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裘》是一本由[美]谢健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之裘》读后感(一)：华丽的主题
本书讨论清朝北部边疆的环境、商业与族群变迁，是一部新清史+环境史+消费史+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要讨论的主题大概可以概括为：1.边疆在清朝是如何被朝廷定义的？2.奢侈品消费与边疆环境资源的消耗、商业贸易网络扩张的过程；3.边疆族群与地域的差别如何制度化。作者分别讨论了因毛皮、东珠、口蘑的消费，导致边疆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过程伴随政府与走私者的博弈。
读完全书，比较有趣的是作者有关资源汲取与地方人群身份塑造的过程：口蘑、毛皮与东珠是帝国臣民对皇帝上供的具体表现，当地人通过种种手段占有了这种对皇帝的义务，获得了在帝国体制中的身份。另一方面，这些奢侈品也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除了当地的部落民，还有内地的汉人、回人乃至边疆的其他种种不同的人在争夺对资源的开采权，这中间也牵涉到走私的问题。作者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各个行动主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能动性，堪称精彩。
但也可以看到，本书是一个比较讨巧的研究，巧妙的把当下最热的议题（族群、环境、边疆）提炼成一个主题，而我个人比较关心的议题大多是书中所引的他人研究，比如松浦茂对满洲毛皮生产地社会结构的细致研究，作者本身最杰出的能力大概在于如何炼化主题，胜过作攻坚、实打实的基础性研究。
《帝国之裘》读后感(二)：一点小理解
★★★★☆ 作者的角度新奇。我想正是靠着史料扎实和逻辑严谨获，得了2018年的列文森奖。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引进了一个nature的概念，其他就是新清史的老生常谈，精彩之处在于后面三个部分。我想不管是东珠、人参、皮草，布特哈八旗和乌梁海人，甚至贸易和进贡制度带来的自然损害和边界模糊，各种事件里的贪污腐败，都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一件事情的改变不能再循例，对于帝国来说必须派出更高级别的官员，改换管辖制度或者组织架构来使其服帖统治机器的运转，但是这往往不能达到效果。因为统治者对社会对自然的理解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理解，尽管疆土辽阔人各有异万物多元，但帝国只喜欢以单一视之。 为我所有，取其精华而忽略多样性，经常是拥有权力野心的统治者的理想产物。帝国只从自己的角度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希望他们回来本来情况或者他们想象中的本来情况，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堆积如山，好像无论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无论是禁采三年还是五年十年，都不能使东珠回到以前的产量一样，公文和政策汗牛充栋，结果没有卵用。帝国最终会因为这些解决不了的堆积如山的小事被改变被抛下被失去对全局的控制力。即使用力再猛，也只是徒劳。 我想这是本书对我的启发，或许它并没有谈到这一点。（本来是短评字数太多了，另正文150页注释150页是如今论文的规矩了吗？）
《帝国之裘》读后感(三)：毛皮的背后
本书是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谢健的新作，作为欧立德教授的学生，作者继承了新清史研究的思路，又结合时下热门的环境史学方法，以宏观的全球史视角，结合对清代中国三个小地域的分析，为我们阐述1760-1830年间满洲、蒙古地区的环境变迁。
提到东北和蒙古，立刻想到的，或许是辽阔的黑土地与一望无垠的草原，远离高楼大厦与拥挤的人流，那是“自然”的象征，直到上个世纪，浩浩荡荡的北大荒开发运动，也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雄伟史诗。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其中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可见此时的东北地区处于人烟稀少的状态。这也符合我们对其的第一印象。但历史上的这些区域，又曾经是什么样子的那？也是一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吗？众所周知，女真族在会宁府建立都城，定国号“金”，而会宁就是在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附近，那么，曾经作为都城的会宁府地区，也应该是辉煌一时，而非“人烟稀少”。那么，我们传统上认为偏远的地区，又曾经历过何种历史那？
作者以“满洲地区采珠”、“蒙古采挖口菇”和“唐努乌梁海猎貂皮”为例，讲述了这三个区域如何经历了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的过程。众多生活贫苦的下层民众，为了谋生而选择偷采属于皇权特有的“贡品”，这其中就包括了珍珠、口菇与兽皮，在这一过程中，众多民族杂居，导致了民族融合的现象；而原属于官方所有的稀有资源，也因为过度开采，面临着稀缺乃至灭绝的风险。作为统治者的清朝皇帝，通过“限票”制度、设立卡伦、严厉的惩罚盗采等行为，强制将非法进入该地的民众迁走；又通过暂缓进贡等方式，试图恢复原有资源的数量。
在这一过程中，却带来了另外一个“副作用”：这些区域被“肃清”，变成了后来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正如作者所说，清帝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而是“创造”了它。本意是为区别民族特性的政治手段，阴差阳错的有了保护环境的作用，而这种结果显然也影响到了我们今日观察边疆区域的视角。因此这提醒我们，在看到一个事物现状的同时，不妨刨根究底，探索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而这一过程，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此外，与过去只使用汉语档案不同，作者利用蒙文与满文史料，抽丝剥茧，多重对比后，发现了一些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问题，例如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与内务府对于乌梁海地区进贡毛皮统计的差异，而这本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对于我们更好探讨内务府内部运行亦有很大帮助。可见多重史料的对比，对于客观了解事物的发展，大有裨益。
《帝国之裘》读后感(四)：被建构的意义与看不见的手
《帝国之裘》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至少于我而言是这样的，无论是这本书简介里提及的新清史还是环境史，抑或是身为一名西方汉学家的作者本身，在此之前我都没有了解，尤其是对于环境史这个领域，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以这个领域作为切入点去解读一段历史，可以说这本书给了我一种很新奇的思考体验。而可贵的地方更在于作者对于史料的挖掘，详细罗列的大量档案、数据资料都是对于历史研究极为宝贵的财富。
作者通过这本著作似乎在向我们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的世界始终是联系着的，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有清一代的官方意识形态里，将来自满洲和蒙古地区的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视为一种表现其可作为民族精神、立国之本的一种象征，也由此将中原王朝政权对皇族龙兴之地赋予的意义投射在这些具体而细微的物产之上。无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还是清代官方的有意建构中，这些珍稀的地方性物产，尤其是可以作为服饰而成为外在表现的毛皮、珍珠，成为了一种具有溯源性的原始生活方式，然而从历史的细微处不难看到，这些所谓的“原始生活方式”似乎并不真正的如宣示一般的自然与本真。
正是这些来自满洲与蒙古的地区的珍稀物产，成就了建州女真和大清王朝，清王朝的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依靠着与这些珍稀物产有关的边关贸易而攫取了第一桶金，成为其日后崛起的本钱。诸如此类的贸易在明代并不是孤例，中原的汉族核心区在和平时期与北方边疆的蒙古、女真等部族进行贸易，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都为彼此带去了对方的影响，和平宁静的岁月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或许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力能够给少数部族带去更为深远的影响，影响更为直观的却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汉族核心区的影响。对于久居中原、深受汉家礼仪衣冠文明浸染的中原权贵阶层、士大夫阶层来说，来自北方边疆陌生的、属于少数的“异族风情”具有天然的时尚气息，这种因少数而呈现的时尚时至今日也没有不同。在这种时尚的影响下，尽管它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但依然引起了卫道士们的担忧，将这种新奇的时尚视作侵蚀汉家礼仪衣冠的洪水猛兽而猛烈批判，最终，来自北方的毛皮装饰由时尚潮流变为了野蛮人的标志。而这种避之不及最终在上下易位的时代变革中成了求而不得。
无论是避之不及还是求而不得，一旦需求产生，那么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或明或暗地发挥它的作用。尽管清王朝的满洲统治者一再以这些具体的物产的专供专享来维持并强调自己的纯洁性，但讲好故事但营销手段和对虚荣的爱慕心态，都促使了汉族核心区对这些龙兴之地的珍稀物产的限制逐步放松，无论是统治者有意为之还是对一种社会风潮无可奈何的默许，都意味着中原汉族核心区与地处边疆的龙兴之地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清代的特殊性更在于外部，一个以贸易联通起来的世界正在逐步形成，***上国开始成为世界的一个元素。这种特殊性只是我们这些身处后世的看客站在上帝视角的感慨，而当时的人们身处其中并未能对这种来自外部的变化有着及时的体认。
有趣的是，面对庞大需求与有限供应的矛盾，无论是讲好故事还是假货横行、以假乱真，都让现代读者会心一笑，不得不说，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帝国之裘》读后感(五)：《帝国之裘》读后
《帝国之裘》是一部令人读起来眼前一亮的新清史著作，新清史学派在我们眼里向来是以主张重视非汉文文献以及从内亚的视角看待清帝国闻名（当然这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但不同的是，这本书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待清帝国的北部边疆。也许“抛弃”大洋彼岸的双方构建的关于帝国性质以及族群认同的话语，从环境史视角看待边疆，会揭示曾被忽视的问题中蕴藏的新的真相。
本书的作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是欧立德的高徒，如今执教于美国内亚史研究的重镇印第安纳大学，因此本书呈现出的对满、蒙、汉文献的高效而精准的利用也就不足为奇。这似乎在提醒一些将来有志于投身内亚史的学生，西方的同行们不仅在利用汉语和民族语言文献方面赶上中国学者，而且提出了看待同一问题的新视角。
作者在前言中已经指出，我们所向往的“自然”是人为构造的，实际上自人类产生以来，没有哪里的环境与人类历史无关。如今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人们怀念这想象中曾经美好的“自然”，因此就将如今家园的“沦陷”归咎于历史时期的破坏。在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内，以及曾经遭受殖民或者大国强权支配的现代国家，人们很容易产生历史环境主义，这往往也存在民族主义的成分。本书通过对有关边疆地区特产进贡和贸易的满、蒙、汉文档案文献的解读，为我们还原了清帝国对北部边疆特产（准确来说是毛皮、珍珠和蘑菇）的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边疆环境承载力的压力。清帝国逐渐发现，进贡的地方特产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于是政府试图对进贡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休养生息”政策，但问题显然并没有解决。帝国逐渐发现，被视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以及满洲重要的盟友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已经不像帝国建立之初那般“自然”、“纯粹”。满洲人和蒙古人似乎也不像原来的那样尚武、淳朴。帝国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来重新净化其北部边疆，本书呈现的史实便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权人群越是丧失了其独有的标志，朝廷就越是努力维持并界定其特征。清帝国通过一系列手段重塑帝国的边疆及人群，严格族群的边界和特征。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很显然，边疆地区在历史上并非如想象的那般“自然”，其开发历史要比观念中长久得多，其族群间的互动也比观念上频繁和悠久得多；边疆人群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淳朴”，而是早已有着多样的生计方式以及多重性格；边疆的环境在历史时期也并非一成不变。帝国的想象及维持想象的努力终告失败，但在百年后，现今的人们依然拥有类似的想象，虽然他们想象的对象各不相同。
帝国遗留的问题仍然影响着今天。想起大一时听讲座，是关于蒙古国如今的资源民族主义，秉承这种思想的环保主义者像清朝一样去想象这“自然”的故土，并且通过历史寻找为现实发声的依据，例如蒙古历史上的统治者对自然环境的爱护以及对故土的热爱。理想化的自然将如今的问题简化，仿佛我们可以一夜之间恢复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中古社会，然而这一定不能如愿。很多时候历史不见得能为我们照亮现实的路，但至少可以纠正某些谬误。关于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明显不能迅速消失，如何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长久的命题。
《帝国之裘》读后感(六)：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别样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 ——读《帝国之裘》
《帝国之裘》是美国学者谢健的新著，获得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关于本书的特点，译者关康在《译后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概括如下（举例略，具体文字见本书的《译后记》以及《关于<帝国之裘>研究的几个问题》（关康））： 1、传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通常重视汉地而较少涉及边疆。本书则从一个全面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历史。书中的论述突破了汉人主动进入边疆改变当地环境、少数民族是市场化被动接受者的框架，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边疆。 2、谢健在研究中使用的史料相当丰富，除了实录、则例、会典、地方志外，还包括古典文学作品、 清人笔记、朝鲜燕行使和近代欧美旅行家的游记。作者还系统地利用了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 北“故宫博物院”的《内务府奏销档》《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珲春副都统衙门档》，蒙古国家中央档案馆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衙门档》。 谢健，2012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印第安那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族群、商品与消费。 关康，201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足史、满文文献、清代宗教史。 可见他们的视角都是专业性的，本书试图通过东珠、蘑菇、毛皮等奢侈品的贸易与消费入手，探究有关这些奢侈品征收、管理的制度，进而考察中国清朝的环境史和边疆史，最终从独特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汉人的故事。 这是少数专业研究者的视角和兴趣所在。但这本书更多的读者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而是普通的读者，甚至是一些只对美食、服饰感兴趣的人，那我们又可以从中读出什么呢？这也是我在本文中想说的。书中选择的东珠、口蘑、动物毛皮都是一种奢侈品，非普通百姓能够享受的。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 所谓东珠，满语为“塔娜”。清人把产自东北地区的珍珠称为东珠（或北珠），以便区别于产自南方的南珠。东珠比其它珍珠更晶莹透彻、圆润巨大而更显王者尊贵，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必需的进献贡品。清朝统治者认为东北地区是本朝的“龙兴之地”，其他珍珠不如东珠“色若淡金者贵”，因此东珠的地位更加突出，清廷把它作为皇室、王宫贵族的专用饰品。 口蘑，即来自“长城”关口外的蘑菇（《帝国之裘》P23），采摘自长城以北。但实际上口蘑并非某一种蘑菇，而是集散地汇集起来的许多蘑菇的统称。人们因为这些蘑菇通过河北省张家口市输往内地，张家口是蒙古货物的集散地，而称之为口蘑。1958年郭沫若视察张家口写过一首诗“口蘑之名满天下，不知缘何叫‘口蘑’？原来产在张家口，口上蘑菇好且多。”但这种蘑菇产量不大，需求量大，而且据说味道真的异常鲜美，口蘑因此成为贡品。 对动物皮毛的使用也凸显了清朝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我国，服饰自古以来就是不同阶层的人群社会地位的象征。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自称是“马背上的民族”，崇尚武力，因此满族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毛皮，并且把毛皮的贵贱和等级制度相结合。用不同种类的动物毛皮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尊贵卑贱。 总而言之，东珠、口蘑、毛皮是清朝统治者珍爱的奢侈品，为了满足需要，体现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垄断奢侈品的供应，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组织大量的人员对奢侈品的生产、运输、管理进行监管，形成了帝国对满洲蒙古独特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也反映了帝国对边疆地区的重视程度。 同时，奢侈品的使用情况也体现了帝国的兴衰存亡，本书中的各种统计数字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康乾盛世，各种奢侈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呈上升趋势，而随着国运的衰落，奢侈品的质与量都在下降，以至于最后国家不得不取消东珠等奢侈品的进贡制度。从奢侈品看历史兴衰，这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帝国之裘》读后感(七)：《帝国之裘》：自然政治、帝国想象与清廷的统治焦虑
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对清帝国的研究，总是会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会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从“冲击-反应”模式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再到“新清史”，学者们愈发从清朝本身看待问题，并进而得出了许多与常见的看法或刻板印象不同的观点；而从文明史观到社会史观、全球史观，再到生态史观，清帝国的各个方面都相继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既熟悉又无比陌生，我们不断更新着对它的认知。
说到生态史观，恐怕就不能不提数十年来环境史学取得的成就。除本身带有的环保主义立场之外，环境史学还让读者见识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其中没有英雄美人，没有战场上的厮杀，只有人与自然这两大主角，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至于清帝国的环境史，很多中文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懋可的著作《大象的退却》，这部堪称开风气之先的典范。不过，在美国历史学家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看来，伊懋可过于重视对汉人地区环境变迁的把握，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帝国的边疆，后者是其获列文森奖的著作《帝国之裘》的主要研究对象。
不过，尽管归在了环境史一列，《帝国之裘》其实并非典型的环境史，而且作者讨论的环境，就覆盖的面积——满洲与蒙古地区——来说，也不及多数环境史学家。谢健的确论述了帝国边疆的生态变迁，特别是以人参、东珠，以及口蘑为三个典例，并讨论了变迁的种种原因，无论是商业上的（“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与自然资源开发热潮”）、还是政治上的（清廷监管制度的崩溃）。但是在谢健那里，边疆远非永恒而独立的存在，相反，边疆是帝国始终竭力“生产出来的”，或曰“想象出来的”概念，它有着深远的政治与社会意涵。
从偏居一隅到打败了明朝军队，直至稳定了中国大部，满洲地区的女真人，成就了一个传奇。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前朝遗民和后代历史学家们同样感到好奇。随着统治汉人的时间不断延续，满人统治精英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们从小接受的军事训练，“武士文化，穿毛皮、戴东珠”，或曰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即清史专家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Manchu way）。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毫不例外地笼罩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色彩，构成了一种“自然政治”。
就像很多初次来华的外国访客所言，相较工业化前后欧洲国家的开发情形，满洲地区近乎是一处人间天堂，因其与世隔绝而没有得到开发。尽管这种说法部分为真，但显然忽略了满洲地区开发已久的事实（兴许是外国访客视野有限），开发者中有满人、蒙古人、汉人，等等。然而，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满洲与蒙古地区的开发程度，确实相对有限，认真说来，这与清朝统治者在这些边疆地区的做法密切相关。
作为清朝的起源地，满洲地区在清朝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从沈阳当时的名称“盛京”中就可见一斑。对满洲地区的保护，清朝统治者可谓是不遗余力，皇帝屡屡下令禁止汉人进入，更不用说开发满洲地区了。保护满洲地区的目的，尽管部分带有今日的可持续发展的意味，但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纯净的”满洲地区为清廷本身赋予了合法性，反过来也为清廷继续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动力；满洲地区特有的动物，比如虎、豹、熊，象征着满人的勇猛。
不过还必须提及的是，对汉人的禁令，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实行对满人与汉人的隔离，维护满人的种族纯净——这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观点，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一书中予以了深入剖析——进而保证“界限”不被跨越。而在以种种方式与统治者亲近的蒙古地区，清廷也始终确保生活在那里的汉人是二等臣民。因此，可见在对边疆地区的特殊对待中，清廷进行了其帝国想象与建设：各个族群秩序井然。
尽管清廷努力维护其来源地的神圣性，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并不十分奏效，特别是在商业扩张和奢侈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能够察觉出清廷的统治焦虑：他们推崇的族群秩序、他们悉心打造的满洲神话，都存在濒临瓦解的危险。当然，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满洲和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人参、东珠和口蘑的产量都随着开发活动的加剧而下降，最后这种趋势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此外，在《帝国之裘》一书中，谢健还对东西方的概念是否可以完全对应进行了探讨。虽然如今我们在说到环境时总会用上“自然”一词，但它与英语中的“nature”存在着不少区别，后者“是西方独有的概念，是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科学和浪漫主义的产物”。相比之下，在清朝乃至中国古代，“天、地、人”的概念在对宇宙的探讨中更为常见，这显然为东西方的后续比较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帝国之裘》读后感(八)：换个角度看清史
前几天刚好读过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记得作者在正文前的新版序言里专门提到，“新清史”学派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这更像是一种发展——只站在中国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仍是不够的，很容易落入“汉族中心观”的陷阱。正是带着对“新清史”的好奇，我打开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史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这本《帝国之裘》。
“新清史”之新
先从译后记说起。译者关康说，多年前曾在研讨会上听过谢健的报告，而当时与会的另一位老师告诉他，日后中国年轻一代清史研究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谢健这样熟悉理论、懂语言（满、汉、蒙）的外国同龄人。
接过译者的话，懂理论很正常，历史学者哪有不懂理论的。关键在于语言。所谓“新清史”，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学者不但精通汉语，还看得懂满语、蒙语，这样他们就可以查阅大量的满文、蒙文档案，再结合现有的中文档案，他们就可以从清王朝的角度，而不是从汉族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
本书作者谢健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发现了一段不一样的清代边疆史。作者从边疆进贡给朝廷的三种特产着手——东珠、口蘑和毛皮。通过查阅贡品数量的变化，以及对更大范围贸易活动的研究，作者认为，在1760年至1830年之间，“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彻底改变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生态环境”。
单就这一事实而言，传统的清史研究与新清史应该不会有什么分歧。但作者在查阅满文、蒙文档案之后发现，作为一个帝国，清朝中央政府对这一时期的环境退化——如其他学者所言，清朝在19世纪初期已经达到生态极限——产生了焦虑和危机意识，于是千方百计地试图让边疆恢复原有的状态，包括征召士兵、加强检查、绘制界线、加强人口管理、严惩盗采盗猎、打击贪污腐败、改革官僚机构等等。可以说，这一层发现是完完全全站在清王朝的视角，而不是站在汉族的视角得出的研究成果，与传统清史学者强调汉人农业和商业文化对边疆的渗透截然不同。
“边疆”对帝国的意义
接下来，作者着力分析了这种治理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从表面看，清朝政府是在努力“肃清”满蒙地区的非传统元素，努力使其恢复原始状态。在清帝国看来，满蒙两族生活的北部边疆与帝国境内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意义不同，这里不应该被汉人的商业文化腐蚀，游牧和狩猎的传统应该保持下去，汉人不能到蒙古人的地盘上去采蘑菇，人参只能采集野生的、而不能种植，满人和蒙古人不仅自己不能盗采盗猎，也不能与汉人勾结，蒙古牧民当然也不能与汉人通婚……所以，清帝国在面对上述生态危机时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多种治理措施，竭力维持一个充满原始气息的边疆。
不过，作者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更深一步地剖析了这种“肃清”意识的本质，指出其中包含着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因为汉人在蒙地采菇已经延续了几代人，蒙古人和满洲人也从来没有那么淳朴，乌梁海人也并非清政府想象的狩猎民族（他们大多数以放牧为生），甚至这些贡品的黑市交易早已成为世界范围贸易链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根本就不存在一片原始的边疆。清王朝并不是在“保护”一个自然的边疆，而是“创造”了一个自然的边疆。这是一个非自然的自然。用作者的话说：“绝对的荒野只能存在于绝对控制之下。”清王朝在边疆努力维持的不是所谓的“自然”，而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秩序。归根结底，这是帝国统治逻辑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这条主线之外，作者还有一些分析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他通过分析满语对汉语词库的补充、皮毛被纳入帝国奖赏体系，来探讨清帝国对境内两种文明的整合；通过分析同一时期从欧洲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贸易链条，来探讨贡品数量下降的原因；通过分析清政府为保护东北地区的珍珠和人参所付出的努力，来探讨“满洲”何以成为“东三省”（“满洲”最初仅指盛京）以及清帝国如何想象出一个淳朴的满洲；甚至还通过分析档案之间的差异发现了清朝内务府的腐败行径……虽然本书篇幅不长，但由于研究课题新、知识密度大，读起来还是稍微费一些脑筋。不过，“新清史”+“边疆史”+“环境史”这套组合，绝对会带给读者一番全新的体验，由此产生的愉悦足以冲散阅读时的疲惫。
《帝国之裘》读后感(九)：封禁边疆与构建满洲
尹敏志/文
清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很长时间失去对东三省和蒙古的实际控制，两大边疆先是强邻的角斗场，后沦为殖民地，其影响延续至今。以吕思勉为代表的民国学者将之归咎为前清的封锁政策，即满蒙联合，长期禁止汉人前往关外开垦，“现在满蒙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氏感叹，若早点开放移殖，在东三省设立州县，“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
关于清代的北方边疆封禁政策，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提出了一种新解释。该书利用满文和蒙文档案，认为1760至1830年间，由于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人口爆炸，中国社会已到达自然环境能承受的极限。环境压力迫使清政府采取封禁满洲、蒙古地区的政策，结果不但重塑了“满洲”概念，而且人为创造出比实际更为原始的自然。
谢健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先后师从柯娇燕、欧立德两位新清史大将，他相信对于清帝国“必须从边缘入手才能了解其结构。”已属于学派第二、第三代的谢健做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史或军事史，而是将新清史与彭慕兰式的环境史相结合，这也是最近十年新清史研究的新趋势。还有一种趋势，是像莱恩·图姆那样用维吾尔文等非满文史料做研究。
以上两种，都是大问题被研究殆尽，穷则思变的结果。满文史料在很多方面比汉文史料更原始和丰富，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能用满文解决的清史问题是相对有限的。从时间上说，乾隆时代的满文档案数量还很客观，嘉庆年间以后汉文则后来居上。从地域而言，除了研究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的驻防八旗问题外，满文档案对于研究内陆十三省并无太大帮助。以满文研究法制史、环境史、宗教史还有很大空间，但没有人会用满文研究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
在明代，东三省的女真人分野人、海西、建州三大部。元朝灭亡后不久，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归附明朝，被授以土官卫职，成立建州左卫。建州女真有别于其他女真部的特点，是与汉族政权走得非常近，既保留了游牧民野蛮精悍之血，又率先学习中原文化和农耕文明。建州女真统一诸部，成为清政权的建立者绝非偶然。
十五世纪即明代永乐年间之后，女真一直向明政府进贡黑貂皮。貂皮制品因为稀少，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成化年间之后在北京权贵阶层中日益流行。流风所及，连朝鲜也开始流行戴貂。最早揭示明代毛皮贸易与建州女真崛起关系的是日本学者，遗憾的是中译本未将日文论文从英文转写回来。
书中屡次提到的Kawachi即河内良弘，他在1971年发表的论文《明代东北亚的貂皮贸易》指出，十六世纪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涌入中国，催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黑貂皮的需求迅速增大。女真商人通过控制毛皮贸易积累巨额财富，依靠他们的支持，努尔哈赤才能积累起自身的势力。
谢健借鉴日本学者的地方还有很多，除了文中提到的松浦茂外，中译本未翻译的还有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研究》、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以及岩井茂树、柳泽明、永积阳子等学者的单篇论文。这容易让读者忽视《帝国之裘》其实大量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完成，当然论证更为严密，且加上了精巧的理论包装。
上田信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过程，也是一个整合东北亚各民族优势的过程。他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写道，努尔哈赤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用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努尔哈赤最初通过购买汉人农民作为奴隶发展农业，与明政府开战后，又利用俘虏加强其农业基础。
所以清朝的迅速崛起，恰好是因为它不是匈奴、鲜卑乃至元朝那样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它优势其实是通过有限的汉化，来支撑强大的战争机器。入主中原之后，清政府一方面讳言其先祖是明代卫所武官，将与之相关的只言片语全部列入禁网。另一方面，通过重塑北部边疆的人、地和物产，在对“纯净”的追求中尽量消除汉人的痕迹，重新创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一个从未被岁月侵蚀的古朴世界。
用谢健自己的话说，本书“展示在19世纪的巨变中，清廷如何想象除了一个原始的自然。清代对‘自然’的发明不仅仅在形而上和语言方面，更多的还是在叙事和意识形态层面。”越是纯净的自然，就越是需要强硬手腕作保护，因为地球上没有哪块土地未被人类接触过，包括在美国的森林公园或苏维埃的保护区，自然能够保存下来，无一例外是政府干涉的结果，“绝对的荒野只能存在于绝对控制之下。”
采取特殊管理的原因，是东三省的满洲人数量很少。据1806年的估算，黑龙江旗人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连统治阶层也不以满人为主体。东三省不仅有满人和汉人，也有墨尔哲勒、努叶勒、纳穆都鲁、古法廷，以及其他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族群，每个族群与清政府保持着特殊关系，对于他们的管理也各异。谢健认为，如果将东北地区称为“满洲”，或是想象其在族群上是一元的，“我们就不光抹杀了当地历史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人群和族群分类在清朝的意义。”
东三省的各族人不需要像内陆汉人一样承担赋税劳役，但需要向北京进贡东珠、毛皮、人参等特产：生活在嫩将河谷与黑龙江上游的的布哈特八旗负责进贡毛皮，生活在乌苏里江上游的打牲乌拉负责提供东珠，人参由持有官方颁发“参票”的刨参人负责采摘。此制度在清前期平稳运行，但随者美洲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农田的持续开垦，人口的急速增加，清中后期这些自然产品的产量忽然暴跌。
首先告急的是东珠，在18世纪末的危机爆发战前，康熙帝已经宣布擅自采摘东珠等是犯罪行为，违反者可以被判绞刑。到了乾隆时代，清廷试图强化对长城沿线的控制，以遏制走私，并将能否查获东珠与官员的升降挂钩。但东珠产量一直未见好转，清廷不计成本，在相关流域设立层层守卫，1748年更是指示由地方最高长官吉林将军直接监督采珠行动。这些命令悄然改变了当地的行政机构，以至于乌拉牲丁都开始扮演采珠人和巡查员的双重角色。
采参制度也迎来改革，清政府通过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杜绝盗采，但同样无济于事。很多档案显示，东三省地区由于盗采导致的腐败与无序让人触目惊心，旗人的行为不像满洲人，汉人移民则无法无天。面对野生人参锐减的情况，非法刨夫采取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转而开始种植秧参。18世纪末人参养殖业不断推广，发展了1810年，百分之九十的吉林人参都是人工种植的。清廷对之愤怒不已，嘉庆皇帝明确表示，只有天然人参才是人参，秧参“近于作伪”，根本不算。
总体而言，清政府认为自然资源枯竭的原因是人心不古，为维持人参和东珠的产量，政府不断地调整其统治逻辑。这种缓慢的地方化和官僚化为满洲地区和“东三省”的形成构建了基本框架。直到18世纪中期，吉林和黑龙江并不被认为是满洲人的故乡，只有包括盛京（沈阳）吉林部分地区的“大盛京”，以及长白山才是满洲的“根本之地”或“发祥之地”，但环境危机导致这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
1762年乾隆帝得知盗采人参在整个东三省发生时，首次将这一地区视为整体，将东三省称为“风俗淳朴”之地。嘉庆年间以后，东三省等同满洲故里的说法固定下来，道光帝也有类似表述。相邻的蒙古地区为了保护口蘑等自然资源，也逐渐加强控制。渐渐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一种人为的对立被创造出来：满人和蒙古人与汉人是两个群体，前者代表纯洁与永恒，后者则代表堕落与变化。
但谢健指出，真实情况绝非那么黑白判然，很多蒙古人、满人也加入了盗采自然资源的活动中。比如在蒙古地区，蒙汉界限其实不那么清晰。在蒙古人被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学习蒙古人，包括起蒙古名字，说蒙古语，与蒙古人通婚等。清代档案中提及这一地区时，大量使用了“洁净”“净化”“肃清”等词语，反映出“帝国对一个原始的、永恒的、完美秩序的想象。”即使满洲、蒙古地区与当时的汉地相比，在开放程度方面并不逊色。
在今天，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环保主义已是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有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其起源往往是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无论在清帝国还是同时代德国、法国、英国，那些拥有权力和野心的精英阶层“将自己与一种古典生活方式重新联系在一起。”统治者们以保护之名，行独占之实，将穿毛皮、狩猎等活动当成“彰显精英身份、淳朴品质、尚武精神和男性气概的工具。”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与自然间的纠缠同样无处不在。似乎每个国家都需要创造自己的伊甸园，如创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民族的共同遗产，寻回失去的生活方式。在环境危机、道德堕落、政治认同的共同作用下，民众容易接受各种“肃清”话语，比如遣返移民等。清代的边疆政策，与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互为回响。
《帝国之裘》读后感(十)：汉人与毛皮
本书利用满文、蒙文和汉文文献，提供了一个篇幅紧凑却非常详尽的研究。本书考察了内亚的素朴边疆与中国的都市生活的关系，讲述了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精英阶层的消费时尚，奢侈品的消费混杂着家园想象。
——欧立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汉人能穿毛皮吗
在清帝国，服饰、物质文化与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不能把人和毛皮 分开。[63] 服饰和肤色、脸上的痘癍一样能够代表整个人；缉拿逃奴、逃 妻、逃兵时使用的标准“年貌单”通缉令综合了对人的生理和服饰的描述， 仿佛一个人的外貌永远不变一样。[64] 根据法律，要“据体貌服饰缉捕”逃 亡者。[65] 在斗殴中，不得打掉他人的帽子（或揪掉流苏）。[66] 如果一个外 地人死在蒙古地区，他的尸体和衣服都会被送回原籍。[67]
这是因为服饰能够代表人的身份，而毛皮尤其象征了满洲人的身份， 推而广之，它还象征着边疆地区，所以这种时尚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应。 即便今天，穿毛皮也是一种阔绰的行为：它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在我们 自己的世界中，我们从启蒙自由主义的角度争论毛皮的意义：毛皮的价值 取决于权力以及权力滥用的程度。而在中华帝国，毛皮是文化争议的爆发 点；和罗马、拜占庭以及倭马亚帝国一样，在中国，毛皮代表着野蛮，而 与毛皮有关的政策折射着帝国对外国和边疆的策略。[68] 这暗示毛皮或者其 他物质材料的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价值不是由功能决定的；毛皮的作 用不仅仅在于为人保暖、防雨。[69] 当边疆被简化为战场和流放地时，毛 皮就象征着困苦、孤寂以及野蛮，其价值就被一笔勾销了；毛皮因而沦为“皮子”或“兽皮”。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将很多隐喻赋予穿着毛皮的野蛮人。一如安东篱（Antonia Finnane）证明的那样，在整个帝国时代，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的 形象在边疆文学中反复出现。[70] 从把匈奴描述成“衣其皮革，被旃裘” 的司马迁（前 145 ？—前 86 年），到用诗纪念唐朝与突厥战争的著名边塞 诗人，内陆亚洲边疆与其物质文化密不可分。唐代诗人刘商（8 世纪）在他的《胡笳十八拍》中捕捉到了这种隐喻的精髓。这首诗叙述了汉代贵族 女性文姬被迫远嫁匈奴的悲惨命运。作者借文姬之口哭诉道：[71]
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 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
自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控制中国北方之后，南宋（1127 年—1279 年） 的文人同样把毛皮和他们的对手女真人及后者的残暴行为联系到了一起。 徐梦莘（1126 年—1207 年）绘制了一幅典型而生动的——同时也是荒谬 的——女真人生活图景；用他的话说，“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72] 蒙古 人灭金和南宋之后，文人们又把前者与毛皮联系到一起。匈奴、契丹、女 真、蒙古、满洲都差不多：他们都买卖这种毛皮商品。
确实，汉人精英也穿毛皮，历史学家能够撰写一部与内陆亚洲平行的 汉地毛皮风尚史。例如，在战国时期（前 475 年—前 221 年），有两种官 帽包含了貂皮元素：一种是貂蝉，一种是珥貂，这两种帽子都以悬挂貂尾 为特色。传统文学告诉我们，貂蝉是赵武灵王（前 325 年—前 298 年在位） 发明的，这是他建设团队精神的一个环节：“胡服骑射”是那个时代的口 号。[73] 貂蝉一直流行到唐帝 国（618 年 — 907 年 ）；薛爱 华（Edward Schafer）注意到这种帽子“是仗剑出塞，或者是返回故土放鹰走狗的任侠少年的特殊标志”。[74] b
同样，从汉朝开始，历代史家都忠实地记录来自东北的贡品，以展示 毛皮如何象征汉人帝国的权力。大众对毛皮也有特殊需求，特别是蒙古人 统治汉地之后。明初，蒙古文化对汉人的时尚颇有影响。例如比甲（一种长款背心）、质孙（单色朝服，来自蒙古语的 jisün），以及所谓胡帽，即胡 人的帽子。[75] 1430 年，朝鲜王廷注意到“土豹貂皮，中国之人以为至宝”； 朝鲜宫廷本身也很快要求最高级贵族戴貂皮护耳帽，其他人用松鼠皮。[76] 时尚和物质文化超越了政治和族群边界；穿得像野蛮人并不一定就会变成 野蛮人。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毛皮流行于明朝和朝鲜。当时有一张延伸至 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的贸易网。大量毛皮通过蒙古人、女真人的朝贡和贸易 流入以上两个宫廷和东北亚的精英手中。[77] 毛皮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专属 物产：例如从 15 世纪 60 年代开始，《明实录》不再记录明朝与女真人交 易马匹和其他“土产”（例如珍珠），转而记载貂皮。[78]
消费者对毛皮的了解逐渐增加。李时珍（1518 年—1593 年）在对貂 皮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本草纲目》中描述道：“用皮为裘、帽、风 领，寒月服之，得风更暖，着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79] 李时珍 以医生的身份建议大家用貂裘的袖子擦去眼睛上的尘土。[80] 他的书里还列 举了其他毛皮动物，如海獭。作者注意到：“今人以其皮为风领，云亚于 貂焉。”[81] 毛皮在京师实在太风行了，以至于朝廷于 1506 年发布了一道禁 奢令，禁止奴仆、妓女和底层人穿貂裘。[82] 一个世纪之后，某些战略家向 朝廷发出警告：毛皮贸易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崛起的基础。[83]
对于其他思想家而言，毛皮最大的危害是它贬抑了汉文化。在 1491年 3 月 6 日的一份令人吃惊的档案中，某位御史警告朝廷，京城男女“胡 服胡语”、汉人像“胡”一样穿着貂皮狐皮。他要求“复华夏之淳风”，还 敦促朝廷“扫胡元之陋俗”并实现“习俗纯正”。[84] 汉人穿毛皮，但穿毛 皮并不是汉人的习俗。为了肃清外部文化影响并恢复传统风俗，一切异族 服饰，特别是毛皮必须被摒弃。所以，如果满洲的毛皮时尚是一项政治计 划，那么汉人的反弹就与此同理。二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了一种永 恒、原始的淳朴风俗。[85]
因此，清朝统治全国之后，毛皮仍然是一个争议点。谈迁在《国榷》中记载，他于满洲人定鼎十年之后抵达北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 恐怖的世界。在 1654 年 3 月 15 日——顺治帝的万寿节——的一条记录中， 他记载礼部官员如何花费一周的时间穿着貂皮或狐皮举行庆典。对于谈迁 而言，这种衣服足够让一个贫寒官员破产：“闻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 诸臣玄裘最下者千金。”[86] 但是大家对这种浪费束手无策：穿毛皮是新 规矩。
尽管谈迁批评穿毛皮是一种浪费行为，但其他人强调的是汉人的 族群和文化自豪感正在面临危机。耶稣会神父奥利恩（Pierre Joseph D’ Orléans，1641 年—1698 年）注意到汉人需要“剃发，并且接受鞑靼人的 服饰”。[87] 依然遵守明朝服饰制度的朝鲜燕行使对毛皮在中国的流行大加 嘲讽。朝鲜使节金昌业（1658 年—1721 年）曾经溜进皇宫，偷窥元旦庆典。
最让他震惊的是清朝官员下跪叩头时用的小毯子：“座席有头爪虎皮为贵， 其次无头爪虎皮，其次狼，其次獾，其次貉，其次野羊，其次狍，其次白 毡为下。”[88] a 他装扮成仆人但露出了马脚：“（余服色与奴辈无别，而以 着）豹裘，且有从者。胡人多目之”，他后来在日记中还写道“遂脱豹裘， 却从者混下辈”。[89]
燕行使在游记中记录了汉人的某些出格言论。例如一位在礼部供职的 官员潘德舆提到康熙帝对“鞑靼人”的偏袒时，用“獭”代替“鞑”。他 批评皇帝嘴上提倡节俭，实际行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嘲笑朝廷往“宁 古塔边外”蒙古“鞑子”身上花了太多钱，目的仅仅是要买他们的毛皮和 人参。[90] c 满洲人坚守自己的习惯；因为双关语和误解，金昌业发现自己 很难区分“獭”和“鞑”： 问：“皇帝每于元朝往邓将军庙。邓将军是何人耶？”通官曰： “邓将军之云是讹传。以老剌赤（即努尔哈赤——译者注）父之所 着帽藏此庙，皇帝元朝先往焚香。其帽亦岂希贵哉？不过是山獭皮 而尽蠹矣。”仍笑之。[91] a
像金昌业这样的燕行使很容易通过服饰对满洲人进行判断，一如后 来的朝鲜使臣通常聚焦于中国人的穿着上。[92] 使臣洪大荣（1731 年— 1783 年）对生活在北京的不同族群和国籍之人的描述就包括每个人的长 袍和帽子的颜色、服装的裁剪方式和布料。琉球使臣穿的长款光缎袍子让 他赏心悦目。而满洲人、蒙古人的衣服就让他心生厌恶。他们显得恐怖而 “凶暴”。[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