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民族》是一本由【英】T.M.迪瓦恩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元，页数：9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格兰民族》读后感(一)：火热时代：18世纪苏格兰的春天
在阅读《苏格兰民族》一书时，我们能从作者营造的时代图景中，在18世纪中叶的苏格兰地区看到这样的景象:
这种救济现象的出现，无疑是苏格兰社会可以追溯至12世纪的济贫体系渊源。1535年关于乞讨权的重要法律、1574年《惩罚身体强健或个性懒惰的乞丐，及济贫扶弱之措施法》（简称《济贫法》），为苏格兰济贫制度打下了基础。但直到17世纪中叶，当长老会完成了全境范围内的堂区制度建设时，济贫制度才真正开始建设、发展。1672年，小会与当地地主负责济贫法的执行工作，低地堂区积极为贫民提供救济。18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堂区承担了济贫责任，并认真部署济贫措施。逐渐发展的济贫制度，帮助了居民渡过了眼前的难关，逃离了困境，并在粮食调度、价格平抑、分配补贴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当下生活在中国的我们，至少是从我的视角来看，是很难理解这样一种慈善行为的。这是即不要求什么物质回报，又很罕见的形成了联合济贫的现象，其广度涉及了苏格兰的11个郡。作者在书中将济贫制度形成的缘由，归结为基督教伦理价值中“帮扶穷人”的观念；将联合济贫现象的出现，与流行于统治阶级当中的“人文人道主义”思潮相联系，乃至于主张要求社会精英有责任建立一个“更为良善且文明”的社会。对于“良善”的词解，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发言权，罗翔老师所留的这个“课后问题”，一定是无法得到标准答案的，需要我们一辈子去书写的。而在18世纪的苏格兰，更多人参与到的这份关于“良善”的追求，带来的是更为灵活的济贫政策与辅助措施，为需要帮助、深陷困厄的居民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这对于降低该时期社会矛盾爆发的风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仅仅是建立在堂区制度上的救济体系，在作者的文字中，18世纪的前六十年，整个苏格兰社会都呈现出了难得可贵的欣欣向荣，这期间最为重要必定是围绕《联合条约》（ 1707年联合法案 ）开展的“苏英联合”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联合条约》这样一个文件，或许可以从两国存在的差异与利益交换（勾引）来思考，这就会涉及大量的因素，如宗教问题、政党勾结、政权结构与贸易壁垒等，书中提及或未涉及的变数。就以稍大范围的经济因素为范式，在联合（苏格兰在大不列颠之中）这样一个外交事件中，英方主要采取的类似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通过外交敲打（亦或达到讹诈），来完成经济目标。而苏方则需要清楚他们需要抵抗什么，并在这个联合的趋势之中争取更多的利益。苏格兰此时也处荒年，加之欧陆方面以保护主义对大不列颠出口市场的限制，货币、粮食同时稀缺，引发了难以估量损失的经济危机。深挖原因，这与农业结构占社会成分，以及农业所面临的长期周期性粮食富裕对粮价造成的下行压力，这真正威胁到了地主、佃农的收入。
此时的英苏合并，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会将苏格兰的经济拖入“欠发达的发展”中，这样确实让苏格兰贵族形成一个短期性外流，即是资本的外流。但其实同时打开了与英属殖民地的贸易通道，条约第四条赋予苏格兰商品在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免税流通的准入权，第五条将所有苏格兰的船籍划归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享受到了英格兰《航海法》带来的特权与保护性待遇。所以在一时期我们能看到一个新的贸易格局正在萌芽，新格局以与英格兰和殖民地的贸易为重点，在合并后构成了苏格兰经济对外联系的核心。同时根据《条约》建立了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苏格兰商人是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依法开展商业活动的。苏英的联合，也带来了苏格兰的麻纺织、英格兰的棉花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也为工业革命的发生预备好了产业环境。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虽然是悲乐并存，目标都没有全盘兑现，但却充满了引发变革的经济动因。
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还涌现出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一批杰出人物，社会同样出现了启蒙的思潮。苏格兰的思想启蒙之基是其拥有的五所大学和一套堂区学校制度，并通过1696年的《学校安置法》推行至“全国性制度”，实属西欧之罕见。他们的神学信仰也有了明显的学理色彩，讲求“信仰应诉诸于头脑而非内心的冲动”，苏格兰也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学者、学术和先进理念的交流。哈奇森思想通过格拉斯哥大学影响苏格兰，教化了约四分之一的苏格兰教士，“温和仁善的情感”也成为哲学教纲。他的思想令苏格兰的神学更加的宽厚、包容，在信仰正确性的前提下，主张神性与理性的同等重要性，将“天”的神学层次，拉到“人”的伦理问题讨论中。而教育制度的建设，更是堂区模式不朽的贡献之一，苏格兰市民被视为“整个欧洲最开化的民众”，苏格兰乡村拥有“全世界文化程度最高的农民阶层”。所以这时期的苏格兰堂区学校被视为“知识民主化” 的摇篮，不同阶级的学员平起平坐的班级制度带来了苏格兰独有的价值观。这时期的堂区学校、教育具有普及化、正规、女性开始被关注、慈善救济、较低的学费水平、教师数量和工资补助难以跟进的种种特点。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与经济的不断增长是相联系的，但也会造成识字率与写作率的不匹配，民众多数掌握阅读能力，但是真正又资金去学习写作技能的人却少之又少了。值得一提的是，苏格兰建立在堂区制度上的教育与学校传统，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的共同合力，让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乘着大不列颠发展的东风，获得极大的发展，为社会结构转型创造一个个积极条件。更是欣喜看到的是，这一时期有更多的人追逐“良善”为最高追求的人道主义伦理，让整个苏格兰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这也许就是罗翔老师问题的一个答案，一个有着历史见证的答案，一个有着火热时代的苏格兰。
面值：2英镑；背面：分为四部分的拼接图，代表苏格兰的蓟花与代表英格兰的玫瑰花茎相连，代表两国的联合；花卉旁边的议会闸门代表两个议会的联合；边缘铭文：联合为一个王国 United into one kingdom
P.S.久未动笔，浅尝辄止。本来安排的读书计划也被家事耽搁，一个星期的陪护工作，让本书后半段的阅读质量较差。本书第一二部分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又因家事使我对“良善”一词也思考良多。因此从这一词切入，简述一下苏格兰这段火热时代的点滴。世界史功底较弱，文中不免会有疏漏，也请多包涵指正。
《苏格兰民族》读后感(二)：胡莉评《苏格兰民族》｜“无国家”民族苏格兰的历史书写
自1999年苏格兰议会建立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问题越来越引起专业史家与大众的兴趣。2014年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引起世界瞩目，它的结果虽以“否决独立”告终，但2016年英国“脱欧”事件与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苏格兰与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关系（胡莉：《政党政治视野下苏格兰双重认同的变化与苏格兰分离态势的加剧》，《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在苏格兰民族党（苏格兰议会多数党）要求举行“二次独立公投”之际，《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及时地让国内读者从苏格兰的视角思考苏格兰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抉择。本文将简述这部享誉英语世界的历史著作的学术史与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并探讨苏格兰作为一个“无国家”（stateless）民族的历史书写的困境。
一
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为一个国家，自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中叶，苏格兰通过这一联合收获了巨大的好处，成为英帝国的“母国”民族。在此背景下，苏格兰人“颠覆了前几代苏格兰人在他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时所拥有的强烈的自豪感”（Colin Kidd, 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Scottish Whig Historians and the Creating of an Anglo-British Identity, 1689-c.18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 268），逐渐乐意将苏格兰民族与英国国家绑定在一起，接受了“苏格兰—英国”这一新生的民族身份。相应的，在史学领域，马里内尔·阿什（Marinell Ash）指出，十九世纪中叶，“苏格兰的历史奇怪的死亡”，指的正是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书写的衰落。
伴随十九世纪末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萌生，知识界对苏格兰民族历史的兴趣开始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展。1886年苏格兰历史协会建立，1901年爱丁堡大学设立苏格兰史教职，两年后格拉斯哥大学也设立了苏格兰史教职，1904年《苏格兰历史评论》刊行。这些都说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苏格兰的历史。即便如此，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苏格兰历史书写很少旗帜鲜明地从“民族”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历史。这一时期著名的苏格兰史学家彼得·休谟·布朗（Peter Hume Brown），十分关切苏格兰的民族性，但他三卷本的《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也并不能称作是一部苏格兰民族的历史。
《苏格兰史》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学家对苏格兰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三部比较重要的苏格兰通史著作出版，分别是：1970年出版的罗莎琳德·玛丽·米奇森（Rosalind Mary Mitchison）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1978年出版的J.D.麦琪（John Duncan Mackie）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以及1993年出版的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的《苏格兰新史》（Scotland：A New History）。其中，米奇森的著作受到专业史家与普罗大众的普遍欢迎，至2002年已经再版三次。总体看，这些历史学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从民族的角度重新看待苏格兰的历史，林奇就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历史上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形成及内容。
不过，上述著作始终没有在其书名中突显“民族”二字。直到1999年苏格兰议会建立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T.M.迪瓦恩（Sir Thomas Martin Devine）出版了《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The Scottish Nation: A Modern History，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徐一彤译，以下引用本书，均只标注页码）。至此可以说，一部正式将1707年英苏联合之后的苏格兰视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著作面世了。在书名中突出“民族”二字，或许是要表明，苏格兰在1707年之后仍然以一个民族的身份存在着，而不仅仅是英国的一个地区。苏格兰的历史不是地方史，而是越来越朝着独立轨道发展的一个民族的历史。迪瓦恩本人的知名度与本书果敢的书名，引起了整个苏格兰史学界乃至英格兰史学界的注意，史学界知名人物纷纷为此书作评。
二
迪瓦恩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专业史学领域之外的普罗大众提供一部苏格兰民族的历史著作。在他看来，“苏格兰社会已经进入历史性宪制变革时期”，学术界不能故步自封地不“介入媒体和公共舆论界对苏格兰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新著，而是“一部综述性作品”，其“叙述和分析里加入近年来史学界一些开创性著作的内容”，但作者也对既有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第1页）。就此而言，那些对苏格兰民族历史感兴趣却知之甚少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本书，知晓近些年史学界对苏格兰民族史的许多重要观点。
既然在书名中格外强调了“民族”二字，迪瓦恩就不能像米奇森那样仅仅按照编年的顺序来写作，也不能将笔墨均摊于各个历史时期。作者将全书按照历史脉络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若干不同主题的章节，通过时间线索与主题设定相结合的方式，作者试图呈现1707年之后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
迪瓦恩将1700年至1760年作为本书第一部分，主要写作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以及联合之后苏格兰如何逐渐融入联合王国但同时保持其民族性。第一章是“苏格兰在大不列颠之中”，总述了1688年“光荣革命”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包括：双方如何走向建立联盟国家，1707年的联盟国家制度如何让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但又维护其民族传统，以及苏格兰如何从联合之后最初的不适应到最终接受英国国家。第二、三、四、五章，迪瓦恩展示了这一时期詹姆士党叛乱的兴起与失败，苏格兰经济由衰转兴，苏格兰思想界由保守转向启蒙以及苏格兰长老派教会对地方的治理。这些章节最终要说明的是，这些转变使得苏格兰成为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同时也使苏格兰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性。
1880年，苏格兰圣伦纳德工厂里用于织亚麻布锦缎的提花动力织布机。
第二部分讲述1760年至1830年间，工业化、城市化在苏格兰的进展及其对苏格兰传统社会的冲击。第六章“历史转折中的苏格兰”总体叙述了苏格兰的工业革命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第七、八、九章展示了苏格兰低地乡村的经济变迁、城镇化以及高地土地制度变革与氏族的瓦解。第十章叙述了工业革命进程中苏格兰基层民众对现行贵族统治制度的反抗。第十一章则转到这一阶段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变化上，重点讲述高地风尚如何成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化身。通过这些章节，迪瓦恩意在说明：苏格兰传统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英格兰一样成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尽管苏格兰经常处于被英格兰同化的危险中，但高地风尚成为苏格兰凸显并维持自身民族性的一项重要工具。
第三部分的时间跨度是1830年至1939年，包含十一章。本部分的章节主题设置略显杂乱，难见清晰的逻辑，但这些章节似乎又可以浓缩在这一主旨中——应对工业化过程中苏格兰经济、社会、政治、人口、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持续削弱着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但又并未导致其彻底消失。这一部分的总体背景是该阶段苏格兰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它的畸形繁荣是其他领域变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迪瓦恩向我们展示了：苏格兰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苏格兰精英们一边维护帝国，一边坚持维护苏格兰的民族性。总之，在这一时期英国国家力量频繁介入苏格兰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苏格兰仍旧保持着独特性，成为英国内一个依旧可以识别的民族与社会。
第四部分的时间跨度是1939年至2007年。迪瓦恩首先论述了1930年代至1960年代苏格兰经济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展开各章节的叙述。作者认为，经济问题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但也是1979年苏格兰分权公投失败的原因，“人们比起宪制改革更关心工作岗位和生活水准”（756页）。在“一个民族的重生？”一章中，迪瓦恩讲述了撒切尔与梅杰执政时期，苏格兰如何重新成为了一个民族。与史学界主流观点一致，迪瓦恩认为，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及确保改革实施的政治体制，导致苏格兰人开始明确拒绝英国国家权力对苏格兰社会的直接干预，因为苏格兰人认为自己需要建立一个苏格兰议会来维护苏格兰的利益，保存苏格兰的特性。本部分还叙述了英帝国的终结之于苏格兰的影响。作者认为，帝国终结时“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的信念却空前高涨”。随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成为维护英苏合并关系的真正基础（810页）。
总体来看，迪瓦恩完成了他的写作目的，展示出了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延续性。读者们可以发现：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之后，苏格兰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认同，这体现在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独特的教育、大陆法与普通法混合的法律体系以及偏好社会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尽管在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全方位的变革中，苏格兰总是面临被英格兰同化的危险，但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即便其民族认同的内容已经失真。
在写作方法上，迪瓦恩将苏格兰与同期的爱尔兰、英格兰以及北欧国家做对比，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便无从判断苏格兰历史体验中的哪些部分是独特且有代表性的。”（第2页）迪瓦恩在各部分的写作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我们看到，苏格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特殊性。例如：英格兰现代化是渐进的，苏格兰则具有骤变特点，二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并不完全一致；议会改革之前苏格兰的选举制度更加腐败，尤其是贵族举荐制，其对苏格兰政治与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不同于英格兰；苏格兰工会没有英格兰强大，底层民众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体验与认知也不完全同于英格兰；苏格兰的移民率仅次于爱尔兰，是一个向外的民族；苏格兰更愿意支持自由党和工党，等等（134、 241-250、322、593页）。
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并不是一部自始至终贯穿着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苏格兰民族史著作。迪瓦恩秉持了历史学家尽量保持客观求真的态度，在涉及联合派与分离派争执不下的历史问题时，作者引述了学术界不同的观点，并没有总是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的确是一部“无论苏格兰统一派还是民族主义者都能够满怀自豪地放在自己书架上的著作”（见本书推荐语）。
三
尽管迪瓦恩在序言中就已告诉读者，本书的写作重点是第二、三部分，因为“苏格兰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二十世纪苏格兰的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奠定”，第一、四部分并非本书核心（第2页）。但是，作为一部长达八百多页的著作（中译版），第一、四部分只有不到三百页，第三部分却长达四百页，仍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毕竟，第一、四部分涉及的时段在苏格兰民族的历史上非常关键，前者是苏格兰从独立的国家逐步融入英国的时期，后者是苏格兰从英国的一部分走向民族分离的时期。迪瓦恩过于轻视了这两个时期，因而也招致专业史学家的批评（W. W. Knox, The Scottish Nation,1700-2000 by T.M. Devine,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Apr. 2001, Vol. 80, No.209, Part 1, pp.139-141）。
本书的另一不足之处在于，尽管作者书写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历史，这里的“历史”，按照迪瓦恩所说，是比较宽泛的，包括苏格兰的各个领域。但是，通读本书，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的重点在经济与社会（这也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而有关政治、宗教、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容过于简要。此外，迪瓦恩的叙述重心是苏格兰西部，因此有评论苛刻地指出，这不是一部苏格兰民族的历史，而是一部苏格兰西部的历史，全书有太多关于格拉斯哥的描写（Robin Macpherson, The Scottish Nation,1700-2000 by T. M. Devine,Reviews in History, 1 May 2000. https://reviews.history.ac.uk/review/101）。
这些不足折射出的其实是苏格兰这种无国家（stateless）民族历史书写的困境。
首先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定义苏格兰，其关乎研究苏格兰的方法路径。社会学家大卫·麦克龙（David McCrone）在《理解苏格兰：一个民族的社会学》（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一书中指出，“苏格兰”既可以指一片故土、一个地区，也可以指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还可以是一个富有特色的民族，每一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含义（p.53.）。如果将苏格兰视作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民族，那么，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范式并不适合研究苏格兰。麦克龙无奈地指出，社会学中的传统分析模型适用于国家与民族相统一的社会，其对苏格兰来说基本无用（David McCrone,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 Routledge, 2001, p.53.）。
《理解苏格兰：一个民族的社会学》
同样的情况存在于历史学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主导史学界的民族国家书写范式主要关注的是独立的民族国家，旨在探究该民族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种特点。这种书写范式并不关注苏格兰这一英国内的“地区”，从而造成苏格兰的历史书写长期局限于地方史，且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更大的困境在于：由于当今的苏格兰正在谋求脱离英国，建立独立的国家，而要书写一个试图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的历史，又免不了采取民族国家的书写范式。因为，民族国家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民族主义的内核。这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它的至高追求是建立本民族的独立国家，民族因此而无比自豪。然而，正是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苏格兰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矛盾性——民族因具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而骄傲，民族最终要追求自己的国家，但苏格兰民族曾在1707年选择放弃独立的国家身份，愿意接受“苏格兰—英国”民族认同，甚至在有机会选择独立的2014年，也没有选择离开联合王国。
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出现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必须拥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吗？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界定民族，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不处理好这些问题，就很难书写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
最后，就中译本而言，笔者十分欣佩译者的毅力与敬业，但不得不说，本书的几处翻译有待商榷。例如将“苏格兰民族战争纪念碑”翻译为“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恐怕不妥，毕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格兰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再有，将kirk session翻译为“堂区小会”，可能也不妥。它是长老派教会最基层的组织，发挥着重要的基层治理功能，包括济贫、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不是一个“小会”那么简单。总之，在市面上有关苏格兰历史的著作（包括译著）屈指可数且主题单一的情况下，本书的中译本无疑将有助于中文世界认识苏格兰，更好地理解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异同。
《苏格兰民族》读后感(三)：风笛的旋律响彻云霄~~~
Sing me a song
Of a lass that is gone
Say, could that lass be I ？
Merry of soul she sailed on a day
Over the sea to skye
Billow and breeze
Islands and seas
Mountains of rain and sun
All that was good
All that was fair
All that was me is gone
~~重复上述~~
在读这本苏格兰民族史的时候，上面这首歌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看过《古战场传奇》的人应该会熟悉这首歌，它正是这部英剧的主题曲。
风笛声高昂，方格呢裙飘扬，詹姆斯党人的魂灵依旧在高地游荡……
1746年4月16日，卡洛登荒原上的最后一搏，仅凭着苏格兰人惯有的一腔热血与英勇彪悍，去面对英格兰部队的精良装备与葡萄弹的炮火，惨败是难以避免的。
但这戏剧性的叛乱历程却被后世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所追捧，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
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人生成败，与苏格兰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牵绊。历史真相与传奇故事总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杂糅在一起，究其核心便是---苏格兰高地氏族的善战与忠诚。高地人在叛乱的军队中始终充当主力，他们的战士装备精简，吃苦耐劳，比英格兰正规军更为灵活，且严格遵守氏族社会的秩序与规则，为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事业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1707年，世人本以为合并后的苏格兰状况可能会更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苏英合并为苏格兰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环境。虽说风险与机遇并存，但也确实为苏格兰带来了实惠。这里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 苏格兰的社会精英阶层为推动苏格兰经济发展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阶层的进取精神也成为此一时期经济发展锦上添花的一笔。
第二， 苏格兰具有地质与地理条件完美搭配的天然优势。这样的自然禀赋让苏格兰低地地区很快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和中心城市聚集地。
第三， 苏格兰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教育基础成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助力。尤其是在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技术转让和熟练工人的引进方面。同时，苏格兰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苏格兰的“改良”农业生产模式也已闻名于世，成为整个欧洲高效农业的典型范例。除此之外，在银行业、保险业，苏格兰人也非常超前地推行了诸如“现金账户”（cash accompt）和透支等新的经济理念，从而引领了欧洲行业发展。
诸多事实例证说明，当时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并非寄生关系。实际上，苏格兰是以一己之力对科学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并且，这些可喜的成就又进一步表明，苏格兰社会本身即拥有丰富的才能与创见，足以利用苏英合并的契机来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嗨！~既然提及【银行业】了，那么就不要错过【甲骨文系列】的另一本杰作《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吧！~~冯璇老师的译作，流畅而优美！~）
苏格兰在经济上的成功不但消除了苏格兰人在民族身份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也为苏格兰社会提供了一个民族荣耀与自我标榜的强大源泉。
苏格兰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中的革新领军作用；在工商企业领域所表现出的精明、坚忍与不懈的进取心，都是令英格兰人不可忽视且高度倚重的。这也恰恰证明了苏格兰人在协助建设伟大帝国的事业中，足以有资格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彼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苏格兰人，才是为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殖民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对苏格兰人本身而言，不列颠帝国也是通往自豪与富足的光明之路。
在当时，英伦人士都倾向于称大不列颠岛为“英格兰”，而在描述整个殖民帝国时，却总是以“不列颠”相称。帝国的殖民版图所带来的自豪感激荡在每一个英伦人士的心中。这当然也包含了苏格兰人！
从【威廉-华莱士】到【大卫-利文斯通】；从【威廉-麦奎恩-兰金】到【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从【安德鲁-费希尔】到【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从【罗伯特-伯恩斯】到【约瑟夫-李斯特】与【詹姆斯-辛普森】爵士……
强大完备的苏格兰民族认同可以在联合王国的政治框架下存在，并为苏格兰社会的文化成就提供坚实的基础。维多利亚时代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为这一点提供佐证。并且，苏格兰的科学、医药与技术发展也维护并增强了它享誉世界的声名。
不可否认的，就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是对苏格兰高地钟爱倍加。她不但在迪赛德（Deeside）修建了每年秋天都要在那里度假的巴尔默勒尔行宫，甚至还曾声称自己内心向往詹姆斯党。正是鉴于女王的这种推崇备至的态度，才使得高地风尚在英伦宫廷与民间风靡一时。方格呢也就此正式被接纳为【苏格兰身份认同】的标志。
事实上，早在1830年之前，高地的方格呢与格子裙便被当作是【苏格兰民族的代表性装束】。然而，这些民族符号之所以被广泛流传与使用，应归功于以长裙为标准服饰的苏格兰军队。他们身着方格长裙，在为帝国八方征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并为世人所传颂。
（既然说到维多利亚女王，那么就至少有2本书不能错过了：《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和有趣的《贪吃女王：维多利亚的饮食与王室秘辛》。）
早在17世纪时期，苏格兰就发展出一套“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为生活在各个阶层的苏格兰人提供了普遍的受教育机会，并且始终将学费维持在颇为低廉的水平上。教育构成了这一时期以及后续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他们打上了潜在的苏格兰印迹，这也是苏格兰的民族身份在不威胁到联合王国体制的前提下，得以很好地保全的一种手段。毕竟，在英格兰只有两所大学的时候，苏格兰就已经拥有五所大学了呢。
尽管在刚开始推行《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时候苏格兰人屡有骚动、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法律的名声也有了显著的改善。时间推进到1886年，该法律已经大体上解决了小农场农民的不公待遇，因此继续挑起骚动事端已经是毫无正当性可言的了。并且，小农场的农民们很快就将此份法律奉为高地社会的“大宪章”。因为它赋予了小农场的农民们特殊的地位，即“给他们以土地产权的绝大多数好处（他们要求的保障与权益）却同时让他们免于承担这些权益背后的代价”。这部法律促进了小农场社会的进步，但却不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在总体趋势当中，对高地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则是世界粮价的下降。对于大量仰赖粮食进口的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个好事情。然而，《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条款看似仁慈实则难逃保守的窠臼，它并不能为当地经济的根本性改变而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而现实生活中，令当地人口大量迁徙流失的状况已然在20世纪初就几乎无法阻挡……
移民潮，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重要历史变迁环节之一。人类基于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而背井离乡迁徙到一个陌生的、充满希冀的地方，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在欧洲侨民外迁的潮流当中，【苏格兰】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这一点也在美剧中亦有各种各样的体现）。
在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在整个欧洲的移民率都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爱尔兰排名第一，而苏格兰与挪威则持续地在第二与第三位反复交替。但在诸如1850年代、1870年代、1900年代早期和战间期的欧洲四次大规模移民潮中，苏格兰的移民率则稳居第一，仅偶尔会略低于爱尔兰。
如果将迁入英格兰的苏格兰移民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苏格兰将会是在近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头号移民来源地。
受时代背景的局限，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仍被“女人应当结婚持家”这种观念所束缚。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社会观念决定了女性所能够从事的工作、能够赚取的薪酬，以及能够接受的教育。这些根本的元素又从方方面面地影响着女性的生活。
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1775.12.16~1817.07.08）与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1.29~1888.03.04），她们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之前，但她们的作品却深深地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者。
这两位小说家虽说都写出了关于爱情、婚姻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但她们自身却是终身未婚的。然而，终身未婚也丝毫未曾掩盖她们的聪慧与机敏，笔下的传世之作便是最完美的回应。无论是《傲慢与偏见》还是《小妇人》，无论是大不列颠本土还是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她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女权意识的觉醒，并且这两部也都算是作者的半自传体小说。这种注重表现女性意识，宣扬美好品质，却同时又能在最细微处揭露世俗观念对女性群体的那种【表面保护实则限制且比男性低一档】的恶劣标准，恰是那份不动声色的嘲讽成为这些小说著作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而从苏格兰本土的角度来看，单身母亲并非个别现象。基于男性的平均寿命相较女性短，且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导致英年早逝。在191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显示，寡妇在25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中占比已达12%，那么显而易见地接下来一战、二战的爆发将会令这种状况更加严重。
但保持单身状态的远不止这种被迫终结婚姻的，更多的是未婚女性。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苏格兰人口的内部迁徙与对外移民是十分盛行的。这导致适龄男女人口比例的失衡，自然也会使婚姻的频率下降。女性单身的比例增加，这在当时那种极度保守的社会观念下，不难想象那些未婚女性在人生中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焦虑乃至屈辱……
不过，在苏格兰的婚姻群体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令人联想到身边的人与事。
那就是，透过人口普查发现，因地区、职业和阶级而异，已婚家庭的子女生育数量存在这非常大的差别。
比如，在苏格兰西北部的大部地区，小农场农民和矿工通常会组建7人以上的大家庭。重工业和造船业工人平均生养6个或以上子女。纺织业工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羊毛纺织业工人）家庭规模相对小一点。但从整体看，工人阶级的内部差别并不大，基本维持在5-7个子女的状态。但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差异就变得明显起来。20世纪初期，苏格兰的医生、律师、教师和牧师家庭通常只有5个以下子女。而书商、水果商贩、文员、酒馆经营者和杂货店老板的家庭也基本一样。及至一战爆发之前，典型的两孩家庭模式已经率先在医生和牧师等行业的家庭中出现了。
后续，随着苏格兰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非婚生育在整个苏格兰都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排斥。纵观历史数据，苏格兰的生育率之所以在187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之间突然下降了近一半（人口史学家称这段影响了人口格局的剧变为“寂静革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夫妇决定生育更少的子女。而这一点在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收集到的证据中也得到了证明，家庭规模缩小的趋势取决于夫妻控制子女数量的意愿，而非人工节育手段的普及。
一战期间，女性职业化的势头让女性劳动者的存在感有所提升。但战后，苏格兰工会的立场就又恢复到之前的“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女性别分工的传统保守思想上了，这令战时女性工人的影响力成了昙花一现。更有甚者---马瑟韦尔工会的【查尔斯-罗伯逊】就曾断言，女性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深度参与“对公序良俗造成了令人扼腕的坏影响”，并宣称女性应尽快回归家庭，即她们的“天职所在”。（这个世界上持类似相同观点的还大有人在…）
妇女参政权、投票权，以及同工同酬等等平权的争取之路漫长而艰难，但终究是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战争是人类加诸在自身的巨大灾难，那么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在这份灾难的另一面则是（1940年）劳动力稀释协议（允许女性从事之前仅由男性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和女性工作32周之后就享受跟男性工人同等薪酬的待遇。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意味着，当二战结束的时候，有更多的女性保住了自己战时的工作岗位。但同工同酬这一点在许多行业都还未曾达到。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在1943年开始实行的必要食品的【配给制】，反倒使苏格兰民众的身体状况好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穷人与贫民窟居民的改善尤为明显。苏格兰人体质的改善也反映出了政府在民众营养学方面予以的关注和重视。
汤姆-约翰斯顿，这位德高望重的左翼政治家，时至今日仍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他在1941年2月被任命为苏格兰事务大臣。这位实干派的政治家致力于在苏格兰达成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他极力争取，在苏格兰问题上获得了几乎不受干预的【自由裁量权】。就连丘吉尔也曾在唐宁街的一次招待会上问候他说，“啊，苏格兰王来了！”
而约翰斯顿在苏格兰事务大臣任上的各种措施也有力地证明了，有些时候公权力的干预也是能有效地改善公民的生活品质的。
从1707年《联合条约》签订至今，苏格兰与英格兰携手经历了各种考验，虽然往日的殖民帝国已逝，但苏格兰的民族精神从未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