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是一本由[日] 森健 [日] 日户浩之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数字资本主义》读后感(一)：万类霜天竞自由
数字经济是数字科技价值实现的崭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各类共享平台同样验证了这一点。为了说明当下各种经济类型的差异，书中举了爱彼迎、Cohealo、BlaBlaCar、JustPark、Turo的例子来解释何为共享经济，Etsy、众筹、Vandebron、TransferWise的例子来解释何为协同型经济，以及ZOPA、Zipcar、thredUP、FreeCycle的例子来解释何为协同消费。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展现出强劲活力和巨大发展潜力，也使得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这可能也是本书作者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作者在书中引用的数据，现阶段全球连接物联网的设备约有80亿台（2016年），预计2020年将达到500亿台、2030年将达到1兆台。在数据得到充分共享的时代，人人都有出彩的机遇，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尽情释放自己的光和热，从某种历史角度来看，可谓是一个普通人的“黄金时代”。
《数字资本主义》读后感(二)：长风破浪会有时
尽管我们暂时还无法科学地回应“数字资本主义”终极价值的问题，但未来或许可以。归根到底人是能动的主体，每个时代都有此本臣吾这样深切关怀着我们时代命运的企业家，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梦想，我们并非完全被信息技术裹挟，我们也有我们的方向。无论是“共享经济”，还是“资本主义”，亦或是“共产主义”，我们这个祛魅的时代都还有信仰，我们为自己祝圣，我们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式。正如书中分析了经济社会的三种设想，包括“纯数字资本主义”、“市民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数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给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来支配生活的工具，它还可以祛魅，“迷信、犯罪、贫困、疾病将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其实，“共享”不是新概念，但是用商业模式来呈现共享，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是很难想像的。一方面是因为网络足够普及才能快速串联不同的陌生人；二是，共享其实原本只存在于某种社会网络里，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朋友之间的“借用”行为，在互联网没有足够实名化、身份化之前，无法产生信任的环境，也就难以培育信任的基因。如果缺乏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市民意识始终只是一种市民意识，而不可能真正对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有力的作用。不过解决了上述困难后，共享经济的规模无疑会进一步扩大。
要真正做到建立起一个零边际成本社会，必须要从内部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共商的前提下，不断共同建设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借鉴别人的力量流于表象。我们所处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可谓是正在书写历史。因此，在面对数字经济时，着眼于今才显得尤为可贵，争取不负韶华，继承先人们的美好期望和梦想，利用好一切机会发展和创新。
《数字资本主义》读后感(三)：往者不可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单一的企业发展进程只不过是管中窥豹，与历史、环境、地理相结合的经济学正逐渐成为热门学科。书中的“技术文化”即为一例，不同的历史起源文化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则各自不同。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往往是阶段性的，且不存在终极方案。读懂这些不同类型经济的联系与区别，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发展的目标，以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形式的差异，无法取代本质精神的高度一致。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有所差别，但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电子自动化到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和跃迁，并不代表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增殖而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义只是表明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但资本通过汲取活劳动而增殖自身的本性没有变，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和宗旨也丝毫未变。作者指出的资本主义曾经遇到的问题，在各国依然不断被提起和继续阐发，这个话题依旧沉重且无解，至今仍是横亘在资本主义面前的阴影。
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这也提醒人们反思资本主义对消费理念的影响。作为协同消费能够产生的背景之一，现代人都习惯在对产品感兴趣的第一时间得到它，但是当损失多年来拥有的东西时却毫无失落感，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考虑个体消费行为带来的整体影响。个人消费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消费观念从最初相对健康的享受科技带来的进步，发展成人们通过对品牌、物质的狂热追求来定义自己身份，最终彻底变成一种贪得无厌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从早期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转为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并基于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只有当人类经历一些挫折，才能发现什么是真正需要的，自然而有必要的东西，从而进入数字化的新时代。
《数字资本主义》读后感(四)：推荐算法能梦见电子羊吗——《数字资本主义》读后感
在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中，威廉·吉布森描绘了一个悲观的“cyberspace”：塑造了人类历史的庞大跨国财团，已经超越了旧有的局限，似乎变成了不死的生物；大数据的应用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旧有政治实体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反而是跨国公司建立了新的秩序。而同样是1984年，在奥威尔笔下，这是一个属于集体寡头政治的时代。在现实的时间线，最后一班登月已于五年前结束，苹果公司的形象仍然是一个挑战者，而非今日在全球市值第一的位置上吃老本的“苹果教”，还有三年，从彼岸的中国才会发出那封跨越了长城的电子邮件。可是直至今日，那个奇诡的“cyberspace”仍未到来（不过《赛博朋克2077》倒是快发布了）。
虽说如此，互联网浪潮下，却仍旧不缺少魔幻：也许没有跨国公司掌握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互联网大厂的APP正在努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没有“cyberspace”里重新定义的势力范围和网络国土，但各种私域流量、大数据杀熟、推荐算法和限流倒是日益蓬勃。而本书便是站在2015年的时间节点及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解析数字zbzy的运行规律，并对其发展进行预测。而近十年以来，国内“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兴起，我们已在数字经济时代迎头赶上了西方国家，并演化出了本书作者也未曾预见的疯狂。
共享经济是近十年数字经济时代所孕育出的最迷人的经济形态。狭义上的共享经济是通过免费或收费的形式，直接从个人/不同企业共享使用频率不高的资产的经济体系。而广义上的共享经济还包括协同型经济、协同消费和按需服务。瑞秋·波特斯曼认为共享经济应该有以下特点：“（1）核心业务涉及释放未使用或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潜在价值（闲置产能）无论其目的是为了金钱收益或非金钱收益；（2）企业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型使命，秉着有意义的原则经营事业。具体而言，即建立于透明度、人性化与真实性等富有意义的原则之上，并以这些原则指导短期与长期战略决策；（3）位于供给侧的提供者（即闲置资产的提供者）得到评价、尊重，并被赋予权利。企业必须致力于改善供应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4）身处平台需求侧的顾客，可通过为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支付费用的方式，更加高效地获得商品及服务，从中受益；（5）业务应当建立于分散式市场或分散式网络之上，通过他们所建立的社区创造归属感，实现集体问责与互惠互利”。较之于传统行业，尽管这些共享经济企业像鲶鱼，使得相关行业重新重视用户体验，但毕竟是不同于现有玩家还有行业内部的规范性监管，所以更需要行业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作为国内共享经济的头部，共享单车在前几年的表现尤其出彩。由于 “共享经济的发展，抑或是从保有到使用的价值观转变，都是多样性偏好在整个消费领域的体现。选项更多，多数情况下的便捷性与保有时并无差异，费用更低，还有利于环保，这样的条件必定会提高消费的充足性”。 可惜在资本的疯狂下（实际上是自2015年起国内资本的轮番出海失败，从而转向国内投资的供给侧失衡），终沦为烧钱大战，ofo，摩拜，小蓝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诚然，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实惠，但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看，是通过共享经济增加了单车使用的排他性，将其转化为公共财产，却通过占用公共用地，消耗社会管理资源来实现区域单车配置的。并且在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对毁损的单车返修和再利用并未跟上，那么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似乎也不比个人单车的闲置浪费低。更别提各大共享单车品牌，为了抢占市场，挪用用户押金的骚操作（这里点名批评ofo，它到现在还没退还我的押金）。这场共享单车大战，最终是以头部资本背景下的三方瓜分了市场。
较之于五年前共享经济泡沫的诞生和破灭，一些互联网公司在数字时代找到了新的打法。凯文•凯利提出了8种在数字时代无法复制的价值，而人们必须为此支付金钱：“即时性”、“个性化”、“说明（使用攻略）“可靠性”、“可使用性”、“实体化”、“援助（打赏）”、“可发现性（推荐算法）”，即数字时代用户的三大需求：“时间”“个性化要求”和“信赖”。 这也就意味着进一步细分市场，比如“得物”（原来的“毒”app）主打潮鞋文化，服务潮流男性；“小红书”作为美妆社区，引导都市女性时尚消费……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趋势也在塑造新的消费主义文化，比如潮鞋文化、键盘文化等一些消费级工业产品硬生生地玩出了背后的故事，而其精准收割的用户也似乎很愿意为这个故事消费。另外，这八种价值是背后也离不开算法本身的进步。例如美国对tik tok的禁令以及中国商务部的反击，其实主要围绕的都是字节跳动公司的推荐算法。这似乎意味着，算法可以主宰数字时代的用户需求？有学者提出了“数字茧房的”概念：在数字时代，人们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么算法，便只将这类资讯推荐给用户，进而使得用户越发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不乐意接受，甚至抵制其他的观点。如果这个过程仅仅是帮助用户筛选信息还是，但难免算法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轻则肆意操纵舆论控评完成平台的KPI，重则如16年的Facebook、Twitter操纵美国大选风向和英国脱欧，甚至出现极端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引导民众参加恐怖活动。
在数字时代，传统行业和新兴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也是会给予用户福利的。“当工业资本发展到其形态的极致时，反而会转而呈现商业资本及借贷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态，也就是说，不再像工业资本那样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差异，而是走上挖掘现有差异、从中获取剩余价值的老路。在网络空间，我们的确能够观测到这样的动向”。以手机行业为例，在智能手机早期以三星苹果为首的厂商，通过更精巧的工业设计和软件设计，吊打不思进取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传统厂商。但很快勇士便化身巨龙，前有Note7事件中三星对于用户的傲慢，后有iPhone的“科技以换壳为本”以及取消耳机孔、充电线和万年不变的“五福一安”。 乔布斯在卸任CEO时曾说过：“苹果正在死去”，和“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渐行渐远，可以说这些缺乏创新的手机公司已经成为了“科技宗教”。而以华为、小米、vivo、oppo为首的国内安卓厂商，这几年大放异彩：从Mix到Nex、Find X对于全面屏的探索，从“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到120w有线充电和80w无线充电，可以说在国内充分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手机品牌，都是创新的标杆。而这些科技红利，也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并使得我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能够实现弯道超车，并给三大运营商推动5G全面落地以信心，更是吸引着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和物联网化。
回顾过去，“工业革命让此前一直属于隐性知识的工匠技艺（技术）实现了体系化（显性知识化）”；展望明天，“数字革命驱使传感器技术及网络科技，进一步挖掘出潜藏在更深层面的人类情感及意志性特质，通过各种形式将其显性化”。数字zbzy最终走向何方还是个未知数， 但可以预见到的是数字革命将会更大程度地量化人本身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