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汉朝时候，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代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某地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痛苦：像学泳者没水时的窒息，曾以为那是走不到头的隧道。
失望：在成长的路上抛下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幻想，像蜕掉一层又一层皮，这就叫成熟。
困惑：一次又一次迷失坐标,像被世界丢掉的孩子那样无助可怜。 ----张宏杰《千年悖论》
●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惟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但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就无论如何不可原谅了。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专制统治者的自私和阴狠。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细致，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欲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悄悄销毁家中的不法文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内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农民起义似乎也只有在中国才如此频繁的上演。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利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整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张宏杰《千年悖论》
●从很小时候起，朱隶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成帝永始元年（前１６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贡赋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依然简朴度日。他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通宵达旦，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高峰。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
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了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为俘虏。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实际上杨广是个天赋极高的人,他才华出众,从他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笔相当出色 ----张宏杰《千年悖论》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二十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张宏杰《千年悖论》
●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强调秩序。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静态的，条理分明的。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三皇治世，五帝定伦，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上天早就规定好了的，并且在《周礼》等上古传下来的经典中阐明，天子的使命就是使一切回到原来的规定上去，克己复礼。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 ----张宏杰《千年悖论》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