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与杀戮》是一本由[美]乔恩·科斯铁特尔(Jon Kerstetter)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3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抢救与杀戮》读后感(一)：军医的心灵成长史
那个提着皮包，双手厚实、声音低沉、语气温和，用一剂盘尼西林治愈白喉的医生，在五岁小男孩乔恩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对所有关于医学的事儿充满了兴趣。
这颗种子在三十而立时，破土发芽，乔恩进入梅奥医学院，开启从医的职业生涯。然而游刃有余的急诊工作，并不能满足乔恩对危险、刺激的渴望，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希望从挑战中获得满足感，不甘平庸的人。“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征召军医的宣传册子，又让乔恩的心沸腾起来。在和妻子讨论后（从描述看来，更像决定后的告知），42岁不惑的年纪申请成为军医。
成为战地医生的最初，乔恩经历过卢旺达大屠杀后的医疗救援、为逃避种族屠杀的科索沃难民救援，这些人道主义救援和最初想象的战地医疗不太相同；乌代、库塞的法医鉴定及遗体交接，超出了纯碎的急救医疗，涉及到战争医疗领导工作，也是和最初想象的不同。看着和儿子相同年纪的伤员弥留之际的痛苦、给战友做死者身份确认等等这些始终在医生与军人、生与死、抢救和杀戮之间来回拉锯的身份切换，乔恩和其他士兵一样，都没重视或者说都在逃避必要的心理疏导、治疗。
曾经那样优秀的一个人，在成为中风患者后，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否定和肯定。所幸，乔恩的坚韧、家人的支持、医生量身定制的医疗方案，他还是接受了现有身份、并坚定的往前走。或许也是因为是他的亲身经历，才能将中风后的每一个康复细节、心里路程描述得如此细腻，让人真正能感受那种揪心和无奈。
书里的故事结束了，但乔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可以想象之后的人生或许还会有无数次的突破中风限制，但是相信就像乔恩所说的，在所有跨越中，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领悟：当以探索的态度看待一切时，所经历过的一切，都让人看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失去了什么，而在于得到了什么。生命中唯有永不停止的探索和成长。
《抢救与杀戮》读后感(二)：生命在我指尖
抢救与杀戮，本身就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词语：前者挽回生命，后者剥夺生命。能将二者融合为一体的，也许只有军医这个职业了。乔恩•科斯铁特尔，既是本书的作者，也是美军的一名前军医。他把自己传奇的人生经历都记录于本书。 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印第安家庭，童年时乡村医生的救助身影，种下了学医的梦想。成年后本已成为商界精英的他，不断的努力让他终于实现了成为医生的梦想。在战争和冲突的影响下，他成为了一名军医，前往重灾区救援。见证了卢旺达的人间炼狱，亲历了伊拉克的危机四伏。他被安排去移交萨达姆两个儿子的遗体，在救助站医治年轻的伤员，甚至直面亲密战友的悲惨离去。意外总是悄然而至，严重的摔伤让他不得不被医疗后送，后续的脑部手术意外让军医中风，他的认知、记忆、思维也因此受到了损害。艰难而且漫长的复健活动，一次次的冲击着军医的自信与自尊，好在他坚持了下来，情况有所好转。在一番权衡下，军医选择退役并放弃继续从事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医疗事业。中风带来的困扰始终伴随着他，但他慢慢地接受现实，在恢复活动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写作成为了他的“新职业”。 在作者的传奇经历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位敢于追逐梦想、不向命运低头的勇士形象。从商业精英到白衣天使，他完成了儿时梦想；从卢旺达到伊拉克，他战胜了身边恶劣的环境，挽救了很多年轻的生命。中风后的军医从前期的自暴自弃，慢慢地更有耐心，并且取得重大突破——攻读艺术硕士。从商业到医学，到军事训练，再到最后的艺术创作，军医创造了一个个的人生奇迹。正如作者所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失去了什么，而在于得到了什么。”当他跨越一个又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他是勇敢的，也是伟大的。 书中的另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妻子科林。她们从大学相识并走入婚姻殿堂，她对他的有些行为很不理解，但最后都会全力的支持他，她默默守候着远在恶劣战场的丈夫，她辛劳照料着年幼的儿女。在军医病倒后，她始终陪在他身边，鼓励他，帮助他。可以说军医铸就传奇人生额背后，是有伟大妻子的默默相伴。他们的爱情在书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两人坚贞的爱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获得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永不停歇地成长与跨越，你会发现人生也可以如此绚烂！
《抢救与杀戮》读后感(三)：下一次越界
如果你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因为自己年少时的梦想，而让自己身心俱疲，你是否还会为了他而勇往直前？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未来某天在战场上，会因你短暂的判断而决定一个人生死，你是否还会坚持曾经的梦想？军医究竟是什么？在战场上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乔恩.科斯铁特尔的《抢救与杀戮：军医的战争回忆录》描述的便是其近60年（1950—2010）的人生中经历了孩子—学生—商人—医生—军医（军人+医生＝杀人者与救人者）—病人—普通人的系列转变，完成一场又一场丰富多彩的时间与生命、救与被救相互博弈、不断越界战斗的故事。
一、 越界
因为史密斯医生，作者完成了第一次越界，实现了作为一名印第安人，改变并克服根深蒂固的保留区世界观，为成为医生而向印第安人长期从事基层职业这一普通又逆来顺受宿命反抗越界；第二次越界则是在打破阶层，获得安定富裕的生活后，花费近20年在现实与梦想中完成弃商从医的命运再抉择；第三次则是在安定生活与战场硝烟中选择成为了军医，以期通过从军获得突破自己和融入群体的满足感，开始逐步明白果断和博学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救命仙丹，理论和现实之争永远充满矛盾，因为理论很快就会被现实削弱。危害健康的最大风险不是细菌伤口或是流血，而是人，而医生则需要将病人的悲剧背负于自身，找到了医生的价值及使命所在。
而第四次是在卢旺达、伊拉克战区徘徊于救人与杀人的双重身份转换，这一经历贯穿了作者生命的大半时间，也让其更真正理解军医，理解生命、理解越界的意义。即越界使战争成为不可饶恕的人手中的工具，越界让我们无情的彼此仇恨，使得杀人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对于受训成为预备杀手的军医来说，必须将军人和医生双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仪器是用来拯救生命的本领之一，杀人亦是救人的方法之一，也是另一种医疗。
第五次则是从辉煌回归平凡，在生理及心理的双重病痛中理解领悟到创伤具有真实的与记忆的双重性质，军医永远不只是一份工作或职责，他是在医院帐篷的四面帐幕里，在人类心灵深处展现的生与死。或许成为还有第六次从中风后遗症中突破自己，不愿像现实妥协的成为作家，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第七次。。。第八次。。。自己一直试图超越的平庸也将最终回归平庸。正如本书开头所述“当我终于如愿以偿，那一道清晰的边界就在眼前，两边的方向同样可见，而我举步向前，跨过了边界。我尽自己所能地不要和妈妈一样，事实上却更像她了。”
二、何故为敌
尽管全书中作者一次又一次的完成跨越，但在跨越中也始终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界限——种族与宗教。
社科文出版社曾出版过的两本《何故为敌》中无意中可能对其本质也做出了解答，即：仇恨和暴力永远不能随机出现，而总是要有目的地、在操纵中进行。越是落后的地区，人们的族群纽带越多依赖于原生团结——换言之，你只能“生来就是”其中一员，而不能后天“变成”其成员。恨不需要具体方案，不需要真正的原因，只做心理投射就已足够。因此不论是年幼时印第安人融入美国主流的困境，还是中年所遇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中对所谓异教徒异族的打击，均是阻碍其越界，也激发其试图越界的最重要因素。
但一个社会中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个体（或集体）自由的丧失，而首先意味着对它们的保障。本书中的军医身份或许也在映射自己在抢救了那些在战争遭受身体伤痛的人同时，也抢救了那些被社会无法认同的人心，鼓舞其为自己命运而战，在杀戮所谓敌人的同时，在另一层面也是想消灭那些种族，宗教带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吧？
人生会有新的界限需要去跨越，也会有抵抗跨越的界限，需要做的便是学会重新界定自己的宿命，找到最好的位置，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督促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危险又大胆的跨越界限。
《抢救与杀戮》读后感(四)：心灵的自我搏击
一、决定性的时刻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这样形容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光时刻：“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
把视野拉近，这种决定性的时刻究竟是否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是，它们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历程？
本书作者乔恩·科斯铁特尔出生成长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奥奈达印第安保留区。出生不久，父母便告离婚，之后随母亲一直为生计奔波，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漂泊不定的童年，坚毅的性格和急于摆脱贫穷耻辱的愿望在慢慢生长，同时，医学也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介入了个人生活。
科斯铁特尔童年患白喉期间，史密斯医生对其悉心的治疗照顾以及展现出来的专业权威的执业态度；在山景小学观看纪录片《壮丽的血》萌发出的对医学科学的憧憬；在公共图书馆聆听馆员介绍威廉·哈维关于解剖学的开创性贡献；指尖滑过《格瑞解剖图》中人体结构插画带来的震撼；无数次拆解拼装人体模型熟稔于其中体会到的巨大成就感，所有这些童年的细碎经历似乎都指向一个崇高远大的人生目标。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科斯铁特尔的求学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现实总会和理想错位，进入大学后，课业繁重、疏于自律、心绪不定，内心胶着拉锯，疲于应付的大学生活似乎宣告了医学目标的死刑，理想渐行渐远。
一系列辗转后，也是机缘巧合，明尼苏达大学维宁加教授的一句“你应该考虑研究公共卫生或医学”一下惊醒了梦中人，尘封已久的理想被重新打捞上来，之后顺利被梅奥医学院录取自然不在话下。如果人生的岔路口有这么一两个左右你命运的决定性时刻或处境，那么显然，维宁加教授恰到好处的点拨应是位列其中的。在这之前，所有的涓涓细流此刻都汇聚成了磅礴的力量。如作者所言：“感觉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廉·哈维亲自为我打开了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院的大门，并对我说道：‘请进，我们恭候多时了。’”
二、塑造和定义
如果说科斯铁特尔求学经历中的机遇良缘对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助使其冲破屏障、跨过边界，那么其医生的特殊身份和战争经历则全新地塑造了他。“在霍乱营帐中圈选二十名患者进行隔离，圈选出的患者中预计有一半会在几天内死亡，而如果将他们留在营帐所有人都会死去；试图为一名受伤而全身感染的胡图族年轻母亲截除右臂和切除右胸，却被妇女拒绝，‘我怎么能用一只手和一边乳房养小孩？’……”
救还是不救？救他还是救她？救一个还是救几个？这些“莎士比亚式”的难题如今真真切切地摆在了面前。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课堂上抛出的“电车难题”，至今仍困扰着试图对其给出终极解答的人。但这也仅仅局限于哲学思辨层面，而在卢旺达、伊拉克战场上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这样那样的道德困境，并需要你瞬间作出道德抉择。医生救死扶伤天经地义般的职业准则在战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拷问和冲击。科斯铁特尔小心翼翼地在人性与非人性、治愈与杀戮、医生与士兵之间游走试探。“要超越平庸，成为勇敢的人，打破复杂的谜团，将它纳入我独一无二、秩序严谨的宇宙里。”科斯铁特尔用自己的逻辑来调和内心的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系统在战争环境下衍生出了一套应对复杂多变情势的检伤分类机制。依据《战时紧急手术》，病人被分为四种医疗救治类别：轻伤、延后治疗、立即治疗和期待治疗。医生据此单一计算来判断病人的治疗归属。检伤分类的最大特点就是便捷高效，能应对战时医疗资源紧缺下的困境局面，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如幸存者的情绪、情感需求、心理负担等因素都被医疗流程消解掉了。“我的语气不是安慰也不是激励，没有悲伤也不带希望，就我记忆所及，我的语气是军事性和专业化的。”一切按部就班，道德计算被程式化的检伤机制所取代，制度不仅分摊了战争的残酷和丑恶，还转嫁了军医的道德压力。
“军人必须面对战争丑陋的一面。”“遇到攻击或威胁时，先开枪再问话。”“作战时，为了大局可以下手射杀伤员。”“憎恨敌人，允许把敌人视为疯狂的禽兽。”在一次次认知“升级”和自我强化后，科斯铁特尔完成了从“低阶”到“高阶”的道德转变。
战争对人的野心似乎还不止于塑造。科斯铁特尔多次流露出一种复杂的需要，“那些我帮助过的潘西难民营、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病人改变了我，并且让我渴望变得更好。”在回到德梅因退伍军人医院后，简单乏味的急诊室工作甚至让科斯铁特尔心生厌烦和嫌弃。“一般病人不太需要我的技能，战场上的紧张刺激、形形色色的创伤和艰难的决定全都一去不返。”“我怀念在伊拉克与病人和战友结下的情谊以及令人亢奋的战争节奏。”“事实上是我需要陆军，我需要随之而来的复杂医疗状况和战争的紧张刺激。”字里行间，对战争的迷恋和需要表露无疑，换言之，战争已经重新定义了科斯铁特尔的存在。
科斯铁特尔不是孤例。凯瑟琳·毕格罗在其执导的影片《拆弹部队》中刻画了另一个“科斯铁特尔”。影片主角威廉·詹姆斯是一名拆弹专家，身手敏捷、技术娴熟、干净利落，浑身张扬着独行侠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事实上，他和科斯铁特尔确实也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自信、果敢、不惧挑战，以及最重要的，对战争的迷恋和需要。詹姆斯在完成B组执勤任务回家后发现，他和妻子已经完全属于两个世界，不咸不淡的对话毫无生气可言，在和孩子的交心中他坦言唯一钟情的只有拆弹这项兴趣。在毫无技术含量的庸常生活下，詹姆斯自感他的拆弹技能没有用武之地，以至彻底迷失在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同样的桥段也出现在科斯铁特尔中风后去超市购物的情节中）。平静的日常生活已经把詹姆斯关在门外，他再也回不去了。战争重塑了他，他属于战争。影片最后，詹姆斯重返伊拉克战场，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归宿。伤害也好，造就也罢，战争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
三、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考察了疾病，尤其是那些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艾滋病、梅毒、麻风病等是如何一步步被隐喻化。疾病不再只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疾患，而被附着了道德评判或政治态度。她在书中提及的这些疾病，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受待见的病，往往症状可怖，不易治疗又极易传染。病人生不如死，社会压力和道德谴责在先于病人身体消亡前就已经宣判了其死刑。
疾病的隐喻由来已久。中世纪，黑死病在欧洲大陆肆虐期间，束手无策的人们就向上帝祈祷，组成游行队伍鞭打自己，向上帝宣示他们已经认识到罪孽，乞求上帝的宽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大流感也因为参战国深陷战争泥沼，讳莫如深，心照不宣，致使西班牙这个一战中立国稀里糊涂地背上了“西班牙流感”的黑锅，疾病成了政治的隐喻。
在这里谈及疾病的隐喻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就在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了整个世界。因为短期内医疗资源的紧张和对病毒认识的不足，病毒大肆传播，人人谈“冠”色变。病毒在入侵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进入了公共话题，下到街头巷尾，上至新闻报章。在病毒的传播过程中，一些隐喻慢慢附着其上。 “超级传播者”、“毒王”，民间用这种极富想象力的修辞来形容疫情中的“他者”，甚至就连病毒被正式定名为“新冠肺炎”前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病毒”这个“他者”意味浓厚的污名一度成为代名词。隐喻披着术语的外衣，谣言乘着科普的东风，一时间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科技的进步似乎并未完全压制住疾病的隐喻，隐喻一直潜藏在人的内心，如同病毒一样，它只是在找一个新的宿主。
话题转回科斯铁特尔。如果说某些传染病因其特殊属性容易被隐喻附着进而社会化，那么“中风”这种仅对自身造成伤害的疾病对科斯铁特尔又意味着什么？如果同样存在隐喻，那么科斯铁特尔又是怎样在和疾病的对抗中“去隐喻化”？在这里，用拳击擂台来对比传染病和“中风”之于人的影响是合适的，如果说前者是把人击中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把人击倒。行为能力丧失，认知能力下降，记忆能力衰退，“中风”的临床特点就如同自然界之“风”的意象，起势急骤、变化无常，“中风”患者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在这层广义的社会化的隐喻外，作者因其特殊身份和经历还为其添上了个体化的隐喻，即身份的剥夺和歧视。试想，一个印第安人通过自身的发奋和努力，并在人生的“边界点”抓住命运的垂青，冲破阶层的藩篱，最终跻身上层社会职业序列，却在一场并不体面的意外事故后罹患“中风”。科斯铁特尔从一个美国战地医生重新被“打回”印第安人，而且还是一个“中风”的印第安人，这种被剥夺身份后的落差无论如何让人接受不了。“我担心会失去医生这份工作，这个念头无所不在而且威胁与日俱增，我必须不断努力与之对抗。”所以，早期复健过程中，科斯铁特尔和“中风”一直保持着对抗的状态，“中风”之于自己就是敌人，这个敌人让自己印第安人的身份重新“显影”。事实上，科斯铁特尔在和康复治疗师雪儿的对谈中借《象人》这部电影，透露了“中风”之于自己潜在的隐喻，“象人把一名小女孩撞到了，其他人以为他要伤害她，把他追进一条死巷，打算殴打他。他们撕开他的头罩，梅里克（象人）喊道：‘我……我不是……动物。’”
“当事人终于预见自己的死亡和命运”，直到这里，科斯铁特尔才完成了与“中风”这种疾病的和解。科斯铁特尔复健的过程就是一部正视疾病的个人心灵史，他选择正视而不是“对抗”，其实就是奋力挣脱疾病对自己的隐喻和蛊惑。正视并不意味着向疾病缴械投诚，而是“坦承患病以来最深切的洞察、最深层的恐惧，迫使自己去面对这些缺陷与其实质限制。”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结尾处写道：“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艾滋病如此，“中风”如此，其他“疾病”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