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羡林曾在北大旁听说起

　　柳哲

　　北大资深教授、学界泰斗季羡林于7月11日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可谓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北大设立灵堂，膜拜祭奠者络绎不绝。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北大学界泰斗的季羡林，早年曾一度在北大旁听，是位不折不扣的北大“偷听生”。

　　季羡林晚年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及这段往事：“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不满足于清华西洋文学系的课，还旁听本校陈寅恪先生、朱光替先生等的课程。他回忆说“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情感美文 www.wenzhangba.com)

　　对于求知若渴的季羡林，清华的教学已不能满足季羡林的求知欲，他就经常到当时的燕京大学(今属北大)和北大去旁听。季羡林回忆说“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指北大教授郑振铎)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重温季羡林先生关于旁听的这些往事时，我有颇多感慨，季羡林先生不愧是位转益多师的通儒。试想，如果当时的北大和燕大、拒绝校外求知者旁听，也许季老就不能成为今天的一代大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