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乾清门》是一本由李文杰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一)：老大帝国陨落史

列强称呼大清，一称作老大帝国，再称还是老大帝国。这个老大帝国，在最后关头是怎样陨落的呢？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视角。

后人读中国近代史，总觉得在位者的昏招、损招一出接一出。如皇族内阁的设立、撤回留美幼童等，为何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后人带着“上帝视角”，知道事件的走向，从后果来返观过程，挑出那些将要导向历史进程改变的线索进行反复的仔细的检视。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就有超越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后人在套用线性的、简单的因果链条批判过往的时候，往往伴随着重要细节被有意或无意地修剪、遮蔽，因此并未掌握相对完整的真相；或者后人的思路脱离当时的语境，使得历史看起来像散落满地、一连串不可理喻的事件的集合。本书让你去掉“上帝视角”，回看近代史上影响中国的人物与事件。一件件细节、一件件轶事，换位思考，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读罢，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二)：扎实的通俗之作

　　来新疆的途中及隔离期间读完李文杰的《日落乾清门》，特别好，说话实在，材料扎实，关怀宏大。从豆瓣上知道，是茅海建的高足，深感名师出高徒啊，陈旭麓教出几个好学生，然后徒子徒孙开花散叶，厉害得很啊！这学期阅读主要围绕晚清史，发现好书不少，但也是泥沙俱下。现在的学术体制，学者们功利心太重，能沉下心来写一点扎实的通识著作的，太罕见了。通识著作其实不好写，很容易写成鸡肋，语言要清通，理据要清晰，视野要开阔，比起学术专著，更有其难上加难的特点。李文杰的书，语言来说平实可爱，没有戏说体的戏谑庸俗，又重视理据，文章不空洞，说的都是小事，小中见大。这样的风格颇有乃师之风。想起读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当时颇觉惊艳，没想到这样的大学者也能写出这样生动清通的文字，读起来又是扎实可靠的感觉。最近读邱涛的书，也是有名气的学者，与李文杰一样，本科都是北大毕业的，可是书读起来总让人觉得不能信服。人是聪明人，很多分析解读，很有穿透力，不过，语言论证空疏的可以，去研究政治学也许是个材料，研究历史未免太不入流了。还是喜欢扎扎实实的书，就算艰涩一点，但是俗话说的好，贴骨的肉才香！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三)：#搬运工#自序

人过三十五，在我的老师们看来，还是一个学历史的“小年轻”，勉强算是进入了历史学人的“黄铜时代”吧！我却开始有两个明显的感觉，第一是特别喜欢回放和总结过去。近期读过一部小说，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说远古时期人的寿命都不长，三十岁大概就是老年了，老年自然爱回忆，这习惯刻进了人类的基因延续至今；第二个与此相关，在回放和总结完过去之后，特别喜欢追问“意义”两个字，这意义是要从内心过得去的，而不是仰赖财富数量或者他人点头的东西：每天忙忙碌碌，眼瞎背驼面容老，做的事到底值不值？

既然谈到意义，就和每天做的事情脱不开干系了。我们这个学科的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跟文献打交道，在故纸堆中挣扎，对史料经过一番淘沥和加工，最后用论文的方式将所思所想展现出来，短则数千字，长则两三万；如果兴之所至、讲得痛快了，四五万字也未必刹得住。尴尬的是，我们花费数年功夫来生产，敝帚自珍、引以为宝的论文未必都能被业内接受（学术期刊）；即便能顺利发表，阅读量也通常不会超过两位数，且数年之后，大概率就不再见光了（为了应付定期考核的急就章就更堪忧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曲高和寡”的道理来安慰自己，或者用“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大志向来自期（欺），记得在十多年前我这话还没说完，导师就斩钉截铁地正告我：“你写的东西今人都不爱看，后人还会看吗？”他说的果然没错，十多年前调置震动、放在一边待机七天的“老头机”诺基亚，早已被须臾不可离身的智能手机所取代，大学生用来读书的时间，也早已被两微知豆和B站彻底吞噬，当初想翻而没有翻开的书，今天就更不可能去翻了。以此类推，今天让人无法卒读的书，岂能指望后人来读？就算人家有心，也未必有力，毕竟太多的“今典”（就是大学生所说的“梗”）都是与当下息息相关。时过境迁，别人自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未必能懂，也未必想懂了。

当然，论文的价值并不能等同于眼下的下载量和阅读量，这就如同学问高低不能化为买书多少一样，但如果关于人和社会的学问，能拿出来与更多人一同分享，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记得当年在学位论文开题会上，我侃侃而谈，但又自觉不得要领，对面的几位老师貌似听得木然，如果不是碍于面子，我猜他们都有出去散心的冲动。下场之后，导师召集我们几个学生直截了当地问：“刚刚他讲的你们听懂了吗？”大家表情尴尬，不知做何回应，他却直说他没听懂，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替我讲了五分钟。这一次，我坐在听众的位置上，觉得他讲的不但凸显了我题目的意义，也讲明了研究的特点，还能让人满怀期待。这个面红耳赤的经历让我明白：对方没听懂，很可能是说话人没想明白，而不是表达高明；第二，在进行学术的表达之前，先对着自己讲两遍，站在听众的角度，假设只是一个略知题目大概的人，问问自己能不能听懂。后来在师范大学当了老师，我就更注意这一点。事实证明，越是想着听众，越是讲究表达，学生的参与和反应就会越热烈；反之，相同的内容只会让他们昏昏欲睡。

这本小书就是一个尝试，希望自己的思考不仅是一批程式完整、论述冗长、更多是照顾自己发挥的学术论文（它们放在期刊网上供人下载，偶尔被人征引，就足以让自己鼓舞万分），而是一些可以呈现给更多人读的短文章。其中的内容跨度约为百年，包括清末民初的制度、人物与世运，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章的底本是发表过的长篇论文，一方面可以说这些论文材料齐全、论述完整，另一方面未尝不是“面目可憎”：个别对该问题有兴趣的同行或许会下载征引，更多人则不会有阅读的途径或兴趣。不过，其中或有新材料、或有新发现，可能会对普通读者有所启发，我不忍看着它们湮没不闻，就试着略去冗长的论证，用课堂上平实的口吻将它们讲述出来，期待更多的人阅读（因为在师范大学的原因，我尤其希望这些内容能对中小学历史教师有所帮助）。第二类是以前在《文汇学人》《上海书评》等媒介发表过的通俗文字，感谢两处朋友们策划与我研究内容相近的主题，并鼓励我将它们写出来。还有一类是教学研究之余的杂感，是受到学生问题的启发，在试着回答的过程中进行的一些发掘。

让更多人看懂甚至爱看，绝不意味着牺牲质量、抛弃深度去迎合市场。选入本书的文字希望把握住两个原则：第一，能出一点“小新”，或有新材料，或有新想法；第二，通俗但又不失依据。除了个别文章之外，其他已发表的文章在收入时，都经过了大改。对于这种用简洁和通俗语言呈现学术论文的形式，希望翻过我学术论文的读者不要以“洗稿”目之。

这本书取名“日暮乾清门”，是因为首篇所讲的御门听政是在乾清门外，书中提到的君主召见大臣（包括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乾清宫、养心殿，作为君主秘书机构和政务运转中心的军机处，都在乾清门半径一百五十米之内。参加“早朝”——御门听政的官员们所见证的，本应是日出东方的乾清门，只是这个朝会在1860年之后便宣告终结，不再举行。我们今天看到的1901年乾清门外小广场的照片，随处可见砖缝中一簇簇的荒草，地砖和台阶也久未打理，在暮色之下生出无穷的苍凉，让人感慨那个王朝远去的盛世。我们所处的时代，除去一些“年抛型”或者寿命更短的议题（或者叫“梗”），其实还有很多古今中西相通的问题要面对。本书中尝试去讲的国家事务的讨论方式、在上者对信息的获取、传统财政的困局、专业化外交思考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被家事影响的国事、人事纠纷引发政治恶果……诸如此类，大概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东方的事情。网络时代真是个资讯层出不穷且良莠不齐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剧情反转”，这更增强了我的一个信念：资讯不完整，则判断无意义；判断不依专业，则结论无价值。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资讯就是史料；史料搜集与解读不到位，好的想法或许就只是一个想法。在写作和修改本书期间，正值疫情持续燃烧，让我这个“纯文科生”深感无力，从头到尾似乎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只能加倍努力去做专业上的事。这本产生于疫情期间的小书，如能让非专业的读者增长见识我就很满足，如果能促成大家的一些思考，就更是我的荣幸了。感谢责编邵冲的督催，促成本书能及时完成。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了“论衡”系列，让我有机会去大胆尝试通俗写作，面对更多的读者，接受更多的批评。在书价动辄砍半、批量购买学术书的时代，人们更认的是作者品牌，热心地给未成名的年轻人（“论衡”系列中的其他长辈和同辈学人的作品除外）出书，成本已经付出，风险和销量却是未知的，用傅斯年的说法，这是一个“不生利”或至少不那么生利的事情。可是，理想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些不生利的心思养成的。

李文杰

庚子年初夏序于东川路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四)：“大清的希望”——留美幼童为何突然被撤回？

1871年，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经商讨后向政府建议，从次年开始，分四次派幼童赴美国学习，期限十五年。希望这些未染习气的孩子在学成之后，帮助国家自强。这个大胆的储材方案，出自容闳的策划。容闳，原籍广东香山，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认为，学习西方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回国之后，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并成功地付诸实施。曾国藩的幕僚、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与容闳一道，被任命为“出洋肄业委员”，陈为正、容为副，他们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市（Hartford）创设了“出洋肄业局”，办理幼童留美事宜。

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熟读儒家经典，逐级参加科考，通过成绩获得做官资格，这种路径才是多数读书人的追求，一如陈兰彬过去所经历的一样。相反，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跋涉，远渡重洋，去一个言语不通、风俗迥异的陌生国度，学习一些还不知道有何用途的知识，这些都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因此，前来应募的家庭并不多，北方人尤其少见。出洋学习的幼童，大半来自广东，且以香山人为主。

谁都没想到，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成材率惊人地高。他们中间走出了大量的工程师、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事人才，包括民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梁敦彦，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人。

容闳在说谎

1875年，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国公使，这是当时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全称是“钦命/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这个职位旨在保护北美和拉美的华工。容闳也跟着被任命为“出使副大臣”，与陈兰彬同在华盛顿办理交涉。两位公使无法兼顾康涅狄格的留学生，出洋肄业局先后交给工部候补主事区谔良、驻美参赞容增祥、吴嘉善管理。

1880年，一位名叫李士彬的御史参劾出洋肄业局，说那里局务废弛，在美国学习的幼童们“习为游戏”、“流为异教”，不好好学习，还信了异国的宗教。第二年，在多次函商陈兰彬及李鸿章以后，总理衙门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幼童们全都撤了回来。因为远隔重洋，当事人的记录有限，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成为我们了解留美幼童的主要史料。他在书中强烈地指责吴嘉善，说吴的保守态度以及喋喋不休地向国内告状，让这个伟大的留学计划夭折。这也是我们对这段公案的一般认知。

然而，沉睡在政府档案里的文书，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幼童在赴美之后，寄居在美国家庭。他们与美国人一同生活，穿同样的衣服，一起学习、一起礼拜、玩游戏、做运动，行为举止美国化。根据容闳的叙述，这让陈兰彬非常反感。陈是翰林出身，当时已经担任公使，厌恶和鄙视留学事业，想方设法地加以破坏。他故意推荐吴嘉善担任监督，自己则退居幕后指使。而吴果然对留学生吹毛求疵，各种不满，故意将消息传回北京，进而被御史利用，最终酿成祸端。

对于容闳描述的事情，陈兰彬又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解释：

兰彬出使随员，大氐有人推举，惟子登系毛遂自荐，随使初志似甚坚也。到美后，未经派事，渠驻肄业局五月有余，即谋为总办，曾与副使密商。赴日后，又屡由沈县丞致函密订，彼时绝不令兰彬得知。迨前冬接奉钧函，局亟需人，并悉副使称誉极洽，因即奏换驻日参赞，便其遄行。在日都就道欣然，方谓督课或其所长，该局有赖。去夏旋美趋晤，则见其日弄机器化药，于各童神情隔膜，局事亦不肯谈，亦但疑其别有同心，不愿旁人参预耳。

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人，1852中恩科进士并入翰林院学习，后担任翰林院编修，曾在广州同文馆教习汉文。从履历上看，他与1853年中进士的陈兰彬，有过一段在翰林院共事的经历。作为陈兰彬的使团成员，他还出任过驻西班牙参赞。

根据陈兰彬的说法，吴嘉善是“毛遂自荐”跟他来美国的，并且意志十分坚定。来美国之后，他先被派到出洋肄业局做事，结果他想方设法谋总办之职。为了当上主管，还专门跟容闳密商。后来，吴嘉善被派到西班牙，他托身边的文案瞒着陈兰彬，屡次给容闳写密信。当肄业局缺人的时候，陈兰彬收到了李鸿章的指示，说容闳极力夸奖吴嘉善，应该让吴离开西班牙的职位，去美国管理出洋肄业局。从喜欢摆弄“机器化药”的细节可以看出，吴嘉善并不仇视西洋学问，只是对留学生的事情不太上心。

关于吴嘉善任职一事，陈兰彬的陈词和容闳的叙述完全不同。容闳说，陈兰彬推荐吴嘉善担任总办，暗中操纵他破坏留学事业；而陈兰彬则说，吴是自荐进入使团，至于他担任肄业局总办，则是容闳推荐的。

两相对照，陈的说法大概牢靠一些，因为陈兰彬给李鸿章的信中，复述李此前说过的话：容闳极力表扬吴嘉善。这等于当面跟李鸿章对质，自然不可能说谎。陈兰彬还对李鸿章说：“本年回美，力劝子登（吴嘉善）以整顿，虽子登系纯甫（容闳）所推荐，交谊比别人较好”，等于再次跟李确认，吴嘉善管理肄业局，是容闳举荐。陈、容二人谁在撒谎，一目了然。

既然容闳所说的陈吴关系并非实情，他所说的吴嘉善解散肄业局、遣回留学生的指控是否完全属实呢？

1881年初，吴嘉善曾给在华盛顿的陈兰彬发过一个咨文，咨文说：

兹体查现在情形，全撤终不如渐次抽撤之尤为善行无迹。现拟抽调愚鲁懒惰及花费不知节用者二三十名，先由敝编修管带回华，面陈事宜，亲承指示，或再奉派来局，或另委有贤员，以善其后。缘此，拟将现存经费并一切局务迫行移交贵大臣暂为收管，兼督饬各学生书馆功课支应，以免松懈。

李鸿章将撤销肄业局、撤回幼童的事情交给陈兰彬、吴嘉善商办，他二人一直没商量妥当。吴嘉善在审时度势之后，认为逐次撤回比一次全撤更合适。他想先把那些生性懒惰、学习不好，或者乱花钱的孩子带回去，再商量后续该怎么办。

陈兰彬收到这个咨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不是说要撤局吗，怎么又不撤了？撤回二三十人，剩下上百号人的吃、喝、用度、学业怎么办？他赶紧写信给总理衙门：吴嘉善屡次陈请要裁撤肄业局、撤回留美幼童，李鸿章为此专门写信给我；现在我让吴拟定具体方案，他却玩弄花样，撤局不撤人，想把学生交给我来管理。我屡次逼问他为何前后不一，他吐露说，是因为容闳不愿意撤。

由此可见，吴嘉善确实破坏留学事业，但他跟容闳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是容闳推荐了他，他也听从容闳的建议，软化了原来的立场。

不过，陈兰彬可没打算接手。他收到吴嘉善咨文，马上反驳说，接到贵编修的咨文，“阅之骇异”！上年既然屡次陈请北洋大臣要撤销出洋肄业局，不管是全撤还是半撤，都是贵编修的事，应该自行办理。想抽带二三十人先行回去，本来我也不应该多说什么，只是，肄业局的经费以及所有的局务，请您高抬贵手，“曲加体量，切勿移来”！明确告诉他：你吴嘉善想怎么折腾都行，但请不要坑我，让我接手。

陈兰彬的分析

早在吴嘉善的前任做肄业局总办的时候，容闳就坚持，学生入美国学堂，不要学习“中学”（中国学问），导致他们的“中学”抛荒。容闳将幼童留美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在积极地进行干预。李鸿章曾经交代陈兰彬，在合适的时候告知容闳，不要对肄业局管得太多，以便他人进行整顿。陈兰彬因此就明白了国内舆论以及李鸿章的态度，他给李写了一封长信报告原委。

在这封信中，陈兰彬提到，出洋肄业局近年的发展，和他在时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前就任公使之时，他曾到哈特福暂住，发现那里所藏的中国经史之书，早就被束之高阁；针对中国学问的考试，也都不再举办了。当时他就认为，肄业局“诸务废弛，久将不可救药”。这两年，留美幼童渐渐长大，已深染了美国习气，对监督他们学业和生活的总办也不再有忌惮心理。容闳推荐吴嘉善接手加以整顿，怕也难以收拾局面。因此，陈兰彬说，“不撤办理无效，兰彬已咎无可逃；长兹敷衍以终，兰彬益罪无可逭”，总体上，他主张撤局。但他又说，这些事情都要交给吴嘉善这个管局之人来主持，他陈兰彬不便有所行动。

不久，吴嘉善前往华盛顿，跟陈兰彬商量肄业局的事情。吴说，留美学生恐怕难以整饬，他提出了裁撤肄业局的建议。陈马上将之写成奏摺向朝廷报告。然而，吴嘉善返回之后，因容闳的干预，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即上文所述的“渐撤”的新方案，要带部分留学生回国，把剩下的交给使馆。陈兰彬以胆小畏事著称，本就不是有担当的人物，看到国内舆论对留美幼童不满已久，自然不想去接烫手的山芋。

另一方面，陈兰彬又不愿公开表态支持撤局，以免得罪容闳。他再次写信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强调撤局的建议是吴嘉善发起的，现在又出尔反尔。他要求李鸿章迅速阻止吴嘉善起程，命令吴把局务料理完结再走，千万不要把学生扔给使馆。

这时，陈兰彬已经改变了此前向李鸿章表露的撤局态度。撤与不撤、全撤或者半撤，他都无所谓。他极力撇清自己与肄业局的关系：既然主张撤局的是吴，主张半撤的也是吴，不管后事如何，希望此事不要再找上自己。

作为驻美公使、出洋肄业局的首任监督，陈兰彬为何如此消极，唯恐惹上麻烦？

原来，他怀疑吴嘉善不想得罪容闳，故意把火往他身上引。他还怀疑吴嘉善有意执行未经南北洋大臣核准的半撤方案，回国后好构陷他的“专擅之罪”。为了给曾国藩的继承者、留美事业的发起人李鸿章一个明确交代，陈兰彬在事后讲述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故事。

陈兰彬听有人说，吴嘉善从一开始就有意与他为难。吴明知副使容闳改服西装，娶了外国老婆，养有儿子，不愿意撤局回国，故意提出撤局的建议，并让李鸿章责成陈兰彬完成，这样，吴嘉善可静观陈容二人鹬蚌相争。后来，陈兰彬及时出示李鸿章的天津来信，容闳因此得知撤局的建议出自吴嘉善而非陈兰彬；吴担心彻底得罪容闳，所以改全撤为半撤，如果陈兰彬答应了，就一定会被吴利用，与二人纠缠不清。

好好的留学事业，先被御史攻击为忘本，后又被陈兰彬脑补为阴谋和权斗。连清政府的驻美代表都无心经营，避之唯恐不及，留学事业也就难以维持了。1881年夏，总理衙门上奏，概行停止留美肄业计划，撤回全部的留学生。

其实，在同一时期，清政府还派出了学生赴英法留学，学习西方科技。驻英公使曾纪泽说，这个留学事业其实“无大益处”。尽管如此，负面评价并没有让留英学生中止学业。如果陈、容、吴的关系没有那么僵，或者陈兰彬有一些担当，脑子里少一些“阴谋论”，留美事业也不至于半途而废。

正如李鸿章所说：“荔秋（陈兰彬）与莼甫（容闳）抵牾已久，且其素性拘谨畏事，恐管理幼童与莼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故坚持全裁之议。”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有理念之争，但更重要的还是权力纠纷所致。

本文选自《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李文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