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本由[美] 詹明信 / 张旭东 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5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精选点评：

　　●蛮好的，国内研究Jameson的人好多，是因为理论激进/好懂么？/ 2018.0929 重读第三世界寓言那章: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拥有公私融合的暧昧性，寓言表现力的深刻性

　　●本文所讨论的全新政治艺术，假使可行的话，我们必须能紧握后现代主义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掌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对象——坚持守望在跨国性的世界空间里。与此同时，这新的政治艺术确曾成功地突破传统再现的形式，并且采用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模式，把那崭新的世界空间予以呈现。至今，我们都知道，在这后现代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进行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们参与积极行动及斗争的能力确是受到我们对空间以至社会整体的影响而消褪了、中和了。倘使我们真要解除这种对空间的混淆感，假如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

　　●我的第一本文学理论书

　　●引用的时候可以来翻，其他时候就不建议从头到尾地看了。翻译可以被拍在沙滩上了，许多术语、概念的翻译早已过时。

　　●好多章节木有看懂，是真心看不明白。另：个人感觉本书内容和书名木有什么实质联系。。。

　　●只读了其中“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这一篇，詹明信自己的叙述和之前在北大上课整理出来的那本《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相比，论述晦涩了很多，理论术语的包装更为繁复。但是，我很感动于詹明信宽广的胸怀，论述的对象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种类上都非常丰富，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难能可贵，对鲁迅小说的解读也非常谦虚，总是说自己理解得不对。这才是学者应有的宽广的胸怀，以及拥有宽广胸怀与视野之后的谦虚，而不是狂妄自大。

　　●看了 访谈 和其中的一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以前好像读过

　　●论文所需

　　●对后现代社会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与反思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读后感(一)：学习流水账(06.04.17 晚)

　　沐浴更衣，听听音乐，读书到11点睡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 三联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罗蒂提到过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

　　2 布莱希特的辩证思想对于日后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22 Slavoj Zizek想告诉我们说拉康主义也是这样一种转换模式，甚至是一种优于马克思主义并包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模式。我一直对拉康心醉神迷，对这样的看法不妨姑妄听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符码间进行“中介”，而不是哪种符码或“哲学”比别的更强。

　　30 我正在重读柯耶夫关于黑格尔的讲演。他的论点是黑格尔是位激进的无神论哲学家，但绝不是个反宗教论者。（有趣的引用）

　　32 最后我想告诉你我对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推崇备至。

　　38 你可以在一瞬间洞察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湮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在精神分析看来，真理的瞬间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你注定失败，但有时却出其不意地夺回了阵地。

　　《文本的意识形态》中对罗兰巴特的论述。

　　53-144 从文本讨论回到框架问题上来。曼德尔(Ernst Mandel)的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读后感(二)：当马克思主义遭遇后现代

　　在当今的理论界，詹姆逊应该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是詹姆逊的一部文论集。他抱着一种宏大的抱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系列意识形态。个人，阶级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于是詹姆逊开始致力于利用马克思主义在各种不同理论话语之间斡旋，在不同的理论符码之中游刃有余而又威严无比，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体系，远远超出了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他注重的，是理论间的沟通，而不是理论间的较量。而马克思主义在他眼中，则是最好的沟通工具。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基础之上的。

　　具体来讲，他沿用了曼德尔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特定的阶段：第一个是马克思研究最多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发生阶段，是解构掉古典主义一切神圣规则的时期，资产阶级力量上升成为社会阶级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对应的艺术流派是倾向于市民的现实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列宁阐述得最多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这是第一阶段生产进一步发展并集中的结果，与之相应的艺术流派是反抗性现代主义，集中表现了在工业进程中人的无助与失落；第三个阶段则是是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而逐步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如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纯粹的资本主义，詹姆逊要详细讨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与上述第三次变异相对应的文化阶段。

　　从这里可以看出，詹姆逊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定位。所以在他的眼中，后现代主义不是主题的问题，也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他像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继承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力图从社会历史的整体去把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人的精神领域的反映。

　　当前资本主义的这个消费阶段或后工业阶段并不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早期分析相矛盾。事实上，晚期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更加纯粹、更加发达、更加充分全面地实现了其功能的资本主义形式。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的力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甚至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也渗透到无意识本身之中。于是詹姆逊眼中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因素而独存，后现代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发展”阶段。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读后感(三)：经济力量的绝对胜出

　　作者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研究，对文哥与第三世界革命也有研究，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关于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没看明白，书中提到的一本书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有时间去看看。 一、辩证思维 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或诸如“社会”这样的异化了的实体的逻辑，强调环境的逻辑就是强调环境的恒常的变化性，强调这种变化的首要性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二是，就所谓的哲学或历史辩证法而言，辩证法思维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 三是对矛盾的强调，要是每当我们把自己表现为整体时我们都能起而打碎这一幻觉，正视矛盾和特殊经验的多重性，我们就正是在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二、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四种方法 文物研究：文物研究是历史编纂学中强大意识形态的文化相应物与意象，即经验主义本身。 存在历史主义：作为历史性的经验是通过现在历史学家的思维，同过去的某一共时的复杂文化相接触时体现出来的，这种方法论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美学。历史经验是现在的个人主体同过去的文化客体相遇时产生的。利比多机制 结构类型学：主导文本、科学方法论、新古典主义、一个超越规范的科学理性的结构主义文化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文本美学。 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因境的方法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它修正了我们前面描绘出的係环圈;它假定一个既是相同又是差异的模式;它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第比多机制,把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学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各种生产模式如下狩猎和采集(原始共产主义或游牧部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或称古罗马的氏族)、亚细亚生产模式(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城邦、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不同的模式不是某些线状或进化论叙事所讲的“阶段”。线状或进化论叙事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不是认识论中历史过程的“必要”时刻。从一个模式转化到另一个模式一一例如从原始共产主义转化到权力社会,从封建主义转化到资本主义一一要求我们不是按照转化叙事,而是按照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福柯的系谱学来重新建构。这些共时模式并不单纯地指定具体和独特的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 三、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现在的地位和处于现在的主体的位置是最终的困境，需从三个方面重新阐述 第一，我们必须试图使自己摆脱那种习惯性的看法，认为我们同距离遥远的文化或时代的产物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主体关系。认为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相互冲突和相互审查的媒介物。 第二，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阐释行为的最充分和最令人恐惧的形式，可以在萨特的《奥尔顿娜的惩罚》中的伟大场面里得到最好的表达。 四、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一种新的平淡感，后现代主义要求绘画或者艺术品本身消融在它周围的空间中，我们最终只能以一种新的时间性来描述这种体验，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进行分析。那种深深的怀旧的个人情绪在后现代主义中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永远是现在时的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历史只存在纯粹的形象和幻觉。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对于时间的独特处理方式—可称为“文本性”或“书写” 当阿多诺或霍克海默在一种特殊的诊断之上，即在关于内驱力，抑制机能和焦虑的决定性构造的局部描绘的基础上建立其历史分析之时，杜克海姆：凡当一种精神分析的现象直接地说明了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就不妨确信这种说明是错误的。的警告不禁在耳边响起。 根据拉康的认识论，意识行为、成熟主体的经验必然暗含着幻想性东西、符号性东西和实在性东西间的一种结构性协调。象征符号是一种幻想的形象，在其中人的真理已被异化了。只会对于符号的精心制作并不能使它非异化。我们只有个别地分析它的幻想成分才能揭示主体藏匿在其中的意义和欲望。 法农《地球之污秽》文化革命是一个灭除根深蒂固的屈从习性的战略，因为这种习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已深深地内化在劳动大众和受剥削阶级的心底，并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就这一存在着的广泛的问题来说，葛兰西和赖西（Reich），法农和巴赫罗所作的贡献很丰富。 358页对文哥的分析十分精确。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读后感(四)：中介——詹明信的位置

　　一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詹明信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镇，他的理论著作自译成汉语之后，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然而，因为詹氏学殖渊博、语言艰涩，涉猎复超乎寻常的广泛（从现代主义的高深经典到通俗的侦探小说无不论及），而其行文风格又是游走于理论与文学之间的所谓“后现代写作”：突兀牵强的概念和含义不明的隐喻错杂其间，往往令人难以索解，如此诸多原因，再加上翻译方面的不力（译者已已昏昏，如何能示人昭昭？），致使詹氏之学虽然表面上似乎已成当下的一种显学，但其实却鲜有真正的解人，遂有降低为一次浮躁的学术炒作之危险。

　　詹明信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未足轻信，还需考察一番才能见出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关系。在詹明信为中译论文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出版所做的访谈中，他罕见地用较为普通直白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是研究詹明信思想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詹明信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本体论，不是哲学；马克思本人的独到之处正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图”（《晚》P17）。显然，正象对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集或不可置疑的正典教义，而毋宁是一种“问题领域”，一种批评的典范，一种方法论， 一种理论工具或倾向。

　　既然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的化身，那么，是什么吸引了詹明信，使他成为或自认为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呢？詹明信说：“如果你打算对一系列由不同学科专业造就的人发言，那么你就得在某种程度上在不同的语言间翻译……人们以为的将我作品统一起来的信仰或哲学成分，不外是这样一种翻译机制……我要捍卫这一点：在其微妙和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

　　这句话里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论调可以令正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快——虽然詹氏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来颂扬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主义从凌驾群伦的高度上降低下来，摆到了同其他“信仰或哲学”可以比较（甚至是可以量化比较）的水平上。

　　下面这句话恐怕更让人难以忍受：“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莫不如此。天主教思想就曾经是，或许目前仍然是这样一种体系”（《晚》P21）。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思想体系相提并论的相对主义是轻率的，从而昭示出詹明信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多重身份。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阐释者，詹明信对真理的看法是极端谨慎乃至于显得有些灰暗的。显然，黑格尔或类黑格尔式的无所不包的唯心主义的总体叙事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对宏大叙事、连续性、启蒙理性、本质主义等等一切旧有信念的普遍怀疑也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理论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人会轻言真理，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断裂的、难以把握的。因此，詹明信在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之后，很快又说：“你可以在一瞬间洞悉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湮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于是你又被逐出了真理。……真理的瞬间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你注定失败，但有时却出其不意地夺回了阵地”（《晚》P39）。

　　为了这样的“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就需要“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詹明信的追求真理的道路并非我们常说的“螺旋式上升”，而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理论游击战——我们不断地洞悉真理，又不断地失去真理，但永远不会有把真理牢牢握在手中的时候。何以会如此呢？这与詹明信对辩证法的看法有关。他认为，所谓辩证思维有三个要点：1）强调环境的恒常变化性；2）不断颠覆已有的历史叙事；3）对矛盾的强调（《晚》P35-36）。而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晚期资本主义”在环境的多元、变化的频繁和矛盾的复杂上，是较早的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就使得真理的获得非常困难；同时，作为一个膺服法国思想的思想者，先锋性和颠覆性也必然成为詹明信的理论强迫症，这就逼使他要不断放弃已经到手的“真理”，不断地再次出发，去寻找洞悉真理的新的可能——在此，辩证法和先锋性的混合，再次标示出詹明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双重身份。

　　真理之所以难以认识，乃是因为认识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幻象，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追求真理的优良工具，正在于它“是一种十分有力的非神秘化的形式”。但是，“要获得这种非神秘化工作的真正的、最富创造性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冲动联系在一起”（《晚》P31）。詹明信在这一点上出人意料地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从单纯的工具性中拯救出来，赋予其某种半宗教的意义。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向度在詹明信那里是半心半意的，至少在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很少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事实上，詹明信关心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不同的符码间进行‘中介’”（《晚》P22），而不是如何做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理论思潮中间，詹明信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种纪录仪，一个捕捉现实内容的机制”，为此，他试图将他认为最犀利和最具世界语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和敏锐捕捉晚期资本主义表象的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

　　《后现代理论》一书指出：“他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后》P238）。《后》还对詹明信的这种结合努力提出了置疑：“他的著作很好的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后》P250-251）——这也正是笔者对詹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要表示的疑惑。

　　二 政治与文化

　　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中断然声称：“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政》P11）。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政治的”一词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宽泛含义，其中包含着社会的、集体的、公共的、历史的、权力的等多重含义，其反面则是诸如私人的、心理的、诗歌的、形而上的这一类（代表着“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诸如福柯、德勒兹和加塔利、鲍德里亚等等一系列法国思想家的努力和诸如少数民族和女性主义这样一些群体的实践，“政治”已经从国家、党派等巨大的公众场合弥漫到了日常生活之中，现在几乎用来意指与社会现实的历时性相关的暗藏着人与人之间斗争的一切人类活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但后现代主义者则避免把两者等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方面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难辨，另一方面斗争也趋向多元化，出现诸如地域、文化、族裔、性别、环保等多方面的斗争，不能简单地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当中。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相信（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对文化的终极决定作用，但他所着意者的既不在作用的施力方，也不在其受力方，而在作用的方式和机制，以及用来缓冲这个作用力的“中介”。

　　在《论阐释》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詹明信援引阿尔都塞，提出从“物质基础”到文化制品的三种作用方式，即三种“因果律”：1）机械的因果律；2）表现的因果律；3）结构的因果律。

　　所谓“机械的因果律”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庸俗化的简单公式，也包括诸如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和布尔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其中麦氏致力于用当代的印刷、电报、电话、电视、广告等传播媒体和技术的性质来解读当代文化，而布氏则努力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出版界和艺术界的策略互动如何造就了自主的艺术场及其基本的运作规律。詹明信并不完全反对这种所谓“臭名昭著”的机械因果律，而只是把它当作“我们这个特别物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许多法则和次系统之一”，它能“使人想起文化生产的最终的物质基础”，因此是“有所裨益的”（《政》P17）。

　　所谓“表现的因果律”则针对一切缩减式的、还原式的阐释方式，包括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体系、施本格勒的文化分期理论乃至福柯的权力观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观等一系列涵盖十分广泛的思想架构。所有这些阐释理论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时期内的所有现象（包括文化现象）可以还原到一个核心的内在本质（无论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还是施本格勒的历史循环），这个作为整体的内在本质可以决定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一切现象，因此，所谓文化阐释就是把一切个别的、偶然的文化生产及其产品的叙事改写为一个更基本、更一般、更“本质”、更“深刻”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例证，从而这个过程中丧失掉自己的特殊个性。这种阐释方式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一直沿用的文本分析模式，在这种阐释中，我们把文学（或其他艺术作品）完全看作阶级斗争的皮影戏，因此文本分析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文本中间接映射的阶级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辨认出来，改写为千篇一律、清晰可辨的阶级斗争叙事，在此过程中，文化文本之所以为其自身的特异性和等级都宣告消失，剩下的就只有政治观点的进步性及其与作者的阶级出身的相互验证了。

　　最后，所谓“结构的因果律”中的“结构”即结构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意指整套政治、经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总体，这是“只有一个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关系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政》P26）。被笼统的称为“生产关系”的这个结构作为文化现象（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终极决定行动因”，是“缺场的原因，因为它在经验上并未作为一个因素而存在于任何地方，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或许多层面之一，而是这些层面中的整个关系系统”（《政》P26）。

　　与“表现的因果律”的总体论不同的地方在于，结构的因果律强调这些构成整体的层面各自的“半自治性”，如国家相对于经济、文化相对于生产力基础结构的独立自主，这些不同的层面不仅是通过它们的统一，而且是通过它们相互的差异而形成关系，构成作为关系系统的整体。

　　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不会造成学科专业化的闭锁，这里我们又回到上文中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斡旋功能——詹明信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宣称它作为一门跨学科和普遍科学的明显理由就在这个特殊的问题框架之内”（《政》P28）。紧接着，詹明信提出一个（笔者以为最为）关键性的概念：中介。

　　“中介是一个经典辩证法术语，用指对艺术品的形式分析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或政治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确立”（《政》P29）。“中介概念在传统上一直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借以阐述其使命的方式，即打破（资产阶级）学科专业化了的分割，把普遍社会生活中看上去各不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如果需要对中介进行更加现代的描述的话，我们说这种运作被理解为，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过程：作为术语的发明，对特定符码或语言的策略性选择，以便用相同的术语分析和表达两种相当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因此，中介是分析者的一个手段，借助这个手段，破碎性和自治化，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分割化和特殊化，至少在特定分析的场合得到了局部克服。……分离的领域，破碎的领域，符码爆炸和学科多元化的领域，这不过是表面显示：如黑格尔所说，它不完全为自身存在，而是为我们而存在，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的基本逻辑和根本法则”（《政》P30）。

　　这一段较长的引文可以说是詹明信全部学术思想的基石，有必要特别加以阐述。

　　首先，詹氏把“中介”看成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至少是重要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通过打破资产阶级学科化的分割，得以在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统一背景核动力下对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展开批判，其洞察力超越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符码，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晚》P22），这一点表明了詹氏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能力的坚定信念。

　　其次，中介即“符码转换”，是用相同的术语来阐释现实的不同的层面。这里，我们发现，语言成了将差异的结构层面连接起来的要素，超越了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所具备的交流和表意功能，而拥有了某种认识和解放的功能，这种把语言实体化和本体化的思想倾向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气味——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实在的物质，甚至是一种魔术，通过相同术语的理论表述，差异的、“半自治化”的社会层面奇迹般地在不损失其差异性（以免堕入表现的因果律或总体论的泥沼）的情况下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种符码转换中，如上文已述，马克思主义扮演了一种类似于理想中的世界语的统一的翻译和斡旋的共产国际般的“中介”角色。

　　最后，可以看到，中介是一种对话、交流、综合。詹明信如此重视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符码、不同的社会现实层面（乃至不同的思想谱系——法国、德国、美国）之间进行 “中介”，固然有其个性偏好上和学术建构野心上的需要，更与他所谓的“认知图绘”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的末尾，詹明信以个体在陌生的城市为自己定位和定向来象征辩证思维在晚期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中为自己定位和定向。正如在地理定位中以制图法、指南针和测量仪器作为中介来把握“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无可呈现的（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晚》P511），在“社会绘图”上，则需要将经验资料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整体性的种种观念配合调节，需要某种在不同的“语言和媒介的语码系统”之间的会通（《晚》P514）。

　　“‘认知图绘’的美学，必须……掌握极其繁复的再现辩证法，创造出全新的形式。‘认知图绘’正可提供这样一个具教育作用的政治文化，务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这就是詹明信政治文化阐释的目标，比起他在访谈中赋予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半宗教性的乌托邦功能恐怕要来得真诚和切实得多。

　　三 文化批评

　　詹明信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他的著作来看，对此信念他是身体力行的。

　　詹明信的著作总是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并行不悖，在《政治无意识》这样的专著中，既有抽象的理论探讨与辨析，更有对具体作品（文化文本）的精细的分析。对他来说，批评实践并不只是既定的理论的推广、实现或例证，而本身即是探究理论的方法。上文已经提到过，对詹明信而言，真理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握在手中的实在之物，而只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因此他对现实境遇的态度是谦卑的、敞开的，他要做“一种纪录仪，一个捕捉现实内容的机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切新鲜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艰涩险奇的颠覆性理论，还是流行文化中的侦探小说、好莱坞电影、电脑朋克，都是使詹明信深感兴趣的现象。

　　在对所有这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中，詹明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视，但并不介意从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思想中攫取理论分析的工具，从学术训练上他受到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思想的巨大影响：阿多尔诺、海德格尔、阿尔都塞、拉康、德里达、格雷马斯等人的理论创造都被詹明信引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箱，这一方面丰富了他用来从事其“中介”的会通的手段，另一方面也造成他的理论文章的驳杂和费解，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常常导致异质性思想之间的彼此抵牾。

　　詹明信的文化批评实践几乎涉及以美国为主体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文化领域，尤其以建筑、电影和文学为著，其论旨皆极深邃晦涩，所论之物又往往非国内所能见，故有隔山打牛之感，读之往往难以索解。不过如名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讲之主题，如：“感情的消逝”、“欣快症和自我湮灭”、“拼凑掩盖戏仿”、“示意链的崩溃”、“歇斯底里的崇高”等，如今已成为常谈，倒较为易解。

　　詹明信文化批评中的政治问题，如谈电影的《作为阴谋的主体》和谈音乐和建筑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前者不厌其祥地分析了个体和集体的对立在侦探电影中各种排列组合的表现形式，后者则讲述了后现代建筑对破碎和无序的认可，都是针对第一世界中的特殊经验，早已远离作者所服膺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那样的政治批判文本的生存空间和理论语境，因此，虽然詹明信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他的文本中，是很难见到诸如“阶级斗争”这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汇，更多反而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和后殖民主义之类后现代理论的语汇。

　　在詹明信看来，文化虽最终由“生产方式”（按阿尔都塞的用法）决定，却又有其相对大的自主性，因此这种“决定”并非直截了当的，而是间接的、扭曲的、延迟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而承受这一中介张力的缓冲物，詹氏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称之为“政治无意识”，而笔者则冒昧简单地统一命名为“中间层”。

　　此中间层既存在于社会总体的结构之内，亦存在于文化文本的表面以下，复存在于文本作者的下意识之中；这个广阔而阴暗的领域，其基本的运作规则是各种各样的密码编码：遮掩、转换、扭曲、压抑等等，其适用的理论因此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佛罗伊德乃至拉康的）精神分析（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反而退入背景），而其最卓越的理论家和解读者正是詹明信本人——而也正因为其理论活动作用于这个独特的“中间层”，才造就了詹氏之文化批评——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的或美学的）文化艺术批评又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种单纯的阶级社会分析——的独特面貌和学术魅力。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