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以为“新概念”是某种能力上的证明，第二次拿到一等奖时，连喜悦都不如以往真切。但如今却发现，“新概念”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获奖就好，“在写”这个行为本身，或许更值得纪念。
作者 林砚秋
一
原来记忆也一直都不为我所左右，我是很后来才明白这一点的。很多我试图用力去记住的东西往往时效一过就再不可寻，剩下来断续支零的，都是一些不可解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无意义的碎片。许多被定义为“重要”的事，好像也那么不重要地被我遗忘了，正如我现在在寝室的电脑前枯坐半个下午，最后也只能老老实实承认我对第十九届“新概念”的印象已经寥寥无几。
坦白说，我和上海这座城市并没有建立起太多的联系，虽然它和我家乡的气候更相似，距离也更近些，但是出于种种不可抗的原因，我去北京比去上海的次数要多得多，又阴差阳错地，没能到上海念书。第二十届“新概念”结束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这十八年来我只去过三次上海。而在这三次中，两次是因为“新概念”。
因此如果给出“上海”“冬季”这样的关键词，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新概念”、巨鹿路和《萌芽》，并顺着联想，串起一条回忆的溯洄。
已经没有办法再让我去准确地描绘决定要参加第二十届“新概念”时的心情了。2017年于我而言，是很特殊的一年。翻开高三一年用的台历，上面那些被红笔标亮的日子，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得多。在法定意义上成年的前夜，我断续地翻完了一年里全部的日记、微博和朋友圈，偶然间翻到那张被《萌芽》的摄影师拍到的照片，才忽然想起好像离下一届“新概念”的截稿期只剩下一个月。如果可以把“投过稿”视作参加，那么我也参加过3次“新概念”了。我很喜欢“3”这个数字，浑圆饱满，又带着点有始有终的意味，像是用过苦功的样子。可是产生“想要参加‘新概念’”这个念头好像从来就不需要什么苦功，仿佛这个念头本身就在那里，是个既定的存在，始终如一地等待读解。
我是个有些迷恋“事不过三”的人，但奇妙的是，我又一次读解了这个念头。
自期中季结束的那一个周末开始，初稿完成以后搁置了几天，中间又修改过两三稿，文章定稿竟然离截稿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定稿之后又拖了几天，直到我确定自己写不出第二篇稿子了，就决心去快递点把文章寄掉。之前两次我从未亲自寄过稿子，往往在最后一天，压着点让爸爸去寄顺丰，一口气寄出好多篇，好像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这一份快递当中寄掉了，心里空荡荡。这一次还是同以前一样选了顺丰，虽然现在时间充裕，但是我就这么一篇稿子，贵一点自然有贵一点的好处。在顺丰的回执上，可以看到快递的投递情况，两天后，我寄出的稿子就已经被确认签收了。那张回执我收在了抽屉里，一直不曾扔掉，偶尔一时兴起，也会拿出来扫一扫上面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着，要是没过，那么留下一个“难为他人言”的证据，也好。
我想其实我也没有想要证明什么。但是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企图，都好像是在做无望的、没有见证者的证明。
这也又是“难为他人言”了。
寄出稿子以后我就试图让自己忘了这件事。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直都不太有确凿的信心，投出这样一篇稿子更像是某种满足愿望的仪式，若太过执着于能不能通过初审，便就失去了我散漫的本意。等待的过程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填充，或许是此时心境已与高三的时候不同，又或许是大学第一个学期期末要适应的杂事太多，不像高中时每一天要做的也只是念书做题，重复性的忙碌之间，有太丰富的时间缝隙留给我去感知漫长且无用的紧张。兵荒马乱地结束长达三个星期的期末季后，某个睡意尚且朦胧的早晨，我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刷成绩，一刷却刷出了“新概念”的入围通知。在C组的开头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一瞬间风声涤荡心头，回过神来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却是，北京市的位置一直都放在好前面，好像去年也是第一个。
我倒在床上，呼出一口气，然后把入围推送迅速地转发给爸妈。
“这下又要去上海了。”
二
印象里2017年的上海冬天好冷。我端着一杯咖啡走了不过十分钟的路，露在外头的那只手便冻得僵硬，连做出五指弯曲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有些困难。考场里也没有暖气，开考前我搓了很久的手，才让手指间的麻木感稍稍褪去一些。去年参加比赛的整套衣服我都还留着，从头到脚，无论是米黄色的羽绒服，那条可以再塞下一条秋裤的牛仔裤，脚上并不保暖的运动鞋，还是那条胡萝卜色的围巾，因着某种机缘巧合都被我带到了北京。我也曾很荒谬地想过，要是我和去年穿得一模一样去参加比赛，会是怎样一种充满兴味的情致。可是过往经验真的是可复制的吗？蓄长的刘海，更换的组别，以及不同的考场，无言之中都在告诉我，所有的重复经验，都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新体验而已，区别再如何细微琐碎，都始终无法如一。
并且，连“如一”这个词本身都带着某种不确定的意味。到头来得到的顶多也只是一种假象，荒唐的重复背后仍然被定义了本质的不同。
更何况我其实也并没有多么期待如一。
不过进考场前我还是特意绕远路去买了一杯咖啡，甜度很低，一点也不好喝。我端着它走了两分钟就到考场了，这天的上海一点都不冷，更令人生气的是，逸夫职业学校里的暖气开得比北京还足，我坐了一会儿就脱了外套摘了围巾。
枉费我为了御寒还穿上了最厚的那件羽绒服。
有些惭愧的是，这一次我参加比赛的一切姿态，都显得很随便，甚至随便到进了考场，才发现自己没有带表，教室里当然也没有钟。一点顾虑也没有，我糊里糊涂地瞎写，自己毫不准确地估摸着时间，写了一篇平淡无奇的文章。虽然不知道时间也拿捏不好节奏，但是竟然比去年写得快，仰赖着再也不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信心，说了一些说时轻巧，再读便渐觉凄伤的真心话，算是写得蛮开心的。
考完试以后直奔环球港买新的书包，一口气买了两个，拎着超大的纸袋跟妈妈说这趟上海之行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爸爸妈妈也都没有问我写了什么，写得如何。刚开始我还想同我爸讲，但他并没有多少兴趣听，只是轻飘飘地笑了一下。
“没关系啦。先想好晚饭要吃什么比较重要。”
于是第二天我睡到十二点才慢慢吞吞起床准备去颁奖典礼走个过场。按照第十九届的经验，颁奖典礼其实什么仪式都没有，只是等到获奖名单公布以后按照所获的奖项去领个奖就结束了。结果到了青松城大酒店才发现，今年出乎意料地有了颁奖典礼，甚至也恢复了宣读获奖名单这一刺激的环节。可是这样的惊险好像也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连带着又一次拿了一等奖的喜悦，好像也变得没那么真切。我坐在贴着自己序号牌的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想。也许强烈的情感大多都是过期不候的，就连紧张担忧，也是如此。曾经我也以为对拿奖的期待会根植于心，可事到如今才意识到，获奖其实也不是我上海之行的意义，高三的野心褪去之后，对它的期待甚至抵不过买一个包。
但是今年的水晶杯和去年的不一样，两个不同的摆在一起，会比较好看。我极为诚实地想。
三
对气味的记忆好像总是苏醒得更快一些。我拿出今年冬天从上海买来的面霜，拧开盖子，那一瞬间的情致夹带在甜香当中扑面而来。
虽然于我而言，现场宣读名单少了点惊喜刺激，但是在焦灼的等待中显得尤为漫长的颁奖仪式里，哪怕再怎么压抑的情感，也都更加真实可感。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子听完C组一等奖名单以后就悄悄离开了。走之前她小小犹豫了一下，似乎是觉得在这样看似人人都心满意足的气氛下离开有些不合时宜，但她还是走了，离开的那一刻，她脸上有看着真切的平静与看不真切的伤心，混合起来还是让我觉得凄伤。
我一边闻着前一天试涂面霜的那一块皮肤，一边看着会场里坐着的百来人依次上台领奖。台下坐着的大多是高中生，经历着我去年不曾经历过的刺激，却也感受着一年又一年相同的紧张和惊喜。这些情感仿佛只有曾对这个比赛有过期待的人才能切实体会。我忽然想起，在第一刻刷出入围通知后没多久，就收到一个也参加过第十九届“新概念”的大学同学的微信。他把《萌芽》公众号里那条推送转发给了我，也没有说“你今年还参加了啊”这样多余的话，好像这些都是不需要思索和考虑的。
恭喜哦，他说。
谢谢啦，我回。
所有的关切和维系着的情感都不言而喻。
从前我以为“新概念”是某种能力上的证明，但是如今却发现，“新概念”的意义之于每一个参赛者，都绝不仅仅只是走到获奖处就停止蔓延。它更像是某种确证，代表的是“在写”这个行为本身。我仍旧在一刻不停地忘却那些我以为深深地刻在我的皮肤上的事情，慢慢地、慢慢地将那些或浅淡或突兀的事件磨成朦胧而支零的絮语和碎片。但是只要记录本身仍在继续，那些我所看到的便找到机会得以留存。哪怕这样的记录和琐碎的回忆并不能真实地还原故事的真相，可“如一”已经是那样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记录本身则是为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读解提供可能。写作从不试图重现流逝的时间本身，它的目的在于重建，而让写作成为写作本身，便已是写作的意义。
在燕园念了半年书，又读了一些小说，也写了一些东西，好像明明也没有发生什么很盛大的事情，但是确确实实地，从2017年初到现在，有一些念头生发了，也有一些不知从哪一刻开始便死亡了。我很认真地想过，我再也没有坚持做一件事比坚持写作更久，好像也再难有比这更擅长的事了。我不是一个太有自信的人，但一次一次地，我却总是能从参加“新概念”这件事当中，获得某种确证与信心。
也许这些徒劳的话一旦生成便再也没法准确形容我如今的心情了；也许遗忘才是永恒的；也许我以后仍旧是一个上海的陌生人，但是上海的冬天在我心里，却已经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也许以后不会再有像“新概念”那样简单而直接的事了，天真的时刻越来越少，认识到生活残酷真相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开始慢慢觉得被爱不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了，也逐渐意识到，获得快乐这样的事也并没有因为上了大学而变得容易起来。
可我还在写。单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一切都有了被谅解的可能。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5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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