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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王誉昌、王应奎二人,都喜爱文学,王应奎尤其喜欢作诗。
有一天,王誉昌对王应奎说:“作诗必须变不类为类,才能写得好。”
王应奎不解地问:“什么叫‘类’,什么叫‘不类’呢?”
恰好桌上有毛笔、砚台与茶杯三样东西,王誉昌就指着对王应奎说:
“这毛笔与砚台是同一类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类’;茶杯与笔砚不是同一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不类’。
“写诗的人要能将它们全都熔铸为一体,这就是变不类为类了;如能熔铸得天衣无缝,这诗也就高妙无比了。”王应奎细细琢磨,觉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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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王应奎拿来杜甫的几首诗向王誉昌请教。
王誉昌指着其中的一联“小摘园蔬联旧雨,浅酌家酿咏新晴”,对王应奎说:
“这一联写得最好。你看:园蔬与旧雨、家酿与新晴,都不是同一类的东西,却用意境将它们都联为一类了,而且浑然天成,绝无斧凿之痕。如果你的诗作都能如此,那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
这一联诗确实写得好,你看:雨后初晴,诗人在园中采摘蔬菜,菜上尚沾满点点雨滴;摆上刚刚炒熟的菜,斟满家中自酿的酒,诗人在院中浅酌慢饮,欣赏、享受这片灿烂的阳光。
好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图!“旧雨”又可以解释为“老朋友”,与老朋友在阳光下浅酌畅叙,自然又别有一番情趣。
其实,何止是写诗,写散文提倡的“形散神不散”,写议论文要求围绕论点组织的材料,不都是在“变‘不类’为‘类’”吗?
能够将“不类”之物巧妙地熔铸于一“类”之中,则无论诗词文章,不都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