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超克》是一本由[日] 竹内好 著 / 孙歌 编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4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的超克》精选点评：

　　●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是多么的渺小，理论是多么的无力啊。“近代的超克”，字字句句的背后是多少血与火啊。

　　●要将他人奴隶化，使用纯粹自由的人是办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无耻的努力，将成为他人自由的最狠毒最有力的掠夺者。

　　●“面对自由、平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输入，鲁迅进行了抵抗。他的抵抗，是抵抗把它们作为权威从外部的强行塞入。”“他并不相信从外部被赋予的救济。”心夺于人，信不繇己。

　　●被时代挟卷而有自知最为可贵。

　　●较早地从文化身份来反思日本现代性道路的经典，对于何为东亚近代的论说极具启发性。

　　●原计划里人的境况和The Age of Wild Ghosts估计都读不完了，就补标这本作为漫长一年的收梢吧。路边吃草、捡石块儿、回心。

　　●有点啰嗦

　　●竹内 好

　　●最后一本烂尾书了结啦~竹内好真是一个思想强力的人，前面谈鲁迅其实是借鲁迅论自己，后面谈日本民族与国家非常深刻，甚至触及到眼下中国的境况。大概竹内好式的人物在当今学界已经没有了吧？纸上谈兵之辈多，而爱之深切的勇士少。

　　●每一个想要做学术的人都应该先读读这本书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一)：近代的超克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中，竹内好通过对比《<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对同一件事的论述，即通常被认为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点的“幻灯片事件”，来论述鲁迅的自觉性。这一论述逻辑如下：

竹内好认为藤野先生帮忙改讲义导致鲁迅萌生了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幻灯片事件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幻灯片事件和鲁迅文学的转折点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或者说研究者所持观点大多为附会上去的。这一事件的影响被过度估量，以至作为鲁迅传记中的事件之一被传说化了。从结论来讲，鲁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从推理过程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并非弃医从文，并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实施的功利主义手段。竹内好主张鲁迅的源动力是一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归根结底不能用某种哲学主张概括，虽然在周作人的回忆中，留学期间的他“酷爱尼采”，“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理”……但鲁迅的思想和摹仿推崇有很大不同，“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东西”。

以上分析实际上综合了这一章的二三节，也就是最末的两个部分。

第三节通过研究鲁迅对梁启超的接受，或者更准确地说，鲁迅对梁启超的不接受来对比得出结论：梁启超身上的困境正是鲁迅的矛盾之处。（“鲁迅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被对象化了的自己的矛盾”）这一论述逻辑为：鲁迅最初译科学小说，因为科学即政治，政治小说论是受梁启超的影响；但不久之后，鲁迅将创作和译作重点转向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这说明他逐渐摆脱了早年所受梁启超的影响。因此至少可以得出结论：第一，鲁迅的文学有独立性；第二，鲁迅摆脱政治性，或可与前章呼应；第三，鲁迅不再振臂高呼文章的政治号召力，不侧重文学直接的教育感化作用，或可以与早年抄古碑的选择，对佛经的研究，散文的艰涩等等形成互文的理解。

竹内好将本章命名为“思想的形成”，然则并未回答鲁迅思想是如何形成。（要看鲁迅思想如何形成，我读过一本小书，张钊贻老师的《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很不错，给读到这篇的朋友们推荐一下。）竹内好在鲁迅研究上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问题，而非回答问题。第一节，他希望找到鲁迅的自觉是什么；第二节，他论证了鲁迅文学中存在自觉；第三节，他主要谈鲁迅对文学功用的拒斥。竹内好的研究鲜有定论，他的结论大多为问句或否定句，这一点很有鲁迅气质。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二)：书评

　　看这本书之前，对竹内好的了解不多，唯一一次就是读过他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

　　对于文学研究，我仍然抱持着这样的观点，文学研究是面向未来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必须用于实践。至于其方法、形式，我并不认为是固定僵化的。然而，随着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和体制化，这种方法和形式却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伊格尔顿所说，关键不是你说了什么话，而是你是否采取了规定的言说方式。

　　因此，我认为竹内好这本书，对于很多沉迷于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开辟了另一片疆土。80年代以来，我们似乎认为我们写出的东西必须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包装，必须要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来填充。于是，理论就像潮汐，那一波走了，这一波又来了。这就像竹内好所说的日本的情况：

可是在日本，当观念与现实不调和时（这种不调和因为不产生于运动，故不具有矛盾性格），便舍弃从前的原理去寻找别的原理以做调整。观念被放置，原理遭到抛弃。文学家将舍弃现有的语言去寻找别的语言。他们越忠实于所谓学问所谓文学，便越热衷于舍旧求新...这是一种绝对的失败，却绝没有可能对失败产生失败

　　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进步的焦虑，是一种“优等生文化“。而在竹内好眼中看来，唯一意识到这一点的是鲁迅。为何竹内好会推崇鲁迅？因为鲁迅不像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人那样，这些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弄潮儿和先驱者，但同时，他们也仅仅是”弄潮儿”，就像一波一波的热度，一旦有更“进步”的思想，他们就被斥为反动。然而，鲁迅不是所谓的先觉者，他与中国的现代史共同摇摆：

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但是他被“挣扎”涤荡过一回之后，和以前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没有思想进步这种东西。

　　因此，这本书并没有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来编排，而是将写于1943年的《鲁迅》一章放在了最前面的第一部。而之后的文章，既有写在《鲁迅》之前的，也有写在《鲁迅》之后的。总之，竹内好以鲁迅为最佳的一点（之所以是一个点，而不是启发是因为这种思想早在他心中模糊存在，但通过鲁迅，他找到了言说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中国近代史，理解日本，包括日本为何会成为侵略者，又为何会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美国挑战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其中绝对不是因为国际利益，而是因为日本的血液中缺乏像中国那样的反思性特质，那种“抵抗”。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回心”与“转向”的区别。

　　我并不简单认为这本书可以用所谓的对抗“西方中心主义”这样的情况来概括，因为“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是一种西方理论所用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西方的逻辑。但理解竹内好，可能我们要完全颠倒习以为常的逻辑。

　　最后，以鲁迅的一句话作结吧：

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三)：2020年读书笔记第一期《近代的超克》

　　1. 为什么读这本书？

　　我在宁波图书馆偶尔翻到这本书，好奇什么是“近代的超克”，不懂又没人可问就自己翻阅起来。我想了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在日本侵华战前、战中、战后的与这场战争的情感联系和思想状态，日本战败后的怨恨？怀疑？苦闷？反思？另外还有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怎么看待鲁迅的思想经历以及鲁迅的当代文学价值(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作为同代人的当时的“敌国”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去观察鲁迅，距离当时的语态或情势更近呢？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情绪呢？作为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品味的竹内好，不同的经历和知识生产方式，通过他的视角，我们可能很好观察日本现实生活的，甚至能发现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2. 这本书的框架以及重要观点？

　　竹内好不同阶段的论文。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本质上不认为鲁迅的文学是功利主义的。我不认为他的文学是为人生的、为民族的，抑或是爱国的文学。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亦是爱国者。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一切作为他文学的支撑点，毋宁说，他的文学是在穿透这一切的层面上成立的。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某种东西。由于获得了那种根本上的自觉，鲁迅成为了文学家。如果没有一个本源性的自觉，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不过是语词而已。”

　　第二部分关于战争态度、其杂志废刊和以中日为例的近代的思考，译者孙歌注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贯穿这四个文本的历史事件是在卢沟桥事变四年之后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并没有把战场简单地转移到太平洋上去，但是它使得日本在大陆陷入泥沼状态的战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使战争性质通过对美宣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和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竹内好在时局判断上也并不高出当时的时代，在他写作《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出太平洋战争导致的战事进一步扩大化不仅不能实现对抗西方的理想(当然，这个理想恐怕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和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的幻觉，并不是当时政客的政治目标)，反而更加剧了日本的灭顶之灾。但是，在两年之后，当竹内好决定解散由他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废止会刊《中国文学》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这些文章里，“竹内好透露了他基本的文化立场，那就是他认为文化正是在‘无用’的意义上才能获得自我确立的价值，在他所关注的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巨人身上，他发现的是用抵抗通行的现代价值观念(准确地说，竹内好要抵抗的不是这些价值观念本身，而是它们被抽象化和空洞化的使用方式)的另一种‘现代性格’，这就是体现在这些巨人身上的相对于现代式悲剧精神的‘古风的忧郁”和美学理念。”

　　第三部分关于战争前后国家的独立和思想，竹内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实上世界政府是不存在的，文化的问题亦然。只有不同民族的文化来参与，通过交流而创立世界文化，除了这一应有的世界文化形态之外，实体性的世界文化是不存在的。”译者孙歌注：“至于那种认为否定了民族国家就可以打破封闭性从而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其实仅仅是无视现实状况的一厢情愿——因为它依靠的逻辑是‘世界’存在于国家之上，‘国际’存在于国家之外。竹内好紧紧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世界政治格局迫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地行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无法保持自身的自主性，相反，丧失了自主性也就是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就是丧失了国际性。正是由于学院式的‘世界论述’把世界置于国家之上并把它实体化，对于国家自主性的理解才会被置于对立于世界立场的位置。”

　　第四部分关于“近代的超克”的讨论，译者孙歌注：“在《近代的超克》中，有两种思想态度被竹内好进行了有分寸的质疑。一种是在战后声讨这个座谈会的‘怨恨的一代’，亦即在战争中被战争意识形态所煽动而走上战场送死的学生兵，他们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这个座谈会和相关的知识分子言论；一种是进步知识分子通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它把这个座谈会看作‘军国主义的附属品’。竹内好承认前者的创伤记忆的真实性，也承认后者批评分析的正确性，但是同时指出两者都没有把《近代的超克》具有的象征符号作用与思想功能区分开来；正是缺少这种区分的思维惰性，造成了‘我们之间某种不负责任态度的原因’。竹内好在这里所指的，正是把战中与战后截然分开，从而把一切责任推给战争中的一代人的做法，这种历史的断裂是直观的，它借助的是对于历史而言的‘外部视角’；而上述这两种态度，都不能有效地回答和对抗在五十年代逐渐升级的‘为近代的超克恢复名誉的潮流’。而为了不简单地穿上新衣服，真正担负起对那段历史的责任，竹内好强调‘受害者意识’和‘裁决者意识’都是不可取的，他呼吁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作为事实的思想’，为的是在历史的漩涡里寻找那些不成功的思想尝试，以面对当下的基本问题。”

　　3. 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思考？或者无关紧要的联想？

　　第一部分，竹内好对于鲁迅的“定位语词”，我深有同感。我读鲁迅，不是因为鲁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那阅读场面望之俨然，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古典的冷静”，那“不可冷嘲”、不便亲近，而年青人大多是偏向于“浪漫的热烈”，鲁迅先生因不合时宜被请出中学课堂，岂不真在“课堂周边的树下孑然乘凉”？我读的鲁迅是生活者鲁迅，“神化的鲁迅”是严肃的，而“生活者鲁迅”是可爱的，尤其是我读了鲁迅的《两地书》之后。鲁迅先生的文字是那般生动、是那般情趣、是那般生活。

　　第二部分，我联想到“人的局限性”，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人是绝难超脱这个时代的，要说人从露丛过，不“沾衣带湿”，几无可能。家庭环境、学校成长、甚至简单到窈窕淑女的惊鸿一瞥，不可不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既要站上更高的地方洞若观火，又不能不参与世俗生活，以绝对冷静、绝对客观、绝对正确，那要么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的机器人，要么就是我们期待的头顶的神明了，我们普通人类能达到的只会是相对冷静、相对客观和相对正确。再联想到社交媒体上的有些“键盘侠”和“社会评论家”，不最大程度(因为不可能百分百)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有意无意地引导舆论的同时也成为“舆论的奴隶”，他们只是发泄情绪而已，而不是以一个“共情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谁真正关心过事情的真相，久到戴安娜王妃之死，他们的表现可不能不算英勇，也是可悲可叹。我们身在其中告知着这个时代，要做成什么的事，更多取决于自律和克制，还有，带个脑子再出门看世界。

　　第三部分，我联想到“殖民”，最成功的“殖民”是首先消灭文字的文化的殖民，是法律的大部分成功移植，而不是土地的占有，以暴力的方式，试图消灭有识民众的自觉和反抗，除非面对的都是“沼田干夫的小弟弟们”，成功的“殖民”只有温和这一条路。再联想到，两个巨人打架，有独立意识的小人们为什么要选边战斗呢？

　　第四部分，我联想到，我们在做错一件事时，可能把这件事归咎于别人的教唆甚至别人的影响，而忘记了自己“共犯”的身份，心态就像是我们当时犯错是不情愿的被胁迫到无法反抗的甚至是无法思考的。我们反省时代和反省自己的态度可能完全相反，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思维常常是简单粗暴的，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心智麻木却自认高贵”的孔乙己，实在无法进步于当下。

　　4. 这本书的推荐指数。

　　内容本来四星的，因为太费脑子，也可能是我笨，但情感上不能怪自己，还是“简单粗暴”一回，给三星吧。

　　2020.1.11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四)：很高兴走进鲁迅的日本第一粉丝，在这个困顿的大灾假期

　　站在巨人孙歌的肩头我够到了竹内好，而他的太阳是鲁迅。从各种小路走，最后都能看到这个太阳。竹内好的思考叙述驳杂而缠绕，但是出乎意料，只要集中精力读进去都可以顺利地跟着走过许多起伏拐弯，在惊觉结论之创造性与深刻同时，我竟然也可以体会思考书写的速度感和披荆斩棘的语言钝力。我想这与翻译的功劳也密不可分。

　　我在2020年1月18日—2月6日间断地读完这本书，原先预计在春节假期中找一找平静的空余，岂料遇上瘟疫大灾，禁闭家中受亲人的衣食照料，通过手机看排山倒海的疫情信息，这两个世界无法兼容。此时唯有扎进竹内好，看他剖析鲁迅的困斗、看他反思日本民族所擅长的历史转向仿佛才能缓解一些精神分裂的痛楚，安放一些愤怒与空悲切。而这种时刻下，我与他的相遇，透过他再次走入鲁迅，再次进入两个国家像镜子一样彼此探照的民族性格的暗影处，这是不是属于我的“回归轴”、“获得自觉”、“回心时期”？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孙歌选出的这些篇目都基于一个标准，即与竹内好一生的知识立场息息相关：对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

打碎被知识和权力不断强化的“常识”，并在打碎这些常识之后，告诉善良的人们，如果你认同了这些约定俗成的前提，那么在你自以为是为正义而战的时候，或许很可能却正在与邪恶同谋。假如把竹内好的这些论战态度回收到西方现代理论基本问题（比如现象学哲学或者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去，或者相反，把它归结为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本土立场”，那么一切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我宁可拒绝这个通俗易懂的知识模式对我的诱惑，因为那正是竹内好所拒绝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这个拒绝中悄然地展开，在这个拒绝中艰难地推进，也在这个拒绝中找到了它们存在的理由。实体性的世界文化是不存在的，同理，实体性的世界政治也是不存在的。“世界”并非存在于各个国家之上，而是存在于各个国家间的力学关系之中，……至于那种认为否定了民族国家就可以打破封闭性从而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其实仅仅是无视现实状况的一厢情愿…… （P9，《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

　　第一篇章就是名作《鲁迅》，写作于1943年，就在竹内好参与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之后、被征召入伍派驻中国战场之前。33岁，他带着“写遗书”般的心情写了这个200页左右的小书。他对鲁迅生平三个历史阶段感到疑问，因为所有材料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本人在之后也没有对这三段人生作更多回忆，但显然都是人生的关键时期。

　　第一是少年时代，13岁祖父因事下狱、寄住亲戚家、往返药店，16岁重病父亲去世，24岁祖父去世、离家去仙台读医——这其中，父亲、药店都有影响，竹内好认为祖父下狱的事情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震撼，但无法查证。第二是婚姻，24岁初到日本、26岁回国结婚、之后放弃学医去东京研究文艺、试图创办杂志《新生》未果。这阶段唯独没有谈及山阴朱女士的更多资料，相比于45岁时与学生的恋爱，竹内好猜测这包办的婚姻也参与构筑了鲁迅“赎罪的文学”基础。第三则是北京时代，1911年32岁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足足六年他都安安稳稳做公务员，业余研究佛经、金石拓本、碑拓，38岁那年第一篇小说便是《狂人日记》，此后便源源不断。

> > 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医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Conversion）的那种东西。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这个时期不像其他时期那么了然。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绕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而且一般来说，也总有对别人讲不清的地方。然后，即使在中国的文学者当中，能像鲁迅那样凸现这一特点的人还是很少的。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着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作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鲁迅生平中这个不明了的时期，正好也和中国文学当中的不明了的时期相一致。不明了具有时代的性质。正处在一个酝酿期而不久便爆发了“文学革命”的中国文学，正处在近代文学前夜的中国文学，从中已可以看到有各种先驱要素被投入进来；但这些要素在被投入的同时又一个个地消失，构成一个黑暗的断层，连接着下一个时代。此前和此后，迥然有别，有着价值的转换。这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我以为，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和鲁迅文学的回心时期相重合，是否使鲁迅本身也变得双重难懂了呢？（P119《思想的形成》）> > ……他的小说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倾向，但可以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对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异质物混存一体。这不是意味着没有中心，而是说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一个椭圆的中心，又像两条平行线，其两种物力，相互牵引，相互排斥。……《孔乙己》和《药》，《孔乙己》和《端午节》，《药》和《故乡》……城市与乡村，追忆与现实，都是其小小的表现；或者也是生与死，绝望与希望吧。……（P163《关于作品》）> >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而要温饱，三要发展。又赶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北京通信》，民国十四年）> >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这是重口一致的评价。孤独的精神把虚无的深渊包藏在内面，又是怎样得以外化出一个启蒙家来的呢？表面上看去，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这种二重性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由此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鲁迅曾做过自我反省，说自己的思想是“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起伏消长”。……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现自我变革的。新的价值不是从外部附加进来的，而是作为旧的价值的更新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要付出某种牺牲的；而背负这牺牲于一身的，是鲁迅。（P224，《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第二部分三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鲁迅》交织，从1941年至1948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及战败。“太平洋战争并没有把战场简单地转移到太平洋上去，但是它使得日本在大陆陷入泥沼状态的战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使战争行之通过对美宣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孙歌特别选了一篇《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后世读来当然荒唐可笑，“为了把东亚解放到那个新秩序的世界之中”，竹内好及其一千人组成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热诚以待。但很快便有了《<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和大作《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这个选择也可以看到竹内好作为历史参与者，一切思考都建立在实体感觉之上。

> > 人们说大东亚战争改写了世界史。我对此深信不疑。它否定了近代，否定了近代文化，它是通过彻底的否定而从否定的深处促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自我形成的历史创造活动。……现代文化必须否定。所谓现代文化，就是在现代这个时代里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切的理解者，是通过自我否定而使自己世界化。这不是给既成的自我再添加点什么东西，而使立足于无限更新自我的根本之点。> 我相信，大东亚文化只有通过日本文化自行否定日本文化才会诞生。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P250，《<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 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这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使然）。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因此无论怎么做也产生不出主体性来。就是说，无法获得觉醒。于是，便去外部寻找应该得到的“主体性”。> > 这种主体性的缺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所造成的。主体不具备自我，是因为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即放弃了抵抗。……对于抵抗的放弃正式日本文化优秀性的表现（因此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乃是奴才的优秀性，是堕落方向上的优秀性）。P281> > 我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隔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因此，新的人不曾诞生。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日本文化在结构上不具有生产性。……在日本一切都是成功的，且是一次性的。P287> > （举例：二叶亭的言文一致运动，1917年“文学革命”；明治维新，辛亥革命）> 江户的国学家拒绝了传统，但并没有改变其结构，只是为无抵抗地承载新的主人欧洲清扫了基础而已。正如日本的封建制上承载着日本的资本主义一样，在儒教性的结构（或者无限接受外来文化的结构）上称心自在地承载着日本的近代。这种承载几乎浑然一体到不被意识到前后承续关系的程度。……> 日本文化难道不是在传统中未曾有过独立的经验吗？难道不是因此而无法在实际感受上体验独立这一状态吗？把外面进来的东西作为一种痛苦，在抵抗之中来接受它，这种经验难道不是一次也没有过吗？不知自由之滋味着仅满足于自由的暗示。奴才因不觉得自己是奴才而成为奴才。“被叫醒”的痛苦恐怕与日本文化无缘吧。若非如此，为了“唤醒”而特地找来近代、绝望、存在主义以及各式各样对症药的做法难道能够如此盛行么！P292> > 在该书（《日本的士兵与农民》）的末尾部分，诺曼（Herbert Norman）结合着心理现实抓住了军国主义成为落后资本的马前卒入侵大陆时，近代军队必然野蛮化的过程，分析说：“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为非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无意识地成了把他国国民拷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P294，《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第三部分都写于战后，拉开距离对战败经验的回忆，对年轻一代的寄语和对谈，等等。

> > 在竹内好看来，真正的屈辱不是输掉了战争，而是以毫无主体意志的方式战败。他曾经设想日本法西斯的顽固对抗会迫使日本国内发生革命或混乱，从而改变日本的命运，但是战败与日本国民的一直转向打破了他的幻想……(P306《屈辱的事件》译注）> > （年龄差距的战后一代，无法互相理解）> 我将这种不理解称为战争处理的未完成部分。与各种体验一样，如果战争体验也被封闭在特殊的框架里，怠惰于向一般化开放，那么，所谓体验便不具有意义。只有把它改写成可供利用的现在时态，体验才成其为体验。……年轻一代如果认为在主观上加以拒绝就可以与具有战争体验的那一代划清界限，则这种认识本身便证明，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的伤痕中解放出来，年轻一代也是战争体验特殊化的受害者。拒绝遗产的姿态本身乃是遗产的俘虏。……> 将战争时期视为空白，把这一部分切割舍弃之后再把前后连接起来的历史观，乃是思想上的荒废。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克思主义阵营理论的贫乏就可以明白。战争一方面是异常的状态，同时也是日常性的延伸或凝缩，这一点恐怕不必引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几乎就是一种常识吧。（P311《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 > （日本西洋史学研究水平不亚于欧洲学者，中国研究可以直接在中国发表出版）> 这个问题意识也就是在西洋学术界被视为问题的那些问题意识，而不是从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样一个立场出发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因此这样的问题意识根本没有汲取日本民众的喜怒哀乐，因为研究是在与民众毫不相干的层面上进行的。> ……学问的国际性并非意味着学问没有国籍，无国籍的学问对于世界性的学问而言，也是一种累赘吧。有自己的国籍又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才能参加到世界共通的课题之讨论中去，才能为学问的发展作出贡献。难道不是这样吗？（P344,《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

　　第四部分两篇文章可被理解为竹内好对于战争反思及个人立场的代表作，《我们的宪法感觉》是发表于1960年的演讲文字整理，当年是竹内好作为公众学者投身于实际社会运动“安保运动”（1960年5月19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密集时期。他坚信“思想者必须在状况中阐释原理，而不是为了既定的原理而牺牲状况”。总体而言，他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美国强加的宪法是否真的符合日本需求？当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认为，日本要获得属于自己的民主主义宪法，必须要“彻底地以主体的方式面对自己”。《近代的超克》便是他所作出的进一步努力。

　　我把文章看到一半，都没有在那篇名作里找到对“近代的超克”这个古怪短语的直接解释，查找过一番后，勉强可以把“近代”视为日本人感到历史心理意义上的郁结，将“近代的超克”粗暴理解为：日本文化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相克情形。

　　更普遍的，这短语指的是1942年7月23日、24日由河上徹太郎等13位学者和文化人以“知识性协作会议”名义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与会者试图从思想上对于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宣战事件给大家带来所谓“知性的战栗”（河上徹太郎）展开讨论和整理。竹内好在安保运动思考“如何以更主体性的方式寻找适合日本的民主宪法”时，决定回过头去重新研究他自己也参与其中的这次臭名昭著的会议，试着“火中取栗”。

　　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几乎全部参会者当时都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感到一扫“支那事变（七七事变）”以来深陷战争的郁结，从普遍的反战状态变成支持开战。日本国内普遍将1941年视为日本参与二战的起点，竹内好也曾将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分作两个性质：民族侵略和帝国主义国家彼此的对抗。

　　战后有两种声讨当时这个座谈会的声音：1、被送上展场的学生兵，2、战后进步知识分子，批判其为“军国主义体制的附属品”。竹内好承认这两者，但需要重新把座谈的符号作用与思想功能区分开，“整理出历史过程本身的紧张度和复杂性，从被视为思想荒芜的那些年月里寻找真实的抵抗契机”。

> > 一边引用这些资料，我一边强烈地感到今天要重现1941至1942年间的知识氛围实在困难。不仅河上（自由主义），就连青野(无产阶级立场)也在肆无忌惮地礼赞开战，这哪是什么“知性的颤栗”，简直是知性的混乱，知性的彻底放弃。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在知识人当中大量出现呢？要对此加以说明实际上是困难的。P389> > 被称为“支那事变”的战争状态乃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几乎是包括《文学界》同人在内的当时所有知识人的共通观念。但是这一认识逻辑并未强大到足以对抗作为民族使命观支柱之一的“生命线”论的程度。……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正是“文学界”活跃的整个时期，伴随着战争与法西斯主义事态迂回曲折却持续着的深化，这使结集于“文学界”周围的最为活跃的中间派知识分子懂得了，状况的变化是怎样作为条件而左右着思想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恐怕就不会有河上彻太郎在会议开头提起的“日本人的血”和“西洋知性的相克”这一“近代的超克”问题了。P393> > 大东亚战争的确具有双重结构，这双重结构导源于始自征韩论的近代日本战争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对东亚要求统领权，另一方面通过驱逐欧美而称霸世界，两者既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因为，东亚统领权之理论根据不是别的，正是导源于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这样一种欧洲式原理，而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在原理上与此相对立，故只好把日本的帝国主义作为例外特殊对待。同时，为使欧美承认日本为“亚洲的盟主”，不得不依据亚洲的原理，可是日本本身在亚洲政策上却放弃亚洲的原理，因此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连带的基础。【一面强调亚洲，另一面又强调西欧，这种分而用之的勉为其难，造出不断的紧张，因而只能依靠无限地扩大战争，不断地拖延真正的解决，才能掩盖真正的问题所在。太平洋战争自然成了“永久战争”，这一命运乃是由于传统所决定的。这传统便是“国体的精华”。】P398> > 把所谓“大东亚战争”与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相比，竹内好通过比较三个宣战诏书，简洁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它作为“总体战争”卷入了全体日本国民，使得对抗只能发生在卷入战争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同时，它在发展到太平洋战争阶段时无视国际法的姿态，在不择手段这一点上显示了前两次战争所没有的野蛮，但是同时，也暗示了“帝国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模式对于单一文明标准的“国际法”的挑战。竹内好在“二战”的这种复杂结构中看到了“火中取栗”的可能，这就是在霸权与霸权的对抗关系中，重新反思“文明一元论”的欺骗性。P407,译注。> > 概括地说，“近代的超克”是思想形成之最后的尝试，而且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所谓思想形成，是指在他们的出发点上还多少有一些要扭转总体战争逻辑的意图，所谓失败，是指结果上他们是以思想的毁灭而告终的。作为思想的“近代的超克”，由“文学界”群体、京都学派、“日本浪漫派”这三个要素纠结而成。……> “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讨论。……> “欧化的近代主义者们”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决定性失败”。因为，他们虽然抬出了“近代的超克”这个招牌，但并没有实行实际的思想斗争。他们不可能有失败感。而没有失败感正是今天的问题之所在。即由于战败而导致了那个本应面对的难关的消解，使思想的荒废状态原封不动地冻结起来了。在此状况下，思想的创造性功能根本没有可能产生。如果要尝试使思想恢复其创造性的话，就得解冻这个荒废状态，再次将这个需要跨越的难关置于思想课题中来。……如果投入到战争中去的所有资源都仅仅是浪费，都是无法继承的，那么，立足于传统形成思想也就不会成为可能。（P428，《近代的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