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是一本由罗新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一)：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看第一篇《历史学家的美德》时好多句子觉得熟悉，翻了下自己朋友圈果然在2018年1月18日分享过罗新老师在一席的演讲，此文正是根据录音稿整理而成。原来自己喜欢的东西一直都是这么明确，挺开心的。“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如果沉浸在已有的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过去我们总是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掩盖了太多深刻的历史议题，也或主动或被动的遗忘了很多历史。但今天若是在回望历史孤岛的时候，也能注意到周围沉寂的汪洋，也许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未来了。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二)：书评
《遗忘的竞争》篇中，作者引用崔浩国史之狱和苻坚“大检史官”的故事引证了文化转型意味着主动遗忘，意味着史学的直笔和实录不免要承受一定的牺牲。并引用了尼采在《历史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和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来隐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这利与弊的是由谁来判定呢？是否还是在历史陈述竞争力量中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权力？那是否会出现假借文化转型为外衣的情况呢？那因为福伊尔施泰因研究发现拉孜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非土耳其官方解释同为中亚突厥人的后裔而对其痛加责罚，销毁其著作的土耳其政府是否也可以辩解为规避政治风险呢？《走出民族主义》、《世上本无黄种人》篇于我这种拥有极端民族文化自信的人一时难以接受，也可能智商确实近期下滑严重，读了两遍并没有总结出作者具体的观点，感觉像是被作者打断一只腿然后抛掷于一片“民族与种族是用生物意义上的血亲联系掩饰内在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儿童病”的荒原，却没有给予“抛弃种族思维，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绿洲的指引，好吧...毕竟只是散文随笔。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三)：重演与批判
一本反思历史学家工作准则、历史学研究原则的小书。关于这些原则，古今中外众家各抒己见，但在“求真”这一点上是统一的。寻求真相不是靠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剪刀加浆糊不是历史学研究；作者罗新开宗明义，“从古今中外积累的巨量的历史知识库重新选择和组织素材，赋予目的和意义，这样就写出了新的历史”，前提是历史学家需要将史料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来重演它，因此，重演它就是批判它，并对它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纠正他所能辨认出来的错误，历史学家需要遵循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的原则；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如作者言，历史学家——抱持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是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全书由十八篇小文组成，前四篇是作者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指导性原则的反思与理解；后十四篇中，作者呈现了历史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过去不是现实，无法被经验知觉，历史知识也不是直接的，它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只能通过选择、摒弃史料线索，靠推理去接近它，作者无疑是此中高手，所以后十四篇小文丝丝入扣，可读性不亚于本格派小说。
历史学不可能预告未来的事件，它只能解释过去。但是人类生活是一个有机体，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是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四)：批判性思维
这本书是一个短篇合集，前几篇讲述了罗新教授的主要学问思想，后面是具体的史学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史学思想的运用。
罗新教授的观点其实很北大。在我看来，可以归纳为“对记载的历史保持怀疑，对史料多追问一句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态度”三点。所谓“rebel”，罗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要去重新质疑、一再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因为历史是史料的科学，但是史料不是无偏的，它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干预，因为流落遗失，因为翻译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等等而呈现出被加工后的样子，这样的史料又被后代一代代重复这样的有偏过程而形成历史，但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奉为圭臬，后代在使用他们的时候应该追根溯源，保持怀疑，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黄皮肤一词的由来和大家对它的接受，匈奴的存在等等，就像家族和氏族，划分这些的并不是染色体，而是意识形态。客观存在与写下来的历史之间，永远隔着人类眼光的层层滤镜。在几千年层叠的曲径中找到历史原本的形态，或者说坚持自己的观点，可能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有书评说罗新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不惮于阐述自己的态度，我看到书中说历史学家要有所不为。可能这个有所不为的解释可以多样，总体而言自由心证，是要在保证对史料有自己的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再作出无愧于心的解读吧。
行文非常有可读性，五星给前面几篇讲“大问题”的思想之作，四星给后面三分之二的小故事。因为对历史了解实在有限，后面阅读具体故事时只能看个热闹和整体的思想脉络，如果是专业人士来读，相必会受到更加不一样的思维开拓。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五)：对历史学的反思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是罗新的一本随笔集，前面几章是他对历史学的一些反思，后面部分是一些专业内容的随笔。
我并非历史专业或历史资深读者，最多是个半吊子的历史爱好者，然而，即使以我这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也能感受到罗新所提出对历史的反思的重大意义所在。罗新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中提出，历史学家的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因为历史强大的塑造作用，所以统治者会想尽办法生产伪史、篡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历史学家则需要怀着批判和怀疑的眼光，严格审视所谓的“真实的史料”，这些留存史料大都是多种原始史料竞争的结果，反映的是统治者或者史观的价值观，为了探究历史的真实，我们不仅要关注现有的史料，也要关注其他那些“留白”的部分，即时很多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法，可能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书中历史内容的随笔，大多是罗新专业涉及的魏晋南北朝史和边疆民族史，一方面显示了罗新学术功底的扎实，另一方面面对专家和史料，抱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态度，践行了其“批判、怀疑和想象力”的主张。
罗新反复呼吁历史从业者要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要坚持自我，做一个反叛者。“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为此，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我们应该珍视、保护并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六)：永远保持求真的品格
动笔之前想想该怎么拟这标题，看到了豆油飞花子的书评《做勇敢的反叛者》，心里不能再认同更多。放在篇首。
我一直很喜欢读历史类的书，弥补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很多人会问我，看历史是为了什么？我知道发问的大多数，认为我在ZB。我不避讳这种想法，因为从当下畅销的书中可以看到人们其实对于历史关注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多。特立独行的读史，仿佛成了标新立异的装范儿行为。
就像罗老师篇首所提出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不滥用或错用历史，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读史是为了我们在使用历史的时候，能够正确的对待我们所知道的事物。很多时候，我们熟悉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历史碎片，都是因为主流选择让我们知道的。——最典型的，我们都知道孔融让梨的美好德行，却不知道他也曾说过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主流宣扬的历史，永远是希望人们记得的历史，而那些隐藏起来的，则是希望沉寂乃至不见的历史。
历史的记录从来都是为了某种需求而进行的作业，秉笔直书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在服务文化需求与记录事实之间，从来都没有清晰的界限。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他还是 ”风月宝鉴” 。
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创造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求真的人，做一个有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的人。历史的过程，就是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者对弱者的过程。里面有冲突有和解，有杀戮有抚慰……如果回望历史，我们不懂这其中的含义，那就需要睁开眼睛来看看当下的正在发生的历史。H的事情，得到的是G的只言片语，所谓“各界”也是披着羊皮的G办协会发言人……当然对于大的方向没有疑惑，然而大部分人被动选择了必须遗忘，而去接受特定的评判语言。这与不可提说的儿童月历史、以及让人胆寒的DD期，看到的又有什么不同？
经历者会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缄默、时间车轮一道道碾过后留下的只是车辙。那些胜利者用自己绝对优势地位，有时会将这车辙都修饰。
我们以为自己是被时代裹挟，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的选择造就了现在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求真的本性，而选择了低头，忘记了怀疑与批判之后才能选择相信，忘记了只有批判才能有所创新，我们将不再会有思想的巨人，我们也不再会有挺起脊梁的时候……那时候当然也不会有人会打折你的双膝压断你的腰杆。
所以啊，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应该致敬那些反叛者、抵抗者。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七)：最勇敢的反叛者
一直以来都有在问自己历史学的使命是什么，也一直觉得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我不怎么在乎意义，我就是想弄清原委。我不能接受的是杜撰，不能接受的是谎言盖过真实。
原先我并不赞同以史为鉴这样的说法，我只是单纯想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然而人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影响，每当现实中发生某事，我总是禁不住联想起历史中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不免经常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现在，如果评价历史，如何正视自己的不光彩的一面，如何让这个民族不再一而再再而三跌进同一个深坑？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立场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加害者。我们是需要去做点什么的，至少我们要为值得捍卫和坚守的那些事情付出努力，而这些努力和坚守绝对不会是无意义的，我们所捍卫过的价值和信念，终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如何建设现在，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走向深渊还是正道。
原先我觉得孤证不引，笔记小说不足为据。如今我想，一切权威的史料都不免有权力的介入，自然会影响其叙述和评价的客观性，而这些权威史料广泛流传，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认知，由于其垄断性，这些史料往往成为我们做出某些根本性判断的唯一依据。
想一想，孤证不引，但这条史料出处貌似权威时，似乎孤证也变得可信度强了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啊。
任何史料的留存，都有其预设的读者和宣传对象，而官方正史的存在，正是为了定调，相当于根本性的声明，这样的史料，是否那么可信？恐怕免不了为尊者讳，但也可以理解。也正因为官方正史代表着权力拥有者的态度、思想和价值观，代表着对其他记载的统一化和专断化，是对其他不同记载的消灭。
罗新教授指出，实现遗忘分两种，一种是缄默不语，一种是众声喧哗，前者很好理解，就是不再提了，而后者意思近似于顾左右而言他，转移视线，让人渐渐忽略问题的核心和本体。
而正史在给一些重大事件定调的同时，也让不少细节就此消失，所谓史书出则史料亡。这样的史书在记忆和话语权的竞争中胜出，必然导致部分史料从此湮没。而出土文献，笔记小说之类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也许其整体的可信度远远不如正史，但其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历史视角和更丰富的可能性，其史料价值应该得到肯定。
正如罗新教授指出的：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过去有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过于系统，过于整齐有条理，过于逻辑通顺合理，过于言辞凿凿且宣称自己为绝对真理的东西，我认为都是值得怀疑的。所有以权威架势出现，且不准许他人怀疑的，都很有可能是极其卑劣的。
做一名历史学者，应该学会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性，如秦晖先生所说不逾底线，且能持守。
正如罗新教授希望的，始终坚持那三种美德：批判，怀疑与想象力。l
我方才明白罗新教授之深意。那就是历史学不是为了专制而辩护，而是为了推翻专制而战斗，历史学就应该是一场这样的战斗，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做黑暗力量的对立面，永远去做它们最可怕的敌人和最勇敢的反叛者。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八)：历史学家的自省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是北大历史学者罗新近年随笔合集，该书副标题名为“批判、怀疑与想象力”，18篇文章的主题、取材各自有别，前面几篇高屋建瓴，探讨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美德，思考历史学有什么用，其他文章分涉书评、文化点评、史料挖掘、疑难诘问等，贯彻始终的是作者身为历史学者的反省意识。
罗新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并不只是传承文化，或者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而更应当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为什么呢？罗新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他从自己的学术现实出发，指出历史叙述、历史议题有可能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然而构成我们所理解的“历史”的，则往往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历史话语权的掌握者有关，与历史文化资源转换为地方观光资源有关，也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与个人知识与文化背景等有关。为什么说，遗忘造就历史？罗新以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为切口，指出“遗忘”的主动和积极意义。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呈现了生命时间的意义。对于历史学来讲，遗忘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哪些历史事实是被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哪些被屏蔽、丢弃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那些被丢掉的是否就是无价值的呢？
因此，罗新定义了“反叛者”，即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美德，必须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也因此，罗新强调，“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近代史家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历史写作都会涉及选取、编排材料，以及顺应种种书写规则等问题，所以，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选择性建构。同时，传统史学有可能是精心且系统地被安排的结果，因其主要表达的是社会优势群体的认知，他们在历史叙述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从历史学观点，与记忆关系最密切的，正是史料。罗新承袭傅、顾的研究流脉，结合现状，强调“拂去竞争的烟尘：探寻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前面的四篇文章是罗新看待历史、看待历史学的基本原则的思考，文集里的其他文章是罗新在历史学领域的一些成绩，也是上述思想在实践里的具体表现。
与研究方向有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匈奴、突厥和蒙古部落的相关历史的考察。通常认为，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南方，是出于劫掠物资的经济冲动。但是，罗新致力于追查他们的政治构造，包括种群起源、语言、文化等，研究他们成为一个共同复合体的过程。所以，罗新认为奇迈可的《成为黄种人》有价值，奇迈可批驳了蒙古人种基因学的许多谬论，指出“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罗新还以《双螺旋的低语》继续剖析了“科学”技术的局限于伦理风险。我们信赖DNA检测，以为先进客观，然而，假如检测的对象、范围、标的发生些微的改变，就完全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
罗新对杉山正明及其“新元史”也感兴趣。为了建立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正明以《忽必烈的挑战》等著作，发起了一场论战。罗新总体肯定杉山正明的努力，尽管有许多须商榷之处，而“新眼光”正是罗新最欣赏的。当然，历史学要求新，要“反叛”，却不能一味求新、一味颠覆，甚至违背基本历史事实。比如，罗新所写的《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力批《狼图腾》，正本清源，从历史典籍、传说与文物考古等方面，举证草原民族以狼为图腾这类说法的不可靠，以及为何产生这类错误认知的缘由。罗新的其他诸多文章，也都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以及人类心灵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丰富与复杂。
罗新的上一部作品《从大都到上都》，以徒步的方式，身临其地触摸历史的脉动。相对而言，《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没有那部作品的愉悦感，更多体现身为学者的专业素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罗新无时无刻都在思考，这也是历史学的题中要义。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后感(九)：书摘
是“历史有什么用”。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历史 历史学系的学生和教师最怕被问到，偏偏又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有什么用”。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 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不过，如果问题换一个问法可能就有意义了——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 述之后才成为“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 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 其精英，主人公 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批判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其批判性。可以说，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 量的神话与伪史，其中有些将会被揭穿、剔除和取代，有些则因史料匮乏、证据单一而使质疑者无可奈何。怀疑与批判的美德使我们不仅勇于揭破神话、 创造新知，而且有助于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保持距离。
正如前贤所言，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 义与秩序。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没有选择能力，就不会有选择不同方式观察自己 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史料自己不会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为特定读者写下的。
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大美德。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历史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
为此，作为历史学的从业者，我们应该珍视、保护并培育这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主要是年轻 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 ，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the Memorious )，写一个名叫富内斯的普通人，因为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获 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凡是他见过、读过、听过、感受过的，都不再忘记。用富内斯自己的话说，他一个人的记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记忆 的总和。事实上这话是绝不夸张的。看一眼附近的山，我们最多记得山的形状和大致的色彩，他却记得那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树叶、每一根小草，以 及山上的一切事物在每一个不同时刻的不同色彩和形态。在富内斯的记忆里，时间是绵密、连续、清晰并且可以分解到最小单位的。他最大的苦恼是处理 这些记忆，过于丰富的细节使分类变得不可能，因为分类的前提是概括，概括的基础应该是此起彼伏的断裂，而不能是如此完美的连续。有了他这样的记 忆力，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白马非马”这一古典逻辑辩论，甚至也无法讨论“白马”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头脑中并没有抽象的“白马”，只有巨量的、彼此相异 的、具体的白马。富内斯觉得，他至死也完不成对儿时记忆的分类，更不要提别的时期了，所以他说:“我的记忆就像一个垃圾场。”可怕的地方在于，这 个不断膨胀的垃圾场会永远相伴，直到他的生命被彻底吞噬。
富内斯的故事以极端的方式提示我们，对于生命来说，遗忘比记忆更重要，或者说，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正在于理解遗忘。记忆取决于 遗忘，遗忘造成物理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使得记忆呈现出生命时间的意义。富内斯的悲剧在于他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因此他的生命时间被置换成了物理时 间，而他所说的普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looking without seeing, listening without hearing)，才是揭示生命本质的秘道之一。从这个认识出发，遗 忘不再是人类被动和消极的一个生理缺陷，反倒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前提条件，从而具备了主动和积极的意义。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谈到了“主动 遗忘”:“遗忘，并不像平庸肤浅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怠惰，反而是一种......提供沉默的积极能力，是为无意识所提供的洁净的石板，为新来 者腾出空间......这些妙用就是我所说的主动遗忘。”在尼采看来，主动遗忘就是为了治愈创伤、克服心魔而故意忘记过去。在这个意义上，遗忘就具备了肯 定和确认的功能，而不是表面上的拒绝和排斥。有时，遗忘过去就是为了重新开始，打破时间的连续，就是为了使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有可能呈现。 近代以 来的历史理论自觉地把记忆与历史联系起来，视历史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产物，并发展出一系列丰富深入的记忆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历史与记忆》等。不过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开始重视遗忘研究，与早已存在的“集体记忆”相对应，“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此前的研究中，与集体记忆相对应的概念是“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失忆”的提法倾向于强调个人和 社会在记忆丧失过程中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社会与个人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所以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新兴的遗忘研究则 赋予遗忘过程以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 遗
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要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 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制造遗忘是社会用 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
历史不只是记忆之间的竞争，而且是遗忘之间的竞争。由这个立场出发，可以认为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 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正如王国维所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 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
历史是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其功能是通过讲述过去而帮助现在。然而构成社会的各人群在当下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讲述过去的不同需求
语言不只是表意的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
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往往具备了更宽广的历史意义。文化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放弃该人群原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另一人群的文化传统的 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伦理价值、习俗、服饰、饮食等等，都会发生转换，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经历很多代 人，而最终完成的则是认同的转换。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修改原先的历史论述，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经历一系列变动后，汇入主流历 史论述中，从前的历史被彻底或部分放弃，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遗忘。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社会徘徊于新旧 之间，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政治领导者对于文化转型既强力推动又顾虑重重，这正是历史论述最易引起关注的时刻。 崔浩国史之狱，就发生在这样 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从维护史德直笔的理想来说，崔浩之狱当然意味着历史学的黑暗时刻。不过，从有利于文化转型的完成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 叙述，在华夏传统的价值系统内，不仅要有利于拓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比如歌颂以太武帝为主的北魏历代统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会建立文化转型的 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会描述得与华夏社会过于不同，这种不同通常是消极和负面意义上的，也就是野蛮的、不合华夏礼法的。的确，转型中的北族社会正在放弃一些古老的北族传统，可是，从激烈变化中的北族社会的角度看，恰恰就是这些传统不应该进入历史论述，或应当从已有的论述中剔除出去 ，这么做，正是为了帮助北人社会更自信地实现其放弃。如果在历史论述中强调这些传统，那不正是要动摇北族社会的自信甚至阻碍其社会转型吗？在无 文字时代，放弃或摒除一些记忆，转换一个或多个历史论述，相对要容易得多。而拓跋鲜卑面对的却是有丰富历史书写传统的华夏社会，历史学早已建立 起直笔、实录的独立价值标准，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笔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 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文化转型 意味着主动遗忘。如前所说，遗忘过去是为了重新开始，切断时间的连续流动，是为了有助于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更容易呈现。由此我们面临一个沉重的话 题，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史学作出牺牲似乎变得难以避免。似乎可以进一步说，为了有助于实现文化转型的历史，史学直笔和实录的原则就不免 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一章《历史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 ，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他强调，对于历史不应当只看到发生过，而且要看到“不应当这样”。只有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了 解和阐释历史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他还说:“对于个体、群体和文化的健康来说，非历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的。”尼采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历史学 是有警醒作用的。孔子的“微言大义”，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司马光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的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
文化转型与直笔的史德之间如此天然的紧张，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和各类人群，尤在以内亚征服者面貌出现的王朝或政权中更为常见。这里举一 个崔浩之前的例子，即研究者常常提到的苻坚“大检史官”的故事。
历史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其不确定性，理论上并不存在确定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按照传统理想，历史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是可以通过严格的技术 手段予以复原的，因此历史学家经常宣称自己的工作是“复原历史”。然而史学实践的常见情形却远比三维世界复杂得多:一方面，历史叙述的竞争者各自 宣称自己的叙述是真而斥对方为伪;
在我看来，承认历史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使我们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相反，也许会把我们从一些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然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都是 遗忘竞争的结果，那么在使用这些史料进行论证之前，为什么我们不对它们仔细端详，以了解那些竞争的缘由、参与者和竞争过程呢？当现代史家开始史 学研究时，事实上已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他面前展开的场景到底有多大、多清晰，取决于他对历史纵深的敏感。在我们企图了解的历史中 ，遗忘如同无边的暗黑，虽然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院研究汉喃”匾文提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古代多语言社会里，当书写语言与日常口头语言分离时，无论这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学意义上差距有多么大 ，它们事实上正在经历“深度接触”，其结果是两种语言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而这种变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深刻变迁。
我们知道，姓和名作为一组偏正词组，姓是修饰名的，名是被姓修饰的。因此，姓名中的姓在前还是名在前，取决于语言中的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的词 序结构。因此，修饰词在前者(如汉语)，姓氏理应在人名之前;修饰词在被修饰词之后者(如印欧语言)，姓氏理应在人名的后面。照此规则，不同社 会到底采用“姓+名”结构还是“名+姓”结构，取决于各自语言的修饰语序是AN还是NA。正是由于这个语言规则，汉语语序中被修饰的名自然就被置于作为修 饰词的姓后面，形成“姓+名”顺序的姓名结构。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观察多语言社会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官方语言与大众语言的分离及互动，既是了解古代东亚历史的一个路径，也是 研究古代中国族群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领土主张，民族主义史学都会把现有国土说成自古以来的合法领土，还会强调历史上失去的领土，把领土争议中的他国说成理亏的 一方。对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主义史学总是把本民族描绘成和平主义者、助人为乐者、输出文化和财富者，并刻意强调受侵略、受凌辱的经 历。民族主义史学不仅要激起读者对本民族(本国)的骄傲，还要激起读者对他民族(他国)的隔膜、敌意，甚至仇恨。
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 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 大降低，国家以民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了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 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的历史，乃是民族创建的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的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的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 错误的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么，民族的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民族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了历史 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的进步”。
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我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的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的正 是过去，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的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的制作者。”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看到专业历史学已经生产了多么丰 富的、服务于民族主义目标的历史知识
民族主义在其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初的欧洲，还是在20世纪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大旗本来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后来民族主义的主要 功能却滑向在人群之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民族主义的仇外发展到民族—种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普世现象，人类在20世纪已经 获得了过多的经验教训。在演讲的最后，霍布斯鲍姆问道:“你们这些信奉普世概念的人类学家会怎么办？而我们历史学家，我们不仅被教导只有黑人、白 人、巴斯克人、克罗地亚人可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各自的历史，还得为他们发明那种他们想要去‘理解’的历史，我们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至少，我们可 以而且应该保有怀疑的自由。”怀疑并不是目的，但怀疑是生产新的、好的历史的开端。
“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童病，是人类的麻疹。”
民族主义固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但这把利器其实是双刃剑或多刃剑。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所特 有的、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和区隔的超强功能，同时又对民族——国家本身构成潜在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威胁。这就迫使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执行双重 乃至多重标准。这里举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库尔德人，而是一个新发现的民族的故事。在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地区，有一个过去曾被称 为拉孜斯坦(Lazistan)的区域，这里的主要人群被称为拉孜人(Lazi)，他们现今的总人口大概是九万，所有人都说土耳其语，但其中有大约两万多人 还说一种被称为拉孜语(Lazuri)的语言，而且在很多家庭里拉孜语是第一语言。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官方的解释是拉孜人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祖先 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的游牧人，拉孜语是土耳其语的一种方言(土耳其境内仍在使用的语言共有二十三种，绝大多数已濒临灭绝)。
可能主要是为了规避经典民族概念所内含的道德、法律和政治风险，20世纪的民族——国家偏向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重建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的“中 华民族”的提法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努力，大概可以算是这一全球性趋势中的一部分。可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前提是接受和承认近代民族 观念、概念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民族主义史学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历史学家的论证还不能说服大多数研究者，也许根本原因不在学术本身，而在于他们的现实关怀。“今天，我们被鼓励去最小化欧洲各人群的差异，不仅是在古老的过去，而且是现在:渐渐地，欧盟公民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被唤醒了，欧洲人，这个identity，和它要去替代的那个排他主义的 民族identity也许同样有问题。......这种创造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就是共享的历史，然而欧洲历史如何写、如何被相信才能导向统一，而不是唤醒那古老的敌 对、战争和恶行呢？”更加直接的疑问是:“用工具主义的欧洲整合神话替代工具主义的民族史神话，是不是就更合理更正当呢？这样做就不带有其自身的 危险吗？”
历史制造了太多冲突，但也能有助于带来和解。南非和智利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暴露过去的全部伤痕并向前看。这并不意味着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和 罪行中，而是接受事实并努力理解其意义。......诚实地考察过去，哪怕它对某些人来说难以接受，是社会走向成熟并在社会之间架起桥梁的唯一途径。 毕 竟，无论是身处、生活在哪一个民族—国家，我们都事实上共享同一个历史，而且共享同一个未来。这个认识要求我们所讲的历史，固然是为某一个人群 、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但也要超越这个具体的人群、地区和国家，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 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 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 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