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是一本由方诚峰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精选点评：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既不熟悉原始文献、又不了解既存研究的后果就是，广受好评的学术著作，自己却一点也get不到好在哪里。只能“假装读过”，学渣早知道就不跟风了，本来对宋史也是既没兴趣又没基础

　　●俨然有度

　　●膜拜！作者行文从容不迫，长于理论化表达，尤其令人佩服！

　　●非常不错，反驳党争视角的事后诸葛亮的结论，第一章第一节司马光的难题，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初期四朝，司马光遇到难题以及他的解决路径，仁宗英宗神宗初期强调君主的重要性，突出君主有为自做决断，到神宗朝终于实现，但君主有为之下却不符合己意，故强调政体的系统化与任用合适的人才，但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在神宗朝实现，到哲宗朝初期因为废除新法撕逼才真正践行了开言路的主张，新法的副作用也在这种体制下被纠正。总体来讲，司马光虽然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放嘴炮，我倒是认为他思考的还是很认真，也在应映皇帝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主张，哲宗朝初期还是实现了他终其一生不断深化的政治设想，司马光其实也一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君主应该做什么，但问题关键是在于他常年未参与一线的地方行政，所以绝大多数时间干的事情用处都很有限。

　　●“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打一份职位名称叫“皇帝”的工，可不可以有私人身份，你说呢。

　　●徽宗部分最好。看得最起劲的是品味100昏的形象工程和那帮道士的八卦。元符刘后是因为男女之事被逼死的，啧啧。分享一段话：“北宋晚期的历史说明，政治变革一旦具有了意识形态支柱，就可以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在这种系列变革中，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变革的夭折或“党争”，而在于原初政治理想的异化—危害政治体本身的各种党争恰恰就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徽宗朝通过各种形象工程，营造出了超越历史、自我作古的极盛姿态，这已经可以视为追寻理想秩序的终极答案了。虽然这个最终图景是营造出来的，但“营造”本身就说明了诸政治口号在现实中的穷途末路。”

　　●博论讨论时读过，此次为备课通读了全书。1）文字：处理纷纭党争，依然分析细腻、文笔清爽，书写行文可为模范。2）在政治史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拓展视域之努力，令人敬佩。3）最喜欢第三章。第一第二章读完，更认为司马光无设计，元祐无路线。第四章阐释几个政治符号有新意，但几个部分是否能拼出徽宗全像令人怀疑。4）主线：前三章自成一系，后三章则转折突兀。作为全书主线“致君尧舜”的失败，是否真的能过渡到“丰亨豫大”，令人怀疑。5）方法上：从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日本学者所谓政治史的方法创新，不仅不新，反而有点刻意和怪异。作者使用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感觉靠谱得多。但进一步生出“政治情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未免风险太高，特别在讨论具体人事时。5）个别创新处，稍将前人结论简单化。瑕不掩瑜，这本书是宋代政治史

　　●可以。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相比而言，这是本“走出新旧”的政治史著作。前三章基本按照时间脉络叙述哲宗朝政治史演进，层层递进，相互联系比较密切。后三章选择政治结构（公相、御笔）、应奉、祥瑞等三个重要问题来描述徽宗朝政治的特色。注重政治理想的层次、落实与异化，最后认为：皇权是宋王朝这个政治体当中最后的不确定项，试图从中概括出皇权的某种固定趋势，无论在权力的现实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是难以成立的。对于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有很大帮助。

　　●哲宗朝的议论刷新了很多成见，对于我之前的观点有很多修正。而且，作者关于政治斗争史的分析，我很喜欢。 但可能是个人兴趣倾向，感觉徽宗朝道教祥瑞的议论一般。 同时，可能因“杠精”性格，总感觉偶尔一些小论点论证不够，想象与推测部分不少。 总体上，确实是一本关于北宋晚期政治史的佳作，对于了解宋哲宗、宋徽宗两朝政治体制有很大的裨益，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一)：北宋晚期政治过程

　　北宋政坛自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即陷入沉寂，仁宗晚年更是按部就班，执事之臣多行懒政。直至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政坛为之大振，而熙丰新法在施行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遭到强烈抵制，犹以司马光反对最甚:他赞赏神宗是有为之君，但君主须任用贤人，而王安石非贤人。神宗薨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依靠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施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元祐路线”，废黜新法。元祐之臣以“致君尧舜”的理念雕琢年幼的哲宗，哲宗亲政后，亟待建立自身权威，摆脱元祐旧臣对他的道德绑架，选择父亲神宗的熙丰旧臣，重启新法，清算元祐路线的执行者，导致士大夫政治在实践上的失败，“一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徽宗即位后，一心想超越“父兄之治”，制定“丰亨豫大”等政治口号，但实践上却很难实现，只能借助应奉、道教、祥瑞、礼乐营造所谓的圣治，最终异化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北宋从神宗变法开始，司马光、神宗、王安石、哲宗、徽宗等执政者都在用自己变革方式追求理想的政治秩序，但理想却与现实背道而驰，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最终导致礼崩乐坏，王朝崩殂，一切都化为泡影。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二)：笔记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笔记： a新法是神宗年间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整个官僚系统必须面对的正常事物，多数官员是政令的执政者，无所谓新党旧党。 b高太后信任司马光也只是因为司马光在英宗继承大统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并非天然反对旧党。太后垂帘听政后期，贬斥不少在元祐初年排挤熙丰旧臣的御史。 c司马光强调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开始侧重政治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系统的有效性。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 d以苏轼、程颐为主导的蜀党、朔党其实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诉求导致的，其实并不存在如此多的党争。元祐年间，苏轼被弹劾攻击主要是出于对流行政治情绪的反映，主流政治情绪认为以苏轼王安石这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性格有鲜明的特点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就有可能导致巨大的政治危险。 e车盖亭诗案除了蔡确之外，更多被贬斥的多是范纯仁这样属于立场温和的人物，它的重大意义就是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最终胜利了。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三)：《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评介

　　方诚峰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2015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对北宋晚期纷乱复杂的政治演化进行了新的诠释和系统的梳理。

　　对于北宋晚期的政治史，学界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是书试图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分析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分合，从而寻找解读王朝体制的新方式。全书围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介绍了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内涵；探讨了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从君主和士大夫两个角度探析哲宗亲政时期政治文化的质变；从权力的实际操控和象征意义两个层面探讨徽宗的君主角色；讨论徽宗朝“应奉御前”的缘起和实质；从道教、礼乐、祥瑞三个方面分析徽宗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方著的研究内容从时间上看涵盖了高氏垂帘、哲宗亲政、徽宗统治三个时期。其关注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比如《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从北宋晚期层出不穷的“党争”入手，对元祐时期的政治纷争进行了再剖析，从而得出，由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并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提出了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更适合作为研究北宋晚期政治的入手点。反映了作者独到的研究眼光和史料解读能力。

　　方著视角独特、分析精细、史论结合，是近年来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书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的一般地位，力图寻求一种解释北宋晚期政治史的全新方式。相信该书将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作者把政治理想作为北宋晚期政治演变的依托，似乎忽视了各个执政集团对现实权势的考量。高太后支持所谓的旧党，有其个人的感情倾向，还应该有对个人权力的一种考量或者是对祖宗之法的一种维护。政治理想会在现实权势得失的考量之下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四)：理想的变异——“后变革时代”的政治努力（读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方诚峰先生此书，主要研究北宋神宗去世之后，“后变革时代”的政治体制、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文化，这三者相互缠绕，相互影响。作者有一更高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即在后变革时代，不同的政治人物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所进行的设想与努力，司马光、宋哲宗、蔡京以及徽宗莫不如此。这种种设想与努力，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王安石变法不可能像庆历新政那样失败之后陷于沉寂，而是变革层出，这也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想产生危险的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已经跳出了新旧党争研究范式的窠臼。书中作者新见迭出，引人深思。

　　作者首先明确了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定义，之后进行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作者分析神宗去世后熙丰臣僚和保守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和高太后的政治选择，论述了高太后垂帘体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影响。这种体制是“非主流”和暂时性的，它并没有给未来亲政的哲宗皇帝安排多少政治空间。

　　第二章，作者剖析了元祐时期党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即当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反思进而“主于安静”的政治气氛。随后通过对宰执、台谏、高太后立场的分析，注意到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神宗皇帝“大有为之政”的观念的强大影响，指出了元祐政治路线和体制的危机，解释了为什么哲宗“绍述”得以迅速实施。

　　第三章，作者探讨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大变化——士大夫政治的失败，一是臣僚对哲宗理想帝王塑造的失败，一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字审查、思想审查中的政治理想的异化。尤其是读到关于哲宗人生经历的一章，我不禁产生对哲宗的人生之同情之幽叹。

　　之后的徽宗朝政治史，作者关注的是徽宗如何超越父兄之治？以及徽宗君臣想要如何达到或者呈现“圣政”的问题。我以为这一部分写得最是精彩。

　　第四章，作者分析公相制度、御笔制度等等，提出徽宗本人的政治角色的问题，使人眼前一亮，这是徽宗朝政治史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制作礼乐、“丰亨豫大”口号的政治意义，即体现了徽宗君臣对“圣治”的追求。同时，作者分析了应奉体制，认为徽宗朝新建立的应奉财政体制对于南宋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第六章，作者通过对“道家者流”“祥瑞”的分析，指出宋徽宗想要实现的自我定位，即“圣君”“圣政”“圣时”。但是徽宗对此的营造，最终把儒学复兴运动下追求的三代之治，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作者从皇权的观念和君主权力操控的角度，对研究宋代皇权虚化或者强化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皇帝本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问题的

　　方诚峰先生此书，把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我想，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更加符合历史的实态吧！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五)：北宋晚期变革-理想下的动荡

　　神宗朝的熙丰变法作为当时一项极为大胆的尝试，且不论变法的内容对宋朝百姓来说，好处更多，还是坏处更多，能顶住当时各方压力，尝试变法的神宗，还是怀着一种圣治理想的，可称的上有为之主。

　　不过神宗的两个儿子，在他圣治理想的影响下，却把路越走越歪。

　　神宗死后的元祐时期，哲宗年幼，大小事皆由祖母高太后以及朝中大臣决定。而此时的两派大臣对于新法既想着废除，又想着修正。

　　此时，没有了固执如牛的神宗和王安石这一对君臣，但是，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太后和司马光，却一心以变法为毒瘤，全盘否定。

　　司马光不是奸臣，应该说是极为少见的良臣，全盘否定变法从一方面说是思想顽固，但是换个角度，他的这种行为确是从百姓的立场出发，以国家稳定为目的。

　　高太后去世，哲宗掌权，立马把元祐时期的保守派和变法派，调换了个位置，想必是元祐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听保守派大臣批评熙丰变法，在批评他父亲神宗在位时的“错误”，弄巧成拙，培养哲宗的大臣们想不到，事事由他们安排的皇帝，最后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哲宗想要完成神宗的遗志，把变法进行到底，想要实现神宗变法的目标。而那些元祐时期批评“变法”的人，也逃不掉清算，重修<神宗实录>，开设编类章疏局，政治整顿，种种措施，把元祐时期说变法“坏话”的人，全都来了个定罪。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也算是实现了“一道德同风俗”的变法目标。

　　哲宗去世，因为生理性疾病，想必是不节制，高太后在的时候，哲宗身边的宫女都是一些老大妈，一旦没有了约束他的人，多年压抑，一朝毙命。

　　徽宗是个能搞事的皇帝，不光想着超越父兄，还想着搞点特别的。

　　蔡京会理财，是个能手，这也是他多次下台之后，又能重掌大权的原因。而究其根本，还是徽宗太能花钱了，算得上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建筑师，各种建筑想法层出不穷。

　　建筑要花钱，为了搞建筑，徽宗专门设了个应奉司的部门，专门给他搞钱搞物资，钱搞不到了，就把蔡京捞出来，弄点钱，然后为了不让蔡京权力太大，等蔡京弄完钱，就把他撤了，等下次没钱再捞出来。

　　后来，徽宗想出了一个“三公”的职位，让蔡京当了公相，顶个大名头，实际上釜底抽薪，削了他的权，让他一直给自己捞钱，来满足他的建筑梦想。

　　宋朝有两个崇尚宗教的皇帝，第一个就是天真地去泰山“封禅”的宋真宗，成了后世的笑话，宋真宗造出了一个玄祖，是天上的神，也是宋朝的保护神，专门造了景灵宫来供奉这个玄祖，（后来徽宗还造了个景灵西宫，来供奉他父亲神宗，花费不小。)

　　而徽宗就更高明一点，把自己造成了神，而且是天上最高级别的神，他成了统御天上地下的神。

　　就这样哲宗完成了“一道德同风俗”的变法目标，徽宗更牛一点，依靠土木建筑做“形象工程”，完成了“圣治”的目标，又通过把自己造成最高神，成为了“圣君”。

　　总的来说，神宗的两个儿子，依据他留下的政策目标，开开心心地把大宋搞的“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