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陷阱》是一本由[美]杰瑞·穆勒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指标陷阱》读后感(一)：指标是暴政
穆勒是著名经济学家，对生活中的经济和管理现象进行反思，试图找到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沿着这一条思路，他对日常中的关键指标（KPI）进行了反思。日常中，指标常铸就暴政，暴力对待组织中所有的贡献力量。其实，对于组织来说，一定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很多情况下，长期利益不会创造指标，这就成了指标暴政的牺牲品。面对这一困境，穆勒教授发出灵魂拷问。指标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边倒地指短期利益，使人们放弃长远眼光，这一点糟糕地对待了长期利益贡献者和整个组织。促成反思的是，是不是有更好的可以取代指标的东西，或者干脆取消指标，让整个组织和贡献者自由创造，给组织增添活力和动力。这些反思是极其有意义的，对于现实中的管理者也是很好的启迪。
《指标陷阱》读后感(二)：专家说：千万不要指标固恋
绩效考核本来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与问责制、透明监管等方法相结合，但是有时候错误的绩效测量也会扭曲我们考核的本质。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杰瑞·穆勒，他的专业兴趣一直游走在历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的重叠地带。写这本书的契机，是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被过度量化的指标折腾的恼人经历。他说“这种经历算不上是沉重的打击，但是也如芒在背，它激发我更深入的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吧时间和经历浪费到旁枝末节的做法”。因此，他就开始运用他的“知识工具包”开始对测量和绩效的奖励文化开始了研究。这就是我们跟学者的区别，我们对于过度量化最多就是抱怨，连反抗都不敢有，更不要说去研究了。
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这个神秘力量也给出了答案——指标固恋（作者自创的说法）。就是对指标过分的、固执的迷恋。
作者经历的过度量化是在教育界，这已经很让人头疼，同事作者也在书中举了大量的医疗和警察机构过度量化的案例，比如因为痴迷于减轻犯罪率，就不去抓一些耗时长，不容易破获的案件，而是去抓一些小罪犯，这样来换取漂亮的数字；在医疗领域也是这样，“优秀的外科手术医生，会根据自己的水平去避开那些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优秀评级的疑难杂症”这就会让一些本来需要高水平医生的病患根本得不到旧址，一些大的犯罪集团，常年不衰，小的罪犯被抓进去，又有新的罪犯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且各个领域都有。
作者给我们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对指标的迷恋和过度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明白“有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有些事情是不可以量化的”，总的来说统计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给判断提供信息，而不是决定着判断。还有就是“能被测量的东西，不见得总值得被测量。”有时候测量的成本会高于收益，被测量的东西有可能让我们从真正该在乎的事情上分散精力，测量给我们带来的或许是扭曲的知识——看似可靠，实则是具有欺骗性的知识。
在本书的第16章，作者列出来一个大致的清单，基本上可以用来实操。很好的规避了一些过度量化的现象，同时也对一些不需要量化的事情，提供了考核方向。
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学者的认识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科学研究离我们很远，所以没有深入思考过，现在想想作者出书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社会的决策者，管理者们提供一些借鉴，也给他们提供警示。
《指标陷阱》读后感(三)：过度量化会适得其反
我相信这本书在书店应该会吸引很多人吧，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大多人都遇到了，也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小一点说，过度量化，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上班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情绪，大一点说，指标固恋（本书中的关键词指过度的迷恋指标）会威胁和影响我们的商业、社会和生活。
想想最早之前我们听到互联网公司可以带猫带狗的去上班，人们感慨这么人性化管理的公司，等到后来就慢慢开始“996”“007”再有运营团队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和“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慢慢的，人们工作的方向就开始变味了。比如一个网站，一味的追求页面的点击量，只用这一点去考核员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买粉丝”“刷点击量”等事件；为了保证自己的KPI数据漂亮，有些运营人员，有些发文或者推广工作，会在考核点之前或者之后进行。做运营的出发点不再是从产品本身出发，而是一些飘忽不定的数据。
在一些没有太多数据考核的公司，除了销售业绩之外，考勤成了一些管理者追寻的目标。试着想一想，如果像是医疗、警察、法院、政府也是用过度量化的指标去考核工作人员，社会的发展将会怎样。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历史学方面的专家老师，他自己从事教学工作，但是也被一些过度量化的指标搞得苦不堪言，每年都要去填写和参加一些评审，这让他深感过度量化的害处。也因此去扩展了研究领域，在多个方面去讨论和研究了指标固恋的问题，希望能给一些人和机构敲响警钟，同时也试图探索一种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考核方式，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进步。
量化考核的前提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被测量，各种机构所社里的绩效指标，问责制和透明度，反而会招致同样非计的负面后果。本书主张，虽然问责指标确实有潜力成为宝贵的工具，但其优点也被夸大了，其成本也被低估了。指标固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想要用标准化的测量取代基于经验做出的判断，统计分析有时会发现一些看可被清楚测量但遭到忽视的特征，它们本身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直觉却对它们认识不足。
我们需要真正认识自己所面对的主题和所在的组织机构，要明白，有部分是可以测量的，有部分是无法测量的技能，关键不是量化指标，不能让指标与判断对立，而是要量化为判断服务，为判断提供信息，这就包括知道要为指标分配多大的权重，意识到指标的典型畸变，以及理解为什么有些指标无法测量，这样才能免于掉进指标陷阱。
《指标陷阱》读后感(四)：《指标陷阱》，一部反抗之作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先说一个概念，“指标固恋”，“指的是，哪怕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去衡量绩效，公开宣传绩效，并奖励绩效。”
大卫·西蒙的《火线》在HBO评论一直很高，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档案之一。《火线》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指标的显著性：以“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标志的“测量绩效”（measured performance）。警长痴迷于完成数字（比方说，解决了多少桩案件，逮捕了多少名毒贩子，犯罪率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统计目标，哪怕牺牲效力也在所不惜。政客们也在索要能证明警方成功控制犯罪的数据。故此，警察部队想方设法地不让谋杀案出现在自己所在的辖区：一伙毒贩在废弃的房屋里处置尸体，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司却阻挠手下发现此事，因为这会降低“清除率”，即罪案解决百分比的指标。
剧集的大部分情节都围绕着富有奉献精神的警探展开，他们力争解决一桩某个大毒枭涉嫌参与的复杂犯罪案件。但由于这桩案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坐实，警方高层不鼓励他们这么做，高层只希望警探们多逮捕低级毒贩子，积累漂亮的指标；可是不论逮捕多少低级毒贩子，贩毒集团都能立刻换上新人。市长办公室要求在年底之前让重大犯罪率下降5％，只可惜这个目标根本做不到，除非无视实际的犯罪，或是降低罪案严重性。在这些例子中，官员们都参与了“统计数据注水”（juking the stats），通过扭曲实际结果，或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预防犯罪投入到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上，以求改善指标。
为统计数据注水的事情还发生在很多行业。比如为了考核数据漂亮，医生就就会避免风险较高的病例；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为了“考试而教学”，完全偏离了建立就够是为了教育这个目的；等等。
我们生活在测量和问责制的时代，我们也相信指标和测量如果运用得好，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的。可是，这个时代的测量，很多是错误的、过度测量、误导性测量和适得其反的测量。
《指标陷阱》这本书就是一部反抗之作——反抗众多堆砌的数据和问责之作。穆勒这本书不是要揭示测量多么邪恶，而是想指出，试图用标准绩效测量去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判断力，会造成哪些非计划性的负面效果。问题不在于测量，而是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指标没问题，指标固恋则有问题。
另外本书的作者杰瑞·穆勒是被誉为最著名的反洗脑专家，他在这本书里展现了剖析和社会理论的高超技巧。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来说，本书不可不读。
《指标陷阱》读后感(五)：对于科学分析的再思考
初中时，数学老师在课余给我们讲了个笑话：一位父亲痴迷于股市，边研究边叹气，你看看这K线，不应该跌呀，怎么能跌呢？这样自言自语许久，儿子说，可是它就是跌了呀。
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大家没有什么反馈，神情仿佛仍在等待后续。老师有些为我们的智商捉急，解释道，就是说，这个爸爸研究这个指数那个指数，不应该跌，但事实就是跌了，所以孩子直接就指出来了，不用再纠结了。老师的这个笑话不是暖场的，但是值得回味。
股市也许可以代表这类事物，可预测又难以准确预测，这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难题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科学分析并尽量准确判断，但不要迷信于这些手段。
在《指标陷阱》中，“指标”，以各种坐标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是衡量现代商业、社会、政府运行状况的重要度量尺度，近几十年来有了绩效指标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出评价、总结、分析，做出选择并说服别人。但近几十年来，过度量化的情况出现在各行各业，已经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作者对此详实分析，因此本书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对照社会现实，思考借鉴。
这本书逻辑清晰，按照提出论点、背景介绍，案例研究和结论的层次展开，颇似一篇学术论文，绝对是精炼、严谨的干货之作。作者指出，操纵指标的现象发生在每一个领域，警务方面，上层要求提高结案率，那么很简单，降低立案数量及着力解决小的毒贩案件就好了；医疗方面，要求提高手术成功率，那么会促使医生以各种理由拒绝手术难度很大的病人；在教育方面，要求提高升学率，那么容易被衡量的各科成绩被老师重视，同时忽视孩子品德和生活习惯的培养。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过度迷信指标的“指标固恋”会在方方面面摧毁当代组织运转的活力，如会导致目标遭到取代，助长短期主义、牺牲员工的时间成本、使员工只是遵守规则而阻碍冒险、创新、合作等等。
那么如何使用指标呢，作者引发读者思考：你要测量的信息是什么类型的，通常，与人无关的，更好测量，与人有关的，测量更有可能被扭曲。你要测量的信息有用吗？往往易于测量的，没有太大测量价值，那么不如不测。你要测量的信息是不是过度了？要小心测量的边际成本过大。总之，对于指标，要综合衡量它的必要性、负面影响和成本。
作者做出的结论非常酷，“有时候承认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深以为然，不要试图解决一切问题，尤其不要试图用指标解决一切问题。
《指标陷阱》读后感(六)：指标陷阱，指标暴政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考核无处不在，各式各样的指标针对于不同的方面进行考核。以期取得更高的成果。现如今，每个人的生活也都被指标包围着。你说自己要减肥了，会有人问你，制定计划了吗，每周减重多少啊，减脂多少啊？你说自己要学司法考试，会有人问你，制定学习计划了吗，每周学几个模块啊？似乎好像没有制定计划，没有考核指标的，就不能说自己有目标。实际上，大部分人也都是兴致冲冲地制定了计划，然后便搁置了。有计划，有考核，有指标当然是个好事，但是生活的大小事情是否都需要指标的量化考核呢？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教授杰瑞·穆勒在他的《指标陷阱》中给出了答案。
作者在他的书里写道：“无论OKR还是KPI，都可能让人误入歧途！”诚然，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测量问责制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奖励测量绩效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透明度”来宣传这些指标是有益的。但是，用指标和透明度来落实问责制的做法实际上是具有欺骗性的。脱离了实践检验和实际成果的指标考核，事实上显得有些可笑。量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解工作中的任务，确定自己在不同时期需要完成的任务额，但是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无论是否必要，都利用指标将其进行量化，很多时候便是本末倒置了。只注重考核，只为了让指标数据好看，不就成了纸上谈兵吗。
就如《指标陷阱》一书中写道，指标在医疗领域的流行热度实高、潜力巨大，利害攸关。作者以二次入院率为例。表面上看来，二次入院是患者接受的护理不当造成的结果，因此，降低二次入院人数是护理改善的一个标志。实际上，所报告的二次入院率下降，部分原因来自对制度做了手脚。一是医院不再正式劫难返院患者，而且把他们治愈“观察状态”，患者只在医院待一段时间，而且按门诊而非住院收费。二是，吧返院患者送至急诊室治疗。因此，即便二次入院率指标改善，并不一定等于患者护理质量改善。这远远背离了设定指标、改善公共卫生的初衷。单单只是指标数据的好看，不知道是在应付谁，提出指标的人？改革的人？还是普通民众？
诚如作者所说，许多重要事项，对判断和阐释的依赖性太大，无法用标准化指标加以解决。归根到底，关键不在于让指标和判断截然对立，而是要让指标为判断提供信息。
《指标陷阱》读后感(七)：指标悖论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指标的牢笼中无法自拔，人们习惯于用指标来对各种维度进行量化，不论这些维度是否适合量化。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数据更有说服力和真实性，哪怕这些数据是参杂有水分、甚至是造价的，也在所不惜。从个人、单位，再到国家机构，都迷恋数据，认为标准化测量出来的数据反应了真实的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划分等级，甚至与工资、绩效等直接经济利益挂钩。然而，却很少有人思考，这些数据反映的情况是客观事实的全部吗？这些测量数据的方式真的毫无疏漏吗？是否所有的成就都能被这些指标反映出来，如果不是，那么应该怎样才能获得真实而全面的情况呢？不可否认，这些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杰瑞.穆勒所著的《指标陷阱》一书向我们阐述了作者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从结构来看，这本书可以作为一篇标准的学术论文，分为论点、背景、案例研究、结论、致谢和注释六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思考，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而形成了这本书。这本书论点清晰明确，论据内涵丰富且富有代表性，论证深入浅出，指导性强，可谓是执政者的必读之书。正如作者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指标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某些领悟和某种情况下，指标能为决策者和执政者提供指定政策和衡量成果的依据。但是，过分依赖和滥用指标，形成指标固恋，必然会适得其反。
在书中，作者列举了教育、医疗、警务、军队、商业金融、慈善事业和对外援助等行业大量指标固态造成负面结果的案例。可以说，这样的案例不仅存在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纵观每年政府对外公布的各部门报告，其中的各种数据都是有各政府职能部门收集整理统计上报的，为了绩效等经济利益和面子工程，各部门在上报数据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对数据进行调整，以使得数据不那么落后于人，甚至显得难看。相应的在指标上做手脚的方法，作者在书中也有阐述，可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测量方式，在实践中也往往使得执行者忽视过程。以现在搞得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工作为例，国家政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存在偏差，各级各部门普遍以数据论英雄，大量基层干部忙于应付填写各种数据报表以应对各类扶贫检查，有的部门和人员甚至或主动或被迫将主责主业放在一边，专职从事扶贫工作，得不偿失。
提到指标陷阱，让我不禁想起最近热门的湖南留守儿童种芳蓉就读北大考古专业所引发的讨论。鼓励最优秀、最聪颖的年轻人就读毕业后报酬丰厚的热门专业貌似是大多数人认定的价值观，社会舆论也往往用这样的指标去衡量一所大学的成败和家庭教育的得失，但是，这种观念却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受教育者获得在社会上生存的技能，还是获得个人终身的成长。选择一个喜爱的专业并为之付出青春，是一件能给个人带来终生成就感的事情，能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这是有益于个人和国家长远发展的。
《指标陷阱》读后感(八)：KPI错在哪里？
不管是二十不惑还是三十而已，一入职场，都逃不掉KPI的魔咒。
Deadline不只是line，还会die。
想要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更多时候，决定购买行为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各路评价标准。
老板：我不管你怎样做，一定要完成KPI。客户：我只给你三天，要看到最满意的方案。
又来这一套。你以为你以为的真的是你以为的吗？
指标至上，贻害万方。
如果一家医院以手术的成功率作为考核指标，那么外科医生是不是倾向避免疑难病例？长此以往，小而大之，“劣币驱逐良币”必将上演。
如果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仍然有不可抗拒的压力，要以这一指标衡量并奖励绩效，就会陷入“指标固恋”。
指标固恋这一概念是杰瑞·穆勒在《指标陷阱》一书中提出的。作者认为指标没问题，“指标固恋”则大有问题，问题不在于测量，而在于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
01 标准化测量PK经验判断
指标固恋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想要用标准化的测量取代基于经验做出的判断。对可量化目标的迷恋，就是指标固恋的核心。社会信任度低的文化，导致了对问责制的数字指标的推崇，同时对判断的信任不断减少。高管们不信任下属的经验判断，也加剧了时间和精力的消耗。指标的支持者认为，标准化测量的东西，才能跟绩效划等号。而作者认为，测量有助于帮助从业者评估自身的绩效，但倘若测量成了绩效薪酬或评价的基础，就会出现问题。
02 指标固恋会产生哪些问题？
不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能被测量，能被测量到的东西大多是不重要的。单一的测量指标导向容易使人们忽视其他基本目标，而多重测量指标又可能让人们消耗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数据。作者认为，将与专业人士的职业精神和判断存在冲突的目标强加，会降低士气。而且，试图迫使人们将工作与预先确定的数字目标保持一致，往往会压制创新和创造力。指标固恋有很多负面后果。比如，短期主义的膨胀，员工时间成本的增加，工作体验的退化，等等。学校、医院、企业等机构遭遇指标陷阱的具体案例均可为此做注脚。
03 怎样既运用指标，又不陷入指标固恋？
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存在绩效指标。
请谨记：
测量需要判断。需不需要测量，测量些什么，怎样评估测量内容的重要性，是否将奖惩附加到测量结果上，以及向什么人公开测量的结果，这些都需要判断。请谨记：
指标是为判断提供信息的，比如，为指标分配多大的权重，意识到指标的典型畸变，以及理解什么东西无法被测量。作为一名普通人，睁大眼睛，盯紧KPI犯的错，解压，突破。
《指标陷阱》读后感(九)：对判断的不信任，促使我需求帮助
《指标陷阱》读后感(十)：指标陷阱
关于作者 杰瑞·穆勒，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于本书 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像KPI这样的指标考核，它是怎么出现的，会带来怎样的潜在危害？本书英文版于2019年出版，引发西方社会的广泛 ，入围哈耶克图书奖。 核心内容 一、现代社会是怎么一步一步掉入“指标陷阱”的？ 二、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点击查看大图，保存到手机，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指标陷阱》，它探讨的问题是：像KPI这样的指标考核，它是怎么出现的，会带来怎样的潜在危害？ 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指标陷阱”，翻译得比较温和，它的英文原名是“The Tyranny of Metrics”，意思是“指标的暴政”，其实就是对指标考核这件事进行批判。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名叫杰瑞·穆勒。一位历史学教授，怎么想起来要写一本批判指标考核的书呢？ 你看，我们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都要面临KPI这样的绩效考核。我们多多少少会感觉到，这样的考核未必合理，光凭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就能体现我们全部的工作成效吗？但如果问，指标考核到底不合理在哪儿，要讲出个一二三来，我们又好像说不清楚。这位穆勒教授不一样。他说，他本人就是指标考核的受害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搞清楚用指标考核来进行管理的理念，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弊端在哪里。 我从穆勒教授的亲身经历讲起。穆勒是美国一所私立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除了研究和教学，他还要负责系里的行政事务、对青年教师的工作进行指导，等等。一开始，他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但是他渐渐发现，需要向上级部门提交的各种统计数据、评估量表在逐年增长，这些数据包括学生的成绩分布、毕业率、就业率、毕业后的薪酬水平，以及教师学术研究的相关指标，等等。穆勒用于搜集、整理这些指标信息的时间越来越多，而用于抓教学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但如此，各个院系之间还陷入了数据的军备竞赛。穆勒说，他的一位系主任同行，也是一名资深学者，花了整整一个暑假来编著一本厚厚的工作指标报告，还附加了彩色图表。如果穆勒不照着这么做，就显得不如其他院系严谨。而学校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报告，不得不聘用更多的数据专家，甚至专门指定一名副校长来负责评估工作。更加荒谬的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耗费大量精力做出来的指标报告，根本没啥用，甚至根本都没人看。 穆勒感到很困惑：在高校这样一个崇尚理性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非理性现象？他发现，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教育部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对高校加强问责制，要收集更多的指标数据，并且根据这些指标来对高校进行评估考核。教育部相信，指标考核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法宝。于是，指标任务在教育系统中层层下放，最终落到穆勒的身上。 不过，穆勒的反思并没有止于此。他看到，美国教育部的想法并不是特例，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穆勒把它叫做“指标癖”，指的是：“有貌似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去衡量绩效、公开宣传绩效，并奖励绩效。”穆勒认为，“指标癖”在现代社会的泛滥，造成了指标考核的“暴政”，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暴政”的受害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就分两步来具体讲述：首先，指标癖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第二，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第一部分 指标，说得更通俗点，就是数字。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对数字的重视程度截然不同。按照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大部分是用故事构成的，比如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典籍，里面几乎找不到计算公式和图表。而现代科学恰恰相反，它依赖数字来构建知识体系。 实际上，科学革命就是从测量数字开始的：天文学家测量星体的轨迹，地理学家测量地球的大小，物理学家测量大气压力和光的速度，等等。科学家用测量来搜集数字，再用数学工具对数字加以整理，并发现其中的自然规律。人们相信，没有测量得来的数字，就不可能客观认识这个世界，也就不可能推动世界的进步。19世纪的大物理学家开尔文有一句名言：“无法测量，就无法改进。” 进入20世纪，“测量一切”的理念从科学界扩展到了企业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11年，美国工程师泰勒发明了“科学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的核心是“工时—动作研究”，也就是，测量工人在生产时的每个动作、每个步骤所用的时间，奖励效率最高的工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优化动作和流程，从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后来，“科学管理”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原因是这种管理方法太冷酷无情，它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延伸，剥夺了工人的工作自主性。现在，“科学管理”被认为已经落后过时，主流管理学界提倡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办法，但要注意，“科学管理”最核心的理念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也就是测量各项工作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来进行奖惩激励。你发现没有，这不就是现在常说的绩效考核吗？ 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还有一股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崇拜，这就是统计学和会计制度的发展。二战后，美国企业界掀起了一场“数字管理革命”，也就是从基于管理者个人经验的主观决策，转变为基于数字分析的客观决策。而这场数字管理革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战中的美军。关于这段故事，我展开来讲讲。 在二战初期，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管理特别混乱，像飞机数量、飞行员数量、关键零部件库存、汽油库存等重要数据，全是一笔糊涂账。有一次，航空队司令官阿诺德将军在内部会议上问：“我们航空队总共有多少人？”结果，人事、作战、情报和物资部门，说出来的答案全都不一样。 这种混乱的管理导致，有时候大量飞行员没有飞机可开，有时候飞行员又严重短缺；有时候某个基地的轰炸机因故障停飞，等着换零件，而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基地上，就囤积了大量这种零件，他们却不知道。最严重的时候，高达12%的飞机因为缺零件而停飞。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陆军航空队召集了一批精通统计学的年轻军官，成立了“统计管制处”，专门搜集人员和装备的资料和数据，并且直接向军方高层做出决策建议。他们要求一线部队每天提交清单，详细列出所有飞机的数目、部署情形、所在位置、使用状况等等。每天早上，都有一份最新统计报告呈送到阿诺德将军的桌上，让他对几千架飞机、上万种零件、几十亿加仑汽油、以及所有人员的确切数目和所在地点，一目了然。 整个二战期间，统计管制处的这批年轻军官，借助数字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美军的后勤效率，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军费。在战争后期，他们的数字化分析报告还成了战争决策的权威依据，可以决定某个机型是保留还是继续使用，甚至还能改变兵力部署决策。可以说，他们带来的数字化管理成为美军二战胜利的关键性力量。 二战结束后，这批军官中最优秀的十个年轻人，集体加盟当时最大的汽车公司——福特汽车。他们很快发现，福特面临的困境，和陆军航空队一开始的情况一模一样，人力、物料和生产流程的管理极度混乱。于是，他们把战争中的数字管理经验带到福特，军方的“统计管制处”变成了公司的财务部门，通过财务数据来全面评估和监控所有经营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已经陷入巨亏的福特起死回生。 这十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蓝血十杰”。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叫做麦克纳马拉。他24岁就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精通统计学，是当年“统计管制处”的骨干成员。后来，麦克纳马拉先后成为福特汽车总裁、美国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总裁。 正是以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蓝血十杰”，把数字化管理理念从美军带到了企业界，在企业界掀起了一场“数字管理革命”。这场革命用数字测量和分析，取代了原来主要凭借经验和直觉的判断；用指标考核，取代了仅凭领导的个人好恶来考核。不可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后来，指标考核从企业界进一步向全社会扩张，被医疗、警察、教育等公共部门所广泛采用，并越来越受推崇。 但问题在于，当指标考核的应用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进行指标考核，指标考核成为唯一的、不容置疑的评价标准，这时候，组织就会掉入“指标陷阱”，它的缺点也就严重暴露了出来。 穆勒认为，指标考核至少有三大危害：第一，它会带来作弊；第二，它会让容易量化的目标排挤掉难以量化的目标；第三，它让抽象的数字凌驾于具体的经验之上。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谈谈这三大危害。 第二部分 先来说第一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曾经提出一个“坎贝尔定律”，意思是，指标一旦和人们的绩效考核挂钩，用来对人们进行奖惩，那么指标就很有可能被做手脚。换句话说：“任何用于控制的指标都不可靠。”道理很简单，假定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指标和人们的利益挂钩，那人们当然就会在指标上面活动心思。 人们对绩效指标做手脚，是一种常见现象。做手脚的一种最笨拙的方式，就是作弊。比如，学生的考试作弊，上市公司的数据造假，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典型例子。但是，穆勒指出，有些作弊发生在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地方，而且带来了恶劣的公共影响。 比如，公立学校老师作弊。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芝加哥、休斯敦、华盛顿特区等多个城市，都先后爆出了公立学校的老师作弊案。而老师们作弊的方法简单粗暴得吓人：就是在考试结束之后、把答卷放入读卡机之前，直接帮学生们批量涂改答案。你肯定很奇怪，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要追溯到2001年美国政府颁布的一项法案，叫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求各州每年都要对所有3到8年级的学生，进行各个科目的标准化考试，以此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后来，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问责，把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与学校和老师的绩效考核挂钩。考试分数过低的公立学校，可能会被停课整顿甚至关闭，任课教师则会被调任甚至解聘。反之，如果考试成绩好，任课教师则会得到升职加薪，或者一笔高额奖金。这样一来，出现大规模的老师作弊案就不稀奇了。 除了老师作弊案，还有情节更为恶劣的军队作弊案。比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以“敌军尸体数量”作为衡量作战进展的指标，结果，从前线报上来的数字被层层注水，而这个数字是很难被复核的。这一方面，是导致了美国国防部对战争形势的误判；另一方面，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它事实上鼓励了美军对无辜平民的屠杀。 前面说的，是对指标做手脚的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作弊。问题是，作弊容易被发现。实际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除了作弊，人们还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些更隐蔽的办法，书里列举了很多。 比如在医疗行业。如果用手术的成功率来考核和评价外科医生，那么，外科医生就会刻意避免给疑难杂症和重症病人做手术。这样一来，医生提高了自己的手术成功率，但代价是有更多的重症病人得不到救治。而如果以手术后30天的存活率来对医院进行评估，那么，一些手术失败的患者会被强行维持生命体征到第31天，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不会被算在医院的指标里。 警务系统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英国伦敦市给警务系统下达了“犯罪率降低20%”的绩效指标。警察们发现这个指标很好完成，只需要把报案率减少20%就行了。也就是说，对很多轻型犯罪的报案不予立案，同时，把抢劫、强奸等重型暴力犯罪降级为轻型犯罪。这样一来，数据立刻好看多了。 如果不按犯罪率、而按逮捕数量来进行考核，那么警务部门的反应就更有意思了：他们不会花几年时间、劳神费力地去逮捕一个大毒枭，而是每天逮捕5个在街头贩毒的小马仔。警察们知道，这些小毒贩被逮捕之后，很快就有一茬又一茬的新人顶替上来。 你看，这就是坎贝尔定律的魔咒：不管你采用什么指标来进行考核，被考核的人总能找到漏洞，来对指标动手脚。这样一来，不但决策者无法通过指标来判断组织运行的真实情况，更严重的后果在于，会伤害到很多无辜群体，比如前面说到的越战中的平民和医院里的病患。这是指标考核的第一个危害。 第三部分 指标考核的第二个危害，是它让容易量化的目标排挤掉难以量化的目标。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具有多重目标的。就拿企业为例，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企业除了要关注盈利目标，还要关注市场地位、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社会责任等多个维度的目标。这些目标不能够相互替代，企业必须同时照顾到所有目标。这就好比飞行员在驾驶时，必须同时关注多个仪表盘，如高度表、空速表、地平仪等等，才能确保飞行安全。如果只看一个仪表盘，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所有这些目标当中，有的是很容易量化的，比如利润率；有的是很难量化的，比如创新能力。穆勒指出，人类有一种天然倾向，就是把焦点放在最容易量化的目标上，把它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抓手。久而久之，人们就只重视那些可量化的目标，而忽略那些不可量化的目标。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首先，那些容易量化的次要目标，会逐渐排挤掉那些难以量化但非常重要的目标。 以小学教育为例。最容易测量的教育目标，包括提升孩子的阅读、写作、计算等能力，这些是可以通过标准化考试来测量的；而很难进行测量的教育目标，包括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激发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等等。就小学阶段而言，后面这些目标恐怕是比单纯提升孩子的阅读写作能力要重要得多的。但是，一旦用标准化考试来考核学校的教学水平，那么后面这些无法量化的目标就被忽略和排挤掉了，老师们不会在这上面花心思。 其次，容易量化的目标往往是局部目标，而难以量化的目标往往是整体目标。指标考核会让局部目标排挤掉整体目标。 比如在企业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销售人员抱怨说，法务部门太死板，对销售合同吹毛求疵，导致他们丢了好几个大单；而法务人员抱怨说，销售人员利欲熏心，为了业绩什么条件的合同都敢签，完全不顾公司会承担怎样的风险。他们谁说的对呢？都对。 因为销售人员是按业绩大小来考核，而法务人员是按风险大小来考核，这些都是企业的局部目标，而且都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但是前面说了，企业的整体目标，必须兼顾利润、风险、客户关系等多个维度，很难有一个确切的考核标准，于是，各个部门的局部目标就排挤掉了企业的整体目标。其实，任何对个人绩效的考核，都可能造成局部目标对整体目标的排挤。 除此之外，容易量化的目标往往是短期目标，而难以量化的目标往往是长期目标。指标考核会让短期目标排挤掉长期目标。 美国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与公司股价挂钩，而公司股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在未来三个月的盈利能力。在这种激励制度之下，CEO往往通过削减研发支出和员工培训费用，来提升短期的财务表现。穆勒指出，如今的美国大公司对长期发展投资不足的倾向已经十分严重，他把这叫做美国公司的“短期主义”。 好，上面说的是指标考核的第二个危害，它会让容易量化的目标排挤掉难以量化的目标，具体包括：次要目标排挤主要目标，局部目标排挤整体目标，短期目标排挤长期目标。 第四部分 除了对组织目标的扭曲，指标考核还有第三个危害，就是更基本的认知方法上的危害，它让抽象的数字凌驾于具体的经验之上。 前面提到，人类有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通过故事、个人经验和直觉来认知，这是传统社会的主要认知方法；而另一种是通过逻辑、数据、公式来认知，这是现代社会推崇的认知方法。穆勒认为，对于认知世界，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就像人必须用两条腿来走路。 有时候，数据分析确实能帮我们看到个人经验的盲点。比如《魔球》这本书就讲到，长期以来，棒球队想要挖掘优秀球员，全靠球探的个人直觉；而美国奥克兰棒球队另辟蹊径，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根据球员的训练和比赛数据，把他们的各项能力进行精确量化，并找出那些价值被严重低估了的球员，低成本引进。就凭这一招，奥克兰棒球队从全美数一数二的穷队，一举跻身一流强队之列。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只有客观数据分析才是理性的、精确的、可靠的，而个人经验和直觉都是非理性的、靠不住的。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麦克纳马拉吗？他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他的故事我还没有讲完。 麦克纳马拉的思考模式简直跟电脑一模一样，可以完全将个人偏好放在一边，只通过数据分析来做决策。他要求对每件事情进行量化，并且数据要非常精确。麦克纳马拉在福特建立起庞大的财务部门，公司所有重大决策，比如研发规划、重大投资、经销商制度等等，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财务数据分析，财务数据成了公司发展的最高指挥棒。 一开始，这种全新的数字化管理的确救了福特汽车。但渐渐地，事情走向了它的反面。麦克纳马拉看不起福特管理层的那些元老，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基层开始干起，在汽车行业待了一辈子。换句话说，他们是只拥有丰富的个人经验、而缺乏数据思维的人。 麦克纳马拉在公司发起一场静悄悄的“政变”：他把这些元老们逐渐革职，同时，去哈佛、斯坦福等高校招聘精通数据分析、但对汽车行业一窍不通的MBA毕业生，提拔他们成为管理者。而管理者越是缺乏一手的行业经验，就会越依赖数据分析。 到1980年代，福特汽车的财务部门发展成拥有14000名员工的畸形怪物，财务指标至上的管理方法严重窒息了公司的创新和发展，福特再一次陷入危机。为了自救，福特汽车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砍掉一半的财务人员，二是组织公司管理层集体学习一门课程，叫《非理性管理》。 而这时，麦克纳马拉早已经离开福特。他于1961年辞去福特总裁职位，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直接指挥越南战争。五角大楼的高阶将领们，是依靠军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来指挥战斗，他们相信，很多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无法被量化，如士气、纪律、领导力、团队凝聚力，等等。而麦克纳马拉信奉的是，只要是事实，就可以量化，凡是不能量化的事情就不是事实。 他把传统高阶将领放到一边，雇佣一个2000多人的幕僚团队来做战争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每个月，战争的进展会用统计数据来衡量，包括前面提到的“敌军尸体数量”，以及杀敌比率、缴获武器数、打通的河道和道路长度、完成的后勤设施数量等等。奇怪的是，尽管数据很漂亮，麦克纳马拉通过精确计算，确信越战可以在1965年底结束；但实际情况是，美军陷入了越战的泥潭，战争结束遥遥无期。 这是为什么呢？前线的数据造假只是原因之一。有军事家指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越南战争不是正面杀敌的阵地战，而是游击战。对于游击战的胜负，根本不可能用前面说的那些客观数字来衡量。因为最终决定游击战进程的，是敌方继续作战的主观意志，而这恰恰是无法被量化的。 1968年，马克纳马拉因为指挥越战不利，第二任国防部长的任期未满就黯然下课。他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面对复杂系统，比如一个大型企业、一场局部战争，抽象的数据分析和指标考核，无法替代一手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判断，否则会铸成大错。 结语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指标考核的三大危害：第一，它会带来作弊；第二，它会扭曲组织目标；第三，它会带来认知的盲区，让抽象的数字凌驾于具体的经验之上。进行量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事实进行整理和简化。但简化往往会带来扭曲，那些模棱两可、意味深长、需要反复斟酌的地方消失了，只剩下言之凿凿的数字，让我们产生手握真理的幻觉。 最后，穆勒列出了一张核对清单，建议每位管理者在采用指标考核时，先用这张清单来自查一下。我列举其中几条：1.这个指标针对的是真正重要的目标吗？2.对这个目标，除了指标考核，还有没有其他信息作为补充？3.在这个指标之外，组织还有哪些无法被量化的目标？4.人们对这个指标进行作弊的可能性有多大？5.获取这个指标的成本是多少？……等等。穆勒相信，在问完这些问题之后，管理者会对何时采用指标考核、要不要进行指标考核，有一个更加审慎的态度。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指标考核的三大危害： 1.它会带来作弊，也就是数据造假。这样一来，不但决策者会误判组织运行的真实情况，还会伤及无辜。 2.它会让容易量化的目标排挤掉难以量化的目标，具体包括：次要目标排挤主要目标，局部目标排挤整体目标，短期目标排挤长期目标。 3.它会带来认知的盲区，让抽象的数字凌驾于具体的经验之上。 打开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