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是爸爸的表哥，我们一个村，住错对门，在邻居的基础上又加了层亲戚的关系，比一般人家走的近一些。
之所以想起二大爷，是因为这几天重温《平凡的世界》，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孙玉亭，感触特深。他简直就是二大爷的翻版，如果作者是本地人的话，我觉得二大爷就是孙玉亭的生活原型。
有记忆的时候，二大爷已经四五十岁了。他神经有些不正常，老是大晚上的不睡觉，在大街上胡卷乱骂。他的孩子拿他没办法，就去叫我爸，劝他回家。
我五六岁，见他跳着叫嚣咆哮，几个人都拉不住，骂人直骂的声嘶力竭，醉角边积着些白沫还不肯罢休，心里怵怵的。
至于后来是如何被劝回去，或是什么时候回去，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直到骂的在没力气了，也或许听了爸爸的劝。我是早早就睡了的。
后来大一些，渐渐地知道了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大爷是村干部，就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亭一样，每天忙着，文斗武斗的闹革命，看谁不顺眼，就整谁。地里活不插一掀搂一耙。农活不多干，得罪人倒是把高手，村里被他整过的人，不少于三分之一。
当权的时候，村里人受了他的欺负也没人敢吭声，特别是成分不好的人家更是战战兢兢。听说几个有地主成分的老婆，和他有不清不混的关系，还有个生了和他儿子长得特别像的孩子，什么原因不说也明白，这种官僚村干部，村里人恨得牙根痒痒。
就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不知遭了什么变故。原来的生产队不要他，打算新进的生产队也不要他，愣是生生的把他从队里给挤了出来。
当大家都满怀希望的侍弄自己新分的责任田的时候，他一家愣是被空置了，没有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地。
他当然不愿意，一趟趟的找领导，哭诉，哀告。最后得到的解决是，给他家在离村子最远的那块田里劈了五亩给他家，别的好田都有了主了，不好办。
六个孩子，加上他老两口，一家八口人，五亩旱田，那地是只能做春地种，从不收麦子。
当时正常的分法是一口人三亩多田。他家八口人，该分二十多亩田。
分这么少的田，又是不产麦子的薄田，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可又改变不了现实，一趟趟的找，一趟趟的求，最后不了了之，他就不正常了。
他家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二大娘和孙玉亭的老婆有一拼，印象中的她，天天叼个烟卷满大街溜达，不下地劳动，也不缝一针一线。在二大爷当权的那些年，一家八口的吃穿，找人做，给她们做这些过的，也大多数成分不好的地主家的婆娘。
下台干部，又是那么不招人待见的下台干部。在无权的时候，多少人想给自己当年的委屈找个出口，遭排挤，可以预见的。
二大爷的日子不好过，偏偏遇上二大娘也不是善茬，日子不好过了，矛盾就多。两人经常大事小事的吵闹不停。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两个人打架，闹到我奶奶那，让评理，原因是因为二大娘偷着吃了两个鸡蛋，还毁尸灭迹的把鸡蛋皮也烧了。可办事不利索，没烧完，被烧火的二大爷扒灰的时候扒拉出来了。
看着二大爷脸上被挠的一块块的挠印，二大娘哭的一把鼻滴一把泪，连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都觉的挺没劲。后来，奶奶把积攒了多日的二十多个鸡蛋给了他们，好说歹说，他俩才回家了。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二大爷一家的生活已经大有改观，虽说没地种，好歹那时候兴起了外出打工潮。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到了可以出去打工的年龄，虽然过得不好，可也不至于挨饿了。
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会有一次阵痛，人也一样，每一次磨难都会使人越发成熟。二大爷经过几年的哭哭闹闹，最终接受了苦难的生活。
生活是个炼金炉，二大爷渐渐变得勤快起来了，也找到了适合他的职业——每天赶着毛驴车到处转——收废品。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慈祥老头，和别人一样的受着儿孙们的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