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但是要记住》是一本由何怀宏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20-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一)：从哲学的角度关注文学
不知道为什么，读《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这本书的时候，不由地会想起《活着》，以为它们是相似的主题，但事实上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活着》，是部小说，纯粹是一个关于面对死亡的态度，阐述活着的意义。而《活下去，但是要记住》它作者何怀宏近年间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文章选编。书是按照文学家们的出生年份，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这样的顺序来编排的。整本书以历史与文学为切入点，寻找关于生命存在的样态。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八零后是离我们最近，最有共同话题的了。所以，我跳开前面，先看了关于八零后韩寒的文字。韩寒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因此而一举成名。作为五零后的何怀宏老师，来谈八零后，我很好奇他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看待八零后的，他写得很坦诚。他从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部小说聊起，韩寒想和世界谈什么，而他又想和韩寒和我们谈什么？
不同年代不同年纪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文字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写出一部小说，可能连他自己也不一定能想得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身为哲学系教授的何怀宏老师以哲学的视角来分析、阐述文学作品里那些哲学的话题，关乎生命、人性，追求。
不同时代赋予人不同的信仰与追求，文学作者将自己在各自时代中所受的冲击与感悟着色于自己的文字中，表现着随大流也好，特立独行也罢，文字中都有耐人寻味的思想和境界。何老师对每个时期文学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剖析见地是很独到的。既让我们见识每位文学作者的文学修养、个性，也能深入地洞悉他们的作品中传达的时代特色和作品中人物角色对“活下去”的理解和诠释。
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一些苦难，但是面对苦难，有的人选择生活在忧伤中，而有的人能走出黑暗，去迎接阳光。《活下去，但是要记住》，除了书名给人以中庸的生存之道，也让读者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家身上看到了“活下去，并且记住”的那份表达。
在跨越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阅读经历中，我们能读到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在那些社会背景下人们与时代的融合、抗争、或对立或相互包容，即使艰难也要活下去，即使痛苦但是也要记住，记住是在记录真实，记住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联系到当下疫情，虽然我们都希望它快快过去，都不想多看一眼悲伤，但是还是有些人默默地在记录着，帮我们帮后人记下这些时刻，人类的文明建立在一定的苦难之上，唯有记住，才会更珍惜健康的未来。也且让我们站在哲学的视角去看待一切。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二)：以哲学观照文学
这本书何怀宏先生自谦为是他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笔记。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很精彩的当代中国文学评论集。作者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观照这些文学作品，读出了其他很多文学评论者没有读出的东西。
这本书的编排采取了一种按照作者出生前后来进行的，分为“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和“八零后”四个时段。“五零后”中选取了两名著名的作家：史铁生和莫言。这两位作家都是可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的。莫言更是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当代中国作家。本书的书名也是取自于作者对于莫言作品一篇评论的题目《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何怀宏对史铁生的作品是很有兴趣的，几乎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而且关于他的文章写过不少，光是这本书中，直接有关系的就有六篇。在何先生看来，史铁生的作品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收获之一。而后者是许多杰出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达到的。他对历史动力和主角的探索涉及到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他有关平等自由的思考涉及到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不仅用心在思考，也每日在用身体体会的灵肉关系问题，则是精神信仰的核心问题。这是对史铁生的很高的评价。对史铁生创作的高峰之作《务虚笔记》，何先生是反复阅读，指出这部作品既是文学的杰作,又富有哲学的意蕴。这部小说探讨了一些独特的人在二十世纪最艰难的年代里的奋斗和命运，同时又怀有一种深沉的爱不绝如缕。
对莫言的文学作品的解读，何先生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莫言先生的重要的作品都阅读过了，而且作了比较精当的评述。在何先生看来，莫言写作的最大优势和最精彩部分还是集中在他亲闻和亲历的历史时段，这主要是下层人物的活的历史，是各种各样的生命鲜活淋漓，但也饱受摧残的历史。莫言最好的几部作品，诸如《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都是在故乡写成的，他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也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故乡”。莫言的作品中凝结了深厚的乡土，而这乡土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何先生重点分析了莫言主要作品中的这一立足于乡土的生命历史，并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是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根本依托是什么，以及还可以希望什么，等等。正如何先生在该文的最后指出的那样：我们最好不要让我们的后代也这样活过来，尽管这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最大历练。我们不只是要让肉身活着，还要有体面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有精神地活着。而我们也许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都期待和希望的！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三)：用爱去追求人世间的平等
其实对于一个90后的人，我很少关注50后的文章，可能生活中没怎么接触，周边也很少讨论那个时期的话题，对于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变革，很多事实我们并不是非常有共性，很难产生共情。正如，叔叔那一辈人对自己的子女都是说：“你要好好读书呀，当初我们就是太穷了，没书读，还要去放羊砍柴卖……”诸如此类说事实已使孩子产生某些共鸣，得知生活不易，立志好好读书的却几乎没有。大多数00后都会说：“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现在不用那么苦了，那是你那个年代的事，现在社会已经变了，不需要我们去砍柴放牛了。但是其实真正发自内心去了解，去像看小说一样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面，一旦投入情感进去，就跨越了年代，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共情。
书中主要描写了作者对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年代共四个时段，但阅读最多的还是跟作者同龄人，即5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作品，而在这其中，史铁生则是重中之重的一位，而我90后也是对50后最大触动，可能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也脱离我所处年代有些时间。
作者谈及史铁生是在他“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于是很早就脱离外在喧嚣的集体行动，而努力向自己的内心挖掘。然而，他的思考仍然深深地反映和折射出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命运。他甚至就像是代中国而病，为中国而思，其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一个思想总结。这位作家就是史铁生。
平等其实对于我们90后也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也时常讨论平等。看过印度电影相信对印度的不平等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就会思考我国是绝对的平等吗？建筑工人为建设城市付出了多少汗水？可最后也只能带病回家，丝毫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保，医保，退休金的福利？父母若在90年代出省工作，现在在一线城市的也基本都有房子了，而我们年轻人却要积蓄一辈子才能在城市落脚，甚至很难落脚？有关系的凭什么可以不付出什么就被好单位录取，活少钱多利润高，而普通毕业却面临截然不同的生活？等等等也都是大家对平等的追求。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绝大部分抱怨和虚张声势的强势都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靠怨恨与仇恨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坏。只能靠爱和勤劳来解决问题。
同读完本书，尤其是《务虚笔记》，我想我对50后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对于时代和社会来说，那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来说，也是一个结束，亦是一个开始。我们或可区分的两种命运： 一种是主要与社会因素相关的命运「包含社会制度，环境，氛围，所出身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名望等」；一种是主要与个人因素相关的命运「包含个性，气质，情感，能力乃至身体健全或漂亮与否等」。这两种因素绝对不可以分开，而是糅合在一起的，而哪个因为更重要呢，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见解。但追求平等的每个人的气质和态度揉进了命运，从此展开了每个人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命运必然意味着有差别，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去需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
所以何不用爱去追求人世间的平等呢？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四)：过 客
新春伊始，新型冠性病毒这只“黑天鹅”突然来袭，将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工作计划通通打乱，我从大年初一上班至今，身心疲惫，直到国内形势趋缓，看到武汉解封，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回首我们走过的防疫之路，取得目前的成绩，来之不易，正如何怀宏教授新书《活下去，但是要记住》的书名那样，要记住那些守护我们生命健康的一线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公安民警等，今天会成为历史，那么我们就是历史的记录者......
何怀宏教授结合多年的阅读经历，从哲学的角度关注文学，选取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及何怡等人的代表作品，跨越20世纪50-80年代，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何怀宏在书中着墨最多的史铁生是一名残疾作家，所以史铁生的作品经常出现残疾人的形象。他在轮椅上，执笔书写，深入到自己的心灵，重新发现自我，观察外面的世界，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述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印象与感受，他只是想写作，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作品发表与否已经不重要，过程终于结果。
我想起陈希米怀念史铁生《让〈死〉活下去》一书，有妻子的喃喃耳语，有妻子的声声叩问，上天为何要棒打鸳鸯，人各一方，好似苏轼吊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般哀怨，我恍惚看见他们的盈盈泪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爱人在何方，丝丝爱意，句句真情，直指人心。她带着史铁生的骨灰去德国参加书展时，心中有种感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因你的离去，缺席一次次旅程，只要我在，你就永在…..
我以前读过史铁生《我与地坛》，印象不深，通过何怀宏的解读，看到鲜活的史铁生，滋生重新阅读史铁生作品的冲动，看到他平静的述说在地坛随感，多年后再次碰到那个长大的女孩，才发现她是弱智，周围孩子的戏弄，让女孩到处躲闪，直到哥哥感到，驱赶那些人群，女孩是不幸的智力残疾，又幸运的有个保护者，苦中一丝甜，淡淡的让人心疼，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这一个特殊群体，往往容易被忽略，史铁生以已之力，让我们看到残疾人的现状，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灾难与意外，人不在是肉身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灵与肉，生与死的问题。
莫言的作品我不喜欢他的书名，《丰臀肥乳》感觉眼球效应太明显，只看过《蛙》《我们的荆轲》，在何怀宏教授的引领下，我重新看待莫言的乡土文学，故土下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现状一一呈现，背部有丝丝寒意，社会这个大舞台，将人性暴露无疑，反思自己陷入固化思维，阻碍思维发展，摒除偏见，多看、多听、多思，融汇各家思想，学会自我辨别，形成批判性思维，自我认知提升很多。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死命题，面对无常的事情，我们不应过多怨天尤人，而应慢慢接纳，就像史铁生能把那段艰苦生活写的很平静，是因为他愤怒消散，接受肢体残疾这一现实，才转变人生态度，我们只是历史洪流中匆匆过客，在历史前行的车轮中，我们《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虽如尘埃，见证历史......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五)：年代
年代
--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现在看书，经常会用“联系”的方式去看，比如说看到一本好书，书中还提到的另一本书的作者，便会去认识一下那个作者，还有他的书；或者引用了另一本书的一句话，然后去找那句话的具体出处，甚至从头到尾把那本书也读了。我理解这就是书与书之间有一种“粘性”，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微妙联系一样。
看这本《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也是这样，从最开始看何怀宏老师的《道德箴言录》《沉思录》，以及后来他后来自己的作品《心怀生命》，我感受到了一位学者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内心柔软。这次能看到他写的与几位作家的交集故事，对这位学者的朋友圈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也是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更多的人生启迪。
书中用年代为划分，写了何怀宏老师作为一名读者，对史铁生、莫言两名“50后”，还有“60后”“70后”和他闺女“80后”作品的品鉴。作为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交集的朋友，何老师这个读者从作品本身的叙述、对朋友的品评以及在“年代”这个印记下作品的行程，都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也是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史铁生老师等人的作品之下，还有更多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书中用了近半篇的篇幅写史铁生老师，也是让我这个虽然读了一些书，但是还没读懂史铁生老师的读者有了更多了解史铁生老师的机会。最初读《我与地坛》似乎只是看到了一个老北京人对于北京的怀念，而从何老师的文字中，我更看到了史铁生老师身残志坚背后的天才般思想，虽有一些偏激但是却能透过时代壁垒般的透亮。用写莫言作品的文章标题当做本书的书名，也是有何怀宏老师自己的意味的。我猜想，也许用这个名称，更能寄托他划分完年代之后，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思考和寄托吧。最令我感动的是何老师对于女儿作品的评价，作为父亲他见证了女儿文学道路上的每一点成长，但他并没有过多赞美，也没有苛责，更没有拿出自己的“资历”为女儿站台，这在今天真是非常得难得，何怀宏老师只是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评价何怡，真的是以一位读者的身份，去认真评价《旧欢如梦里》的一些文学手法，哪些是出彩的，哪些又是当时作者写作时的一些思考的。既是读者，又是推荐者，而收录到自己的书中，又让我们看到一位为人父的苦心。
最后要探讨一下书中的一些论点，例如生死。和其他作家相比，何怀宏老师是一位哲学教授，他对于生死的见解、人生的意义更为深入一些。例如他提及的“生命的意志，不是反省，也不是权力，就是活着，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这句话至少可以解释他用本书书名前半段的意思了。“但是要记住”？要记住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记住自己的人生追求、梦想，还有自己的人生底线，等等。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时期，去探讨生死、人生的意义，显得很合时宜。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么更好的生存方式应该是考虑好了自己如何更好地活着，应该先记住什么，然后再活下去，等等。
张爱玲说过：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这句话好像也是说给我听的一样，当时年轻多在追求自己所谓的梦想，当梦醒时刻，发现自己还没有好好活着，虽然有点窘迫，当时还不尴尬，那么就从意识到的时候开始，认真地活着吧。
2020/4/6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六)：记住应该记住的，然后笑着活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清明的命题。
俄罗斯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以《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命名他的小说，何怀宏先生以《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作为他近年读书感想作品选编的合集名字。
阅读何怀宏先生的文字，让我在清明这一天感慨万千。
2020年的开年如此的与众不同，让还在期盼着新年钟声的我们不得不将期盼转换一个方向：从阖家团圆到健康平安。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生活的脚步，定好的机票取消了，约好的团队解散了，从最初的心存侥幸到后来的认真防疫也不过用了短短的一周时间。
史铁生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我们的确是幸运的。我们站在一批一批冲在前方的工作人员身后，他们为我们筑起了一面高墙，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将一切可能的伤害阻挡。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责任，用自己的生命书写永恒。
何怀宏说：灵魂是重要的，灵魂及其信仰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高标志。
高贵的灵魂、坚定的信仰让“逆行者”们义无反顾地转身向前，留给我们一个个坚毅的背影和无数个动人的画面。
鲜红手指印下的“请战书”、布满深深勒痕的面颊、蜷缩在椅子上休息的身影、写满了美好祝愿的防护服、身上挂满药袋的社区网格员、将自己的退休费捐赠给武汉的老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无声而至，我们奋力搏击。
3335位同胞离世，14名烈士殉职。虽然，我们素未谋面；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是，今天，在这样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以同胞的身份缅怀你们，为你们点燃一只蜡烛，为你们道一声珍重，为你们献上我最深切的敬意。
莫言说：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黑暗和苦难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众生的同时，也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我们的孩子，是否有主动向可敬的人们鞠躬的自觉。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
伤痛的到来会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平常岁月的美好，那些生命定格在2020年的身影将他们的力量传递给了我们。
这力量让我们抵抗消极，让我们直面“污蔑”。这力量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
梁鸿说：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
今天，我们哭泣悲伤；明天，我们斗志昂扬！
今天，全中国默哀三分钟，缅怀那些逝去的英灵。
让我们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然后，笑着活下去！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七)：在中国，记住是一种道德责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一旦他死去，他就只有“历史”了，虽然对这“历史”，后人还永远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这是何怀宏在《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主语，换成文学作品，也是成立的。每个时代的文学和作品，都有各自的“历史”，都留待后人解读，何怀宏就给出了自己的其中一种。
何怀宏是50年代生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所治并非文学，与之有交集最大者，或许是专研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观。他收在《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中的关于文学的文字，当然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也不是诉诸于文学史的吉光片羽，不是作品评述，自然也不是作家小传。
何怀宏是用自己的全部学养和人生经验，去“碰撞”不同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此生发自己对不同年代的作者现实和理想关照的关照。
“哈布瓦赫—阿斯曼”一脉相承的社会记忆理论相信，记忆是复杂和矛盾的，其运作机制高度依赖所谓社会框架，即共享相同记忆的社会群体。哈布瓦赫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人走在路上，遇到一个看似陌生的人跟自己打招呼，两个人聊了起来，这个人才发现那是自己的小学同学，继而想起自己的同桌的名字，他的相貌和性格，他的关于小学的记忆被唤醒，他能回忆起下午里教室中的光线和气味，能记得自己目光扫射过的每一张脸孔。但这种对记忆的唤醒，不在遇到与之享有共同记忆的社会对象之前，即进入特定的社会框架中，是很难做到的。阿斯曼夫妇则强调了记忆的不可复制性，它太难懂了，个人或集体的文化记忆，存在于不同媒介中的记忆和存在于不同话语中的记忆，常常是变幻不居的，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
所以何怀宏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就显得很有趣。他阅读并分析了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的一些文本，并详细记录了进入不同的社会框架和记忆场域而激发的自己对某个特定时代的经验和体悟，部分是关于文本自身的，部分是关于时代自身的，部分就是关于自身的，当然大部分是基于他的固有视角——人生哲学和社会史。通过将个人的记忆借由文本的滤镜放大，他找到了一种书写某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的方式，打通了个人阅读史和时代心灵史之间的藩篱，这种尝试很有意思，赋予了他的文本独特的人文气质，这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多见的。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从他的笔下看到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在关注什么。50年代的史铁生在思考平等与差别，在思考灵与肉的关系，在思考上帝与政治，在思考如何走入历史。他在《务虚笔记》中这样写道：“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使‘我’诞生。”他具有一种基督徒式的生命意识，他渴望借由思考生命的本质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克服历史主义的虚妄，走向永恒。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远藤周作式的作者其实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
同样出生50年代的莫言，其思考和文本都与史铁生有很大差异，他所书写的历史场域始终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他习惯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流传在此地的民间传闻，长时段地描写某一地的历史变迁，和长时段中个体所遭遇的历史暴力和他们的应对策略，即乡土历史和生命记忆。史铁生和莫言，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所思所写均有很大差异，但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审视，他们力求克服、思考或留在纸上的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短期巨变带来的历史PTSD。
60年代的薛忆沩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写作者，他刻意和时代保持着距离，质疑时代和体制让个人生命变得整齐划一，“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他自诩业余哲学家，想要为自己见证的生活留下印记，又苦于找不到值得记忆的特质，时代的平庸让他苦恼。他是对阅读和写作有道德洁癖的，这种道德洁癖使他讥讽时代和社会生活，并扬言要“遗弃”这个时代。这样的文化气质，我们能从很多60年代出生的摇滚者身上找到，美好的60年代。
出生于60年代末的王昭阳作为“学二代”（王亚南的公子），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出国潮，游走于美国和欧洲，一边惊叹于世界的广阔和深邃，一边时刻感受到时代情结带给自己的认知矛盾。他觉得美国贫富差距太大，“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但也丝毫无法掩饰自己融入主流社会的尝试和自己“亚裔男”身份带给自己的挫败感，他对苏联抱有天生的情感依恋，但又对苏联曾经鼓吹的理想和生活观念持怀疑态度，尽管情感不允许自己作出过多的批判，属于60年代的思想矛盾。
70年代的梁鸿和80年代的韩寒着墨不多，但其中颇可以看出何怀宏的思考。梁鸿执着于书写巨变中的城乡结构和其中的个人挣扎，即“两个中国”，何怀宏对其中的危险和陷阱颇多警惕。韩寒这一代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天然的警惕和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已经不执著于思考平等与差别，他们更实际，至少韩寒更实际，他想至少摆出一副姿态来，要求从巨大的时代背景上脱离出来，平等地和这个世界谈谈，消除这个时代的种种暴力加诸于受压迫者的伤害，虽然他并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通路，这是一种巨大的姿态上的变化。何怀宏觉得这一代人更真实、更坦率、也更勇敢，他们较少地说死气沉沉的话。这是一个50年代出生，经历过大事件、大变革的长者对初生牛犊的小小褒奖。
何怀宏在书中用自己丰富的学养和人生思考填补了很多，他论史铁生时补充了对平等观念三千年来的流变史的思考，论薛忆沩时补充了自己对永恒的思考，论王昭阳时拿出了自己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的成果和对美国社会运动以及现代性的诸多理解……既凸显了自己作为阅读史主体对社会和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也极大丰富了自己所论述的文学作品在社会意识层面展开的深度和广度，说的都是大内行话，果然“文史哲不分家”。
一个有趣的细节，这本书的书名和俄罗斯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非常类似，只有一个关联词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比并且要更迫切、更严厉，仿佛在暗示在中国，活下去并且是记住地活下去，是一种道德责任。或许是吧，毕竟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我都快忘了不过短短几十年，有多少曾经萌芽又枯萎了的个人和社会思考被折叠在了历史的褶皱里。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八)：《法治周末》：直面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何怀宏《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北京出版社
这个世界上，很难说人生而平等，但是可以肯定，死亡对每个人是平等的，因为没有谁能逃脱这人生的最后一关。诚然，人“终有一死”，而且很可能是“只此一生”。那么，该如何面对死亡，就成为人们沉思人生意义时的永恒话题。
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曾给出这样的答案：“向死而生。”他说“死”和“亡”是两个不同的存在概念：“死”是指人从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而“亡”指的是亡故，是生理意义上的人走向死的过程的结束。简单讲就是，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
何怀宏先生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这本书，就是以向死而生的残疾作家史铁生开始的。该书是作者近年间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文章选编。作者在书中以哲学的视角，审视史铁生、薛忆沩、梁鸿、韩寒及何怡等人的代表作品，感受时代变迁的脉络，触探各个时代生命存在的不同样态。该书的编排大致采取了一种按作者生年的时序，分为“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四个时段。
强烈的历史意识
作为“五零后”的史铁生，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他的写作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更像是史学，是个人的心灵经验史，也包括社会的激烈变迁史。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书写历史，还内在地进入历史，进入人们精神的历史。他进入历史的途径，就是同时把握社会与自我、时代与永恒的两端。其中，“时代”是“历史”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而“永恒”则是“历史”向无垠的彼岸的无限延伸。这种向史而思的写作格调，平添了作品的哲学韵味。
对于时代的反思，史铁生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的故事至今发人深省。而对于永恒的追寻，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对“平等”的阐述耐人回味。
他写道：“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使‘我’诞生。”是啊!平等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人类不仅对平等具有欲望，还会向往优秀和卓越，还会追求差别。这两种不同的欲望始终存在，甚至常常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平等对于人类就是一个困境。对此，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解决方法，也许只能从制度上确保一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如何向死而生、知死而活，让每一个生命具有各自具足的意义。
同为“五零后”的莫言，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不同的是，莫言所描写的多是乡土历史，主要是下层小人物的历史，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民众苦难史。他的作品特别注意那些给生命造成了最大威胁和灾难的东西——战争、饥馑和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和灾难。
应该说，其作品“不是以历史否定生命，而是从生命批判历史”。难得的是，在这些卑微的底层人物的生命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生命的光彩，看到人们对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对充满感情和精神意蕴生活的向往。
正如何怀宏在书中所言，生命总会死亡，留下记忆或许就是试图抓住永恒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追求永恒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记忆一定会很痛苦，因为它首先是对过去苦难的记忆;是记住我们曾经如何努力地活下去和坚韧地熬过来，记住我们为了活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然，记住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本身，而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后代也遭受同样或类似的境遇，避免他们也这样沉痛地活下去。也许，“我们只有努力记住过去，尤其是记住刚过去的百年的经验教训，才能开创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
作为主体的觉醒
在“六零后”的作家中，何怀宏对薛忆沩的作品着墨较多。在《遗弃》中，主人公对体制的反思，对时代的讥讽，甚至对这个世界的遗弃，无不反映了其作为主体的觉醒。
其中关于死亡的思考，让他感觉世间的许多活动和竞争变得可笑。他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这个世界没有赋予他生命的意义。所以，他试图遗弃这个世界。
细究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种遗弃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放弃和自我救赎？因为，从根本上讲，他放弃世界是为了赢得永恒，为了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的确如此，“如果不知道死亡的真正含义，也就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含义”。这种独立而深沉的人生反省，应该称得上是“世纪末少年”的“意识觉醒”。
对未来社会的期待，何怀宏表达了自己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太高。因为，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根本不可能确保每个人的幸福。
他重点要表达的是，从个体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对社会和政治抱有有限的期望，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不设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做无限的期望和努力，只要不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这就是说，在相对健全合理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向内追求，追求自我的不断超越。
梁鸿是“七零后”作家中的代表。从她“接地气的”作品中，何怀宏强烈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城乡巨变。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崛起，也表现在这个国家城乡之间的鲜明对照。
这种变化和对照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这同一块土地上像是存在两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是发展速度和巍峨的建筑让世界发达地区都感到艳羡的“都市中国”，另一个则是仍然陷在泥泞乃至衰败中的“乡土中国”。很明显，如何让“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应当是未来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是，不管这个“都市中国”如何发展，都不能忘记后面还有一个“乡土中国”。否则，“中国即便说是赢得了今天，也还有可能失去明天”。
“他们与前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八零后”作家的代表则是韩寒和何怡。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反映最深刻的恐怕也是人作为主体的觉醒。一般认为，这个世界是人们互为主体与客体的世界。而当我说要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时候，我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脱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主体，我和世界成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我不仅是行动者和介入者，还可能是旁观者和反省者。而且，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冷眼相看的时候，势必会追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许，我们难以明确此世的目的地，但人生的过程却是可以把握的。因为，即便是“在路上”，也能让人感受到寻找心灵归属的希望。
从何怡那里，或者说从整个“八零后”群体那里，何怀宏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传统文学的写作目的和内容多是“以文载道”，即使所关注的思想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特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写作的社会氛围、方式和手段都开始大变，写作的目的和方式也趋于平等和多元化。人们开始更加看重生活，在意广泛而有趣的生活，而写作成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在业余写作者各显神通的未来世界，重要的可能不再是表达什么，而是表达本身。其实，这种写作态度的转变，反映的不正是生命主体的凸显？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生命的救赎？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光景。但在每个时代的最深处，最值得凝神谛视的，恐怕还是这个时代生命的样态。我们书写时代，我们镌刻历史，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反思生命、善待生命，让现在的和未来的生命过得更值得。
其实，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向死而生”，就是要人们用“倒计时”的方法，重视人生这个“向死”的过程，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时光，提高人生的质量和价值。
作者尹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副教授 本文首发《法治周末》2020年3月26日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读后感(九)：何怀宏：能在边缘处境坚守人的义务就是英雄/《新京报》
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战仍在继续，在此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京报文化频道将采访一批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请他们谈谈在疫期的阅读和思考、工作和生活。这是对特殊时期知识群体生活状态和文化现状的记录，也希望能借此为人们心灵的安顿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 采写 | 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在这个漫长难熬的特殊假期，每个人都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一度让人产生“人类已经战胜古老的传染病”的错觉，但正如美国细菌学家汉斯·辛瑟尔所警示的：“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们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 面对疫情，恐慌和焦虑是人类出于本能的应激反应，也是人体必要的自我防御。这场全民皆兵的攻坚“战疫”究竟还要打多久，至今无从研判，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隔离在家中，接受着各种疫情信息的轰炸，若非专业的医疗和科研人员，不免有爱莫能助之感。 但其实，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情：一是对这个历史性时刻进行记录，把每天的日常见闻和思考写下来，这些文字拼贴在一起将会是此次疫情的全景纪实，它们不仅能为当前的疫情防控提供有效信息，更能为历史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底稿；二是可以到书籍和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寻求必要的智慧和心灵的安顿，让我们能更从容地应对此时的困境。 在接下来一段时期，新京报文化频道将采访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阅读和思考。这些采访将记录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心理和文化状态，他们未必都能为疫情的控制提供良策，但在对一些事关宏旨的时代议题的反思和人们心灵的安顿自处上，他们将提供有益的思考或一份可参考的书单、影单。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何怀宏 北京出版社
第一期我们采访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他撰写过《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底线伦理》，也是《沉思录》《正义论》等经典名著的译者。从事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研究数十年，他在疫情中首先关注的是人类对待动物的伦理问题，疫情暴发不久后，他便以《野生动物的报复》为题撰写了反思文章。 《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何怀宏 北京出版社
春节期间，他再度拿起加缪的《鼠疫》，并重审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他认为，“加缪的倾向是不太赞成过于理想化的高调，无论那是追求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还是宗教信仰……能够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坚持履行职责和做人的义务、尊严与同情，其实也就是一个英雄。”此时此刻，被全网悼念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或许正是这种“英雄观”的最佳诠释。
何怀宏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评述》《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独立知识分子》等，译有《沉思录》《正义论》《道德箴言录》等。
01重审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读书和写作是如何安排的？
何怀宏：和往常没有什么变化，原先也基本是“宅”在家里。白天读书写作，也上上网。晚上看看闲书或电影。每天还是会照旧出去到空旷处走走。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选择这些书？
何怀宏：除了读一些原先计划中的书，又重读了加缪的《鼠疫》。这是我第四次读这部作品，它让我思考突发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作者的倾向是不太赞成过于理想化的高调，无论那是追求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还是宗教信仰，他强调的是一种突然“被卷入的情境”中的诚实面对和职责所系，是日常的劳作和抗击。但是，能够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坚持履行职责和做人的义务、尊严与同情，其实也就是一个英雄了。
作者也不认为最后就是人战胜了鼠疫——鼠疫是自己退走的，但是，在心力交瘁中依然做好自己的本分，也是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了。他还是坚信，在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还是比应该唾弃的东西要多。但事过境迁，人可能就会忘记灾难及其原因，“鼠疫”很可能再回来，所以，有些东西一定要写下来，要牢牢记住。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 著，李玉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何怀宏：看了电影《日本沉没》，但和很多年前看过的小说似有些不同，我对当年书里面写到的坚决不肯离开日本列岛的元老级人物的镇定与悲哀有过深刻的印象。他们愿意把年轻人送出去避难，自己则和自己所爱的东西一起毁灭，或者说，还有愿让死和生一样绚烂吧，就像飘落的樱花一样。这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但和民族性大概也有点关系。
新京报：最近是否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何怀宏：写了两篇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短文，一篇是《野生动物的报复》，一篇是《让同胞之情落到实处》。前一篇是和这次疫情暴发的原因有关，是试图代入动物的立场，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对人类发出警告，不免有一些悲愤。后一篇则是因为对这次事件中看到的一些地方性的歧视和排斥有感而发、心情则是有些悲凉，我们不是最讲爱国主义的吗？到真正需要同胞内部团结、互伸援手的时候，为什么却变成了歧视和排斥？我希望同胞情谊能落到实处，能落实到我们身边具体的个人。
《正义论》（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02希望能从痛感中产生改革的力量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何怀宏：每天都会关注涌来的各种消息，当然也会分辨，也会随手写下一些感想，但并无有规律的记录和观察。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何政策建议？
何怀宏：这件发生在春节期间波及全国的大事件，肯定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吸取教训。有些问题是暴露得很明显的，有些则还需要通过问责调查与沉淀思考去发现。听到最早预警的一位医生李文亮的死讯，我深感悲哀和痛惜。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许只是到这样的生死关头，对这句话才能有一种全民的痛感。我希望从这种痛感中能够产生出改革的力量和举措，不仅恢复健康的肌体，也促成一个健康的社会。
《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何怀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至于当前的政策建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从观念方向上提一点意见：希望能同时注意全面兼顾和抓住重点。重点自然是武汉、湖北各县市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要迅速采取措施让所有患者和疑似患者都能够得到确认、收治和隔离，而不是像武汉封城之后前十来天那样，病患求医无门、交叉感染。“兼顾”是说全国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大多数地方，除了防范，也要迅速恢复比较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产，乃至为争取后面的经济反弹努力做好准备和促进工作。“非典”过去十七年了，有一些错误我们不要让它成为“典范”，有一些经验和优势则可以继续发扬。 作者 | 徐学勤 内容编辑 |徐伟 值班编辑 |高贵兵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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