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是一本由[英]庄士敦著作，世纪文景 x 活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一)：他人眼里的紫禁城落日黄昏
很早就知道这本书，一直很想拜读，一次旅行在闲逛书店时发现了这本书，立马买下带回家，但却是在书柜里躺了很久后才开始拿起它读起来。说实话，在没读之前对本书的期待值很大，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它的期许却逐渐减退了，并不是书的内容不真实，而是个人认为作者表达的东西更多的是带了个人眼光色彩去看待，较有偏颇吧！ 书中从初入紫禁城到溥仪被赶出紫禁城都细致的描写了晚清时期的衰败和没落的过程，包括晚清后期时局下宫内各处状况——内务府的腐败，"守旧派"的顽固，皇室的铺张浪费等许多事件都造成了它没落的原因之一，当然并不是单一方面，也有历史进程的推动。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作者以一个即局内又是局外人的角度述说了一个没落朝代的黄昏。但个人觉得作者身为帝师他有对自己学生的期盼和担忧，这一情绪使得作者在些许描述上是带着个人滤镜的，特别是在对自己的学生——溥仪的描述，不能说不对，但我觉得还是有些过于夸好的现象。反而觉得本书里译者的描写更为精彩有趣（笑） 本书建议搭配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阅读会更好，因为有些事情描述两书稍有出入，可做搭配参考。 （一点儿个人的阅读感受，拙劣文笔，不喜勿杠！）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二)：整本书都像为自己开脱的巨大谎言
3.14-3.26 《紫禁城的黄昏》
原本看《末代皇帝》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庄士敦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能是戏份不多。但看完这本书才知道封建末代史上和溥仪生涯中，这么一个人物可以说是最影响溥仪的人。
庄士敦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无论是在英国还是中国，庄士敦都属上流最接近顶级权力的存在。
后来在中国做了溥仪的老师，很多方面都影响了溥仪。
先说好的方面，庄士敦的到来无疑是打开了溥仪的国际化视角，从全世界放眼看中国的改革，使得溥仪成为一个很接近为人民着想的“明君”，接受改革。
但坏的方面比好的方面大太多了。庄士敦其实是个野心家，他很多时候都在“操控”着溥仪的意见，影响历史走向。因为庄士敦是溥仪的老师，又是见多识广的人，所以溥仪都下意识的会先听从这位老师的意见。
从被赶出紫禁城策划逃到英国，再到寻求西方庇护，再到后来多次密谋复辟。庄士敦这个野心家和政治家一直有参与，但他并不承认自己作为西方干预中国内政。
文中其实很多次提到“溥仪信任我”“报纸污蔑诋毁我”“我并不知情参与”，无疑这些都是谎话。
整本书看下来，庄士敦都在为自己开脱，从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到最后沦为日本阶下囚，庄士敦从一至终都参与过，但从不认为有自己的过错，把自己撇的很清。
我建议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于庄士敦描述客观历史事实的情节可以读一读，但是读到只有有庄士敦参与的事情当中，都要抱有怀疑的态度和自己的判断。
读历史是非常枯燥的，而且人物很多，看似都没有交集，实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且看历史是需要大量的查阅考究的，很多时候你以为看到了真相，但是很难辩证真伪的。
我们要记得，任何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和立场，或多或少会带到作品当中，影响后人。很难说哪一个版本是客观可信的。只有从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时间去看，我们才会自己拼凑出一个真实的真相。
这段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朝代，包括现在。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三)：视差之见：日不落帝国眼中的末代黄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终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被迫迁离紫禁城。历史的组织形式从来不单凭某个时间点的质变、某个冰冷决绝的断裂。在这间隔的13年间，落幕的清王朝远未终结，它纠缠着易代生民的鲜活日常向前铺展，并时时由变幻风云的缝隙间透出微光。故而，庄士敦眼中的紫禁城，便有了迟迟不肯坠落的“黄昏”。
1934年，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1950年代，囚于战犯看守所的“逊帝”溥仪“报告”出了《我的前半生》；1960年代，蛰居香港的高伯雨时而对照“前半生”，着手译注帝师眼中的“黄昏”。三人站在20世纪由近而远的不同位置，以各自的距离触摸历史原点。评注本的最大特质，便是罗生门般呈现出历史现场的众声喧哗，历史论述的龃龉在正文与评注间翻转不迭。谁才是历史事实的持有者？高伯雨在评注间的臧否，或许已经说明了他的自诩和抱负。
由于历史主体所处位置的结构性差异，历史叙述始终存在着无法沟通的不同视点，我们只能尝试着变换视角，在各个视点之间把握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讨论的“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对于庄士敦与自己的“视差”，高伯雨不辞频繁地引入了更多的“视点”，诸如包括当事人溥仪在内的回忆或口述，以及转引自历史现场的报章新闻。更关键的是，高伯雨毫不松懈地洞悉了庄士敦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位站在“日不落帝国”的高地上，俯瞰东方末代“黄昏”的外交使臣；而他那些不乏幻想的旁观和评断，只会使高伯雨反复“齿冷”。
1911年至1924年这13年间，庄士敦所代表的大英帝国，也开始遭遇它“日影西斜”的命运。产业革命在英国境内引发阶级矛盾，民主政治伴随着党派之争时有沉浮，而更致命的，则是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真正开始在世界范围中动摇其“日不落“的殖民版图和帝国威势。如何守住帝国既已揽获的土地和财富，是英国1920年代前后至关重要的任务。如此，庄士敦对于逊帝溥仪的“保护”和“辅佐”，以及大清终结后的复国期待，在高伯雨看来，都不过是其护持英帝国利益的东方资本。如果说半西装、半顶戴花翎的装扮，以及俯首称臣的君臣姿态，还只是西方人以“东方主义”为趣味，表演自我对清朝的赏玩，那么，隐微在“毓庆宫”帝师身份的背后，那个往来于英殖民地威海卫的外事官员，某种程度上才是庄士敦的本来面目。唯有如此，方能理解高伯雨译注背后的那些“齿冷”。譬如，当庄士敦指责冯玉祥驻京逼宫，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同时，严重威胁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安危，以及《辛丑条约》中所签订的外方“权利”时，高伯雨再也忍无可忍：
“权利二字加以引号，是译者加上去的。洋人动不动就说他们在人家的国土上有什么’权利’，甚至说如果他们在外国的权利受影响，就要’膺惩’人家，甚令人齿冷，此孙中山先生所以必欲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庄士敦之流之必欲永远保存不平等条约也！”
处于怎样的位置，便会有怎样的态度和立场。这部《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新译本，反而更清晰地彰显了高伯雨的态度和立场。或许会有这样的声音：相比于1934年更为犬牙交错、因果无常的现场，1964年评注的当下，高伯雨那些由线性历史脉络中抛出的“视点”，是不是难免后见之明抑或宏观叙述的粗暴？不好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重新面对西方人所谓“正义”的史传时，从晚清一路走来、亲历现代中国屈辱与动荡的高伯雨，明白如何借助事实的力道，为东方争取历史叙述的体贴和主动。历史叙述如果冷静到可以抹除道德或伦理的基本评判，所谓“真实”或许也自动失去了其传世的中枢。
庄士敦与高伯雨眼中的溥仪，都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然而，正文与评注之间，仍然分裂出了“两个溥仪”：一个是在现代的召唤下，对复归帝业主动出击，最终在东北取回他自己的“志业”；另一个则是出于不切实际的传统和野心，主动走上了伪满洲的“卖国”歧途。或许在庄士敦的想象里，末代皇帝所身处的黄昏会无限的延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高伯雨很清楚，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断言的那样：
“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四)：黄昏到寺蝙蝠飞
文/李国华
读韩愈的《山石》，我最喜欢的一句一直是“黄昏到寺蝙蝠飞”。因为省略了主语，直观地看上去，似乎是黄昏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荒山古寺，但仍然还是有动静的，惊动了蝙蝠，蝙蝠就开始飞了。诗人看见了黄昏的脚步，看见了黄昏到寺，还看见了蝙蝠被黄昏到的脚步惊飞，事物之间有此微细的关联，令人情思荡漾。因此，我颇不喜聪明的学者说“黄昏到寺蝙蝠飞”一句补出了“山石荦确行径微”的主语，是游踪所至，见“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虽然我知道自己确实是愚笨的。
黄昏也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字眼，它意味着不明不暗的时刻，白天的秩序已然结束，而黑夜的秩序尚未来临；在古典时期，黄昏正是蝙蝠这种身份不明的生物出现的时刻。冯梦龙辑的《笑府》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是写蝙蝠的：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以？”一日，麒麟诞，蝠亦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乃无奈他何！”
冯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要嘲讽世上的恶薄之徒，为了自己而选择性地表示自己的身份，乖忤长者。也不知道冯先生的故事是不是辗转来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反正那里面有一则 《鸟兽大战》，说蝙蝠怕选到了输的一方，鸟方占优就说自己是鸟，兽方占优就说自己是兽，后来和平时期到来，蝙蝠被以叛国罪论处，只好在夜晚偷偷摸摸过活了。
这时候我就想到新近读的一本书，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有高伯雨的译注，文景新推的。高伯雨真是个妙人，译书不但出注，而且唯恐庄士敦误导世人，具注极其详细，态度极其鲜明。翻开书是高先生写的“前言”，皮里阳秋地介绍庄士敦， “人们称他为‘中国通’，他也自信不疑”，然后就介绍庄士敦获赏“二品顶戴”后立即定制清朝官服之事：上身蓝袍长褂，下身洋服裤子，脚上英国皮鞋，可谓中英合璧。得知闹了笑话之后，庄士敦请内行人替自己打扮，终成地地道道清朝大官儿模样，“先后以此种模样拍成相片者凡十数种”。高伯雨论定庄士敦有匍伏皇权、向往帝制的心理，不啻明示读者，读 《紫禁城的黄昏》是要先行防备，免得被庄士敦带到沟里去的。逐字逐句看下去，就觉得高先生的提醒实在必要。庄士敦说自己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很反感周围的人把溥仪当成与凡人不同的真龙。他说，他不但自己把溥仪当成一个聪明、有幽默感的普通青少年来看，也力劝周围的人把溥仪当成凡人，希望溥仪不要总生活在紫禁城，要到外面透透气儿；发现溥仪近视了，他还让外国医生给配眼镜，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桩桩件件，似乎都说明庄士敦能以平常的态度对待溥仪，到底是来自虚君共和已久的现代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可是，就是这个开明的、现代的庄士敦，以平常的态度对待溥仪的庄士敦，其实是很在乎自己的 “帝师”地位的。书中暗表：“到1922年逊帝大婚后，‘加恩’内廷出力人员，我又拜‘头品顶戴’之赐，成为一个中国的最高级的‘官员’了。”庄士敦这话是自嘲，还是自喜，又或者自嘲自喜兼具，还真不是那么容易读出来。好在有高伯雨先生的译注，庄士敦说溥仪脾气好，高伯雨就注释道，自己早就知道溥仪脾气坏，而且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也坦白承认；庄士敦说溥仪书法好，高伯雨就注释道，1926年在北京 《京报》上见过 “御笔”作文稿，字体极坏，“帝师”所见大概是“南书房”翰林代笔；庄士敦说溥仪十六岁就诗才崭露，高伯雨就注释道，溥仪在自传里说，用“邓囧麟”的化名发表的诗，其实是抄的明朝诗人的作品，编者上当罢了；庄士敦说慈禧太后在玉澜堂的墙内虐待她的皇帝，从而弄丢了皇帝的王朝，“造成中国人民在过去二十年受尽了长期的痛苦”，高伯雨就注释道，“难道清朝不垮台，中国人就享福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桩桩件件，高先生似乎意在说明，“中国通”庄士敦乃是时时处处隔膜的、不通的。而且，顺着高先生的提示，我以为也许可以说，庄士敦实在有点过于投入，以至于不得不总是叙述溥仪过人的聪明、善良、幽默……害怕溥仪不够好，连累了自己“帝师”的尊严似的。庄士敦到底是大英帝国的现代公民，还是紫禁城黄昏里的清廷大员，还真是不易分清。
顺着译者高伯雨先生的意见写下来一些说法，也不见得多么贴近溥仪的海外孤臣庄士敦。高伯雨先生说：“我尤其讨厌译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也不知道是仅仅因为“译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还是觉得 “中国通”其实都不通。但译书而至于以意删略，并且“采用意译的方法”，大概是很难做到不 “违背原作者的意志”的。书的腰封引藏书家姜德明的话说：“译注简直可以独立当作一篇篇短小的随笔来读。我相信这是任何一种 《紫禁城的黄昏》的中译本所无可比拟的。”这话很值得玩味，我打算刻意求深一下，与其说《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注本是翻译，不如说是高先生的著作，他裁剪庄士敦提供的材料，增益以自己的见闻和阅读，重构了紫禁城黄昏的光影。高伯雨到底是译者，还是著者，与严复是 《天演论》的译者还是著者一样，费人思量。
现在，我也想学范高伯雨先生，做点来料加工的活儿。历史的中间总有一段“黄昏”时刻，旧的秩序尚未完全散尽，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在这样的 “黄昏”时刻，大概是免不了要惊飞起一些蝙蝠式的东西的吧。但是，有蝙蝠，也有其他与蝙蝠完全不同的存在，比如“民国遗民”章太炎、鲁迅，比如清遗民郑孝胥、王国维，比如有怒斥宝熙函诉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孙中山……可谓风景不殊。认知这独特的 “黄昏”时刻，像陈寅恪那样，说王国维之死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确也风华绝代，说郑孝胥仕伪是不二之臣，也可谓独具慧眼，但总不应该忘了，“黄昏”时刻的来临大概源于某种失序的后果。在后果中眷恋失序前的时刻的念头，虽然令人同情，但实在算不上多么高明吧；至于那像蝙蝠一样喜欢在“黄昏”时刻起飞的人，诸如徐世昌、庄士敦之辈，未免令人厌恶。反正我自己是更喜欢那“黄昏”时刻抉心自食以建立新秩序的人物，不想沉溺在一点模模糊糊的诗情里，任意西东。
拉拉杂杂写到这里，其实是不自信的。我并不是韩愈式的文以载道之徒，何况钱钟书说他茫无所载，一介文人而已。且不去管那么多，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蝙蝠居然因为“不禽不兽”的属性而被人与神兽凤凰、麒麟并举，扰动视听，似乎也进入了神兽的行列。虽然并不是非要格外不尊敬禽王凤凰和兽王麒麟不可，但总觉得有些秩序是被错动了，如此甚好。
（本文原载《文学报》）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五)：紫禁城里的囚徒与客人
王苗/文
原载于《北京日报副刊》
1924年9月，逊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臣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延恩侯朱煜勋。
明代灭亡后，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安抚人心，对明帝子孙封官晋爵，是为延恩侯。此时明朝灭亡已经近三百年了，昔日地位煊赫、血统高贵的皇家贵胄早已七零八落。最后一代延恩侯朱煜勋住在北京东直门北小街一条胡同里，贫困潦倒、落魄不堪，房子简陋破败。他没读过什么书，两个儿子也是顽皮愚鲁之辈。为了去紫禁城觐见溥仪，他的冠服都是找人借的，长袍里面都是破旧的衣服。
两人会面时，溥仪对他训勉有加，恩礼优渥，这让朱煜勋感激涕零。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溥仪就被赶出了紫禁城，逃往天津租界。朱煜勋借钱买了从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专程去朝见陷入危难的溥仪。他在溥仪面前长跪不起，估计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两位皇朝的末代子孙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相遇、重逢，殊途同归。
这段历史细节，被一位有心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就是曾经的“帝师”庄士敦。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入宫当溥仪的英文教师，直到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在这5年时光中，他陪伴溥仪成长，同样也是历史的见证人。1930年代，庄士敦回到英国，着手开始撰写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出版名为《紫禁城的黄昏》，一度成为畅销书。书中记载了他与少年帝王相处的种种细节、内务府的贪婪无妄、他目睹国家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的轮换、遗老遗少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令读者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寄予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退位后的溥仪被称为逊帝，仍旧被准许住在紫禁城里。但前廷象征皇帝治理天下、主持朝政和皇权威仪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武英殿、文华殿已经不属于他，而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古物陈列所。溥仪的天地仅限于紫禁城的“后院”，以及神武门再往北的景山。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实际已成为一个囚徒。他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紫禁城到他生父醇亲王位于什刹海的府邸，不过几千米之遥；爬过的最高的山或许就是用土堆起来的景山，崇祯皇帝曾经在这里自缢而亡；如果想看看紫禁城的风景，他只能爬到房顶上去，远远看一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得破败衰颓的黄瓦红墙。他的先祖康熙、乾隆浩浩荡荡下江南、巡游天下的壮举对他而言早已成为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五百年的紫禁城曾经被很多皇帝视为囚牢，最著名的一位莫过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是个无比叛逆的少年皇帝，经常跑出紫禁城游山玩水，民间“游龙戏凤”的传说就是这么产生的。清朝第一个入主紫禁城的顺治皇帝也是个叛逆少年，在短短的24岁的生命历程里，他一直深感压抑，郁郁寡欢。溥仪的上一任光绪皇帝也是著名的囚徒，人生的后十年，一直被慈禧太后囚禁，最后抑郁而终。
如果说其他皇帝被巍峨的紫禁城困住是一种无法抗争的人生悲剧，那溥仪的囚徒生活则又有一丝荒诞和滑稽。他退位后，外面是一个叫中华民国的新政权，而在紫禁城的“后院”里，他仍被允许保持皇帝的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和皇家威仪，仍有三千名太监照顾他的生活，遗老遗少仍对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溥仪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紫禁城度过的。幼年，他或许很享受做皇帝九五至尊的感觉，但懂事后的他慢慢发觉，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红墙里的一切，与外面的轰轰烈烈比起来，愈发像一潭腐朽的、泛不起丝毫涟漪的死水。他愈渴望外面的世界，就愈对红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少年叛逆的心性与对命运的抗争交织在一起，让溥仪做出很多保守派眼中的石破天惊之举——为了学自行车而下令锯掉宫殿的门槛，坚持剪掉辫子，在紫禁城里装电话，买汽车，请外国人当教师……
他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学习了一系列“洋人”的生活方式。少年溥仪看起来并不愿意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双重夹缝中轻易屈服，但结果又能如何呢？他的抗争在当时是那么无力——他关心外面的时政，可那一切早已将他隔离在外；就是在自己一方封闭的小天地里，也处处掣肘于太妃、太监和腐朽的内务府，什么都做不成。紫禁城内的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太监们肆意盗卖紫禁城的珍宝，为了避免被追查，竟一把火把存储宝物的建福宫烧个干干净净。
年轻的溥仪就这样在一个中西、古今激烈碰撞的时代被牢牢困在陈旧的紫禁城里，过着枯寂封闭的生活。各式人物闯进他的生活，就像阴森的铁幕透过来一缕不一样的光，而这些光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幅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卷，可以作为溥仪人生历程的一种别样注脚。
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位延恩侯朱煜勋，紫禁城里还有过多位值得言说的客人，由他们可以窥见溥仪非同寻常的生活和所处的纷乱时代。
1924年，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辜鸿铭。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问家，被称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和东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又是行为怪诞、傲慢自大的狂士，被称为“辜疯子”。辜鸿铭还是著名的遗老和保皇派，把溥仪的接见视为莫大的荣耀，“天威咫尺”，平时目空一切的他竟然手足无措、毕恭毕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逢人就提起这次觐见，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
1924年，北京文化界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等对泰戈尔进行了接待。而对泰戈尔尽过地主之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主人”，那就是溥仪。溥仪在紫禁城的养性斋与泰戈尔见面，两人谈论了诗歌等话题，还一起合影留念。陪伴溥仪身边的，是清末著名诗人郑孝胥，也是一位忠于皇帝的遗老。
而最轰动的一次莫过于1922年溥仪与新文化领袖胡适的会面。溥仪对外面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巨大的兴趣，一个电话把胡适召到紫禁城。胡适对溥仪鞠躬，称他为“皇上”，而溥仪则称胡适“先生”。两人谈论了新诗、新诗人等话题。溥仪给胡适打电话有少年恶作剧的成分，而胡适的这次“觐见”则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人物的剧烈抨击，批评他背叛民国、有失体统。
庄士敦无疑也是紫禁城里的重要客人，溥仪也很信任他。但在帝国的黄昏里，庄士敦不能改变溥仪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一步步滑向不可知的深渊。
上面提到的溥仪接见几位“客人”的那些生动的细节，都出自《紫禁城的黄昏》中。在黄昏的紫禁城里，不同的、针锋相对的力量相互撕扯、纠结，形成一个个漩涡，把溥仪卷入其中，无力动弹，无法呼吸。“至高无上”的皇帝与“无能为力”的囚徒，就这样戏剧性地合为一体，成为一人。而这也是《紫禁城的黄昏》最有价值的地方。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六)：《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
高伯雨
本书译者高伯雨一九八九年逛书店，忽见《紫禁城的黄昏》触我眼帘，书名是高阳写的，我以为是高阳的新作，心想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所译的那一部改装了罢（二十年前我的一部，由春秋出版社出版的，先在一九六四年《春秋》半月刊按期刊登，后采印单行本）。
细看书名下边两行小字“庄士敦原著秦仲龢译写”，书是台湾出版的，还保留译者名字。
近三十年台湾翻印书大行其道，区区作品，得蒙垂青，再印一次，于我有利，损失的只是春秋耳。翻看书后版权页，原来是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香港总代理是吴兴记书报社，定价新台币一百五十元。标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既然有此声明，就不是翻印的东西了。印刷装帧都比香港版好得多，使我很高兴，不嫌四十五元高价，以七折得之。从前买是六元，现在七折后三十多元，在我已是“豪举”了。
为甚么用秦仲龢这个笔名，是有一段古的。陈彬龢不知高伯雨就是一九三一年他的老友，托章叔醇介绍相识。
见面时，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因为一九三一年时，我还是个翩翩风度的青年，一九六四已是花甲老翁，面容变化很大，就不能怪他了。我们重行订交后，彬龢力邀我为《春秋》写稿，并建议要我译庄士敦这部书。我说，我有的一部抗战时已失去，彬龢说他有办法托人在英国购买，姑且妄听之，我看他是否有此本领。
抗战前，我在北平就订购《紫禁城的黄昏》。一九三四年春，我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该书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我留下一部。
自一九三一年我就帮衬这家书店，虽然人在北平，要买书还是托他办理的。但是，迟至将近年终，我从南京往上海过周末时才收到这部书，原因是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已在外交部工作，离开北平时，我先通知别发暂时不要寄出，待我到上海时才亲往取书。
这书和我有“订婚而久未娶”的关系，不料取后两年，就把它抛在上海，和它不相见将近三十年，现在落在何方我都不知道，而陈彬龢夸下海口，说他有办法买到，还说可买两部，一部送我，一部自存。我心里暗自思量，这书绝版多年，他有什么办法一买就两部！
果然一部都没弄到，我不好意思问他买到了没。只对他说待我设法罢。我的女儿在香港大学修读西洋文学，叫她在图书馆查查有没有这书，如有立即借来。
一借便到，也不须详读和作好准备，动手就译。因为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第一批稿交彬龢转致《春秋》时，他问我为什么用秦仲龢作笔名，我笑而不答，只说这是新的一个，换个新名儿，也可一新耳目，人家不会以为是我。
我译完《紫禁城的黄昏》不久，就创办《大华》半月刊，又用秦仲龢笔名译写马戛尔尼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开始刊登。一九七一年，《大华》停刊，我就把这部译本整理出版，于一九七二年六月面世。一九七五年九月再版。我在“再版后记”中写道：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部书是我译的，曾有人问是否译得不好，不敢用真名。……其实我用秦仲龢这名字译书，在译这书以前两年。一九六四年故友陈彬龢先生硬拉我为某半刊写稿，还指定要译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大有除我之外，香港没有他人可以办得到之慨。……到交第一批稿时，不想用真名，则以从来未为该刊写过只字，以用笔名为妙，又想到这是陈先生要我做的，就不如用“秦仲龢”这个名字罢，北方音“陈秦”相近，仲龢、彬龢又像兄弟，使人们误以为译者乃陈彬龢亦无不可。……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一日，高伯雨记事。这篇“后记”刊出时，陈彬龢先生在日本东京谢世已五年了，他始终不知我取此名的用意，当时他问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我不好说从未为《春秋》写过稿，因为那时候我为左右派报刊写的稿颇多，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即如高伯雨也是笔名，后来才“弄假成真”的（用“听雨楼随笔”和“伯雨”一名，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时报》创刊之时）。
我买得台湾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后，打电话问《春秋》的负责人，问她知不知有“台湾版”。她说是交给该出版机构印行的。
《紫禁城的黄昏》在香港首次刊行是六十年代末期，相隔二十年，春秋出版社又交给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重新排印，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出版，这是台湾版的“行货”，但台湾也有“水货”，那是沈云龙主编的一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把它和秦仲龢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并分别收入该丛刊中。这两种都是影印的，印刷很差，这是十五年前出现的事。
昨日（二月廿三日）我到书店看书，经手卖《紫禁城的黄昏》给我的那位职员说：“台湾另外还有一版呢。”我听后觉得很奇怪，跃升版之外还有另外一版吗？忙问是哪问书局的。他说是李敖办的那一家。问我要不要。我问：“书在哪边？”他说：”定价太贵，我们没有入货，你要可以为你要一部。”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七十五元。细想一下，七十五元如打七折，还是太贵，不买（据书店说定价七十五元的那一部，已把书名改为《末代皇帝研究》，但仍标“庄士敦原著，秦仲龢译写”云云。内容不知如何，将来还是大破悭囊，甘冒“败家仔”之讥，买一部来开开眼界）。
我在一九六四年译《紫禁城的黄昏》时，第一个入我眼帘的英文中国名Ni Wen-te，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的。我不知此人是甚么人，没有书可查，只好译作倪文德，附以注语云：
原文是Ni Wen-te，不知甚么人，只好勉强译音，待查考清楚再行更正。几年后，我查出，倪文德确有其人，是美国留学生，福建闽侯县人，他迎候庄士敦时，是总统徐世昌的洋文秘书。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年）七月，敷文社编印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一百十四页，倪文德条，记倪氏云：“倪文德，年三十六岁，福建闽侯人，美国爱阿润省、尉司廉大学校毕业，创立山西大学堂，并充该省大学堂博物、卫生两科总教习。保升直隶州知州，奉天卫生局会办，邮传部铁路局总翻译，青岛电政局总办。政事堂机要局参事，佥事上任事，海军部咨议。”
是洋学生出身，回国时是光绪末年，在宦海中游泳大概已有十一二年的历史了。民国十年以前，倪文德的宦历大抵如此。一九三七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印的《中华民国“满州帝国”人名录》，收录倪姓的人不过六七人，其中知名度较高的只有以《玄武湖之秋》小说出名的倪贻德，而无文德，恐怕北洋政府坍台后，已经不在政坛上奔走了。
六七年前，我在《信报》似乎略谈过倪文德在《紫禁城的黄昏》中，曾昙花一现，并说假设将来此书有机会再版，就要在倪文德名下的译注，把音译两字删去。这次跃升重印，虽是排版的，但一仍旧样，这是我不知春秋出版社有出版台湾版的事，如果知道，我一定提醒他们最好改一改，不要让读者说出版了二十年，现在重印，“待查考清楚再行更正”仍须“待”下去，这个译写人秦仲龢未免写作太没进步了。
过了一段时日，终于忍不住问那家书店的职员，台湾另一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如定价在港币七八十元之间就和我要一部。后来书拿到了，打八折后，不过七十多元，还不算很贵。原来是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精美悦目，远胜跃升的。封面书名仍旧，译著者仍旧，一无改动，下角之处还斜印了四个大字“李敖推荐”。李先生一定很欣赏这部书了。
李先生骂人著名，不知他有大骂译得一塌糊涂否，连忙打开读读他写的《介绍〈紫禁城的黄昏〉》一文，看他怎样批评。他高度称赞这部书和著者庄士敦的为人。最后一段说：
《紫禁城的黄昏》中译本，是秦仲龢先生译的，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虽然议论之中，不无党见；然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一九八八年庄士敦死后五十年，写于台湾。《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七)：电影《末代皇帝》以本书为参照蓝本
《末代皇帝》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人生为线索讲述了中国从1908年到1967年跨越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作为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西方电影，《末代皇帝》的拍摄得到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当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本应安排参观故宫，因为当时《末代皇帝》正在故宫内拍摄，此行遂此作罢，可见中国政府对这部电影的重视程度。
电影《末代皇帝》不少人津津乐道于《末代皇帝》的艺术成就，譬如在第6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上风光无限，拿到全部9项提名大奖，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末代皇帝》的故事来源。 溥仪写过一本自传，叫《我的前半生》，已经众所周知。但这本回忆录并非《末代皇帝》的主要参考对象，《末代皇帝》的故事主要参照了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贝托鲁奇以此书为原始架构，再参考《我的前半生》及其它相关著作，完成了《末代皇帝》的剧本。
认真比对《末代皇帝》的情节和《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讲述的内容，可以发现电影里发生的大半情节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都有相应的对照。书中对戊戌风云、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冯玉祥兵变等历史事件都有涉及，尤其是清宫秘事和逊帝往事记载得尤为详尽——譬如溥仪想出宫和买汽车、检查龙目引起喧哗、层层中饱私囊的内务府黑幕、逊帝剪辫、胡适觐见等。
《末代皇帝》中出现《紫禁城的黄昏》《末代皇帝》从溥仪从苏联被抓回，关在劳改所里改造讲起。改造所所长收到了一本外文书作为了解溥仪生平的参考，这本书正是庄士敦写的《紫禁城里的黄昏》。跟随他的阅读，观众慢慢跌入历史的现场。《末代皇帝》由此开始了以庄士敦第一人称为口吻回溯他第一次去觐见溥仪的叙述模式，从而展开“末代皇帝”在紫禁城最后的生活。
画外音是这样的——“几年后，民国和清末同样腐败，很快便由军阀及官僚把持，军阀割据时代开始，1919年我获任命时，中国正动荡不安……” 当时的庄士敦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的推荐，来到紫禁城担任溥仪的英语、数学、地理等课程的外籍教师。庄士敦深受溥仪的敬重，两人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末代皇帝》中庄士敦进宫觐见溥仪电影细致描绘了庄士敦如何被领进宫觐见，他和溥仪又如何长时间地握手。由此，历史大幕被徐徐拉开。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少年天子虽然稚气未脱，但聪颖异常，对各国的历史和政体情况都有了解。他向庄士敦询问苏格兰人穿裙子的怪事，知道 “绅士”（gentleman）在英国的确切意思；他知道沙皇被杀（虽然搞错了奥匈帝国皇帝），并且抱怨自己的“龙兴之地”正被俄国占领。
溥仪在紫禁城内打网球，庄士敦任裁判同样，庄士敦观察到的紫禁城内的末日景况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呈现。上课时门外有太监监听，清宫腐败主要来源于内务府；当溥仪想要改革朝政时，太监一把火烧掉了朝廷账本；溥仪的近视如何引发了宫内的骚动，最后还是庄士敦以辞职和将皇上在宫中有如囚犯的情况登上报纸为要挟，才让溥仪配上了眼镜。所有这些内容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并且更加详细。
《紫禁城的黄昏》呈现的溥仪不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皇帝，同时也是普通人。他会偷偷豢养小老鼠，不让别人发现；也会因为不能离开紫禁城而发脾气；他知道作为皇帝不能随便说话；他追赶时髦，在宫里骑自行车和打网球……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呈现出形象鲜明立体的“末代皇帝”。当然，电影中的溥仪更大程度上是贝托鲁奇或者说西方人视角下的溥仪，与真实的溥仪之间存在距离。同样，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中的溥仪也是以他的视角观察到的溥仪。由于他和溥仪的个人情义，他的写作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故事和历史天然有别。讲故事不是叙述历史，历史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故事。贝托鲁奇对此深知肚明，他曾经承认，在历史与故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末代皇帝》参考历史事实，但又不拘泥于此，导演既追求一种微观的叙事，同时也不放弃宏观叙事。虽然不少人认为不尊重历史有违常理，但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呢？也许如尼采所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历史只有通过阐释才能存在，如此看来，《末代皇帝》和《紫禁城的黄昏》就提供了诠释清末历史的一种版本。
《末代皇帝》中，庄士敦与溥仪告别时刻庄士敦自问：“紫禁城就像一个没有观众的剧院，为什么演员还要留在舞台上呢？”《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庄士敦，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1898 年被派往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1919 年，担任溥仪的外籍教师。 在《紫禁城的黄昏》英文版扉页上，他郑重写道：“谨以此书呈献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谊，并谨以此书对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历经这个黄昏和漫漫长夜之后，他们正在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1934年，《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甫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
庄士敦国内《紫禁城的黄昏》的译本不下几十种，文景和活字文化联合推出的《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由高伯雨翻译并注释。高伯雨是掌故大家，熟悉书中提及的各个人物生平和风俗习惯。他选择从原书第八章开始翻译（这也正好是《末代皇帝》中涉及的内容），采用意译的方法，在保留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还叙述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高伯雨为全书加了两百多条译注，道出历史的诸多隐秘细节，同时加入近百张插图，生动而真实地还原了历史全貌。
溥仪自己在读完《紫禁城地黄昏》全书后评价道：“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李敖对高伯雨版的《紫禁城的黄昏》赞誉有加——“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如此看来，《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是了解清末历史和溥仪生平的最佳选择，以此为参照观看《末代皇帝》也非常合适。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八)：“遗民”视角、多重叙述：庄士敦和高伯雨笔下的近代中国
（本文刊于2019年11月8日《北京晚报》）
关于溥仪的人生故事，中国读者早已不陌生。透过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我们能为溥仪及其时代构建起基本的叙事轮廓，但高伯雨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仍然显得独具一格，它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细节和洞见。这本书的文字，至少交织着三重声音：庄士敦的叙述，溥仪的自传，以及高伯雨的评注。
这部书主人公虽然身为“皇帝”，参与和见证清末民初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看似处于狂烈风暴的中心，却是近代历史记忆的幽暗之处。譬如，假如根据后设的历史结论，我们大概无法接受庄士敦的一种观点，即当时大多数民众仍然怀念清朝，对民国非常失望和不满。然而，庄士敦这本书最早于1934年在英国出版，几乎记录的是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即使相比溥仪本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的自传，也保留了更多的现场感，虽然庄士敦身为外国人，有时毕竟难以看见诸多事件背后种种复杂的内幕。
庄士敦于1898年来到中国，在港英政府、威海卫租借地任职，1919年经过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成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淫甚久，对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颇有研究，与他几乎认作精神乡土的中国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纠葛。囿于职位和经历，他自然在中国民众是否“怀念”清朝的判断上有所夸大和盲视，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种层面的真实。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批判的“遗老遗少”之势力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从反面显示民众思想中旧有惯性之强大，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
在各种思想、主义、救国方案激烈交锋的20世纪二十年代，君主立宪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这一部分人的设想和行动，不应被成王败寇的逻辑抹去。民国成立不久之时，一部分知识人和官员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抱有疑虑，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少了解和学习君主立宪的知识，以免未来民国命运变化，还可以新的政府来应付。
庄士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邀入宫。他满怀理想和激情，试图教溥仪如何做一位“现代君主”。师生二人也确实有过美好的时光，至少通过庄士敦的熏染，溥仪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文明”，他坚持采取西方打扮，酷爱一切西方物什，学会了打网球、高尔夫。然而，庄士敦希望溥仪拥有独立人格、做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这一愿景最终显然是幻灭了。
当庄士敦记录下这段从慈禧、光绪到1924年逊帝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历史，他完全采取的是“遗民”眼光，笔调里既有挽歌的哀叹，也流露温情和憧憬——他仍然寄希望于未来某天，自己亲手塑造的那个少年能够重新拥有皇位，而庄士敦发自内心地相信，这是百姓的福祉。我们当然无法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是阅读这部书，会为我们带来同情之理解：对于庄士敦，以及陈宝琛、梁鼎芬、郑孝胥等这些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来说，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剧变时，立即接受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文化逻辑，显然是一种苛求；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心中向来相信、承认和效忠的“王朝”和“天下”，也确实因为清室和民国统治者双方的误解和敌意而日益崩解。在庄士敦回忆中，冯玉祥的逼宫以及后来发生的孙殿英盗掘东陵——特别是后者——给溥仪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他内心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的转折点。这也与溥仪自己的叙述基本相合。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盗掘事件的宽纵、冷漠，以及这个政府数年来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守信义，加剧了溥仪的复辟冲动，最终在遗老的裹挟之下，本来就缺乏独立意志的逊帝走入了难以挽回的歧途。
高伯雨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补充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的史实，如内务府的来源与嬗变等，更注意将《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记录不合之处相互比照，二人的处境、心态、文体风格之差异都一目了然。庄士敦对于溥仪的温情，似乎无法在溥仪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应，多少有些令人感伤，但毕竟《我的前半生》已经是几十年后，经历过巨大波澜、身心彻底改造之后的溥仪的叙述了。
除了引用溥仪的自述，高伯雨的一大长处是善于援引同时代的报刊，带领读者深入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的罅隙，抵达庄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溥仪大婚一节，高伯雨引用当天《大公报》对溥仪婚礼的报道，看似交代典礼经过的平面描写，实际上包含了徐世昌“恋恋于太保头衔”、为溥仪贡纳礼物的一段情节，而这稍后又成为国会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导火索之一。高伯雨向来欣赏周作人的文风，不难看出他驳杂的抄书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但即使是做“文抄公”，抄录何种材料，仍然相当考验抄录者的见地。高伯雨对各类材料的调用、评判，不可谓不高明。
《紫禁城的黄昏》也是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的重要蓝本，电影中溥仪的扮演者尊龙在访谈中表示，他对人物的理解是，溥仪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而庄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洞察了这段特殊的师生关系。庄士敦不再担任教师后，溥仪只能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谋求复辟的遗老们意见之下生活，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以罗振玉为首的“联日派”，以及赶走罗振玉、“后来居上”的郑孝胥，意见常常龃龉，令溥仪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彻底投靠日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确是“认贼作父”。
身在中西文明和新旧时代的夹缝之中，落寞和彷徨，对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惧，大概是众多离散、漂泊的中国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绪。本书译者高伯雨同样生在香港，尽管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人生，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辨认，他对溥仪的命运和溥仪的时代，有着切肤的、沉郁的体认。
或许大陆的许多读者都对高伯雨的名字感到陌生。在文献资料中略加搜索，你会发现高伯雨的身影绝不少见，但他往往是作为历史事件和现场的见证者、评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许多文章谈及近代历史的细节，或编撰年谱、评价刘文典、蔡元培，乃至晚清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等人物，都不时参考和引用高伯雨的随笔掌故，可见他对近代历史的书写何其广阔和深远。
高伯雨可说是天生的掌故家。他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生于香港，是香港盛极一时的元发行的后人，早年曾留学英国，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代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他早年曾跟随溥心畲学画，与周作人曾有过不少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高伯雨返回香港，后来几乎以写稿为生。
除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履历，他个人嗜好读书，记忆力极强，“写回忆录可不必检查日记”，而善于翻阅报纸的习惯更成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他写掌故信手拈来，往往可以直接凭借记忆引用典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伯雨的写作有任何疏放和随意之处——他文字的一大特点便是注重考据，讲究材料信实，几乎从不依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民间逸闻，也从不演绎史实、作小说家之言。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遇到Ni Wen-te一名：此人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但起先高伯雨在译注中说明并不确定是何人，数年之后，他查考资料，在1920年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中查到“倪文德”，才放心写下这几个字。这个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小人物名字，高伯雨也未轻易放过，他向读者展示了掌故文章本来应有的谨严法度，在今天已很少见。
高伯雨父亲高舜琴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因为无意做官，回香港继续经商，但在三十年代，高家元发行破产倒闭，高伯雨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映现出传统家族秩序、职业道路和人生智慧的瓦解和变迁。 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高伯雨每日笔耕二三千到三四千字，一生积累的文字超过千万。除了写稿养家的需求之外，高伯雨讲述过往时代的动力和资源如此旺盛丰沛，是否也意味着，在他那体量庞大的著述中，寄寓了某种难以直抒的身世之慨？
谈起翻译《紫禁城的黄昏》的过程，高伯雨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短短几句话，自信中还有难以掩饰的亲切。他虽然能作“西洋趣味的文字”，但最熟悉的，恐怕还是清代和“遗老”一辈的旧人旧事。只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大有这样的社会空间和心情余裕来供人摩挲暮色、抒写叹息，更多的是峻急迅猛的世事更迭。
五十年代之后，高伯雨身在香港，能够与狂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但他在文章与出版上的热情从未减弱。他和香港本地以及大陆迁居香港的文人如曹聚仁、卢玮銮、包天笑频繁往来，办掌故秘闻杂志《大华》，出版《钏影楼回忆录》《花随人圣痷摭忆》等回忆晚清民国往事的著作，自己也在各派刊物上以不同笔名频繁发表文章，“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高伯雨原来也并非只谈风月，对于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同样多有关注，但迫于生计和时局的压力，后来放弃了“谈政治”，选择明哲保身，未尝不显出一种不得已的分寸与寂寞。
高伯雨去世前，曾出版《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但二十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位掌故大家迟到的回馈和肯定。如今高伯雨译注的《紫禁城的黄昏》在大陆面世，这部书虽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但面对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历史，即使是翻译和做注，也充分凸显高伯雨的史识和笔力。他的评点，和这本书的叙述本身一样，为当代读者进入百年前漫漶的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参照；他也以他的博学、缜密和公允的眼光，罕见地让译注赢得了与著作原文几乎平等的尊严和地位。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九)：“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庄士敦心中的少年溥仪
原版序文溥仪大婚时的紫禁城1
1919年，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清室聘请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为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
这一年，溥仪十三岁。这位从小就进入紫禁城，几乎没有在父母身边生活过的孩子，平日里喜欢看骆驼打喷嚏，胜过关心遗老和小朝廷的命运。庄士敦的到来，改变了溥仪的少年时代。
他们初次见面时，溥仪先按照接见外臣的礼仪，接受庄士敦鞠躬行礼，然后与他握手。接着，庄士敦再退出门外，溥仪再向庄士敦鞠躬，行拜师之礼。于是二人算是缔结了师生关系。当时，溥仪已经有了几个中国教他读书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他们对溥仪最大的“教导”，还是企图“恢复祖业”，完成复辟。庄士敦则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蓝眼睛、黄头发，让溥仪初见时“看着很不舒服”，后来却成为溥仪重要的依靠和慰藉，而溥仪也几乎成为了庄士敦全部的理想寄托。庄士敦在书中称溥仪为“我的年青的龙”，他渴望这条龙有朝一日真正鼓翼飞翔。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在几位遗老的灌输之下，溥仪的头脑被复辟的欲望所占据，但根据溥仪自传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来看，这位洋师傅确实曾为少年逊帝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只是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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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自己倾心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儒家与佛教，欣赏茶叶和牡丹，但他很愿意让溥仪多了解西方现代文明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常常在上课时带一些外国画报给溥仪看，想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有一天，他带来一盒糖果，向溥仪解释漂亮的轻铁盒子和水果糖的味道是如何用机器和化学手段制造的。溥仪不能明白这些，他厌倦了老师的话，拿了糖果跑到院子里去，想让桧柏上的蚂蚁也“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庄士敦对他的学生非常耐心，只是一直等着他，等到下课。
庄士敦表现出来的绅士的谦恭与自尊，与他教育溥仪成为一个“绅士”的愿望相符。尽管溥仪真正记住的，更多的还是西洋文明在“器物”上的优越。因为庄士敦的熏陶，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家具和毛呢衣料，认为西方音乐胜过中国的丝弦。因为庄士敦像一般西方人那样，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溥仪才下定决心，将辫子剪掉。
自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一直有人劝说紫禁城里的人也剪掉辫子，但内务府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十几岁的溥仪终于不顾他平时听信的师傅们的劝阻，完成这次小小的变革。他传剃头太监来为他剪辫，那太监却不敢，于是他走进另一个房间，自己亲手把辫子剪掉。
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向前进的一步。他的举动，惹得太妃们痛哭，而几位中国师傅大为不满，特别是看不惯溥仪如此听从庄士敦的宣传。溥仪在头发上的革命，引领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几天之内，小朝廷里上下一千多条辫子都不见了，虽然他举刀剪辫的瞬间，已经落后紫禁城外十年。
溥仪、浦杰与溥仪内弟润麟3
溥仪住在紫禁城中，本来没有多少自由，随着年岁渐长，他和王公大臣之间矛盾加剧。他不爱遵循例行的仪礼，还为了骑自行车方便，让人把宫门门槛统统锯掉。他还萌生了要出洋留学的想法。当时，小朝廷里的遗老对出洋计划非常反对，反对理由，最大的莫过于溥仪如果出洋，等于放弃了当初溥仪退位时民国政府提供的《清室优待条件》。而优待条件对于这班旧人物的生存和复辟幻梦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然没有得到小朝廷支持，溥仪暗中开始了私自出逃的准备。他找到了和他一样渴望远走高飞的弟弟溥杰。他们的筹备活动，在成年人看来是荒唐的：作为溥仪的伴读，浦杰每天入宫上课，而下课回家时会带走一个大包袱，里面是紫禁城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借此准备出逃的经费。溥仪和浦杰偷运出来的物件，包括价值连城的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马远、夏圭的书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他们十几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
他们出逃的第二步，就是秘密离开紫禁城。这时已是1923年，他找庄士敦出主意，让庄师傅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联系好。欧登科本来已经答应了他。于是他花钱收买了太监，打算溜出神武门。但是他还没踏出养心殿，就已经听说有人告知了内务府这个消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他的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溥仪的淑妃文绣曾作《吊苑鹿》一文，文中引用庄子的话：“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留骨而贵也。”这句话道出了文绣的心境和真实愿望，不知这句话是否也在溥仪的心中盘桓过。很长时间以来，溥仪深感他所受到的优待条件是一种耻辱，宁愿自己放弃这种优待。他从夏桀、幽王一直想到明代崇祯皇帝，对末代帝王的命运感到悲观。十几岁的溥仪，并没有想到优待的问题，他所希望的只是平安生活，不受到当政者的加害。可以说，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成为平民的愿望，只是他受到身份与周遭环境的挟制，并无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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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无望之后，庄士敦安慰他的学生，先放下出国打算，只考虑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庄士敦早就认定，清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与内务府这个臃肿机构大有关系，他称之为清廷的“吸血鬼”。
内务府是只在清朝存在的机构，为其他历代所无，其长官称内务府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充任。到了光绪年间，内务府下辖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庆丰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此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等，组织极为庞大。内务府大臣下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而太监也属于内务府管辖范围。内务府的大臣等于是皇帝的管家，内务府拥有别的衙门所不能获得的权力，而在计核账目、管理财产方面，又因为人多手杂，往往藏污纳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
庄士敦希望能够改革这个陈腐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他曾对溥仪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那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改革遇到这个机构都无法实行。庄士敦对内务府的看法，终于促成了溥仪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溥仪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监。1922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庄士敦向他报告，太监大量偷盗宫中宝物出售，而且情形日益严峻。听到这个情况，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虽然他和浦杰私自运出了不少珍宝，但他却并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偷盗他的东西。
然而，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便在一天夜里发生了火灾，把建福宫的财物烧了个精光。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不仅如此，他还有些神经过敏地担心有人将要加害自己。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
不仅如此，溥仪决定继续运用当家的权力。他挑选了几位他信任的遗老，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他任命的大臣，包括有名的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等。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他的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挤走了，而溥仪发现，他的古玩字画也被几个大臣卖了好价钱。
被烧毁的建福宫5
庄士敦曾在他的书信中反复陈说他对逊帝的期待，他真实的教育理念——他希望能够改变逊帝的生活和思想，让他拥有一个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体，而并是不仅仅围绕着王室的权力生存。他屡次提议，让逊帝移居颐和园，摆脱紫禁城黑暗压抑的环境。刚刚成为帝师时，庄士敦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逊帝仍然继续被人装成是一个“真龙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无可否认他做人是失败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做个国王也是极其不适合的。假使他还是被人灌输那些“有朝一日重登宝座”的思想，到了最后发觉幻灭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能力做人了。反之，如果他好好地被教育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有爱国精神和有文化的中国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则将来无论是哪一种职业，需要他担任时，他都能愉快胜任。什么职业呢？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
可惜，他没有看到溥仪成为真正的“皇帝”，也来不及见证他成为自食其力的平民。独立自主的人格在逊帝身上只是昙花一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占据紫禁城，以强力要求溥仪离开紫禁城，并接受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年底，溥仪仓促间逃到日本使馆，后来移居天津，从此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歧途。
1930年，英国向中国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已经回到威海卫任职的庄士敦奉命回到英国。回国之前，他来到天津向溥仪辞行。溥仪依依不舍，赠给庄士敦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柄折扇，扇面上抄录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首也是五言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对于某个人物如此留恋而伤感的情感表达，在溥仪生命中当属罕有。
1938年，庄士敦在爱丁堡去世。晚年，他在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岛，挂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陈列室里摆满溥仪曾经赐给他的物品，重温他身为“前清遗老”的梦境。在他心中，他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正直开明、道德完善的人。《紫禁城的黄昏》的结尾如是写道：“那些深知逊帝性格的人，是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有福享就安然享受，不顾人间疾苦的，他要享福，也要他的人民同样享福。”显然，庄士敦的幻想最终是破灭了。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十)：季剑青｜庄士敦的帝制情结与高伯雨的家国心事
《紫禁城的黄昏》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名著，迄今已有不下五六个中译本，但是最早的中译本却是最近引进大陆的高伯雨（1906-1992）的译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引用该书不再注明出处，只标出页码），该书初版于1968年1月，由香港春秋出版社推出。详尽的译注，和出自掌故大家高伯雨之手，是它迥异于后出译本的两大特色，亦使其历经半个世纪而精彩不减。此外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完成于特定时空的这部译作所包含的超乎原书之外的历史信息，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译者自身的怀抱。
寓掌故于译注 据高伯雨后来的回忆，翻译《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缘起是出于报人陈彬龢的约请。1964年，陈氏邀他为《春秋》杂志写稿，并建议他翻译此书。高伯雨早就读过该书英文版，动手便译，“因为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271-272页）。译稿先是在《春秋》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在高伯雨写的译者“前言”中，落款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在香港”，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这部译作，确实可谓神速。不过，笔者查阅《春秋》杂志，发现译稿正式刊载是从1965年1月16日出版的《春秋》第一百八十一期开始，至1966年5月1日第二百十二期全部登完，共连载三十二期。刊布的内容与出版的单行本别无二致，包括全部译文和译注，故“前言”中的落款标注的应该只是译文完成的时间，而大量译注则是此后随刊添加的。
《紫禁城的黄昏》初版本高伯雨说“这部《紫禁城的黄昏》所记述的大都是我三十年前所闻所知的事情，因此还不至觉得困难重重”（“前言”，第8页），并非自矜之辞。1934年至1937年间，高伯雨在北平居留数年，跟随溥儒学画，溥儒是恭亲王之后，熟知清宫掌故，当时仍住在恭王府后花园，“每年丁香盛开，心畬兄弟[指溥儒、溥僡]必约一班文士为赏花之会”（《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36页），高氏应该从中获知不少清室佚闻。此外，他还经常参加曾做过国务院秘书长和清史馆编纂的陈汉第组织的伏庐雅集，与马叙伦、夏仁虎等老辈常相往来，从他们那里得知清末民初的许多史事。我们读高氏的随笔，包括这部译作的译注，会发现其中经常穿插译者的见闻，给读者一种回到现场的历史感，读来亲切有味。 当然，高伯雨作为掌故大家的声名，更多借重于他对近代史料的熟稔与把握。《紫禁城的黄昏》的译注，所引用的史料包括专书、报刊、公私函件、新闻报道、典章、日记等等，种类之多令人惊叹，篇幅之巨，几驾正文而上之。考虑到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完成的工作，译者用力之勤确乎值得钦佩。这些详赡的译注，或补充史实，或纠正谬见，加之文笔灵动飞扬，本身即可当文章来读。姜德明很早就读到高伯雨寄赠的译本，他特别看重这些译注的价值：“我认为更加精彩的是他为本书加的注释，不仅显示出他治学的严谨，如果只看他的释文，亦如读他的随笔一样，非常有味道”（姜德明：《听雨楼书简》，收入《拾叶小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7页）。实际上，我们翻阅皇皇九大卷牛津版《听雨楼随笔》，会发现高伯雨在翻译这部名著的前后，都写过与溥仪和逊清皇室有关的随笔，其中不少内容都出现在译注中，如《溥仪与庄士敦》（收入1956年版《听雨楼随笔》）《清朝皇帝的账房——内务府》《溥仪册封“皇后”的笑话》《溥仪结婚演戏记趣》（均发表于1966至1968年的《大华》杂志上）等文，从中一方面可见高伯雨很早就在积累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译注确实带有掌故的性质，其中很多又被译者转写为单篇的随笔。 “掌故”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体裁，可以包含诸多不同的体式，但要以随笔杂记为大宗。1944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作序，对“掌故学”的方法与旨趣做了详尽的阐发。他将掌故定位于与正史相对的杂史，而正史与杂史之分途，则发端于陈寿《三国志》。在瞿兑之看来，裴松之的注里包含许多《三国志》未载的遗闻佚事，“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瞿兑之：《论掌故学——〈一士类稿〉序》，《古今》第五十五期，1944年9月16日）。做一个未见允当的类比，高伯雨为《紫禁城的黄昏》所作的译注与原书的关系亦约略仿佛。在裴氏和高氏那里，“注”作为次一级的体例，反而有着不受正史约束的更大的自由度，得以容纳琐碎繁杂的记述，反而更接近历史的本来样貌，这也正是作为杂史的掌故价值之所在。
高伯雨不过，与裴注对陈志的烘托映衬相比，高伯雨的译注与庄士敦的著作之间毋宁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充满了论辩甚至尖锐的驳斥。这或许源于《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本身的特殊性质。一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末代皇室之命运的记载，处处见出列强在其中上下其手的身影，某种帝国主义的视角已然隐含其中；而高伯雨在六十年代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翻译这部书，很自然地会调动起个人身世与家国命运的历史经验。透过其译注中史料的别择和史实的论断，高伯雨的家国心事昭然可见。
别有怀抱与独抒心曲 高伯雨对掌故有自己的理解。1949年以后，高伯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谈近代史事的随笔，颇受读者欢迎，“有朋友写信来问，为甚么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我答他道，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未必为读者所乐闻，还有，在此时此地，月旦人物，批评社会，易招愆尤，甚违古人明哲保身之道，暂时敬谢不敏”（《〈听雨楼随笔〉自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159页）。后来瞿兑之为高伯雨的《听雨楼丛谈》作序，对他的这番观点提出异议：“高先生自己说过，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这话未必尽然。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对比恰恰不是留恋，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为了作一个新时代的人，更应该读他的书。”（瞿兑之：《〈听雨楼丛谈〉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304页）生活在新中国的瞿兑之，对“此时此地”的香港文坛的情形不免有些隔膜，高氏的顾虑自有其缘由。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报刊，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左右之间壁垒分明，甚至互不往来。而高伯雨则不受党派框架的束缚，“除了特别左倾和坚决反共的报刊，他都投稿”（何家干：《随笔大家高伯雨》，《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然而这并不代表高伯雨没有自己的立场，根据许礼平先生的观察，“从三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高氏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许多事又是不肯苟同的”（许礼平：《高贞白和鸳鸯蝴蝶派》，《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225页），高伯雨曾自言：“六十年代初我仍是‘左’的。”（许礼平：《掌故家高贞白》[增订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60页）这种特别的姿态，确实很容易招来是非，为此高氏采取的策略，一是不谈今事，只谈故实，二是变换笔名，“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273页）。
高伯雨著《听雨楼随笔》《紫禁城的黄昏》译稿最初在《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时候，用的便是“秦仲龢”的笔名，之所以采用这个新笔名，跟《春秋》杂志自身的色彩不无关系。《春秋》创刊于1957年7月，创办人姚立夫是国民党将领，曾担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大体而言，这是一份以流亡香港的国民党公教人员为主要作者群、以民国史事和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文史杂志，虽然其宗旨宣称“公正，超然，独立而具有建设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参见胡志伟：《〈春秋〉杂志的史料价值》，“香港文化资料库”网站），但总体而言偏于右边是毫无疑问的。 为这样一份杂志供稿，自然要慎重从事，变换笔名是最方便的办法。在新笔名的“保护”下，高伯雨可以自由发抒自己的见解，乃至对原文作删削的处理。实际上，高氏译本初版的署名是“秦仲龢译写”，译者在前言中也明确说明，自己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而且略去了原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理由是这些章节“所记的多为国人所知的事，平平无奇”（第7-8页）。然而，如果我们对照原文，会发现也许其中还有更深微的考虑。庄士敦在书中追述他入紫禁城之前的历史事件，不只是交代背景，也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以及清室与民国的关系等重大论题的看法。他对溥仪和逊清皇室的同情，与固守传统纲常伦理的遗老迥然有别，是有一套理论作为支撑的。他特别强调“清朝”与“中国”的区别，作为朝代的清朝并没有现代中国的领土边界意识，统治范围随其权力扩展的空间大小而变。这就是为什么溥仪在紫禁城小朝廷里享有皇帝尊号并不会挑战和伤害民国的权威。反之，若清室的权力能伸展到紫禁城之外，亦可与中华民国并立，他认为若辛亥革命时清室退居关内，东北未必会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他支持清室复辟或建立新的“满蒙帝国”的理论基础（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93、100-103页）。高伯雨对这套论述显然极为抵触。在“复辟派的希望与梦想”这一章，当他翻译到庄士敦对“满蒙帝国”的想象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译注：
庄士敦这种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这一章里真是说得头头是道，并且处处为“满洲国”辩护，暗示溥仪在日本人牵引下做“满洲国皇帝”是合法、合乎人民期望的。这些废话，似乎不必再替他说一遍，译到这里便够了。（98页）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实际上，原书此后还有十页的篇幅（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245-255页），庄士敦连篇累牍地引用《李顿报告书》和各种英文报刊，来为他的理论张目，高伯雨一概删去，可见他对原文的处理，并不完全出于技术性的考虑，或许更多还是民族情怀的义愤使然。
庄士顿、婉容与伊莎贝·英格朗摄于紫禁城高伯雨对庄士敦殖民地官员的身份了然于心。他在“前言”中介绍作者时，明白写出庄士敦1898年起在港英当局服务，历任总督府秘书、辅政司助理等职，后来又担任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的经历。也许不能说庄士敦怀有分裂中国的政治意图，但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多个割据的政治实体，符合英国殖民统治的逻辑，也有利于英国的利益，这是可以想见的。在本书的另外一处译注中，高伯雨写道：
庄士敦在本章中说到1925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反英剧烈行动，乃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大使馆的鼓动云云。这是含血喷人之词。1925年中国人反英行动，乃系五卅惨案及六二三沙基惨案引起的，当时全国人民完全是基于爱国行动和正义感，起而反对，是乃良知，无须受什么人鼓动的。译者注此之时，恰为1965年5月30日，五卅之四十周年纪念也。（144页）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很值得细细琢磨。高伯雨秉持民族大义，驳斥庄士敦的不实之词，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情怀，这一点自不待言。有意味的是，六二三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伤亡者中亦有返回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此时此地”身处香港的高伯雨，以译注的形式纪念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历史，格外令人动容。更值得玩味的是，译注中提到庄士敦说的那番话，其实并未出现在译文正文中，高氏的译文是“中国的智识青年对于英国在华种种行动，已极端憎恶，他们骂英国为帝国主义者”（140页），而完整的原文应译作“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英国的非理智的敌视已经很明显，这种敌视在苏联大使馆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下，在1925年爆发的极端的反英运动中达到了极点”（参见陈时伟等译：《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238-239页）。译文的删削改写与译注的直抒胸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也透露出置身于特殊舆论环境之中的高伯雨曲折的心境。
夹缝中的身世与身份
庄士顿出庄士敦与清室的因缘。香港湾仔有一条庄士敦道，是纪念另一位做过香港总督的庄士敦的，不过高伯雨每次从这里经过，想到的却是这位“帝师”庄士敦（《溥仪与庄士敦》，《听雨楼随笔》第二卷，82页）。比起庄士敦，高伯雨与香港的缘分要深切得多，他虽然籍属广东澄海，却出生于香港。高氏祖父高满华所创办的元发行，实为香港开埠早期南北行街最老的老字号，高伯雨父亲去世后，他于1912年夏天随大哥回到澄海老家。此后他在内地求学谋生，除1928至1930年间在英国留学外，仍经常往来于大陆与香港之间。1937年6月，高伯雨从北平至上海，在一位同学的私人商业机构里供职。抗战爆发后，该机构内迁汉口，高氏未与同行，打算先往香港住上一年半载，再作打算。8月27日，高伯雨来到香港，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到香港，觉事事皆陌生好像从未到过的地方一样，其实今年二月我曾来过两次，虽是路经，但也住了几日，何以今日忽有凄凉彷徨之感，岂非以祖国为敌人侵略，而有今昔快乐哀愁不同之心理耶？浴后就寝，竟夕不寐。（《上海二月记》，《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05页）
这是家国破碎时高氏心境的写照，今日读来犹觉真切动人。高伯雨原来只打算短暂居留，没想到从此便在香港扎下根来（除了1942至1945年间为谋求生计，曾在广州、澳门等地经商外），开始其长达六十年的文字生涯。
高伯雨（后排右一）、林翠寒（前排右一）夫妇与友人来维思（后排右四）及古琴家汪孟舒（后排右五）、郑颖孙（后排右三）等合影，1934年摄于北平东兴楼。高伯雨（后排右一）、林翠寒（前排右一）夫妇与友人来维思（后排右四）及古琴家汪孟舒（后排右五）、郑颖孙（后排右三）等合影，1934年摄于北平东兴楼。
高伯雨出身商人家庭，其家族生意遍布内地、香港及东南亚。高满华年轻时远赴泰国经营米业，致富后创办元发行，高伯雨的父亲高学能十二岁才从泰国回国。或许正因为这种侨商的背景，高氏对民族身份格外敏感，他曾特意撰文反驳其兄高绳之是“买办”的说法：“我的大哥从未做过买办，就是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买办。我的祖父是澄海县一个淳朴的农民，二十多岁时远走暹罗谋生，发财后回国。自先祖发财后至今一百多年，不止未有一人做过买办，就是子孙中也没有一个人打过‘洋行工’。”（《辛亥潮汕革命与高绳之》，《听雨楼随笔》第三卷，410页）不给外国人做事，这也是先人的遗训：“先祖在世时，常告诫先父兄弟，我们侨居外国地方，只好做生意，做有利侨胞的事情，在外国人旗下为官作宰，协助统治，万不可为，让别人去做好了，所以先父只肯做做东华医院总理这些慈善性质的职位。”（《香港东华医院与高满和》，《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77页） 在华洋杂处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高伯雨始终坚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1982年高伯雨密切关注中英谈判进展，他批评英人所谓《南京条约》合乎国际法的论调：“盖香港本为中国地方，三尺之童皆知之（不过，今时今日这儿有些五尺之童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不到那一个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收回原有地方，正义也。”（《小学生论香港》，《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97页）所谓“五尺之童”，当是有感而发。 高伯雨译注《紫禁城的黄昏》，发抒家国情怀，果然在香港曲高和寡。《香港笔会》有一篇评论，称“高伯雨边译边评，夹叙夹译，表露出极鲜明的政治立场”，言语间颇不以为然，最后总结道：“对于庄士敦的思想、品行，译者颇多指摘。其实英国本系君主立宪制国家，庄氏醉心帝制，且对逊帝有知遇之恩，这一切都不难理解，我们不必苛求于他。”（季姜：《一本按语多于原文的奇书——重读庄士敦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香港笔会》第十七期，2000年12月31日）作者对庄士敦网开一面，对高伯雨却未免“苛求”。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已经是高氏去世八年以后了。 若以译文的忠实程度为标准，高氏译注本未见得完美，后来的译本可能更臻完善，后出转精，本为通例。即就译注中的史论而言，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高伯雨提到所谓易培基、李宗侗故宫盗宝一案（145、276页），吴瀛后来撰有《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一书，证明这是一桩冤案。译者未加考辨，囿于陈说，亦无足深责也。半个世纪后再版高伯雨的译注本，其意义与其说是通过增加一个译本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庄士敦的原著，毋宁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解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的心路历程的窗口。拂去历史的云烟，高伯雨以翻译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所表达的既隐曲又畅快的家国心事，仍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