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望与光荣》是一本由[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21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名望与光荣》读后感(一)：好书，值得一读！
二十世纪伊始，对于波兰这个国可谓多灾多难，这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经历了世界时局的变革，这部小说用1500页，近120万字描述了波兰的末代贵族以及身边的几个家庭从乌克兰到华沙，时间跨度从1914年到1947年三十三年间的种种遭遇。坐着雅·伊瓦什凯维奇用磅礴的语言从历史洪流中以小见大，从侧面描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变革：一战、俄国革命、西班牙内战、五月政变、慕尼黑阴谋、二战爆发、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起义……主角雅努什以及他身边的人在历史车轮下身不由己，爱恨情仇与世事无常交错纵横，他们对于命运或奋起反抗或随波逐流……
作者在书中没有对战争进行大篇幅的描写，他都是以事件发生后的评论或者描写一个非常小的场景中的一场对话来告诉读者：残酷无情的战争正在进行，我们看不到德国的24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突入华沙，也看不到在华沙起义前期作战指挥官的运筹帷幄，我们只是从华沙遍地的废墟中体会到了德国炮火的恐怖，在一小支部队与德军浴血奋战体现出来的身先士卒。
但伊瓦什凯维奇并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描写这些时局的动荡与战争的残酷，他用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对于艺术、生命、理想、哲学都有一系列的探索。追寻人生真理的末代贵族的雅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埃德加尔，出身贫寒日后身居高位的斯彼哈瓦… 全书出场人物超过百人，他们或在与命运抗争中死去，或在残酷的环境下苟延残喘，这种涉及追寻理想和真理的作品大多是悲剧，本书也不例外，但是，伊瓦什凯维奇并没有放弃希望，在最后迁移坟茔的段落中，用毯子包裹的尸体与盛开的鲜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尸体已经成为过去，鲜花象征着希望。
本书体量虽说庞大，但不难读，唯一的难点在于名字…波兰小说里的名字的难记程度绝对不亚于俄国文学，需要时间熟悉克服…
总之，碍于水平有限，要详细剖析这部文学巨著现在还没法做到，简而言之这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堪可比肩《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经典，非常值得一读！
《名望与光荣》读后感(二)：请以白花葬我，与昨日的世界
出生在19世纪末的人，也许是最不幸的，尤其当他是位贵族。世界中心，流光溢彩的欧洲，世界主义大成之都，纷纷付之一炬。欧洲精神、贵族品格，皆随风消散。富商之子茨威格，亦不能接受这种巨变。他在绝望中写完回忆录后，便为理想、为和平、为世界主义殒身。遑论贵族？破碎、毁灭、困惑、绝望，大概是这代人的同有之情。
雅努什，末代伯爵，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名望与光荣》中的主人公，出生于1896年。如同日瓦戈医生经历同一时期的俄国，他是近五十年时代洪流中波兰与波兰人命运之见证。异族统治、一战、社会主义革命风暴、第二共和国成立、苏波战争、毕苏斯基统治、西班牙内战、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华沙起义……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信仰崩塌，门第风流云散。两次大战与各种狂热思潮将世界推入血与火的海洋，无数人的性命被吞噬，无数家庭与伦理的纽系崩断，无数现代社会基底价值观被毁灭。雅努什目视一切，默默发问，人们何以至此？世界还会好吗？
十八岁之前，雅努什在图曼夫卡庄园的小槲树林中孤独地长大，他敏感的心，惟有诗与音乐相陪。1914年夏天，邻居罗伊斯卡太太请他护送侄女奥拉前往敖德萨。在那里，他遇到了很多人，继而心有波澜——爱情、友情、青年人对一切未知的好奇与冲动。塔尔诺姐弟、罗伊斯卡姐弟、约齐奥、奥拉、斯彼哈瓦……青年朋友们唱叙歌剧《幽情》，吟诵勃洛克的诗，讨论艺术之功效、生活的本质。炎热的夏日，散漫悠长，大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无边无际。这一切，本是这些青年的岁月余生，突然之间，战争爆发了。“允许我，世界，允许我存在”，奥拉的歌声余韵还回荡在庄园里，世界却不再允许旧时的他们存在。
约齐奥是朋友中死的第一个人，一个姿态高贵的英俊青年，一个怀着复兴17世纪波兰骑兵梦的英雄主义者，死去时却“像根木桩那样倒在碧绿的苜宿堆上”。茨威格在回忆录中坦言，他曾在现实中千万次目睹约齐奥之死。而罪魁祸首则是被煽动的狂热爱国主义——“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约齐奥的母亲罗伊斯卡太太看法和茨威格一致，却阻止不了孩子，约齐奥白白牺牲了。
与此相对的是约齐奥的弟弟瓦莱雷，一个被战争摧毁心智的人。酗酒嫖娼，恃强凌弱，屠杀犹太人，终于在二战时与德军勾结为虎作伥，最后死于爱国青年——侄子安东热依之手。与之相比，约齐奥是白白牺牲了吗？罗伊斯卡太太说约齐奥“死得光荣”，“是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青春而献身的……在这个到处是屈辱、恐怖、充满了杀机的时刻……凡是我们鲜血流淌过的地方，都有另一个波兰，真正的波兰”。所有公平自由的追随者，所有恐怖统治的掘墓人，约齐奥的侄子一辈——华沙起义中的安德热依、海伦卡，无不受其精神鼓舞。
警察局长的儿子沃洛佳，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正逃亡在俄国政府的绞杀中。他的姐姐，雅努什的爱人阿德丽亚娜，已背叛了革命，将在悔恨中度过一生，入修道院也难解心中之罪，最后绝望自杀。约齐奥般民族国家“重建”的同时，社会主义风暴也正席卷全球。贫苦工人雅内克，没有沃洛什那么多大道理，只知道社会主义为底层人民说话，也投身这漆黑大地的星星之火中。
作曲家埃德加尔，与雅努什一样的浮士德式的人物，从始至终信奉“艺术至上论”，曾与多人论战。他名满世界，身后留下名作数篇，在弥留之际，破碎大地的悲惨现实之前，不得不重新思考昔日论敌的观点。
奥拉，大概是世俗中那些温厚坚毅者的化身，罗伊斯卡太太、雅德维佳亦如此。埃德加尔、雅努什，甚至斯彼哈瓦，都仰仗过这种的精神力量。他们没有很强的理论体系，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艺术真理，于之而言是茶歇小憩织毛衣时，收音机里听来的谈资。世俗逻辑是最大的信奉：努力活下去，并善良——工作以养活自己、结婚生子、教养下一代，然后从世界上消失，除了家人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从古至今，无数人像这样活着，绵延无尽。
雅努什呢？张振辉在《波兰文学史》中评价道：“他的一生，除了永远伴随着的孤独和痛苦之外，几乎一事无成。”奥拉般的芸芸众生在时代中随波逐流，“马克思的信徒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企求重建幸福”，浮士德式的人物则“往往在痛苦中获得光荣”。
雅努什很像日瓦戈，是最常见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破碎大地、血泪海洋中，他看、想、体察，很想弄清楚这一切，却又不能像约齐奥或是沃洛佳那样，有迅速的追求与行动。反过来说，他们的热情真的好吗？如果约齐奥不速死，沃洛佳有后续，是不是也会像阿德丽亚娜一样结局？埃德加尔的艺术至上论，无力解释“人如苍蝇般”死去的悲惨现实，雅努什从一开始就不信。可诗与肖邦又陪伴了他多年，科莫索夫庄园还有美丽的花房——灾难岁月需要审美疗救？有人说他软弱犹移，毫无伯爵风采，实际上，雅努什却无时无刻不闪耀着人性光辉，秉持真正的贵族精神。他当农人大兵弗里齐奥、贫苦工人雅内克为真正的朋友；救济破产庄园主之女佐霞；鄙视姐姐的浅薄与斯彼哈瓦的势利；暴发户哈尼亚炫耀财富，只令他感到恶心……
奥拉善良温厚，却无“痛苦中的光荣”，阿德丽亚娜与沃洛佳有自以为是的“痛苦”或“光荣”，又失之激进。浮士德式的“痛苦光荣”，来自对人生真理的探索——埃德加尔作为艺术真理探索者是其中一个侧面——这种探索具温厚的魅力。当蝼蚁以弱小却顽强的生命求全乱世时，海燕正高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而“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啁啾”永远延宕不绝。雅努什如此，日瓦戈亦如此。
不过这一切，在1943年，雅努什临死之时有了变化。
在数年的体察与思索之后，一个偶然的时机，世界仿佛若有光。雅努什不顾一切回科莫鲁夫庄园，拿沃洛佳送给他的《列宁论托尔斯泰》。那一刻，他明晓了亲密的朋友雅内克的理想：“带着这一切穿过漫天烽火，不顾一切地活下去，用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去感受生命的搏动……人活在世界上就应该有所附丽，活一天就该有一天的价值，就应该奋然而行。”
对于他这样一个怀疑论者、悲观主义者来说，明之信之，一刻钟即死，是幸或是不幸？书中这形形色色的人物，是如雅努什与约齐奥，思想最绚烂光辉之时意外受死；还是如雅内克慨然赴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亦或是戈翁贝克与千千万万的后来人，“梦醒后无路可走”绝望以死？哪个幸运，很难说清。
这本书的三部发表于1956年—1962年，与《日瓦戈医生》差不多同时。因为资料所限，我们无法揣度伊瓦什凯维奇给雅努什这种结局的用意。只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邪恶如何改头换面、在短时间里赢得了名望，“光荣永远在正义一边”。
1947年，外甥阿罗回到故地，为雅努什和雅内克移葬。将两口棺材抬上卡车时，阿罗忽然想起了什么：“什么花也没有吗？”暖房里有很多花，菊花、晚香玉、仙客来。女管家雅德维佳、园丁菲比赫先生和阿罗，三人在暖房的花团锦簇中伫立，这淡雅清幽、波翻浪涌的花海是雅努什的杰作。“他给我们建立了一座漂亮的农庄，”菲比赫老人赞许地说，“如今要照料好，使这儿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昨日世界，雅努什与他那一代人，与白花同葬。阿罗的命运如何，《名望与光荣》没有继续，尽管伊瓦什凯维奇知道，我们也知道，《日瓦戈医生》亦可见端倪。而我们的命运呢，又待如何？
《名望与光荣》读后感(三)：《名望与光荣》编辑手记：重新展开一面旗帜
伊瓦什凯维奇在波兰受到高度的评价和普遍的敬仰。1979年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为他的创作举行 科学讨论会，认为他是波兰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波兰作家，以至战后三十五年被称为波兰文学史上的“伊瓦什凯维奇时代”。——易丽君
名望与光荣评价人数不足[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 2021 / 四川文艺出版社文：周轶
2015年，我进入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几乎是在同时与副本制作的策划人冯俊华取得了联系，碰撞出“副本译丛”的第一批选题。当时作为“副本译丛”的第一部作品，我们选定的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这部作品是1976年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著作，但四十年来却未曾再版。《先人祭》的译者是三位资深的波兰语译者：易丽君、林洪亮和张振辉。
其中，易丽君老师可以说是国内波兰语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她翻译了大批波兰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在1984年和1997年，她曾分别获得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文化功勋奖章，2000年获得波兰总统颁发的波兰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2012年获得波兰文学翻译最高奖——“穿越大西洋”翻译大奖，2018年获得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随后的两年间，我们又陆续出版了密茨凯维奇的作品《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并在2016年北京国际书展主展台举办了“密茨凯维奇回到中国”的新书发布活动。这期间，我们与几位译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易丽君老师还曾向我们推荐过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
2015年8月，在《先人祭》新书发布会上（左起：林洪亮、易丽君、张振辉）
2019年夏天，我与冯俊华专程前往北京拜访三位译者，希望寻找到新的选题契机。在张振辉老师的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伊瓦什凯维奇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并给出高度评价，该书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此后三十多年间未曾再版，译者是易丽君和裴远颖。第二天我们拜访易丽君老师时，提到这部几乎要被人遗忘的作品。易老师向我们表达了她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并欣然同意授权我们进行出版。易丽君老师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道：“（在所有翻译过的作品中）我觉得译得最舒服的是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我和作者文风相近，所以比较默契。”
回到成都后，我和编辑苟婉莹迅速通读了作品，一致认为这确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杰作，并很快与易丽君老师签订了翻译合同。然而因为语言不通，对伊瓦什凯维奇《名望与光荣》版权的寻找是一个难题。这时我想到了在此前《先人祭》出版时取得过联系的波兰驻华大使馆，我社版权部主任刘芳念老师接过了这一任务，她通过波兰使馆文化处联系到波兰书会，并经由他们辗转找到了伊瓦什凯维奇的版权继承人，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前拿到了出版授权。
2019年夏拜访易丽君（左起：周轶、袁汉镕、易丽君、冯俊华）1986年版《名望与光荣》封面与扉页
接下来的这个冬天相信所有人都不会忘记。疫情肆虐，禁足家中，但对编辑来说，这或许是更好的工作环境。责任编辑苟婉莹和我以接力的形式对书稿进行初复审，并保持着随时微信沟通。在好作品面前，编辑就像获得了糖果的孩子一样兴奋，疫情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审校进度，那个冬天的一个个有灯光的夜晚，伊瓦什凯维奇的文字流淌着，令我获得了深深的沉醉。
婉莹是我社90后的年轻编辑，但短短几年间已展现出其文学审美的锋芒和作为编者的沉稳不迫。面对这样一部巨著，人物林林总总，彼此关系交织错综，她提出除了常规的人物简介外，单独以图表形式将全书主要人物进行整理，形成一张“人物关系图”（她在交接给我复审稿时就已手绘了草图初稿）；此外，因为整部小说情节贯穿一战和二战，有大量历史事件星散其中，她还建议在书后再另附小说重要事件的时间轴年表。这两个建议我都采纳了。
疫情期间审读《名望与光荣》，同时做大事记时间轴责编婉莹手绘的人物关系图
审稿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初版时的问题，如人名的重复、计量单位的不确定、称谓的不统一等，但无奈不通波兰语，易丽君老师又在病中，也无精力翻找查证。这时我们找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茅银辉教授，她得知我们要出版《名望与光荣》，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查校请求，带领她的学生一起，迅速将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解决，使这部再版作品得到了质量上的提升，也让我们放下了心中的忐忑。
进入装帧设计阶段，策划人冯俊华邀请艺术家陈逸飞、左牵羊为图书内封专门刻制了版画，三幅内封一一对应单卷内容，又可连起来拼接成一幅长卷版画作品。同时我们找到波兰象征主义之父雅克·玛尔泽斯基的作品，作为图书封面的底图，这与小说本身萦绕的音乐与艺术气息是吻合的。《名望与光荣》小说体量庞大，将故事放入战争史，同时对人物的刻画又细腻入微，这种矛盾这也使我们在装帧设计上推进十分艰难，数易其稿不算，中途还更换了设计师，最后由我社美编室主任叶茂老师亲自操刀，定下了现在的外封突出战争历史感，内文使用版画，内外封形成反差的装帧形式。
雅克·玛尔泽斯基画作《Saint Agnes》《名望与光荣》外封艺术家陈逸飞、左牵羊为内封专门刻制了版画
《名望与光荣》出版后，我给很多人推荐时都会说，这是我2020年读过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它带给我深深的震撼，我曾不止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这才是小说该有的样子”。可以说，这是一部杰出的、非常动人的长篇小说，易丽君和裴远颖二位译者的译笔也极其流畅信达，在一些场景的描写中甚至具有了汉语修辞的独特魅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阅读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转译的生涩，甚至有时会忘记这是一部翻译作品。小说的时间跨越三十三年，从1914年直到二次大战后的1947年，描写了几个波兰家庭三代人的际遇，将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画卷中去挣扎浮沉，人物的命运也与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名望与光荣》于1986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没有再版，可以说是一种遗憾和出版人的失职。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非常有再次出版的必要，它也代表了波兰文学在长篇小说上的最高成就。该书场景波澜壮阔，人物描写又极尽细腻，“雅努什求婚佐霞”“安德热依牺牲前与母亲的谈话”等场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体现的文学素养和小说节奏感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这是一部应该进入经典的杰作。
今天坐下来回想《名望与光荣》的整个出版过程，翻看着我们工作小组讨论群里的几千条消息，有笑有泪，有交锋有争吵甚至有赌气。各种情绪，百般滋味，在拿到样书的那一刻，都好像一扇门在身后轻轻地合拢了。我们的出版之路还在继续，还有新的门要打开，要走进。面对碎片化的阅读潮流，《名望与光荣》这样的皇皇巨著或许难以被更多大众读者接受，但我们的工作就是去看见，去呈现，我们是在空无一人的植物园里细细培花的人，我们是将被时光收卷起的旗帜重新展开的人。
2016 年8月北京国际书展“密茨凯维奇回到中国”活动（左二：林洪亮；左三：易丽君）2019年夏拜访张振辉（左起：周轶、冯俊华、张振辉）“副本译丛”里三本密茨凯维奇作品：《先人祭》《塔杜施先生》《密茨凯维奇诗选》先人祭8.8[波兰] 亚当·密茨凯维奇 / 2015 / 四川文艺出版社塔杜施先生8.9[波兰] 亚当·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 2016 / 四川文艺出版社密茨凯维奇诗选7.7[波兰] 亚当·密茨凯维奇 Adam Mickiewicz / 2017 / 四川文艺出版社新版《名望与光荣》增加了人物关系图《名望与光荣》读后感(四)：代译后记——雅·伊瓦什凯维奇及其代表作《名望与光荣》
文：易丽君
距华沙三十公里之处，绵亘密林中有一座私家花园。这儿远离通衢大道，僻静天然，车马之声不闻，人迹罕至。园子里树木参天，山花烂漫，园子深处有一幢二层的楼房，彩绘斑斓，雕刻精美，它便是波兰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翻译家雅·伊瓦什凯维奇的故居。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就是在那小楼典雅的书斋里诞生的。
这部作品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誉。1963年他因这部作品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一等文学奖，1969年获约里奥居里金质奖章，1970年获波兰国家一等文学奖，1970年获列宁奖金。
《名望与光荣》不仅代表了伊瓦什凯维奇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小说创作中取得的最高成就。它已被许多国家列为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社也于1986年将其收入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出版了中译本。
一
伊瓦什凯维奇于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个具有爱国传统的波兰小贵族家庭。1902年父亲病逝，家道衰落。1912年伊瓦什凯维奇中学毕业，考入基辅大学，攻读法律，后在表兄、波兰著名作曲家卡尔·席曼诺夫斯基的影响下，改修音乐。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大学时代便发表过不少诗作，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可是，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做家庭补习教师。不料这工作竟给他日后的发展带来了好处。他结识了在乌克兰的许多波兰贵族，寒暑假得以带着学生遍历乌克兰，不仅能同百姓接近，而且也饱览了乌克兰迷人的自然风光。这片土地的广袤和独具风格的色彩竟构成了他的传世力作《名望与光荣》的基调。
1918年10月，年轻的诗人满怀激情和对自己的创作能力的坚定信念，只身来到即将结束长达123年的奴役和瓜分状态、获得独立和统一的波兰共和国首都华沙。起初他仍然是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191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同时在华沙参加了波兰20世纪初著名的诗歌团体“斯卡曼德尔”社，成为“斯卡曼德尔”派突出的五诗人之一。1922年伊瓦什凯维奇与波兰富户李尔波普的独生女安娜结婚，招赘入室，自1928年起在安娜家的森林别墅定居，并把那座幽涤的私家花园定名为斯塔维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五十余个春秋，直至1980年3月2日去世。
同安娜的结合改善了这位未来文豪的生活条件，使他得以游历波兰各地，为他的创作找到了取之不竭的源泉。除华沙郊区的寂静园林之外，李尔波普家在波兰疗养胜地扎科潘内的别墅，也为诗人提供了赏心悦目的休息场所。塔特拉山雄伟端庄的美对他具有无比的魅力，他把在那儿感受到的欢乐和情趣都写进了《名望与光荣》，在群山峻岭中的漫步和沉思都在这部作品中折射成了对人生的探索。
1927到1936年间，伊瓦什凯维奇在波兰外交部供职，得到周游西欧诸国的机会。他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之行日后都构成了《名望与光荣》的重要篇章，使其成为波兰文学中少有的超越国界、涉足世界的鸿篇巨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瓦什凯维奇是“斯卡曼德尔”派五诗人中唯一留在国内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人。在法西斯的铁蹄践踏波兰大地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那幢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花园楼房中，却开展着活跃的地下文化活动。对于许多爱国的波兰作家和音乐家来说，这儿是他们真正的庇护所，大灾大难中的挪亚方舟。他们不仅能在这儿求得宁静和温饱，而且还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和音乐作品。
六年的反法西斯斗争也是伊瓦什凯维奇创作旺盛的时期，在这期间他写出了许多动人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并着手写作《名望与光荣》第一部。
战后，伊瓦什凯维奇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为振兴波兰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战刚结束，他便主编双周刊《文学生活》，接着又创办《文学新闻》，自1955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创作》，直到逝世。1946年他当选波兰作家协会主席，1949年离任，自1959年起重又连续当选为作协主席，直到1980年他停止了呼吸。自1952年起他一直出任波兰议会议员；1953至1957年间他担任波兰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他还是多次国际肖邦音乐比赛的主持人。
伊瓦什凯维奇是个精力充沛的作家，他的勤劳和多产在波兰文坛上是罕见的。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活动中，可以说一切写作形式全部“涉猎”到了，他书斋的玻璃柜里整齐地摆放着他留传后世的各种体裁的著作和译作近八十卷，岂止千万言！
他的作品包罗万象，触及波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探讨过人生的各种问题；在表现手法上变化多端，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不仅尊重波兰文学中的一切优秀传统，而且十分关注现代文学、艺术、思想和哲学上的各种新风格、新流派，善于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他不仅在文学上具有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对于音乐、绘画也有极高的造诣，这一切在他的不朽名篇《名望与光荣》中都得到了印证。波兰评论界把这部作品说成是他小说创作经验的总和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名望与光荣》洋洋洒洒一百一十万言，出场人物不下百个。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发表于1956年，第二部发表于1958年，第三部发表于1962年。据伊瓦什凯维奇本人回忆：“这部小说的构思由来已久，在1938年我到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一部手稿最后完成的日期是1949年。仅这一部就花了十一年的光阴。”
波兰著名评论家亨·贝雷扎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提出，它是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反映了波兰民族处于大转折关头的重要时期的当代史诗。
《名望与光荣》确实反映了波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转变。书中通过原先生活在乌克兰的几个波兰家庭（罗伊斯基一家、梅申斯基一家，希莱尔一家）的遭遇，反映出了波兰民族命运的变迁，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整个欧洲局势的大变革。书中不仅着重描写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7年间的事态进程，而且追溯这几个家族的宗谱，不下几个世纪。但是，作家的主旨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也非追忆波兰进入乌克兰的“光辉时代”，而是紧紧抓住大动荡、大变革的三十三年来展示历史发展的轨道，更远的追忆不过作为背景的烘托而存在。三十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它又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这是个烽火连天、硝烟遍野的时代，是正义同邪恶进行殊死搏斗的时代，是不仅对波兰民族而且也对整个人类进行了一次大考验的时代。作家在总结这个时代的斗争时，做了个寓有哲理的评论：邪恶有时也可能赢得名望，但是光荣永远在正义一边。
书中写到了自1914到1947年间在波兰和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俄的革命风暴、资产阶级波兰共和国的建立、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武装对十月革命的干涉、标志波兰走上独裁政体的五月政变、西班牙内战、德意法西斯的崛起、慕尼黑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波兰人民在国内和欧洲战场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举世闻名的华沙起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邪恶势力确实曾喧嚣一时，然而人民的正义的力量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作家引用波兰著名诗人诺尔维德的话说：“你们以为喧嚷就等于历史的雷响，而名望的鼓声就像森林里的号角一样！”
《名望与光荣》与19世纪的史诗体小说有所不同，它不是正面描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是从侧面来表现、评价这些事件。作家没有着力渲染斗争的主战场，书中看不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大战役和巨幅的群像，而是通过贯穿全书的大斗争的余波、大激战的回响来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时代画卷。通过乌克兰的各派势力的较量，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复杂性；通过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由狂热转向徬徨，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艰辛。在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书中虽然不曾展示德国法西斯动用两千四百辆坦克和两千架飞机进攻波兰的场面，但是，读者从书中描写的惊心动魄的大溃败、大撤退，便不难想象战争的规模。写华沙起义没有描述决策者们的运筹帷幄，而是通过普通士兵为争夺每一寸土地而显示的爱国热情和流血牺牲，来说明华沙人民为解放自己的首都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书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景，它是通过人物命运的波折来反射出事态的进程，用普通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局部战斗，用普通人切身体验到的灾难和痛苦来再现整整一个时代。它虽没有史诗的庄严肃穆，却有更多的对于历史的反思，包含了比正面描绘某个大战役更为深刻的内容和更为强大的感染力。
伊瓦什凯维奇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致深沉的笔触描绘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再现了当时复杂的生活风貌。他从战前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写到战时的流离颠沛；从富丽堂皇的府邸写到黑暗阴森的监狱；从寂静空旷的敖德萨海滨写到光怪陆离的巴黎闹市：形成一幅全方位、多层次的构图。当时波兰社会上存在的一切阶级、阶层和等级：豪门、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将军、官僚、政客以至游民、娼妓都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地位。贵族孤岛、地主庄园、农家小院、自成一统的域外领地、附庸风雅的文艺沙龙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忠实的反映，展现出了一幅幅富有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伊瓦什凯维奇评传的作者安·格龙切夫斯基把这部作品说成是大舞台上演出的有声有色的人间悲剧。“有多少种社会结构、多少种类型的人物、多少种社交方式和社会习俗从这个舞台上一一消逝了；多少欢乐和烦恼、名望和光荣、追求和幻想化成了灰烬；有多少崇高的愿望、卑污的打算和罪恶的图谋交织在一起，又一起灰飞烟灭。作品中笼罩着一种悲剧气氛，似乎是对于一去不返的过往的哀歌。”
《名望与光荣》带有悲剧的色彩，然而并非是令人绝望的悲剧。与其说是对过往的哀歌，不如说是同过去告别。波兰在乌克兰的贵族大地产土崩瓦解，波兰势力退出乌克兰被作家看成是历史的必然。旧制度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波兰民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消亡了，人民共和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最后一章的标题《尾声和续篇》决不是随意加上的，特别是最后迁坟移葬的场面，从地下挖出的遗骸同盛开的鲜花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遗骸象征过去的终结，鲜花象征美好的未来，象征用辛勤的劳动建设新的生活。这也是小说的乐观主义的主导思想，而不只是一个光明的结尾。
《名望与光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借助于虚构的自传体小说。波兰小说家和评论家伏·马赫把伊瓦什凯维奇称为“客观虚构的大师”，他认为作家是用虚构某些人物和情节来掩饰小说的自传性质。小说中确实塞进了作家自身的许多经历，作家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赋予了他自身的某些素质，其中包括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的知识分子超阶级的空想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骄矜，包括他的人生观、哲学观，包括他的兴趣和爱好，也包括他在艺术上的追求、探索和苦闷。因此，亨·贝雷扎说：“《名望与光荣》中一些人物形象加起来就是伊瓦什凯维奇的自画像。”也可以说，作家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实践，重新评价自已所走过的道路，评价自己在过去数十年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积累起来的丰富而艰辛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其中不乏清算过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真诚的，因而也是感人至深的。
三
伊瓦什凯维奇在刻画人物方面独具匠心，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绘声绘形的艺术形象。
在进行人物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名望与光荣(第三部)》扉页上所引用的警句中找到钥匙：“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在痛苦中获得光荣，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企图重建幸福。”在作者的笔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类人物虽然都受到历史的制约，有着时代的共性，但是他们对世界、时代和人生却各持不同的态度。马克思的信徒——书中的革命者——兼善天下，他们用积极的行动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其变得公正，从而在斗争中获得幸福；弗洛伊德的信徒独善其身，涤荡变态心理、自卑感和恐惧感，从而赢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浮士德式的人物则是不断追求丰富的知识、美好的事物、崇高的理想，不断探索人生的真谛，提出“生与死的意义何在？幸福何在？”这样一些浮士德式的问题。在欧洲文学传统中，这种追求和探索往往都以悲剧告终，因而总是与痛苦、失望和悲观联系在一起。在伊瓦什凯维奇的笔下也不例外。
书中的主要人物雅努什·梅申斯基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他对人生痛苦的探索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走过的人生道路；他的生活波折、哲学观点和政治态度的转变又体现了作家所说的弗洛伊德的信徒自我完善的过程。
雅努什出生在贵族之家，自幼便受严父的管教，束缚了他的行动自由；大量的阅读、天生的多思、不断深化的孤独感和压抑感，造成了他思想上过于早熟。对于阿丽亚德娜的狂热的、理想化了的爱情也不可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
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经历造成了他对于生活的畏惧，至少是使他不想积极参与任何一件事、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而是消极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对一切都缺乏热情，他当不了弄潮儿，只能做个旁观者。然而，他并不是个肤浅之辈，对事态进程漠不关心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表面现象。他不只是在观察世界，而且也在竭力寻找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他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什么是人生的真理？他深信，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意义，从每一件事物中都应得出某种结论，人生也应服从于这个规律，人活一世对自己和对别人总应该有某种道义的意义，总该有某种价值。
他相信人，却不善于跟人交往，他是孤独的。奥拉对他有一段绝妙的评论：“您……难道没有感到他隐藏在淡漠的外表、茫然失神的眼睛、近视眼镜以及笨拙的动作后面的那种非凡的内心的激情？我很看重雅努什的一个特点：渴求真理，希望认识真理。他以后也许能够找到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嘛！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爱雅努什……”雅努什对人的冷漠，他的寂寞和空虚，一部分也是由于谁也没有爱过他，谁也没有对他提出过什么要求，谁也没有对他有过什么企望。他一生失意，半世飘零；他身为伯爵却靠别人的接济过日子；他是个有才气的诗人，却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他感情深挚、忠贞不贰，但爱情和婚姻却充满了悲剧；他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刻意追求人生的意义。
他同情十月革命，曾一度被裹挟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但他背负着贵族的因袭重担，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只好半途而废。他回到了刚获得独立的波兰，现实又没有向他提供任何足以填补空虚的价值，他迷惘、彷徨、痛苦地在杂乱纷繁的社会中挣扎。终于在民族的大灾大难面前，在生死存亡的决战中，在游击队员们的感召下，他的思想上产生了飞跃，他不能满足于无所作为的生活，他要奋起，要跟那些热忱、勇敢的爱国青年一道，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现在一切都要变了。”“我有了目标！”可就在这时，他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下，就像浮士德最后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得到智慧的结论，却在这一瞬间死去一样。
埃德加尔·希莱尔是作家塑造的另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埃德加尔与雅努什有许多不同之处：雅努什愤世嫉俗，埃德加尔安分随时；雅努什疏懒，认为一切都不值得他花费力气，埃德加尔孜孜不倦地工作，充满了创作激情；雅努什孤芳自赏，与人群隔离，埃德加尔平易近人，从不摆大音乐家的架子，乐于与人交往，甚至希望别人给他做宣传；雅努什对人不讲情面，言辞尖刻，埃德加尔温良敦厚，对人有更多的宽容和谅解，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们的外表给人的印象都是淡漠，埃德加尔却有更多的内在的温暖。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两个朋友心灵的交会点，一是：两人的精神世界都有超越的意境、高邈的情怀；二是：两人都多思，都爱对世界和自身进行哲学的思辨，尽管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三是：两人一样命苦，一样寂寞，一样忧郁，一样在茫茫人海漂浮，没着没落。
埃德加尔的手边总有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且不断在其中找到新意，既找到了鼓舞他信赖生活，信赖自己的章节，也找到了动摇这种信仰的章节，找到与他自己的情绪一拍即合的悲观、失望和忧伤。《浮士德》中那种对人生和艺术的价值又怀疑又坚信的二重性最符合埃德加尔的心理状态。尽管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音乐天才，但从不妄自尊大，名气越大越是感到名实不符，越是反躬自问：我的创作的意义何在？我的作品是否真有价值？是真正代表了音乐领域的进步还是体现了艺术的扭曲和概念的错误？他一生在因袭传统和勇于创新、在追求艺术的民族性和普遍意义之间摇摆不定。他运用了20世纪最时髦的创作技巧，又深感现代派艺术的晦涩和空虚。他不知自己的作品具有传世的生命力还是过眼烟云，他相信只有未来才能作出答复，可那捉摸不定的未来会作出怎样的评价？甚至，未来会不会把他的作品连同整个世界一齐摧毁？埃德加尔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那时他的头顶上已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埃德加尔表现出了一个创作者的孤独和疑虑。他深刻感受到在创作过程中是何等的孤立无援，他记录下来的奇逸的乐思能为别人理解吗？他体会到的不是创作的喜悦，而是创作的痛苦，是抽象的理想和具体的实践、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有限贫乏的表达方式、高尚美好的艺术境界和荒唐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尖锐对立。艺术是他的生命，也葬送了他的生命，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认识、理解、表现”，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一腔心血。如果说雅努什体现了作家探索人生真理的痛苦，那么埃德加尔便体现了作家探索艺术真理的艰辛。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是作家精心刻画的一个政界人物。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初出场时只不过是贵族罗伊斯基家的带有几分土气的年轻家庭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他日后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前者为他的仕途敞开了大门，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波兰军团。后者使他的私生活复杂化了，在革命的风暴中他结识了落难的公爵夫人玛莉亚·比林斯卡，抛弃了热恋中的情人奥拉，成了玛莉亚的情夫。波兰独立后，身为陆军大尉的斯彼哈瓦进入外交部工作，从此平步青云，爬到了部长顾问的位置，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外表显得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却有说不出的悲凉。出于出身低贱，他始终不能与玛莉亚结为夫妇，长年的尴尬的关系使他受尽了屈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玛莉亚弃他出走，他却本着农民对乡土的眷恋留在国内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华沙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
斯彼哈瓦不同于雅努什和埃德加尔的是他惊人的毅力和进取精神，以及他的讲求实际和对待事物的功利主义态度。他不爱也不懂得进行空泛的哲学思辨，而是事事处处清醒地分析形势，每走一步都要经过周密的权衡。他有权力欲望，但不颐指气使；他善于钻营，但不投机取巧；他在政治斗争中见风转舵，却又是出自真诚的信仰；他讨好上司不是靠逢迎拍马，而是靠精明干练和责任感。他既是通才又是懦夫，他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却不能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染上了许多官场恶习，却保留了那么一点儿农民的淳朴本性。他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作家对他既有批判，又有同情。
书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雅努什苦恋的情人阿丽亚德娜一出场就生龙活虎，她是个好强、任性、喜怒无常的姑娘，一个狂热的幻想家。在弟弟的影响下，她曾积极投身革命，可一不如意便逃亡；到了巴黎刚崭露头角又突然放弃了成为她步入艺术界的手段的绘画，跑到意大利进了修道院；在当了多年的修女之后一转念又还了俗。她的这种大起大落，表面上看似乎不好理解，其实非常符合她性格上的逻辑，她表面上好走极端，敢作敢为，骨子里却非常脆弱，干任何事都有始无终，任何成功都不能淡化心灵深处的失落感。因此，当一切尝试、一切追求都宣告失败之后，自杀便成了她唯一的归宿。
奥拉的性格与阿丽亚德娜完全相反，这个寄人篱下的姑娘表面上软弱得像个面团，但是却有惊人的韧性。生活的折磨没有破坏她内心的平衡，她永远是那样温柔、甜蜜、乐天安命。她不仅是个贤妻良母，而且是个充满了智慧、善于理解人的朋友，成了埃德加尔和雅努什这样一些不安的灵魂的精神支柱，她的家对他们简直就是沙漠中的绿洲。玛莉亚·比林斯卡的内心也从未失去过平静和镇定，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失温文尔雅、雍容华贵的风度，她的这种平衡是出于倨傲和冷酷，她是那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女性典型。
伊瓦什凯维奇不是个宿命论者，生活对于他决不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一串事件的组合，也不是某种机遇的偶合。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一切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都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名望与光荣》是一部结构复杂的作品，作家为了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内心世界，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事态的发展和刻画人物的性格。所以说，这是一部集波兰古典文学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流派名家创作经验之大成的杰作。
伊瓦什凯维奇在波兰受到高度的评价和普遍的敬仰。1979年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为他的创作举行科学讨论会，认为他是波兰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波兰作家，以至战后三十五年被称为波兰文学史上的“伊瓦什凯维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