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超克》是一本由[日] 竹内好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3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一)：很早就想写的鲁迅

　　虽然只是一篇公选的课程结课作业

　　一、 历史深处的忧虑

　　人们总是把鲁迅先生看做那个时代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是直观意义上的“战士”，却很少有人愿意从那张时代的大网中跳脱出来，顺着鲁迅先生深邃的目光，去看穿他骨子里的埋在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鲁迅的作品被大量编入中小学教材后，很多学生就对“鲁迅”二字产生厌烦的心态，并默默地在心里将其文章与“枯燥难懂”的标签划上等号。恐怕那是简单应试型教育对原始感知压榨下的产物。竹内好先生也说“难懂毁了小说“。

　　但在我看来，就鲁迅的创作而言，他本没有企图成为时代的标杆型作家，他的小说是用来叙述，他的散文和诗是用来抒发，他的杂文是用来泄愤。这一切都应该站在先生个人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鲁迅在写作的时候，本就没有以让后世的人读着通俗有趣为标准，他只是站在自我的中心，然后长久而不停歇地朝地底，也是朝他的内心，深深地挖掘下去。与他人无关，更与我们这些后世再来苛责的人无关。

　　但竹内好先生的《鲁迅》让我最欣赏的是它虽然被归类于学术研究类论文，却处处透露着作者本人最朴素和真实的气息。他似乎和鲁迅先生站在一行之间，去表达他内心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将鲁迅置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然后以小心翼翼谨慎严格的态度去做仰望型的研究。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探寻鲁迅的方式。

　　我生于长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所以每次我在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都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尤其阅读小说作品，愈觉得此时故乡环境里的人与物，都仍是鲁迅笔下故事的化影，经历着同样的世俗冷暖、幻想与挣扎。正如竹内好先生在《鲁迅》中所述，“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他的文字是现实的生活，是时间也无法改变的属于一个民族的永恒的隐秘人性。而“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东西。”我把这种“无”理解为超越在时代之外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让鲁迅伏案之间不仅看到了过去的真实，现在的真实，而且还预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乃至未来更长时间里的真实。

　　二、 孤独的理想与死亡

　　鲁迅信守着那份构成他生命本源的孤独。

　　很多人都把鲁迅的文字比作锋利的匕首，披荆斩棘，指向社会最黑暗与致命的部位。但绝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字似乎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生活，也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反射了他自己的孤独，也反射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刻的孤独。竹内好先生就是之一。

　　孤独来源于什么？孤独来源于清醒，来源于看清这个世界之后还要去爱它的企图。当一个人没有经历太多也没有了解太多的时候，他往往会更容易被影响，更容易听到一个段子就乐得哈哈大笑，更容易看到一个悲剧故事就泪流满面。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他早已深刻地了解了自我，看穿了这个时代。他的思想总是不经意间上升到魂灵高度在思考，他知道他的道路在哪里，也明了彼时这个民族和社会从根源上显示出来的未来将如何改变。所以当人群在左右前后来来回回移动的时候，他永恒地站定在那里。他说“这个岛上众生喧哗”，因为他那个平面的世界中一片静寂。他说“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宽恕对于改变于事无补。

　　这便是鲁迅的孤独。因着这份孤独，鲁迅深深地望进了黑暗，甚至“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非绝望。”他在黑暗中便这么“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直到死。”

　　竹内好先生曾就鲁迅是否做好了死的准备这个疑问做出了探讨，还原了鲁迅死前的情况，但其实，作者在心里早已摒弃了探讨这个疑问的价值。或许鲁迅的确恐惧死亡，尤其当与许广平交往之后生命多了些新的企盼之后。但“鲁迅在晚年超越了死”。——竹内好先生早已看清了鲁迅存在的孤独，并从他的的死中感受到一种行为的意义。

　　而我同样也相信死亡对于鲁迅来说绝不是最恐惧的事，即使在内心有所情感的羁绊之后也同样不是。忘却才是。这种忘却不仅仅是民众对屈辱历史和惨痛现实的忘却，如无数篇同《纪念刘和珍君》言辞激烈的杂文中所述。忘却更是每一个个体对其个性形象的忘却，这大多体现在鲁迅的小说里，尤以《伤逝》、《在酒楼上》等篇为甚。对鲁迅自身而言，他惶恐有一天他的文字连同思想一道失去那种坚定和锐利的姿态，对于众生而言，他惶恐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清世界也看不清内心，以致成为一个模糊的人、丧失的人。

　　那么死又算得上是什么绝望呢。“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二)：《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的作者是竹内好（Takeuchi，Yoshimi）先生，他是日本鲁迅研究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他的鲁迅研究被称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他主要以鲁迅为标准反思日本文化，对时人和后人都有很深的影响。这篇著名的文章最早在《东洋文化讲座》中发表，原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作为线索》，是与《世界文学手册·鲁迅》同年完成的心血之作，可以说是竹内好战后再次全面研读鲁迅的又一本“报告”，报告的是在这次研读中自己对于日本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这篇文章共有十节：近代的含义、东洋的近代、西洋与东洋、重复与发展、优等生文化、人道主义与绝望、在场外观看的看客与奋力奔跑的选手、回心与转向、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第三样时代。在这十部分中，“重复与发展”和“优等生文化”可以看作是文章的枢纽，之前是铺垫，之后是梳理。所以理解了这两部分，文章的主旨便可迎刃而解。那此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呢？我想，总结起来或许是：以近代为基础，分析文化发展主体问题与文化发展的道路性问题。作者进行一步步论述，并对日本文化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文章前三部分讨论近代化的形成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这成为论述“重复与发展”和“优等生文化”的基础。竹内好首先指出近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这些讨论都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进行的。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其实现经历了失败的自觉，即将“失败”通过对理性抵抗中失败的抵抗和对不承认这种失败的抵抗转化为“失败的自觉”，进而实现东洋的近代化；西洋的近代化是欧洲理性发展的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一种正途，并在近代化中逐渐确认优越性。如此论证的前提是什么呢？作者提到了“真理”，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其相对性和生产性有关。他在分析了西洋和东洋的文化特征后得出的结论总结起来就是：西洋具备实体性、有生产性的真理，其文化和历史发展有自己的“根”，因而可以在动态历史发展中产生真理，其近代化便可以以一种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其近代化是真理或说历史发展的结果；东洋有着影子般的、无生产性的真理，文化随真理而变，受制于其他文化，其近代化并不是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日本的文化发展就是这样的典型。

　　“重复与发展”和“优等生文化”两部分，详细论述了日本的文化发展状况。由于日本文化中只有真理的影子，所以投射到历史上的表现有：日本文学史上各潮流更替间无大冲突，日本文学家没有生产的痛苦经历，在个人层面真理缺失；日本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并且很一丝不苟地学习时代最强者，日本文化没有真理。这就使作者对“所有都可以抽取出来的理性主义信念”感到恐惧，因为日本表面上是进步的，其实只是在毫无反思地照搬，这不能叫作发展，只是重复，只是失败，只是没有“根”地向前。更可怕的是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这样的文化意识，一方面使得日本崇拜强者和优等，在学习先进之时便放弃对先进本身的反思，如此，通盘接受先进，先进便从来也构不成日本真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使得日本在运用先进时也没有反思，一味按照标准行事，认为标准即为正确，日本的道路走向缺乏自我目标。可见，日本的优等生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勤勉地追逐“新”，并且善于迅速把“新”归纳为明确的教条来掌握，一旦这些教条变“旧”了，就立刻抛弃，再去追逐“新”。但这种“优等生文化”是“奴隶的理性主义”，永远痴迷和信赖于外来的“新”，就永远没有自我，也就永远是奴隶，而且是不自觉自己是奴隶的奴隶。

　　文章之后的部分，其实是更进一步的论述。竹内好赞赏鲁迅或说中国的“回心”类型的近代化，当新事物来了，我先承认我是我，先对抗辩论，从而更加了解自己，这就是回心，这是来自内心真正的发现，是自我的忠实与保全，也是自我的毁灭，便是“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此才可以有真正的进步；日本是一种“转向”的近代化，新事物来了，放弃原来的而很快学习并完全接受新的，这是对新标准的服从，是自我欲求的缺失，并且从来没有认识到自我。“回心”是以“抵抗”为中介的向内运动，其社会表现就是革命；“转向”是没有中介的向外运动，其发展会始终带着污垢。

　　竹内好还解读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他看到了鲁迅思想中与日本式人道主义者对立的“绝望”：“奴才拒绝自己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以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如果是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们只会写奴才被聪明人所拯救，或被傻子所拯救，或者奴才自己起来打倒主人，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说，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只会把被叫醒的感觉描写为喜悦，而不是痛苦。”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认为先进的就是最好的标准，优秀的就具备了学习的必要，日本式人道主义者的拯救，是“优等生”传播进步的必须，那些被叫醒的“劣等生”将会感恩戴德地欢天喜地。但其实文化真正的生产并不存在，日本没有生产的痛苦和自我发展过程中必要的“绝望”，日本总是处在历史之外，其发展总是拿来，而非生出。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东洋的近代化中缺少真理的生产性，而怎样才能具备生产性呢？是“回心”而不是“转向”。先使主体具备自我，在抵抗中了解自我，达到“失败的自觉”，获得成为自我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的学习、探索、创造都将是自我发展的真理，都将是文化前进的动力，也是国家自身的道路。日本会不会在历史中、在现实里真正地发现自我并否定自我，然后再造自我，我想，正面的答案是竹内好希望看到的，他希望日本抛掉“优等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自我生命的欲求为动力真正在与时代作战中洗涤自己，甘于放弃“成功”、放弃“进步”也绝不放弃“自我”，逃离日本人的奴隶身份，成为真正“日本人”的惟一自新之路。其实，如果日本认可“优等生文化”为劣根，那么无路可走便是日本的解药。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同质的国家，国家的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人的路不见得适合自己，标准答案是没有的。无路可走就要自己开辟新路。在真正认识自我后，在经历历史中生产的痛苦和绝望后，开辟的新路不仅是自身文化生产的结果，它就有了根，有了魂，而且走这条路的人也会有道路自信。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三)：作为方法的日本

　　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提出“中国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的论点，借用他的这个说法，我也想提出“作为方法的日本”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希望破除将研究对象作为异文化的客体、标签化、脸谱化的研究思路，走出“我们”、“他们”这样旗帜鲜明的阵营，站在作为个体人的这个基本立场，同时也是世界这个最广大的立场，去研究日本和日本文化，作为对人类共同课题的探讨。我认为在我这一代的新人中，是具备具有这种立场和能力的。

　　最近重读竹内好的书，再一次确认了这个想法。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许多日本战后知识分子，多少也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因而让我觉得很亲切。竹内好作品选中最有名的是《鲁迅》和《近代的超克》，但读下来最吸引我的却是作者在战后到六十年代的一些篇幅相对短小的文章，如《国家的独立与理想》、《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等。日本的六十年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时期，以安保斗争而始，以赤军事件而终，私以为这是承前启后了解日本的现在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时，国家的理想与再建，成功与失败，对于当下的我们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而诸如战争体验的继承等，更是东亚国家延续至今的共同课题。竹内好的文字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亲近感与共鸣，也让我从一个侧面了解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参与到历史、参与到历史中去。如同萨义德所说，“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竹内好正是如萨义德所言的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他也许不够“正确”，却足够真诚，而这种真诚是知识人最应有的品质。

　　竹内好的思想中有一条非常明晰的主线，那就是对日本这个国家应有的面貌的思考，从对日本在亚洲中的地位、战争的体验、宪法的感觉等方面各有展开。其中《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一文，参照当下的一些焦点问题来看，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感觉。在战后的六十年代，竹内好、丸山真男与晚于他们一个世代的开高健座谈时，就已经谈到战争体验在两代人中已经有了代沟的问题。事实上，代沟是必然存在的，每一代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认识的基础上去继承战争的体验，而苛求一致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竹内好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经历战争的一代人一味将战争体验作为封闭的意识产物保留起来，那么年青一代不予理睬反而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因为年轻一代没有正视战争体验，所以他们也没有真正超越战争体验。拒绝遗产的姿态本身就是遗产的俘虏。因此，战争的认识是无法割离的。事实正是如此，在今天的日本，不少年轻人都将战争体验当作与己无关的老生常谈，忽略了其对当下的世代的意义，而许多老一代人，虽然拥有战争体验，却无法将其开放融入新的时代中，因此新旧两代人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与信息传递。因此，如何在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战争总结与一般化，对于每一代人都是创造性的课题。在和平的时代容易把战争看成历史的突发事件，但如果分析前因后果，从连续性的角度上看，不难发现战争也只是政治活动的延续与激化，导向战争的因素潜伏在和平之中，只有每个人建立起清醒的自省，才不会让战争重演。这里的自省，重要的并不是站在加害者或者受害者的角度，而是对一种共通的经验的吸收，即个人良知向极权的投降。萨义德说过，“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知识分子论 p.79）我认为，将战争体验作为人类的一般经验共同继承与吸收，更有利于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共识，打破集团利己主义。

　　从竹内的另一篇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则让人反思为何日本社会出现的右倾、保守化的趋势。对于进步、反动这样价值判断鲜明的概念，我们习惯用一刀切的标准来划分，非敌即友，对对立面直接采取拒绝、谴责的态度，没有任何交流的余地。竹内则指出，在任何运动中反动是必然存在的，变革越大，反动则越强烈。但是历史上同样存在制服反动的力量，这在英法两国的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日本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不少文化人都感到忧虑。日本对于新事物的吸收能力是有目共睹，但是没有碰撞抵抗的吸收是否是真正吸收，却令人质疑。正因为没有真正的吸收，所以才在另一个方向上产生了国粹主义、保守倾向。明治维新对于西洋所谓先进概念的吸收是一个例子，形式上的照单全收，内涵上却鲜有触动，对待战后民主主义概念也有同样的倾向，神国史观仅仅是被驱赶到角落里，未曾经过思想的交锋，因此也未曾经历内在的转化。因此它虽然受到知识界的批判，却在平民中以便于为权力利用的形式不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动的出现才是正常的表现，思想只有在正面的碰撞中才能实现发展，而碰撞形式本身，也是郁积释放的形式。如果没有释放的出口，被郁积的力量将以更恶性、更具破坏力的形式爆发出来。相反，如果以合理的形式释放出来，反而很有可能转向建设性的方向。

　　竹内好的文字，也让我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也仅仅是个人，那么以个人如何肩负起社会的责任呢？在当下社会出现有趋向两极分化的认识，在一端站着权威，一端站着民粹，前者以居高临下的面貌出现实则诉诸于非理性的盲从，后者则以庸俗平面化的姿态否定知识分子的存在。从这两个角度，都无法确立知识分子的正确价值。在我看来，知识分子首先应是一个自省的人，他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应有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原本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说出正确的声音，这固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可如果自认为正确而把声音强加在他人之上，这就又陷入了权威主义的误区，但同时，如果放任谬论流毒而不奋起斗争，同样也是对自我良知的亵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应该在启迪人们思考、反思，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需要他们斗争、说真话与不盲从的姿态，这种姿态某种意义上比结论的正确更重要。即使在主流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应基于独立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大众提供另一种思考的选择，以激起更多人的思考与行动，每个人思考的结论并不一定相同，但是摈除盲从、摈除偏激与仇恨，更易趋向成熟理性的结论，也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更多地走在文明与进步的方向上。而在远未成熟的阶段上，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做出为人的表率，不是作为社会的调解者，决不把团结架于正义与价值之上。问题是，如果期待在社会中起到作用，知识分子必须形成自己的力量，但是谋求团体思想一致的形式本身就是建立另一种霸权，因此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形式，只有个人行为，以个人唤起个人，由无数独立差异的个人组成的合力，才是最成熟最强大的力量。这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是可以实现，也值得追求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深深敬佩身为知识分子的竹内好，也敬佩那一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风骨，一定以某种形式被社会继承下来，即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与打压，还是深深播下了未来的种子，也只有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走下去，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健康、民主、为世界所尊重的国家。而对我而言，远不止限于对日本的正确认识以及建立健康友好的对日关系，更在于从他们探索的道路上借鉴到精神与方法，以应对我们当前自身的问题。更进一步，也期待在未来的世代中，能够跨越国境的限制建立起全世界关心人类和平与未来的知识人的同盟，以人类的良心说话，追求共同的进步和未来。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四)：关于《何谓近代》

　　第一，我同意竹内好对欧洲、日本和中国的观察。

　　欧洲文化是扩张性的，因为理性本质上是扩张性的。日本会迅速有样学样，而中国比较固执。

　　第二，我不同意他对鲁迅的判断。

　　竹内好说鲁迅绝望，其实鲁迅说的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日本人自己喜欢绝望就行了，不要拉上中国人。

　　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好的中国作家都是人道主义者，中国人也向来以这个标准来评判作家。我们最好是保持这个传统。除了人道主义，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可以站在和理性相同的高度。

　　但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已经把人道主义拿过去了（是不是从我们这儿拿的也未可知），而中国没有把理性拿进来。于是人道主义正在西方变成现实，在中国却仍然是个梦。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五)：竹内好眼中的鲁迅

　　书的扉页上记着我是05年4月1日在前门社科书店买的这本书，却直到两年后才来阅读它，而当初的社科书店老早就消失了。

　　当初买这本书的缘故是因为他讲了亚洲主义思想，而前天从书架上把它拿下来是因为最近正好连续看了些鲁迅研究的书，于是乘机看看竹内好书写的鲁迅。

　　《近代的超克》第1页到161页收的是竹内好1943年写的《鲁迅》，战后曾经再版过几次。在1952年的创元文库版后记里，竹内好说“我的《鲁迅》已经旧了，是否有重出的价值还是个疑问。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对我来说又是一本很能牵动怀旧之情的书。怀着被追赶着的心情，在生命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我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写在这本书里。虽还不至于说夸大其辞地说像写遗书，但也和写遗书的心境很相近。我还记得，事实上就在这本书刚刚完成时，征兵通知书就到了，那时我想，真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天呀”！竹内好因此说他因为写鲁迅而获得了他的生的自觉。

　　竹内好腔调，“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即正因为丢掉了这些，这些才会作为表象呈现出来”。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竹内好说“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它成为自觉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在“政治与文学”一章里，竹内好提到鲁迅在广州有名的那两篇演讲，谈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中说到嵇康、孔融都被以不孝罪名杀了时，竹内好说“就是这么种关系：杀人者杀批判者，而批判者又因被杀而批判杀人者。政治在政治上是有力的，但在文学上是无力的；无力的文学，作为文学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它的无力”。“批判者被杀了，但被杀却是批判”。

　　竹内好同意李长之认为的鲁迅的强韧，就在于“人得要生存”这样一种朴素的生活信念。“为了生，他不得不做痛苦的呐喊。这抵抗的呐喊，就是鲁迅文学的本源，而且其原理贯穿了他的一生”。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为灭恶而知恶，只被恶所允许，即所谓恶的特权。或许会在某一时刻实现的善，只有通过恶的自我否定，才会被赋予克服其相对性的基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

　　鲁迅“几乎不怀疑人是要被解放的，不怀疑人是终究会被解放的，但他却关闭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把所有的解放都看作幻想”。“他把问题看透了，那就是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

　　上面我摘抄了很多竹内好论述鲁迅的文字，然而上面那些摘抄只是我个人看书时用笔随看随划的一些文字，并没有自成体系，只是一种感性的择取。说我对那些文字的排列或者选取所表现出来的描述和竹内好不尽相同也是可能的。

　　我很注意竹内好一些论述，比如他认为鲁迅首先是个文学者，然而对于鲁迅大多数作品，他认为是失败的，或许竹内好之所谓文学者，和作品好坏是没有多大关联的，那么他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说出这句话来的呢。还有竹内好把“辛亥革命和文学革命”、“国民革命和革命文学”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探讨了孙文和鲁迅思想上的联系。还有，我们的一贯印象是鲁迅是和现代各种风起云涌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不会想到鲁迅经历的平凡的，不过竹内好说，鲁迅一生经历没什么大波折，除了8年留日学习，短期厦门广州工作经历，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北京或上海度过，也没什么很多出游的经历，这和郭沫若投身革命是不一样的。

　　还有，我对竹内好的政治趋向感兴趣。当然我并不会仅凭政治标签就判断了一个人，不过我对竹内好是不是共产党员这点仍然感到兴趣。

　　以前听讲座时，一个人问一个日本学者关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问题，台上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腔调，我们应该理解竹内好写《鲁迅》时，有他自己的环境。确实，向我上面摘抄中所言，竹内好应是在鲁迅中得到了他精神上的某种需求与满足感的。

　　鲁迅研究各人的风格不一，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从小度讼背诵的僵化鲁迅教条。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对鲁迅未免有些掩藏不住的贬抑冒出来，李欧梵就好多了，针对应该算他师叔的夏志清的一些看法也作了修正。以前听汪晖讲座时也听到他的一些看法，不管怎样，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理解，只要是真心的是这么以为，而不是人云亦云套话连篇，说着一些自己都不信仰的话，我都不会反感，最讨厌的是假话套话满天飞而又根本不能身体力行的鲁迅研究者。

　　竹内好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话，让我从他身上真正嗅到了鲁迅的气味，把它录在下面：

　　“总而言之，我站在了我自己的‘终极之场’。虽然还剩下很多话要说，但走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也就不想再回头去捡拾它们了。我只能往前走，为的是抹杀我的研究笔记。这是用以报偿这份笔记之不备的惟一方法”。

　　《近代的超克》读后感(六)：近代的超克与当代的日本和非西方

　　“近代的超克”为1942年战中进行的一场学术会议的指定议题，参加者多为文艺评论家，也有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神学家等。他们主要是属于“京都学派”“文学界”“日本浪漫派”三个立场各有异同的知识分子群体。 虽然这场讨论会到最后大家都没有达成什么共识，甚至连需要被超克的“近代”到底是什么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在竹内好写作本文的1959年时，已经有许多青年学者将这场会议看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讨论会议，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而竹内想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批判是过分简单的，并没有了解到当时思想状况的真正处境。竹内还认为，由于在当时的成为问题的“对近代的理解”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而遗留至今，导致我们有重新认识“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这一思想事件的必要。 在竹内看来，这场战争有着“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略战争”的二重结构。现代化使日本走上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老路，但当它在像德国那样希望与英法争夺殖民地盘时，却又搬出一套“大东亚共荣圈”的睦邻正义战争逻辑，于是矛盾顿生：如果日本的二战本质上是帮助邻居打退欧美列强的“对帝国主义战争”（当时许多日本学者半自愿半自欺地拥护了这一立场），那么日本国自身脱亚的、先进的帝国主义属性就得不到解释，明治以来借以立国的“文明开化”叙事成为一种虚构；反过来如果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官方解释），那么对亚洲诸国而言便是一种非正义行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彻底的战争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使得“近代的超克”讨论会未能实现真正的“超克”，甚至直到50年代末，虽已终战多年，但由于日本政府最终实行了与美国的单边议和而保留了与亚洲各国的矛盾，主宰思想领域的“近代主义者”则高举“平反被错误地批判了的近代”（丸山真男）之大旗，导致这一矛盾终究未能得到反思和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甚至残留到今天。当代日本右翼中也不乏希望摆脱美国政治、军事上的束缚之辈，但同时又难以走出文明开化/近代化/学西方的思想基础，因而矛盾丛生。同时，这一“二重结构”的困难又是所有“非西方”地区当代思想的共同议题。无论是持“现代化”还是“反现代”“后现代”立场，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西欧主导的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政治·知识革命-帝国主义扩张这一进程对其他所有地区的深刻影响，诸多非西方文明地区因此而进行了现代化革命或改革。但当许多非西方地区手持“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批判等武器，企图建立自主的话语权时，却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了由这样的“二重结构”所造成的失语症。这种情形就好像美国卡通片里常出现的一些情节，一个角色为了逃离或争取什么而没了命地向前跑，回过神来才发现脚下已没了路，而自己已经无可奈何地悬浮在空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