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是一本由[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广州贸易》读后感(一)：精彩书评

　　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

　　——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广州贸易》读后感(二)：广州体制与广州贸易

　　读了一二章

　　作者首先从一个广州体制的成功开始的叙述。先给读者呈现一个制度性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多方的利益关系形成的。从中国朝廷的角度来看，广州的贸易允许的前提是贸易的可控制性，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海关监督的角度来看，对外国在华活动的有效控制是和朝廷的目标一致的。作为朝廷官员，如何创造政绩才是他考虑的问题。所以海关监督考虑的问题是维持一个贸易的稳定性，稳中稍有涨是最好的。如果外国商船减少，关税低落，在皇帝那里是交不了差的，年终考核会得差评。如果涨的太多，对来年的成绩单会完成新的压力。所以，在保证充分可控的情况下，粤海关是不会对贸易作出主观上的限制的，这一点可能和一些传统的学者的观念有异。从外国商人来看，广州的贸易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让他们的生意具有稳定性，虽然他们也一直在争取更多的权益。正是这一些各方的诉求，让贸易活动在一个双方皆可接受的框架下进行，一个所谓的广州体制就逐步形成。

　　之所以广州会成为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良港，有长期和外国交往的经验，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会说葡萄牙语的中国人等。当然最重要的考量还在于广州的条件还在于它可以最好的实现朝廷的需求，一是可控，二是收税成本低。广州的河网体系和炮台体系构建了一个可以监视的空间，珠江的水文条件，使得吃水深的船行驶困难，从而可以有效的控制商船等。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围绕着人的控制就有一些新的制度出来，例如引水人，通事，保商等，这一些人事制度一方面有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外国人可以有一些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人是政府特许的人员，所以这些人需要对外国人的活动负有责任，从而他们成为了政府监视控制外国人的又一层制度设计。

　　广州体制中还有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例，文中用了定例这个词。利用保商是一个例；按照船的尺寸而不按照或许缴纳船税，且一直很稳定，也是一个例；海关监督希望关税稳重稍有涨也是基于例的考虑。所以这一传统的规范制度也在参与塑造着广州体制。

　　《广州贸易》读后感(三)：时代与茶，与瓷器

　　作者对于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分析非常详细，条理很清楚明白，这一点即使只看目录也能看得出来。

　　我一直认为，用简单粗暴的好坏观点来判断制度是不适合的。

　　清代的广州体制从最初的成功到最后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广州贸易体制是坏的，而是这套体制不能适应时代，没有与时俱进。

　　广州体制始于贸易，也终于贸易。从作者的分析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制度的形成源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需要考虑到的也是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制度的参与者会通过实际运作，越来越清楚制度的运行机制和可以盈利的渠道，甚至是制度的漏洞。参与者增加，或者是外部因素会导致盈利能力下降，进而有更多的参与者钻制度的漏洞。而一种制度的终结也是由于不再适应，

　　具体到广州贸易，由于清帝国收复台湾之后的稳定局面，以及欧洲各国对于东方商品的需求，清政府对于贸易收入的需求，才形成了最初的广州贸易体制。在广州贸易平稳进行的过程中，贸易的参与者，不仅清政府，外国商人，还有为商船提供服务的买办、引水人等等，都得到了实在的好处。

　　世界永远不会一成不变。

　　从清帝国独占了丝绸、茶叶和瓷器的供应，到丝绸、茶叶和瓷器供应的垄断被打破，广州的贸易商品体系改变了吗？没有。西方需要从清帝国进口这几种商品，一直把这些作为主打产品无可厚非，但西方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之风似乎并没有吹过神州大地。

　　从西方人乘帆船来做生意，到西方广泛应用蒸汽机，帆船变成更先进，更敏捷的蒸汽船，广州的军队装备改变了吗？没有。西方人对于船坚炮利根本就没藏着掖着，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引进大量的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从雍正皇帝开始禁止鸦片，到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鸦片贸易屡禁不止，广州对走私鸦片的 监管改变了吗？除了最后虎门销烟那一哆嗦，反而不如从前。

　　茶叶的种植，瓷器的烧制，丝绸的纺织，都曾经是外国梦寐以求的技术，但技术是永远向前的。

　　钻木取火也曾经是先进的技术，只不过并不会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影响。而清王朝的组织技术则是另一种落后。

　　.S.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我们都知道鸦片是毒品，必须严格禁止。但当年的人可能只把它当作是不能公开鼓励的产品，可能比处方药还要严格一点儿的程度。

　　也许再过一百年，人类对于成瘾型的电子游戏也会像今天对于毒品一样重视。

　　《广州贸易》读后感(四)：作者致谢

　　我诚挚地感谢很多引导我浏览馆藏的个人，他们是卫思韩、艾德·帕金斯（Ed Perkins）和哈里森·程（Harrison Cheng）三位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建议；荷兰海牙国家档案 馆的欧耶维先生（Mr. Oyevaar）和普兰廷加先生（Mr. Plantinga）；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的杰克·帕克（Jack Parker）、卡罗·乌勒斯（Carol Urness）以及其他人；非常熟悉荷兰档案的研究者辛西娅·维耶里（Cynthia Viallé）和娜塔莉·额维特（Natalie Everts）；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及其他工作人员；丹麦国家档案馆的恩里克·戈贝尔（Erik Gobel）;瑞典哥德堡的安德斯·拉森（Anders Larson）、伍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和克里斯提娜·苏德帕尔姆（Kristina Soderpalm）；中研院的张彬村；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艾德·斯托尔斯（Eddy Stols）和巴特·德·普林斯（Bart de Prins）;挪威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卡尔·菲德森（Carl Feddersen）对我好学术旅行的鼓励和热情款待。此外在莱顿、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根 特、布鲁塞尔、伦敦、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隆德、卑尔根、奥斯陆、北京、澳门、香港、台北、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米斯提克海港、堪培拉及其他很多地方给我支持的人太多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没有家人坚定的支持，此书根本无法开始。他们为此承受了很多，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本书值得他们为我所付出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些协会、机构和研究所，它们都曾慷慨地资助此项 研究:国际教育论文奖学金（1996～1997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蒋经国基金（1996～1997年）、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论文奖学金（洛杉矶，1997年夏季，纽约总部，1998～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McVicar基金（1996～1997年和1999年）、美国国家论文撰写奖学金（1998～1999年）、美国麻省历史学会研究奖学金（1999年夏季）、美国迪美博物馆研究基金（1999年夏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奖学金（2005年）和澳门文化局。澳门多个机构都资助过此项研究，尤其要感谢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及吴义雄教授对此书翻译的支持，对我的同事江滢河教授和黄超博士表示诚挚谢意，感谢他们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致谢

　　《广州贸易》读后感(五)：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佳作：信重史实，凭恃史料

　　中国对外交通，特别对西亚东欧的来往，自古即有陆上西域、海上交广两途。唯西北陆上交通开始早，地位较重要，因此海上之交广赶不上陆路盛况，声名逊于西域丝路。然千余年来广州对外通商，形成南方港埠都市，其发展连续不断，至清代尤其瞩目。

　　有清一代，广州对外通商，萌芽于顺治年间平南王尚可喜主政时期，之后贸易稳步增长，至1842年《南京条约》后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一书中框定的时间为1700-1842年。目标是要辨认出广州贸易结构的优劣之处，然后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贸易》采取了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将政治因素搁置一边，着重搜集数据年表，呈现其中透露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状况。清史的相关记载详细，官方来往文件一应俱全，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再加上范岱克努力搜罗的地方海关税口记账簿、行商债务凭证等，丰富翔实的材料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事实基础。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广州地据珠江三角洲要冲，上游依西江、北江、东江以通上源各支流谷地，百川汇综，通达全粤。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海口宽阔，港汊交织，形成优良的商船航道。范岱克论述要点之一，即阐述地理条件与历史因素构成其中重要轨辙与依据。与此同时，依靠广州港口“讨生活”的各类人口，不单是官员、商人、水手，还有通译、帮会、劳工、乞丐、妓女等诸般人等，遂也成为范岱克笔端18、19世纪广州社会世态图像的部分。

　　范岱克为买办、通事与引水人此三类专辟章节。这几类人极具近代贸易特色，且极有地域特色。引水人担负着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地引导外国船只入港的要职，围绕引水人的技术水准、收费标准、管理体系，可以反映当时船只的载重量、远航能力、科技更新等情况。买办与通事的活动，则能反映官府与民间在外贸交易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当时外贸商品的种类，中国近代新兴的资本阶层的运作模式等情况。

　　借助范岱克的研究，我们发现，广州体制是一种相当成熟、高效运作的体系。广州大诗人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下《广州竹枝词》七首。其一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证广州之繁荣。范岱克评价，“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投资资本的流动带动国际金融结构的复杂化，小型汽船的普及让散商模式逐渐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大型垄断机构，全球商业自由贸易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但是，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而鸦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地方官员因政绩需求就默许纵容了鸦片走私以换取茶叶外销。范岱克认为，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地方官员在消除腐败问题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另外，广州体制缺乏对自身历史的重视，比如他的研究从中国方面能获取的都是官方档案，而船员日记、贸易细节等材料都是从国外得到的。这说明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准确的信息，因此很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目光之短浅无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动。

　　补充一点范岱克未提及的。有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之殇源于先前之闭关绝市。此说并不确切。清初确有面对台湾明郑政权的禁海策略。但清廷体制沿袭明制的表现之一，即以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国家。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而西洋各国俱因航海来华，指定由广州入口。其余关口虽比不上广州之规模，但推论归咎于闭关是简单化的。结合范岱克这部《广州贸易》，重新关注广州体制本身的利弊，或有新的发现。

　　《广州贸易》读后感(六)：鸦片贸易起源

此书阐述了一个落后的政治体制，在无法适应逐渐发展的生产力与社会环境时，是如何被一步步被淘汰掉的。

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统治的广州已经有了近10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历史，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还处于一种闭关锁国的封建农耕政治文明中，书中列出了当时的一些管制政策：

1、不允许学习外国人的语言、也不允许教授外国人汉语

2、不允许引航员以外的国人登上外国船只

3、不允许非官方允许的人员进入外国商馆或向外国人提供商品及服务

3、不允许向外国人借贷

4、不允许出国

...

而彼时的政治环境下，清帝国的中层官员，即两广总督或海关领导者，其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维护当前贸易发展的稳定，不出现失控或超出预期的局面，保证每年上缴国库的收入稳定增加。在这种封建农耕统治下，谁也不想让皇帝认为自己的辖区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或者产生任何或让皇帝认为是置疑其决断的想法出现。

尽管作者认为粤海关当时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在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懒政，它控制了外商的交易对手、船只航行、交易形式、结算方式、补给渠道，显然这种高度控制的管理体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贸易权力集中在少数的一些保商、引水人、通事、买办手上，减少了政府官员的直接管理半径，只能适应小规模的国际贸易，以及以帆船、大公司为主体的贸易形式。

当贸易发展到大规模、散商为主时，这种金字塔控制体制就开始失效，出现难以驾驭的内部腐败，蒸汽船出现后基本就土崩瓦解了，而失效后的清政府却缺乏及时的纠错机制。

作者认为这种金字塔结构，促成了内部竞争，保证了贸易服务市场价格的稳定，使得广州营造了比澳门更好的贸易环境。

书中描写的行商或许是近代商人的一个缩影，政府完全不重视发展商业，。一是行商承担了关税，但政府不采取延期收取，使得行商负债经营，但此时国内贸易资本市场基本没有诞生，因此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且利息远高于国外市场，蚕食了行商的利润；二是行商无法建立同盟，不能控制进出口价格，在外商面前缺乏话语权；三是政府完全没有建立法制，行商依赖政府给与的行政许可经营，其利益得不到保护，且受到官员无休止的索贿。

作者认为鸦片这种非法贸易的发展，给外商带来了大量白银，反而促进了茶叶、瓷器这类合法贸易的发展，因为外商有了更多白银购买这些产品；而官员因为合法贸易不断增长，且能够从鸦片这类非法贸易中拿到贿赂，就失去了控制非法贸易的动力。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非法贸易反而比合法贸易风险更小。

此一说法中，茶叶、瓷器贸易的增长是否直接来自于外商手中白银的增加，值得讨论！如果没有鸦片贸易，难道茶叶贸易就不会大规模增长了吗？

这种非法贸易促进合法贸易增长，从而使政府无法管制非法贸易，直至欧洲战争爆发使得鸦片贸易获得的白银被当作军费大量消耗掉，并没有被使用在购买国内的茶叶、瓷器上，导致白银大量流失，国库空虚，贸易逆差大增，才促使清政府开始下决心管制鸦片贸易。

总的来说，作者从贸易的各个参与者角度出发，综合贸易发展中的产品、货币、政府体制、技术变革等因素，能够使我们一窥鸦片战争爆发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脉络。

另外，蒸汽船出现在我国沿海十多年才被官员重视，真是震惊！！！

　　《广州贸易》读后感(七)：二百年前的中英贸易战

　　——创造了白银资本贸易奇迹的“广州体制”

　　文/王绍贝

　　早在1910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信、海关关员马士出版的《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一卷中，就对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贸易体制有过系统的分析和评论，但马士对广州贸易体制评价甚低，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很大部分原因要归结为腐败、落后的广州清政府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充满腐败、低效率，对前来贸易的外商极其不平等，鸦片战争是文明国家教训不文明国家的一场战争。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则是强烈谴责鸦片战争发动者是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行为，丝毫没提一口通商的“广州体制”。如果“广州体制”真的一无是处，如何能持续一个多世纪？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广州贸易对这个时代的全球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18世纪白银资本世界贸易奇迹的“广州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范岱克教授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一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对我们重新审视白银资本、大航海贸易、鸦片战争前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视角。

　　广州体制的建立背景

　　18世纪初，广州贸易运作开始形成贸易规则，迅速发展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虽然不能就此称赞广州“自由”或“开放”，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他港口无法做到。从1757年到1842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官方法令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广州商人和官员在谈判和管理贸易方面的专业程度，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沿海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方，这标志着18世纪初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广州体制的构成因素

　　广州体制是粤海关监督通过引水人、通事、行商、买办等各级工作人员，对外商及其贸易船只、贸易程序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既保证了贸易能顺利进行，又确保外国人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冲击，而且这套管理模式是得到清廷批准的。

　　广州体制建立在吃水深的帆船运输基础之上，这些船的航行必须经过一条长而浅的河道。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珠江的导航（澳门引水人）以及深入通道的入口（虎门）就控制了贸易。外国商船要得到粤海关的许可沿江而上到广州做贸易，必须雇佣专业的“引水人”，这些“引水人”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其舢舨由澳门海关税馆颁发登记号，对吃水深的船只来说，船上有一位清楚该水域情况的人是必要和严肃的事情。引水人还会在舢舨上储存补给品以出售给外国人。广州补给品贸易是保证广州贸易顺利进行的最重要部分，把水手、船长和大班日常饮食供应和海运装备供应等控制在手中，是粤海关监督控制外国人群体的一种手段。确保补给品稳定供应是明智的，吃不饱的水手是会制造麻烦的。补给品的供应商被称为“买办”，与引水人一样，由官方颁发牌照。

　　从事外贸的中国商人（行商）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或者两广总督的批准，行商必须对跟他们做生意的外商负责。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每一艘外国商船都被指定给某个特定的中国商人或者商行处理业务。

　　清朝官府未来避免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指定“通事”为官府与外国商人的中间人，他们必须掌握广州英语、粤语和官话，但通事更加重要的职业技能是能够促使商谈、劝解和安抚行动顺利进行。通事的工作重点在调解和妥协，并不是翻译准确和清晰。

　　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其商品、服务和租金的价格。广州的负责官员不允许形成商业垄断或价格固定，这样会导致外国人不到广州贸易。如果外国人不回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就必须向朝廷奏报，因此官员并不愿意出现某种价格联盟来控制市场准入或者价格固定。鼓励在广州体制下的贸易，是各级清朝官吏的意愿。如果外国人贸易期间发生问题没法解决，粤海关监督就会撤走通事，禁止中国行商与其继续做生意直至问题解决，禁止引水人给那些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引航，甚至撤走买办和仆役，中断日常生活饮水和补给品供应。

　　广州体制崩溃的原因

　　广州体制开创了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感兴趣等。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

　　浅底汽船的出现单枪匹马终结了澳门引水人的贸易守门人角色，粤海关监督不能够控制汽船航行的路线。这种权力的丧失逐渐使外国人控制了整个广州口岸。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措施来消解汽船的战略优势。鸦片战争爆发时，蒸汽动力帆船“复仇女神号”对中国沿岸的大肆破坏，只是这一体制崩溃的结果，而非原因。然而技术变革也只是敲开这个古老帝国大门的次要因素而已。

　　然而，导致广州体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没能制止走私行为，体制腐败导致走私贸易的猖獗。由于中国采用银本位的贸易体制，外商要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而中国却基本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来商品，因而外商需要大量白银，欧洲大航海过程发现新大陆后掠夺到大量的黄金、白银给中国广州的贸易繁荣提供了货币支持，但掠夺的黄金、白银总有消耗完的时候，要持续获得中国商品还是必须有其他替代品，外商发现鸦片成为这个替代品，18世纪50年代鸦片走私开始大量倾销中国，因为官员参与了走私，清政府屡禁不绝，鸦片贸易耗尽了中国的白银供给，鸦片成为快速产生资本和获得急需白银的方法。因为鸦片是走私物品，除贿赂官吏外，鸦片不需要向官府缴税。而茶叶贸易中商人必须预支白银，在见到投资回报前，可能要等待6个月以上时间。官商勾结使鸦片走私标准化，从而快速发展，鸦片还具有比茶叶更好储存的特征，通过“仓船”或“储藏船”，鸦片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寻求价格最大化出售时机。因此，走私鸦片的风险小，利润却远大于茶叶。

　　没有违禁品产生的资金，合法贸易就不会如此广泛或持续地增长。默许非法贸易可能是粤海关监督确保上缴给朝廷的收入能够不间断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范岱克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广州体制因为其内在的溃败、腐化，也会无法持续下去，鸦片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体制的终结而已。

　　该文删节刊于2018年7月8日《南方都市报》A09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8-07/08/content_37251.htm#article

　　《广州贸易》读后感(八)：《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读后

　　aul A.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he China Coast, 1700-180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18年课程作业。

　　“广州贸易”作为晚清以来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讨论。在过去的150年间，关于广州贸易的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尽管这些作品关注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一，聚焦其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其二，聚焦其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或外销画的研究；其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贡献；其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者广州的研究；其五，涵盖上述四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范岱克教授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多国（多种）档案，试图重现广州口岸日常活动的历史全景，同时分析大量与贸易相关的人物以及贸易各方面的情况，尝试全面观察和分析广州口岸复杂的内部运作机制和结构，以呈现更详细和全面的广州贸易的历史，填补此研究领域的空白。

　　一、呈现与反思：广州贸易的生活与事业

　　范著的主要目标是“辨认出贸易架构的优劣之处”（第2页），从而解释广州贸易时代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以及广州体制无法继续维持二土崩瓦解的原因。

　　因而，本书的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的确立，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架构基础。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了解外国人信任广州体制的原因。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根据广州贸易的发展基础，第六章接着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第七章则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呈现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鸦片走私网络。第八章转而探讨其他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诸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

　　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讨论了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广州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作者不仅把眼光放在了影响广州体制这个“机器”的成千上万“零件”——中国人的生活中，还重视“机器”本身——广州体制自身发展的历史，并更好地解释广州体制的运作规律与清政府、世界之间的互动。

　　二、“自下而上”：广州体制与底层人物

　　微观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史学不断反省的产物，源起于意大利，并迅速遍及欧美各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微观史学是这样的一种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所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

　　范著颇有微观史学的色彩，其副标题“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流露作者对“小人物”关怀的倾向。事实上，在呈现广州贸易的结构与实践的过程中，作者尤其凸显了引水人、买办和通事在粤海关控制贸易机制的核心作用，换一句话来说，这些“普通人物”本质上成为粤海关监督用来维持秩序、控制外国人的“关键人物”。首先，在广州体制时期，澳门引水人逐渐控制引水系统并改进引水程序，使得贸易总量大幅增长和国库收入增加。其次，买办是广州补给品贸易的供应商，是保证广州贸易顺利进行的最重要部分（“第一道防线”，第75页），也是控制在华中国人的手段之一。再次，通事作为清朝官府与外国商人的中间人，面临着双重限制的困境，对广州贸易的作用不言而喻。

　　作者不仅揭示了普通人物如何转变成“关键人物”及其作用，而且把普通人物的命运和广州体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读者通过体悟普通人物的际遇变化感悟一个时代的变迁。外来机器的引入，瓦解了澳门引水人的职责、虎门炮台的功能以及澳门粤海关对贸易的控制权，使得澳门引水人成了多余的人；通事和海关胥吏独揽补给品黑市买卖，买办不再完全控制补给品买卖；通事的一部分功能为买办等一些人所承担，必须不断调整和重新分配通事和其他贸易相关人员的职责等等。广州体制的瓦解投射在每一个底层人物的人生际遇变化上，而他们之于广州体制的角色变化恰恰也是体制变迁的缩影。

　　除了商人、通事、买办和引水人的“关键人物”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参与了贸易，扮演不同角色，包括税馆管理员；驻扎在沿河岗哨的哨兵和士兵；海关水上稽查员；陪同船只往返虎门的船家；跑腿的人、书记员、秘书、水手，以及在珠江三角洲一代管理海关站点和舢板网络的小吏；帆船贸易及其船员；内地商人及其随员；工匠、手艺人及其信使；搬运工；种植者、生产者和供给者；茶叶包装工、采摘者和加工者；纺工、织工和陶工；书记员、秘书和苦力，等等。（第165页）由于篇幅的原因，作者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故事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他敏锐地发现了众多底层人物在广州体制金字塔式分层管理中所形成的内部竞争和权力下移，对整个体制起到的“双刃剑”的作用。作者从细微之处和具体之人编织广州体制的管理体制，进而寻找广州体制“成功”和“崩坏”的原因，印证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使没有鸦片战争终结了广州体制，中国贸易及其传统的经营方式也将受到更强劲对手和激烈竞争的严重威胁”（第183页）。

　　三、“从内至外”：广州、中国与世界

　　从管理体制内部审视整个广州体制，从广州贸易审视中国贸易，是范著基本的逻辑结构。

　　一方面，作者提出“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第2页）的观点，这个观点恰与鸦片战争后“世界打开中国大门”的论调相悖。支撑作者观点的有力证据在于：广州体制实行期间（鸦片战争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逐渐增多，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扩大，粤海关很好地对外国人实行控制与监督。因而，作者不大认同过去学界所坚持的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不感兴趣等问题是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认为广州地方官员过多地阻碍和限制广州贸易发展，相反，他更多地相信是“广州体制”本身的优劣之处导致了中国贸易起起落落之象。换一句话来说，作者试图从根本上论证不是鸦片战争（外部因素）导致广州体制崩坏，而是广州体制（内部因素）必将走向衰落的观点，即“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打败这种体制，是因为这种体制自身已溃败”（第187页）。

　　另一方面，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图景的阐释，作者把广州体制自身的溃败归结于体制所有部分互动的恶果：违禁品贸易发达、资本市场结构不平衡、粤海关所衍生的监测控制问题，等等。作者认为广州体制问题的实质在于“信息”占有的缺失。准确的贸易与国际环境信息收集的缺失，不仅导致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朝廷大臣只能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应对广州体制所出现的问题，而且导致清政府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深入理解，失去对广州体制的整体控制。

　　在范著的行文逻辑中，除了展现作者重视内因，全面勾勒广州贸易图景的希冀，也流露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倾向。对结构功能主义来说，了解社会结构就如同了解有机体的解剖构造一样，而研究结构的功能就是认识有机体的生理机制；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强调社会整体相对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作者多次比喻为“庞大机器”的广州体制，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行动系统”，行动系统分为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四个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即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通过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与社会发生联系，制度化了的身份与角色复合体就是社会制度。范著中，参与至广州体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无不是通过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和整个广州贸易发生联系，他们通过交换，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构成广州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尽管作者在肯定广州体制的稳定性之余，着重讨论了体制内的冲突与非均衡的情况，没有陷入结构功能主义追求均衡的理论困境，但是让人深思的是，广州体制的产生和崩坏，都是中外互动的结果，若侧重以“反思”为由，只从广州地方、乃至清政府一方去思考，作者观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未免有待商榷。

　　诚然，任何一个制度有其优势，亦有其缺陷，这是无法避免的；当制度之缺陷远远大于其优势，制度的溃败亦是难免。范著正是指出了广州体制缺乏了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而导致无法弥补缺陷，走向溃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从内至外”（重视内因）的逻辑在本质上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作者依托于此逻辑而得的结论“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打败这种体制，是因为这种体制自身已溃败”（第187页）更像是对广州体制失败的“后见之明”，隐含着一种对既定结局的了然。如此，鸦片战争、甚至广州体制时期贸易往来的外国人之于广州体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显然与历史发展不符。那么，如何更好地在诠释广州体制、清政府和世界的联系，如何兼顾内外互动和全球视野来诠释广州贸易的这一段历史，应是接下来学界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四、阅读者的疑惑

　　作为系统梳理广州体制之作，范著仍有进一步斟酌与思考的地方。

　　在资料可靠性方面，范著无可否认是建立在丰富、翔实史料基础上的作品，一方面，有赖于“中国贸易”研究领域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包括广州体制时期来华的船长和商人的档案、游记、航海日记，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公司的书信、报告、订货单、账本、销售目录和其他文件，和澳门、广州贸易有关的中国官方文书，等等；另一方面，有赖于作者走访多国档案馆，综合运用多国档案，包括荷兰、美国、英国、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澳大利亚、中国等地档案，并对所得的史料下了钩沉索引、披沙沥金的功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书中所使用的数百条详细的中文贸易记录，大部分来自外国的档案，中国档案记录由于不注重底层人物的信息，只有官方往来文书而较少被作者使用，不得不让人惋惜。

　　尽管作者尽力做到“一份史料，说一分话”，但在仔细品读本书之引文注释时，可以发现：与中国原始档案相比，中国“汇编”档案引用较多；与中国档案相比，外国档案引用较多；与外国档案相比，专著、期刊引用较多；与中国专著、期刊相比，外国的专著、期刊引用较多；与直接引用相比，间接引用较多，这就涉及到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以本书第三章为例，首先，作者所利用的中文档案仅有刘芳、章文钦主编《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下两册的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六卷、《澳门志略》、《香山县志》；其次，第39、40页关于船只规模、引水费用、引水过程等问题及其数据，第39页引水人报酬记录，第45页“复仇女神号”的记载等等，作者所引用的并非一手文献，而是外国二手文献，并以作者的另一部作品Port Canton and the Peal River Delta, 1690-1845为主要转引，这种情况并非仅在第三章才出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本书所呈现的历史现象失去了应有的史料基础和历史“韵味”。

　　除此，考虑到作者是美国学者，对于表现中国现象的史料的诠释，难免会出现误读的情况。例如，第54页，作者根据“1838年美国船‘洛根号’服务的那位买办有6个儿子、4个女儿和两位太太”这一史料，得出“能够供养这么大一家子人可以看出这个买办家底殷实”这一结论，却不注意古代中国人“多妻多子”的传统，非家底殷实之户也有三妻四妾多子女之现象。

　　在具体的文本内容中，范著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甚或不足。首先，作为一部系统的学术专著，行文应更为注重字里行间之逻辑，在书中第七章与第八章，作者尤其以小标题的方式为读者分别展现“挂旗艇、白银、违禁品与大米”、“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与代理商”的内容，第九章“反思广州贸易”更是从结构与实践、优势和成就、缺陷和崩溃三方面进行论述，条理清晰，逻辑性较强；但在第二章至第五章，呈现粤海关管理程序，以及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的日常职责和生活时，却没有按照一定的写作顺序（或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等），也没有小标题等关键词语的提醒，通篇下来极其容易让读者只看到了粤海关及其相关人员所做之事，而忽略了他们如何去做以及广州贸易如何整体运行，更有甚者，会使读者产生史料堆砌之感。其次，尽管作者在第一章“广州体制的形成”已经对本书所选取的1700-1843年作为“广州体制”的历史时期作出解释，但是却有点前后矛盾之惑，如作者提及“到了17世纪90年代根据贸易运作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些贸易规则，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方之一”（第1页），所以不禁疑惑为何不把时间界定为17世纪90年代或者18世纪初，而特定为1700年。再次，尽管书中标题也意在着眼于底层人物的“生活”，但由于底层人物资料的缺失，以及引水人、买办和通事与广州体制深刻的联系，读者得到的关于他们的信息多为日常的职责和工作，但日常生活方面则更少，颇让人意犹未尽。

　　结语

　　综括而言，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把目光放在了广州体制的结构和广州贸易的实践之中，以“自下而上”的目光反思广州贸易，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全面的图景，是系统研究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的首部成果，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