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村有道》是一本由谭同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4.00元，页数：4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桥村有道》精选点评：

　　●高山仰止！谭老师最负盛名的作品，感觉除了在大学做教授外还可以扩展到例如文学、政治等方面，理论深入浅出、田野扎实、叙事流畅，仿佛自己也在桥村一般，目睹了近百年来“道德、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下了多大一番功夫啊！依旧是在回答现代性的问题，乡村社会现代性转型成功之必需：如何在核心家庭本位的基础上规范公共权力的使用，建设村庄道德秩序的底线，并逐步培育出村民之团体意识，缓解、解决乡村的基础性社会问题（治理、道德和信仰），一方面因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另一方面更直接缘于现代性渗入不成功。序中谈到的启发性：从社会结合的角度来讨论乡村社会的构成基础“工具性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财富标准逐渐主导社会分层、纵向社会结构中的层级间张力给横向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革命话语渗透后的二者互动、纵向改变和横向延续

　　●对一个经典老问题的重新调查和讨论。吸引我的不是深描方法，也不是新的乡土社会假设，而是对乡村生活的鸡毛蒜皮、错综复杂的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好多地方看起来真欢乐啊！

　　●一本好的村落民族志，阅读体验堪比一本复调结构的小说。

　　●没读完，不好评价，吴毅的丛书序写的很棒，但是对于本书的具体关注点，个人无法接收，我从不觉得可以用道德、人伦作为核心说明一个社会。当然鉴于本人没有读完，因此评价难免片面。

　　●作者终于回我邮件了。。说是去田野了，没法上网。果然中山人类学很爱田野啊。话说作者还是我十年前的直系学长，邮件里流露出对某校某师的不屑，于我心有戚戚焉啊。。

　　●横纵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交织影响/伦常

　　●出版社勘误：本书副标题应为“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与原版印刷差了一个顿号，核心内容直接相距一万公里，简直怀疑出版社为了卖书故意印错的。吴毅序言对于研究方法的感触和要求比较深刻了。

　　●赶毕论扫过去的，之后一定认真再读一遍民族志部分。

　　●有点晦涩

　　●终于给一事无成的三月留下一个记录

　　《桥村有道》读后感(一)：转型

　　这本书的第三章开始，刚好可以和手头在读的另一本《国家的视角》中有关革命的部分结合起来看。相当于给后者的理论论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证内容。不过本书的价值绝对不仅仅限于为别的理论做注解。只是我不是科班出身，既谈不了什么理论，也对之不甚感兴趣。这一点也就不多说了。

　　另外看这书的时候感觉国内完全也可以写出足以与《百年孤独》比肩的巨著，至少名字之乱一点也不逊于后者（ 同学你这是在吐槽吧 = =|||）哦对了说到同学，本书作者的名字也很有趣哎。。。

　　再补一句，这书是《中国经验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书我看了两本，都非常好，有空要把剩下的都找来看了。

　　《桥村有道》读后感(二)：不成熟的读后感

　　初步读完绪论，文献梳理感觉有点粗糙，感受不到很强的逻辑。全书看完再评///

　　全书读完，最近在家心浮气躁，读书也慢了许多。

　　该书讲的是道德，从全书感受到了道德在面临外界冲击时，所体现出的强大韧性和给予村庄的抗逆力。但遗憾的是，这种韧劲儿也会衰退。与之前强调革命(郭于华，阎云翔)全球化，人口(黄宗智)对乡村伦理，道德，网络断裂性破坏不同，从本书还能够看出乡村内在的道德逻辑对上述力量的消减。虽然作者一直在强调，桥村道德也在1990后发生了转折，但我认为不如说是经济理性渐进式侵入桥村的结果。经济理性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人口流动带来的外部经验，以及最重要的贫富分化。人们在竞争性压力中向外用力，开始突破道德底线攫取资源，为我所用。在感慨现代化给人带来富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乡村道德衰落的一丝凄凉。

　　本书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轻易的主线贯穿始终，虽然讲道德，但这个终究是一个议题，而不能形成与理论对话的核心点。这也导致了书开头文献的杂而散漫(书中许多文献也都是泛泛而谈)，虽然作者在最后一章与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展开对话，提出工具性差序格局和核心家庭本位，但是与经验材料又有一点断层。比如，核心家庭本位中，核心家庭意义大于个人，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在资料中我没有看到明显的支撑证据。

　　这一不足可能是乡村道德范围过大之故，或许议题再集中一些会好更多。

　　《桥村有道》读后感(三)：《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书评

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社会人类学著作，其叙事的文笔和结构的完整都是上佳的，读后感叹于作者田野工作的扎实和叙述文笔的优美。

从内容来看，作者主要对话的是费孝通、许娘光、梁漱溟等老一辈社会学、人类学家，所以在最后的章节里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概念——工具性圈层格局，并对费老之后的学者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做了归纳总结（p435-p441）。不仅如此，谭同学还将梁漱溟先生的“伦理本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核心家庭本位”，认为现在农村的整体格局应为如此（p441-p457）。关于家庭特别是核心家庭的论述，又涉及到许娘光先生“祖荫”的一些观点（p45-p46），还与阎云翔、刘新（流心）等人有直接的对话（p442-p443）。

作者从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是以时间线的方式来串联起村庄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史，主要是围绕道德与权力这两个主题来进行叙述的，其文笔特像“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叙事。在这种历时的叙事过程中，展现了宗族、家族、家庭内部的争夺与协调，凸显了一个乡村道德与政治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可读性极强。因为前几十年的田野资料涉及到口述史，作者所说的“口述史料的意义在于，它呈现了村庄的道德判断，以及村民看待历史的标准”，对看待口述史料与官方的正式史料的关系大有裨益（p77）。作为村庄调解纠纷的惩罚机制而言，无疑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作者在P86页就开始讲到了此主题，并与朱晓阳老师的作品有直接的对话（p95）。

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后作总结，认为村庄在建国之前（革命）是符合老一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诸多分析，如村民对祖荫的重视、村民间“差序”性的社会结合模式，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村庄道德秩序。此外，作者认为除了分析有族权和文化力量（“礼”）作用之外，还应该分析是何种因素塑造的这种社会结合模式。作者给出的结论是，族权不是依靠暴力或者完全依靠村民自觉以“礼”为鉴来维系社会秩序的，而是依靠“伦常”道德力量（p96）。

第三章是论述1949-1978年间的村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段里，发生了新中国建立、集体化、tg、wg等一系列的大事件，且这些事件对于村庄整体的道德与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改变。但尽管如此，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事件证明，村庄纵向社会结构的“翻身”过程确实是存在的，但也主要限于“翻身”（且新的纵向层级结构也滋生出了惰性），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革命”道德话语主要在前一个领域发生作用，而“伦常”道德话语则在后一个领域中延续了下来，阶级观念并没有代替人伦意识；在村庄权力竞争的过程中，两种道德话语有较多碰撞和复杂纠缠（p153-p154）。

第四章则是论述1980和1990年代的村庄变化。作者指出，80年代是一个过渡性的年代，这不仅仅指权力剧场中的精英更迭，更指权力剧场规则和权力精英行为方式的变化。乡村变得越来越难治理。传统村庄内部的“公德”与“私德”对人的约束在减小，有个别人成为了村庄道德的“越轨者”，如未婚先育者。90年代以来，村庄权力剧场更为深层的变化开始发生。村庄权力剧场精英化，权力竞争不再依赖德望，出现了公然的权力寻租，集中体现为村庄选举贿选的发生。在村庄内部，财富成为衡量人成败的最大指标，其次是权力，最后为道德。在这种衡量指标的压力之下，村民处理横向社会结构方面的家户间关系时，现实化算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排挤并代替了“伦常”原则，至于原本就没有真正在村庄社会中扎根的“革命”道德话语，则大多成为了村民对现实发牢骚的理想参照物（p207-p208）。

第五章标题为“道德、权力与纠纷解决——冲突性事件视角下的社会变化”，讲得则是村庄内部对于冲突事件的解决变化。通过大集体时代（1949-1978）与1980年代、1990年代三个时段的对比，认为在大集体时代中，革命改变了村庄的纵向结构，但横向结构根本上未变，1980年代也如此，横向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村庄内部的冲突事件可以依据道德伦常进行解决。但到了1990年代，村庄横向与纵向社会结构共同发生变化，使得传统的调解机制失效。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分”的特性使得村民在社会竞争中呈“单家作战”的状态，加上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公权权威性的缺失使得强力成为社会竞争的现实手段，村庄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也愈来愈差，“灰社会”介入村庄纠纷解决过程便有了机会（p257-p258）。

第六章的标题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权力——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家庭与村庄”。作者认为80年年代，村庄公权仍能循“伦常”标准对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如何对待老人）、家庭形成（婚姻）方式施以影响，并有处理家户间争端、维持社区行为规则，以及动员村民抵制外来（包括政府）不正当压力的能力。但到了90年代后，桥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突出表现为村民个体化意识增强（阎云翔，无公德个人），重权利而轻义务。例如婚姻的自主权突破了传统的“伦理”之围，夫妻两人甚至还是本村差辈分的姑侄；核心家庭代际间，形成了偏向年轻一代的非对称权力关系模式（阎云翔，朝向下的家庭主义；王欣，倒置的亲子关系；见白美妃论文第52页）；村民重视财富积累的结果，而忽略积累的手段与过程。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代农村贫富差距过大，纵向结构间形成巨大压力，引导并迫使农民由下往上看。限制财富侵蚀“伦常”关系的传统村庄道德并未恢复，而国家正式权力倡导的道德教育又未真正发挥作用。于是财富成为村庄内部纵向分层中的主导标准，权力、文化和道德随之后排。当村民认可了这些分层标准时，其处理横向社会关系的原则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工具性原则开始在横向社会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简言之，村庄内部的横向和纵向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剧烈变动（p316-p317）。

第七章的标题为“道德、权力与信仰变迁——变革社会中的村民及其意义世界”。传统时期的桥村，可以大概用梁漱溟、费孝通先生所持“人伦代替宗教”之说予以解释，其背后则是以具有“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为基础的。进入大集体时代（1949-1978），伴随着多次政治运动，村民的宗教信仰基本上被新的道德崇拜所代替，但村民的自然信仰并未消失，而是以一种“蛰伏”的方式“绵延”了下来，特别是关于亲属制度的信仰方式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90年代以来，村民的宗教信仰是在“复兴”，但对于接受了大的分层标准的村民而言，横向与纵向社会结构发生共变，村民已无路可退。村民的信仰体系失去了令人敬畏的力量，已起不到阻止和惩戒不当行为的规范性作用，村民在信仰上陷入新的困境（p377-p378）。

其实，第五六七三个章节相对来说，较为独立，但最后的观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了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变化上，用三个方面的主题印证村庄横向和纵向社会结构在大集体时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个时段的不同变化，借以引出最后一章的主题——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

作者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部分中，提到了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即治理问题、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p454）。治理问题是因为由于现代性民主参与和国家常规能力不足，私人化利用公共权力的机制并没有得以改变（其实这类观点与一些学者关于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深入基层社会的观点完全相反，值得深思）。道德问题则是指核心家庭以外道德底线的缺失，重视自我为中心的利益，损人不利己。究其原因是村民个体自主性随现代性转型而兴起，其高度自利性也因传统道德底线被破坏，现代性道德底线未建立而滋生的结果（p455）。信仰问题主要是指，当代乡村社会最关键的问题是信仰缺位（p456）。

作者最后指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因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另一方面更直接缘于现代性渗入不成功，而传统的道德秩序、权力格局和社会结构已发生改变，迈向“核心家庭本位”的乡村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基础性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不是村庄现代性转型引起了个体自主性兴起，而是因为道德底线缺乏，个体自主性兴起后越过合理界线，形成了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高度自利性。这个问题值得学者深思。

　　《桥村有道》读后感(四)：桥村的治理之道与学术之道

　　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究竟为何？如何进行中国乡土社会性质及其变化的研究？——是中国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谭同学新作《桥村有道》，对这两个关系到中国社会治理之道和学术之道的根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基于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与西方强势文明的不断对话、反省和学习，是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发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基本上，中国研究之所以能够让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机会“在中国发现历史”，[1]正基于中国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现代状况。“中国乡土社会”，即是不同于西方“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化“理想类型”，其社会性质的当代转化过程也是反思西方中心“现代化”的极重要他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研究的传承才得以兼具普世性与独特性，成为当下海内外中国研究的显学。其中，中国本土学者的贡献颇值得关注，以费老为代表的第一代具有国际性声望的中国研究者各种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此类探讨的起点和标靶，而新一代研究者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各种讨论，又沿着前人开创的路径不断进取，最终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

　　具体而言，受制于中国漫长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古代史和现代化历史进程，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历史与当下两大块。

　　历史上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究竟如何，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皇权不下县”与“编户齐民”。前一种观点流传甚广，典型者如费老“绅士治理”与“乡土中国”的经典总结；[2]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较少，但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典型如秦晖，甚至在其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村社会一直就是“大共同体”本位，全面推翻费老等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描述。[3]

　　当下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探讨，主要也有两种意见：一是以贺雪峰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中西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强调村级地方共同体及其存在的意义，认为当下乡土社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并强调村级单位对乡村政治治理的重大意义；[4]一是阎云翔和华中乡土部分学者，前者在对东北某村长达数十年私密生活的田野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当今乡土社会“无公德个人”的普化与必然；[5]后者在长期调研和集体探讨的基础上，同样认为村庄解体和村民个体原子化是一种基本趋势，甚至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6]

　　以上各种迥然对立和貌似矛盾冲突的观点，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成因一方面来源于空间上中国农村非均衡分布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许更加重要的是，时间上漫长的跨度，让中国农村的各种存在方式都具有历史经验基础。当各种甚至互相对立的观点都能够获得相当充分的经验支撑的时候，究竟如何来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性质就成为了一个难题。对于当下中国农村非均衡分布的空间困境，有学者强调通过区域划分与比较视野来解决，这种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而言，如何穿透历史的层层迷雾，获得中国乡土社会性质探讨时间序列困境的钥匙，显得更加困难。

　　谭同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对突破时间序列的困境、形成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研究的清晰历史脉络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吴毅的弟子，谭同学备受其研究思路启发，吴毅“双村”研究就是利用人类学方法还原中国近代农村转变的历史状态，描绘中国乡土社会在国家、现代性和地方性知识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复杂面相。[7]这种研究策略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对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追寻，建立在其与西方整体对立的“他者”视角之下，通过对中国村庄近代化历史的细致描摹，以小博大，以中国村庄的近代际遇反映出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基本状况与演化脉络。毕竟，面对现代与西方的多重逼问，中国乡土社会的近代百年变化过程，几乎穷尽了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各种变化和转折的极限。而人类学的整体描述策略，又能够将这些变化和转折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让我们获得有关中国乡土社会的深度理解。

　　毫无疑问，《桥村有道》是这一研究策略进一步明晰化和自觉化的产物。本书承继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性质与结构的基本分析，在理论脉络的指引下深入田野工作收集大量一手资料，讲述了“祖荫下”——“革命时期”¬——“新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湘南桥村林姓等若干家族成员的命运遭际，以此来展示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伦常”结构变化的轨迹，然后顺其脉络得出其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

　　鉴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历史形态存在争论，需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理论“理想类型”来开启自身的研究。谭同学选择了经典理论组合型构出中国社会的传统性质——“祖荫下的差序格局”，此种总结突出了传统中国相对于西方与现代“他者”形象，具有较大的解读空间。在此基础上，谭同学还结合了麻国庆的观点，将“差序格局”中心点到其他各圈层的路径中心解读为“家庭”，认为一条路径是分家与继替，一条路径是“类”与“推”，一横一纵构成社会道德“伦常”结构的关键。[8]45至此，理想类型化的“差序格局”进入到了可操作的“家庭”结构状态，为理论的经验展示铺平了道路。

　　具体而言，在有关桥湾林姓家族史的经验深描中，谭同学将传统社会解读为以家族（家庭）为主体的结构状态，将其近代变化解读为这一结构状态不断变化形成各种新型变体的过程，而我们也将充分感受到这一解读的包容力与解释力。二十世纪初，桥村下桥湾只是一个拥有150口人的贫瘠自然村，即便世道比较乱，林姓族权的基本运作还是畅通无阻，甚至能够完成村内惩戒，其基本支撑还是村庄内部以家族（家庭）为主体的“伦常”意义结构的相对稳定存在。另一方面，如差序格局理论所描绘的那样，这种村庄内部的“伦常”又自然具有某种向外“扩展”的可能：在相对稳定的时代，村庄能够在内部权威不足时延请代表国家的力量自然介入，如林培武通过本家关系拉来乡公所带枪的乡丁介入家族事务，以此来威慑“五虎”，维持家族长老的权威；[8]52而在激烈动荡的年代，即使村庄中人处于无奈屈从外来权威，但村内的评价却总是能够自称体系，如林培武当过日伪“维持会”的会长，却并没有由此而在村内身败名裂。在这种描绘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家族（家庭）”而又具有某种伸缩性的传统“差序”“伦常”，能够适当调整吸收社会小幅动荡产生的“波纹”，以维系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

　　顺此逻辑自然追踪近代中国变迁的历史，我们进一步发现，即便是发生某种翻天覆地变化的“革命”年代，村庄内部这种围绕“家族（家庭）”的可伸缩结构仍然在起着某种微妙的调节作用。如谭同学所言：“革命是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如果不那么固执地坚持非此即彼的全称肯定或否定判断的思维方式的话，或许我们应当追问，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及它们是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发生变化的，哪些内容延续了下来，以及如何延续下来的。”[8]98-99要弄清楚这样复杂的话题，自然不能只是从理论的角度作出简单论述可以做到的，非人类学的经验深描方式不可。谭同学通过对林培武、金吉祥等人起落命运的细微描绘，甚至详细引述了林培武死后生产队的悼词，以完美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村庄社会结构变化的某种变与不变之处：即村庄纵向社会结构中的“翻身”过程确实是存在的，但也主要限于“翻身”，村庄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革命”道德话语主要在前一个领域发生作用，而“伦常”道德话语则在后一个领域中延续了下来，阶级观念并没有代替人伦意识。[8]153

　　领悟了村庄社会结构围绕家族（家庭）内核的伸缩和变化，理解了“革命”时期村庄的真实境况，对“新时期”村庄的某种貌似“全面解构”的变化，我们也就有了某种“庖丁解牛”般的穿透视力。

　　谭同学对这种变化既了然于心，又不满足停留于简单的理论总结之上，而是以大幅笔墨浓墨重彩的描摹了新时期村庄的某种看似惊心其实必然的变化实景：“分田到户”重新强调了来自“家庭”的私德，造成了村庄内部“私”和村庄外部国家“公”的事实分裂，计划生育变得非常艰难，村支书在国家公德和家庭私德中摇摆并备受各方职责，村主要干部选择放弃平衡的努力，村庄权力变成了精英之间的合纵连横，个体因素逐渐凸显。事实表明，国家赋权和隐形族权“伦常”的承载物——村庄及其地方共同体，在“分田到户”之后逐渐解体成为必然，权力载体经由村庄——家庭——个体路径而逐渐变化成为大势所趋，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发酵、1990年代成型。按照谭同学的说法，“革命”时代的变革还只是影响到了社会纵向层面，而没有影响到横向层面，村庄“伦常”基本还在；“新时期”的变化则进一步瓦解了以村庄“伦常”为核心的社会横向结构，造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崩裂，在村庄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造成生存意义“断裂”：村庄纠纷解决中不再重视村级“伦常”，“偷人”不再“丢丑”，“狗肉上了正席”；[8]242村庄日常生活中，同宗婚日益可能，孝道相对式微，老年人晚年生活凄凉，盗贼、毒品让乡村逐渐灰色化，一切向钱看，有钱便是英雄……在更深的层次上，与村庄家族伦理互为表里的祖先崇拜信仰也日益“单家独户”化，而自然信仰变成了弱势村民个体“求医”和“求取帮助”的途径，宗教得不到现实体系力量的支撑，已经不堪现实生活的压力——在信仰这个最后的、最隐秘的“战场”上，村民已退无可退……[8]378

　　谭同学将“伦理”本位视作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认为“革命”时代的“翻身”只是社会结构的纵向变化，而“新时期”社会结构的纵向和横向共变，让围绕“伦常”价值的“差序格局”变成了工具性“圈层格局”，才意味着“伦理本位”的彻底崩解，由此而引发“基础性社会问题”，村民们只有退守“核心家庭本位”。[8]456毫无疑问，谭同学认为这种“核心家庭本位”已经脱离了传统“伦理本位”的价值体系，是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变质的关键所在。

　　然则，核心家庭就是当下唯一的本位并不再具有变化的可能么？沿着谭同学的思路，我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进一步强化历史解剖视角的基础上，结合费老的经典理论总结各种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能够获得对于此一问题的更深认知。费老“差序格局”如此描述所谓“差序”——即“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结合历史和当下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众多经验展示，融合国家与社会分析工具，我们能够获得某种关于中国乡土社会家庭本位的深度理解。按照费老所揭示的差序逻辑：“个人”——“村级共同体”——“县”（皇权抑或国家），前面部分为小共同体，后面部分为大共同体，其实是贯穿在同一条社会扩展轨迹之上的，即个人——家庭（家族）及其变体——国家，这条可扩展轨迹的中心轴就是“家族（家庭）”。所谓“家国一体”，是在强调中国“家族（家庭）”同时具有从“个人”——“地方共同体”——“县”及其所代表的皇权或国家的包容度，才成为中国农村政治与社会、历史与当下变化的真正中心载体。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具体研究中，每一个研究者因为关注重心与历史时段的差异，能够发现家庭及其各种变体在政治与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位置，却并不能抹杀其他变体在不同历史时段存在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土社会性质及其政治治理相关研究，必须在历史长时段的视角下，以家庭（家族）及其变化为中心，才可能无限逼近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中的“治理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应该才是“桥村之道”的要义。

　　遗憾的是，谭同学在给我们充分展示了这种融合历史和理论视角的经验研究阐释力的同时，并没有再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一定意义上削弱了其研究结论的理论和方法价值。

　　个人认为，只有在深度理解“桥村”“治道”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了解桥村“学术之道”的价值。融合历史和理论视角，借用人类学的经验深描来追踪某个村庄中家庭（家族）及其成员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的遭逢际遇，以“四两拨千斤”之态顺势推导出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可能面目与治理之术——几乎是个人能够想象的学术上对“中国治道”解读方式的极致。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治理之道”总是具有某种穷则思变与时俱进的气质，那么“学术之道”的悠远绵厚也许更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