此书做的工作，非流俗怀旧、附庸风雅者可比。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读后感(五)：刀尔登：老来新诗谁与传
本文刊于2017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初得《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以为是《唐才子传》或《列朝诗集小传》一类的体裁，从头到尾读过，才知不但记述之细，非二书可比，作者用心深广，不屑钱谦益的獭祭，亦不学卓尔堪的激烈，非细细读过不能体会。
理工学人者，便是我们日常说的科学家。所传的科学家，有的名字很响如黄千里、丁文江等，也有的，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其人的，如天文学家王绶琯，有句云“半壁山河文种死，一江春水西施沉”，读来心惊，又如农学家石声汉，有“去年新补旧皮革，羡他终日口常开”，则是俏皮之极的诗句。
作者以史笔传人，亦以史笔传诗，而这段历史，恰恰可说又不可说，所谓可说，是大有可说之处，所谓不可说，是每有不可说之处；这些科学家作诗，一半是喜欢，一半是心事曲折，借诗词发之，本书作者亦何尝不是如此。书里写的一批科学家，都是上世纪的人，二十二人的人生，颇有相似之处，大概时代洪流之汹涌，不由分说，将迥异的个人志趣统统收束于河道中，竟难有自己的歧路了。他们求学之始，都是追随了赛先生，得以名世的，也是各自在科学上的贡献，但赛先生只管得了一个进程，一生沉浮，还得交付别的因缘。
水利学家陈士骅有诗云：
“无过反复教思过，究竟何处曾错作。上下古今苦追求，只有无能错一个。”
所谓科学，便是一套确定正误的知识体系。至于诗中自嘲的“无能”，尺度在别的体系之中，科学于此无用武之地。所以读了陈士骅的诗与事迹，我难免叹一口气，通书读过，竟是叹了二十二口气。
我一向不赞同“诗史”的观念，但又不得不承认，在史家眼中，无往而不是史料，诗词的价值虽不因此而高贵，却可因此而珍贵。比如石声汉，书中说结有《荔尾诗存》，不知印行与否，而我相信即使付梓，也不会有机会大行于世，当年计有功作《唐诗纪事》，许多诗句赖以传世。说到底，斯人已逝，传不传世的，于彼已经无谓，但人类的共同经验因此而丰富一些，受益的就是我们读者，或后人了。杜甫有句云，“旧来好事今能否，老来新诗谁与传”，若干年后，《荔尾诗存》之属或不幸失传，后人欲索前人心事，则非向本书不可了。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读后感(六)：冉云飞：空前绝后的“旧诗—科学家”群体
有一群人所做的工作，既让人有所了解又令人不明底细，那就是我下面所要提及的这群科学家。这些人在各自的科学领域里，都不乏名气，乃至大名鼎鼎。但由于我自己在科学上的见识有限，并不意欲深究，藏拙实在是件多赢的事。但这群人的“余事”，即在正业之外所写的旧体诗，却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这也是章诗依兄新作《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价值之所在。
因为同在“腾讯·大家”开专栏，所以一看到章诗依写科学家的旧体诗，我内心是既高兴，却又不无一点小小的失落。高兴的是终于有人在这方面发力，不无失落是因为自己想写这样的题材很久了，但由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实在太多，故延宕至今而只字全无。当然读到《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欣喜之情是远胜一点小我的失落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想写的领域都写到，何况即便写也由于时间、才情，未必能写得好。
我是怎么注意这个领域的呢？是因为看谢泳、樊洪业等人所写科学家的遭遇与科学史的文章，而注意及此的。因为他们的文章中偶尔要提及科学家所写的旧体诗，又由于读了胡宗刚的《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得知像胡先驌一样喜欢旧体诗的科学家不乏其人。于是着意搜集了些科学家的诗文，但与《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广泛程度相比，差得太多。故读到章诗依所写文章，有一种如逢故人的欣幸。
一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后记里，章诗依明确地提出他选择所写者的标准。“在探索、写作过程中，我把选择标准细化为两条：一是这些理工学人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全书23人，除吴寿彭一人外，皆符合这一标准。设定这一标准的理由是：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犹能诚挚故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看来，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二是习惯于用诗来记录生活、表达情感，而不是偶一为之者。因为只有将诗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人，才有作为诗人去观察的价值。本书介绍的23位理工学人，诗艺虽有高下，但在符合这两条标准上没有分别。”（pp.263—264）
这个标准的好处是简洁，易于操作，虽不免自限，但作为并不想将此群体做全盘梳理，并以学术方法来研究的书来说，不必苛求。不过章诗依说除吴寿彭外，“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事实是唐稚松的本科、研究生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23位科学家，按学科来分有生物学（梁希、秉志、胡先驌、周太玄、欧阳翥、石声汉、胡秀英）、地质学（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数学（郑桐荪）、物理学（彭桓武、阚家蓂）、天文学（王绶琯）、建筑学（童寯）、水利（陈士骅、顾兆勋、黄万里）、工程（钱宝琮、吴寿彭、唐稚松）、机电（顾毓琇）。其中涉及生物学的竟有七人之多，大约除了符合作者所说的两条标准外，还有可能与章诗依涉及此一领域是因阅读《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开始有关。因为无论胡先生对科学家写旧体诗有多么深的了解，但总是对同行了解相对较多一些，而作者也循着这条路径找下去，就发现了更多学生物的科学家写旧体诗的情形，不然不能解释为何科学家中写旧体诗独生物学家较多的原因。
二十三位科学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1883年的林学家梁希，最小的是出生于1925年的软件工程和计算机专家唐稚松，相差有42年之久。1900年以前出生者为11位，占近一半，1901年至1910年出生的有6位，1911年至1920年出生、1921年以后出生各3位。1921年以后中小学教育是白话文占主体，文言文逐渐减少的格局，不能说对学生传统修养方面没有影响。换言之，从中可以看出古诗文所占比重在学校教育的减少，也体现在科学家能写旧体诗的数目之逐渐衰减上。虽然《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只是一个可供观察的小样本，但从中可以窥看到社会变迁特别是教育变迁的大体轮廓。
再者，还有一个不能不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就是，这个群体，哪怕是年龄最小的唐稚松，其基础教育乃至大学教育，都应算是在民国完成的。唐稚松1950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是个特殊年份，其实他主体教育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这证明几个事实，一是民国教育的文理科均衡，特别是通识（博雅）教育，要比1949年后做得好得多；二是1952年大学的改造，文理割裂，倒向苏式教育，工具主义泛滥，于教育影响既深且巨；三来虽然古诗文比例在学校教育中下降，但世家望族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能私下接受老成耆硕的个别辅导，而1949年后由于诸多私立学校被取消，以及家族势力的基本解体，都影响了传统教育的实施。
与这些写旧体诗的科学家们同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能写旧体诗的人就更多。这样的氛围，使得他们共同切磋，互相影响。但作者很敏锐地捕捉到一个这群人颇具排他性的特点，除吴寿彭和唐稚松二人外，他们都是“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犹能诚挚故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看来，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留学生，不只是感受到中国与欧美的落差与不同，给他们带来的不小的心理震撼，其实还有整个社会舆论对留学生有可能忘记中国固有文化的心理压力——胡适留学前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用再留学的看法——故稍有所好者，也不忘因自己儿时私塾或家学中所得的古诗文底子。
对于这群写旧诗的科学家，深入的观察来自于一位他们的同行。“《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中，收有胡先驌1965年9月20日写给龙榆生的信。信中，胡先驌写道：‘清末民初，能诗者多科学（家），盖承数千年来积势。’他并认为，这种科学家深入旧学的现象，‘国外殆罕其匹。盖旧时代流风余韵的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p.248）
胡先生既有身历其间的经验，又不为经历所限，能够从中看出能诗的科学家之所以多的原因，是因为“承数千年来积势”。所谓数千年来积势，就是古诗文历史悠久，科举考试重视诗文写作，习诗的群众基础庞大。但只有古诗文的积势既久，也不足以证明能写旧体诗的科学家必然多。古代不多的科学家，社会地位不高，他们大多场屋蹭蹬，诗文也少有出色者，并不为社会所重。但重要的是学习科学的人数太少，根本就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形成一个科学蓬勃，而古诗文并未全废的时代，故才形成了这样一个能写古诗文的科学家小群体。
还有一点，这二十三位科学家似乎越到晚年，越用旧体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也有相当的社会原因，二十三人中除丁文江1936年去世，顾毓琇、胡秀英、阚家蓂三位在港台及海外，其余都生活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旧体诗是他们隐晦地表达自己心曲，并坚持一点文化保守主义的载体。而孤悬于文化母体之外的能诗之科学家，也愿意用旧体诗来表达被封闭了且不能回去的故国之思。
二
对于这二十三位科学家的旧体诗做何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要评价一个人的作品，要尽量搜集阅读该人的全部作品，才能对此有一个相对整全的把握，而不致流于游谈无根，出口妄议。别说出个人旧诗集的科学家本来就不多，即令是出了个人旧诗集的人，也未必就全，且编辑者或出版者动了不少手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诗作，要与他们的事工，以及他们各样的经历——传记、年谱、回忆等——联系起来考察，庶几比较切近作者的心路历程，章诗依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子。
不用特别的智慧，我们都应该想得到二十三人的才情、经历不会是一样的。在同是1965年9月20日写给龙榆生的那封信里，胡先驌除了说出现一些写旧体诗的科学家，是“承数千年来积势”外，还直接评价了杨钟健、翁文灏、欧阳翥等人。他说杨“功力稍差”、翁是“旧学甚深，而作诗未入门”，欧阳则“我国脑神经学家第一，诗甚佳，有《欧阳翥诗草》”（pp.248—251）。章诗依也说他点出来的能写旧诗的科学家名单未必周全，但其对一些诗人的评点是准确的。
我曾读过《杨钟健回忆录》，写得平实而不夸张，这与他所受的科学训练乃至人的性情都应该是有关的，章诗依所选两首他写禄丰龙的诗，的确也只能算中规中矩。不过，我觉得从题材及内容，是符合我读他们所写之诗的期待的。为何如此说呢？科学家要完全写非科学方面的旧体诗，能胜出专门以写诗为能事的文人雅士，其可能性不大。这自然是术业有专攻的原因，但科学家素常的思维训练，使得他们对准确性的要求胜于想像力，反而捆缚了自己。所以我读科学家的诗作，往往是读他们写关于科学的诗，反而比较兴奋。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作为旧诗读者很少读到的，有对诗作新鲜感的期待。
胡先驌的旧学根柢与作诗能力，都是很好的。这当然不仅是钱钟书给其诗作序并有较高评价的原因，而是我曾翻读过《胡先驌诗文集》所得的印象，但说实在的，也没有特别记得住的诗章。章诗依评写胡先驌的旧诗，就像写别的科学家的旧体诗一样，他必须注意该诗与其所要叙述的诗之主体故事是融洽的，或者说诗本身就应该有故事，否则就不便称引。故开篇就说胡先驌的诗作《甲申三百年祭》，其实就是为了对应郭沫若的同名文章，以及申说彼时国共诸方面于此的各自表述。这也使得作者所举并非一定是诗家的代表作，读者于此不能不有一个心理准备。
作者说所谈之诗人，要用诗作来记录生活，不是偶一为之，否则其可谈的价值便会打折扣。正是因着这样的标准，才使他在罗列诗人的诗作时，也多涉生活。单是涉及夫妻情感及悼亡之作的人，就有周太玄、彭桓武、顾兆勋三人，其中一些诗作情深意永，相当感人，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顾兆勋几十年后忆及亡妻，仍旧有“消磨岁月生如死，犹忆音容死若生”这样哀伤入骨的诗句。犹如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固情深如彼，独步古今，然再伟大的科学家与文学家，在死亡面前，没有永生的盼望，是一种多么不堪承受之痛。
单从章诗依所罗列的科学家们的旧诗，我欣赏的是天文学家王绶琯《浣溪沙十首．牛棚咏史》的其中两首。其一谓：“际会风云鱼水情，廿年患难越山青。挥师直下姑苏城。半壁山河文种死，一江春水西施沉。钱塘几路怒潮鸣。”其二为：“帝业深筹万世功，律繁如雨令如风。长城遥护泰山封。且喜诗书销海内，更喜珍丽实关中。赢来一赋阿房宫。”
听惯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描摹，来看“半壁山河文种死，一江春水西施沉”，无论是语言的“生猛”还是沉痛上就更胜一筹。而“赢来一赋阿房宫”，更堪与清代咏史名篇如严遂成的《三垂冈》、王昙的《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三首媲美，而不逊色。经过牛棚狱炼的王先生如此咏史，其不容易更可想见。而唐稚松多事之秋怀念陈寅恪成就的诗句“忍见神州乔木贱，秦灰中有世稀才”，与王词同一机杼而自铸伟格。一如我曾为朋友所著《诗经里的植物》撰写的序言中所说：周秦几劫灰，三千年间黍一炊。
我为了在这二十三人中抽取一个观察样本，专门读了吴寿彭的《大树山房诗集》。吴翻译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动物四篇》等著作，还出版了《唐诗传》和《宋诗传》这样在治唐宋诗史的专门学者都未必能完成的鸿篇巨制。《大树山房诗集》收诗450余首，起于1925年，迄于1987年，横跨六十年之久。吴诗写得中规中矩，不时亦有佳句涌现，但其最大特色乃是其诗后的注释，如《译亚里斯多德〈动物志〉》一诗注，简直就一篇相当好的文言科普文章。
对于吴诗，章诗依选《野烧》是相当有眼光的，中有“人间相斫谁当世，天道能仁奈若何”，与同时之《劳生》里的“贱至侏儒犹有累，祗因儿女费思量”，真可谓沉痛入骨之至。集中怀人篇什有不少可堪讽咏，尤以写同学许思园为最。如“纵然逝水非前沤，坐觉泉声似旧时”（《经历下再至趵突泉约思园未果晤》），其后注有引柏拉图对话录里，称赫拉克利托的话：“秋水流逝，一泓如旧。持其涓滴而验之，则悉非前沤矣。”（p.154）并追言许思园系丁酉右派，已逝五载，不胜人琴之痛。许思园留下著述不多，有《中西文化回眸》等，复有考据家谓钱钟书《围城》里褚慎明原型为许思园，倘参照《大树山房诗集》，或可得诸多索隐之快。
顾毓琇早慧而多能，复寿登期颐，文理兼修——是机电专家，写诗作词，撰戏剧论禅宗，撰时政写回忆，出版有《顾毓琇全集》十六卷——交游广阔，诗词唱和多为一时之选，纪念师友大抵硕学俊杰，复与曾经的中国最高当轴有师生之谊。面对这样的人生业绩与丰富际遇，章诗依忍不住在《顾毓琇：春灯照梦到家山》一文的末尾评论道：“鲁迅曾用‘智多而近妖’一语评价诸葛亮。若将此语用在顾毓琇身上，应该不会有人反对。”（p.179）
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里的诸葛亮与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很有些不同的。前者是史家之笔，后者是小说家言。“智多而近妖”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价《三国演义》写诸葛亮这个人物塑造时说的，这说明鲁迅对于罗贯中塑造小说人物的度之把握——“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是持批评态度的。
如果我们结合罗贯中尊刘反曹的情意结，就更能理解鲁迅如下的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无论毛宗岗、金圣叹等包括今人如何高评《三国演义》，都不能掩盖他这些“失度”。甚至撰写人物，犯了如今清宫电视剧也犯的穿帮毛病，如孔明口吟五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是犯了诸葛亮时代还没有绝句的常识性错误，何况从语源词汇学的角度看，那时连“睡”字都并不普遍表示睡在床上。
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智多而近妖”在鲁迅的语境中是贬语，但以章诗依兄的文章来看，他对顾是完全欣赏的，何以到文末突然借用鲁迅这句话来评价顾呢？如果作者认为“智多而近妖”是褒奖，那就把鲁迅的意思理解错了。
三
这群写旧体诗的科学家，大多留学欧美，即便是国内毕业的人，其外文之好也令人激赏，这样的人今天恐怕快绝迹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会写旧体诗且写得好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无可抹杀的事实。科学家而写旧体诗，不说今天完全没有，恐怕稀如星凤。学理工而习旧诗词，还有那么点意思的人，在我看来反而是在网络比较活跃的李子，其他便无所闻了。也许是我眼界窄，读到科学家写的好文章实在不多，更遑论写古体诗。写散文写诗比较好的，有数学学者蔡天新、物理学者李淼等，实在少得可怜，当然这里面并不包括在专业领域业绩不突出而写科普文章的人。
古体诗已丧失了它的实用基础，完全是因爱好者的自发喜爱而得以留存。这样的好处，是不汲汲于名利，坏处是由于群众基础丧失，使得旧诗的写作动力有所削弱。一如书法的实用性降低，只是由爱好者撑持市场，真写得好的并不多。不少自称或者被吹捧的名书家，你若拿到旧时，他们的书法连一个相对高明的帐房先生的字都不如。旧体诗亦复如是，当今的“老干体”就不说了，即令是一些自负的写作者，其水平之低，也令人废书而叹。
末了附带说一句《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里，物理学家阚家蓂的手迹“一禾先生 张玞女士 吟正”，应该是她1988年送诗人骆一禾夫妇的作品，可能是章诗依淘旧书时所得。骆一禾是诗人海子的同学，也是海子诗作得力的阐释者，惜乎在海子自杀两个月后因脑溢血辞世。
（转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