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是一本由方诚峰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精选点评：
●对文中“丰亨豫大”含义的探讨，印象深刻～这书还是出得急了，结的也略生硬，从以点带面的角度来说，取点还可再增加一些的～邓小南弟子的作品，比起尹之《宋徽宗》，本书在政治领域的探讨还是要深入得多～
●北宋到南宋初期是一个显著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等等发生的时代，王安石开始的一系列新法是对这种经济增长的环境的再分配体系的重构，蔡京更是一个卓越官僚，但是整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法理基础的再分配体系完全是浮云
●政治史与制度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读完之后，只有满满的钦佩、惭愧。钦佩的是此书几乎在各方面都堪称史学研究的典范，行文清约，分析精细，史识精湛，方法纯熟，以80后身份已然开始追步乃师邓小南。惭愧的是相比之下，自己的读书和研究可谓獭祭罗列，相形见绌，甚至觉得面目可憎。要补要练的东西太多了，希望还来得及。
●膜拜
●对司马光的政治理想分析写得很有意思
●博论讨论时读过，此次为备课通读了全书。1）文字：处理纷纭党争，依然分析细腻、文笔清爽，书写行文可为模范。2）在政治史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拓展视域之努力，令人敬佩。3）最喜欢第三章。第一第二章读完，更认为司马光无设计，元祐无路线。第四章阐释几个政治符号有新意，但几个部分是否能拼出徽宗全像令人怀疑。4）主线：前三章自成一系，后三章则转折突兀。作为全书主线“致君尧舜”的失败，是否真的能过渡到“丰亨豫大”，令人怀疑。5）方法上：从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日本学者所谓政治史的方法创新，不仅不新，反而有点刻意和怪异。作者使用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感觉靠谱得多。但进一步生出“政治情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未免风险太高，特别在讨论具体人事时。5）个别创新处，稍将前人结论简单化。瑕不掩瑜，这本书是宋代政治史
●可以。
●出人意料的佳作，一开始就把对后神宗时代对变法的群体和反变法群体的态度从宫廷到士大夫群体分析的很好，非常见功力
●里面的“丰亨豫大”那节最好！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一)：笔记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笔记： a新法是神宗年间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整个官僚系统必须面对的正常事物，多数官员是政令的执政者，无所谓新党旧党。 b高太后信任司马光也只是因为司马光在英宗继承大统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并非天然反对旧党。太后垂帘听政后期，贬斥不少在元祐初年排挤熙丰旧臣的御史。 c司马光强调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开始侧重政治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系统的有效性。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 d以苏轼、程颐为主导的蜀党、朔党其实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诉求导致的，其实并不存在如此多的党争。元祐年间，苏轼被弹劾攻击主要是出于对流行政治情绪的反映，主流政治情绪认为以苏轼王安石这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性格有鲜明的特点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就有可能导致巨大的政治危险。 e车盖亭诗案除了蔡确之外，更多被贬斥的多是范纯仁这样属于立场温和的人物，它的重大意义就是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最终胜利了。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二)：《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评介
方诚峰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2015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对北宋晚期纷乱复杂的政治演化进行了新的诠释和系统的梳理。
对于北宋晚期的政治史，学界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是书试图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分析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分合，从而寻找解读王朝体制的新方式。全书围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介绍了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内涵；探讨了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从君主和士大夫两个角度探析哲宗亲政时期政治文化的质变；从权力的实际操控和象征意义两个层面探讨徽宗的君主角色；讨论徽宗朝“应奉御前”的缘起和实质；从道教、礼乐、祥瑞三个方面分析徽宗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方著的研究内容从时间上看涵盖了高氏垂帘、哲宗亲政、徽宗统治三个时期。其关注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比如《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从北宋晚期层出不穷的“党争”入手，对元祐时期的政治纷争进行了再剖析，从而得出，由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并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提出了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更适合作为研究北宋晚期政治的入手点。反映了作者独到的研究眼光和史料解读能力。
方著视角独特、分析精细、史论结合，是近年来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书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的一般地位，力图寻求一种解释北宋晚期政治史的全新方式。相信该书将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作者把政治理想作为北宋晚期政治演变的依托，似乎忽视了各个执政集团对现实权势的考量。高太后支持所谓的旧党，有其个人的感情倾向，还应该有对个人权力的一种考量或者是对祖宗之法的一种维护。政治理想会在现实权势得失的考量之下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三)：理想的变异——“后变革时代”的政治努力（读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方诚峰先生此书，主要研究北宋神宗去世之后，“后变革时代”的政治体制、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文化，这三者相互缠绕，相互影响。作者有一更高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即在后变革时代，不同的政治人物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所进行的设想与努力，司马光、宋哲宗、蔡京以及徽宗莫不如此。这种种设想与努力，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王安石变法不可能像庆历新政那样失败之后陷于沉寂，而是变革层出，这也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想产生危险的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已经跳出了新旧党争研究范式的窠臼。书中作者新见迭出，引人深思。
作者首先明确了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定义，之后进行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作者分析神宗去世后熙丰臣僚和保守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和高太后的政治选择，论述了高太后垂帘体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影响。这种体制是“非主流”和暂时性的，它并没有给未来亲政的哲宗皇帝安排多少政治空间。
第二章，作者剖析了元祐时期党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即当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反思进而“主于安静”的政治气氛。随后通过对宰执、台谏、高太后立场的分析，注意到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神宗皇帝“大有为之政”的观念的强大影响，指出了元祐政治路线和体制的危机，解释了为什么哲宗“绍述”得以迅速实施。
第三章，作者探讨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大变化——士大夫政治的失败，一是臣僚对哲宗理想帝王塑造的失败，一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字审查、思想审查中的政治理想的异化。尤其是读到关于哲宗人生经历的一章，我不禁产生对哲宗的人生之同情之幽叹。
之后的徽宗朝政治史，作者关注的是徽宗如何超越父兄之治？以及徽宗君臣想要如何达到或者呈现“圣政”的问题。我以为这一部分写得最是精彩。
第四章，作者分析公相制度、御笔制度等等，提出徽宗本人的政治角色的问题，使人眼前一亮，这是徽宗朝政治史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制作礼乐、“丰亨豫大”口号的政治意义，即体现了徽宗君臣对“圣治”的追求。同时，作者分析了应奉体制，认为徽宗朝新建立的应奉财政体制对于南宋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第六章，作者通过对“道家者流”“祥瑞”的分析，指出宋徽宗想要实现的自我定位，即“圣君”“圣政”“圣时”。但是徽宗对此的营造，最终把儒学复兴运动下追求的三代之治，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作者从皇权的观念和君主权力操控的角度，对研究宋代皇权虚化或者强化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皇帝本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问题的
方诚峰先生此书，把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我想，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更加符合历史的实态吧！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四)：理想的变异——“后变革时代”的政治努力（读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方诚峰先生此书，主要研究北宋神宗去世后，“后变革时代”的政治体制、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文化，这三者相互缠绕，相互影响。作者有一更高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即在后变革时代，不同的政治人物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所进行的设想与努力，司马光、宋哲宗、蔡京以及徽宗莫不如此。这种种设想与努力，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王安石变法不可能像庆历新政那样失败之后陷于沉寂，而是变革层出，这也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想产生危险的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已经跳出了新旧党争研究范式的窠臼。书中作者新见迭出，引人深思。
作者首先明确了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定义，之后进行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作者分析神宗去世后熙丰臣僚和保守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和高太后的政治选择，论述了高太后垂帘体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影响。这种体制是“非主流”和暂时性的，它并没有给未来亲政的哲宗皇帝安排多少政治空间。
第二章，作者剖析了元祐时期党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即当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反思进而“主于安静”的政治气氛。随后通过对宰执、台谏、高太后立场的分析，注意到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神宗皇帝“大有为之政”的观念的强大影响，指出了元祐政治路线和体制的危机，解释了为什么哲宗“绍述”得以迅速实施。
第三章，作者探讨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大变化——士大夫政治的失败，一是臣僚对哲宗理想帝王塑造的失败，一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字审查、思想审查中的政治理想的异化。尤其是读到关于哲宗人生经历的一章，我不禁产生对哲宗的人生之同情之幽叹。
之后的徽宗朝政治史，作者关注的是徽宗如何超越父兄之治？以及徽宗君臣想要如何达到或者呈现“圣政”的问题。我以为这一部分写得最是精彩。
第四章，作者分析公相制度、御笔制度等等，提出徽宗本人的政治角色的问题，使人眼前一亮，这是徽宗朝政治史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制作礼乐、“丰亨豫大”口号的政治意义，即体现了徽宗君臣对“圣治”的追求。同时，作者分析了应奉体制，认为徽宗朝新建立的应奉财政体制对于南宋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第六章，作者通过对“道家者流”“祥瑞”的分析，指出宋徽宗想要实现的自我定位，即“圣君”“圣政”“圣时”。但是徽宗对此的营造，最终把儒学复兴运动下追求的三代之治，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作者从皇权的观念和君主权力操控的角度，对研究宋代皇权虚化或者强化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皇帝本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全书结语部分，关于北宋晚期的变法，作者有如下论述，“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因而无法被放弃，而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看到此处，我不由得暗暗心惊。因为著者所说的，是一种很有可能存在且极为危险的情况。鉴往知来，或可以为戒。
方诚峰先生此书，把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我想，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更加符合历史的实态吧！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五)：读感
读《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有感
方诚峰先生的这本著作，是近来宋代政治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近期邓广铭基金的获奖著作。此书是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的一次再梳理，力求跳出传统的新旧党争之说，重新分析熙丰变法到靖康之变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给笔者启发甚大。
全书一共分六章，第一章“元佑政治路线的确立”，第一节首先讨论了新法实行十几年后，凡是参与新法或是与新法有所联系的，无论传统上的“旧党”苏轼等，还是“新党”蔡确等都对新法产生了反思，尝试改造新法，对新法进行调和。同时作者依据一些墓志对基层官员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这些史料往往以一种赞赏的语气描绘传主平心以待新法。反映出反新法者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现实，并看到了其合理性，同时也反映出熙丰时代新法已经成为常态，是基层官员的日常事务。当然因为司马光一生中很少履历地方，大多数时间不是在洛阳修书，就是在中央任官，所以对新法了解不多，因此也最为仇恨新法。而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并非如史料中描绘的那般仇视新法，实际她们深居后宫，对新法并不了解，而只是根据对人物的好恶而倾向于某方官员，而司马光等人因拥立英宗而获得了高氏的倾许，仁宗后曹氏则在濮议时司马光等人极力调和，并将曹氏的利益放在首位，故亦倾向司马光等人。这里笔者有一个小小疑问，司马光等人是在英宗入继仁宗之后有重大作用，但在随后的“濮议”中，司马光是作为反对英宗称生父为“皇考”一派的，实际上与英宗产生了冲突（即作者所言代表死后英宗利益的英宗后高氏），那么面对这双重矛盾，何以高氏就选择了对英宗有功同时又反对过英宗的司马光等人了呢？
这一节简述了神宗死后，各种人物对“变法”的态度，就多数人而言，自然完全没有必要站在正方或是反方，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者，法之新旧其实并未构成太大困惑。但是政治轴心太皇太后高氏、司马光恰恰是“少数派”。
第二节则具体的探讨了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设计”，一般而言，传统学界看法是司马光是史学上的大家却是政治上的庸才，元佑入朝除了废掉新法而外无一作为，但是作者则认为司马光其实是有一套具体的政治主张的，而这一套政治主张则随着朝政的变换而有所增补，大抵如下：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政治更张的起点。“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第二，强调政治体是一个等级、权责分明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君主在内，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此主张是从熙丰变法之后，经历神宗“大作为，不听劝”而形成的）。那么如何维持这看似矛盾的两点主张呢？一个就是提倡多元意见，一个就是提倡以德行为先的官僚选任。特别是对德行的强调，成了消弭政治争议副作用的有效手段。
这里作者归纳出了司马光在元佑政治的建设性，即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有人认为全面废除新法可能带来后患，但司马光则认为“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第三节则讨论了元佑垂帘体质的运行。元佑垂帘体制是与司马光的改革中枢宰执相互为表里的。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强调三省分班奏事，分割宰相的权力。元佑三省制，则是改为同取旨、聚议，“三省事通为一处”，类似于之前的“中书门下”体制。同时，高氏与司马光创立了“平章军国事”与“平章军国重事”的宰相制度，“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同时除吕公著为“平章军国事”，使其“二日一入朝”，位皆在宰相之上。“重事”与“事”一字之差，所领权限也大为不同，文彦博只是参与朝廷大事如祭祀礼仪，高官除授，边防军事等事。而吕公著则参与朝中大小政务，入朝的频率也比文彦博要高，虽然文彦博地位居于其上，但实际权力则在其下。这时的中枢宰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层级鲜明的中枢权力格局，而与之相配合则是女主垂帘这一非常之举。
第二章为“元佑政治的展开与危机”。第一节重新剖析了传统意义上的“新旧党争”和邵伯温所言的“洛蜀朔”三党分裂的观点，指出实际上的言官背景复杂，绝不可简单的邵说或新旧说来划分，如苏轼与程颐两位旧党领袖在朝中活动也多受言官抨击，而这种抨击也是在“安静”的主流政治氛围下的一种反映。因此作者认为，元佑时期层出不穷的“朋党”是某些政治诉求所导致的“党名”，而非实际的政治集团。也正是因为这些诉求的多样性，政治分裂显得细碎而没有严整的阵线，也更难化解，极大的冲击了司马光生前的构想，实际上也部分冲击了元佑政治路线的政策层面。
元佑危机则是在司马光高氏相继去世，哲宗亲政而暴露出来的，那么高氏生前的部署则已有了调和之意，引入了部分立场模糊的宰执如郑雍等，而当时的宰相团体也有了分化，有主调和有主清算，苏辙为了调和所引的“杨三变”“两来”等人也成为了后来首倡“绍述”之人。
第三章则是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作者着重分析了哲宗本人在经筵时期所努力扮演的角色与亲政后实际表露出的感情，来表现出对旧党“圣人化的君主”的反抗，也标志着旧党理想君主的塑造彻底失败。
第二节则论述了哲宗在位期间对“文字”的重视，通过“编类章疏”和设立“看详诉理文字所”来对之前立场模糊，或者“诽谤先帝”“毁新法”的官员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文字清算之广，士大夫得罪家七百八十。这样的政治整顿造成了“士类嬗变”，蔡京之流的出现也并非出人意外。
小节中，作者谈到，哲宗亲政时代意味着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在“君主与士大夫”两个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指的是政治理念的失败，从君主方面来看，“致君尧舜”失败了，士人无法以自己的努力培养理想的君主，从士大夫群体的方面，“亦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因此被扭曲。
第四章则是“徽宗朝的权力结构”徽宗皇帝在中枢设立一种与之前平章军国事与重事的制度，即“公相”制度。公相就是以三公而兼任相任，总治三省之事。当然意义也如同前，徽宗找到了一种既利用蔡京的声望，又防止蔡京权力过大的一种方法。
同时在象征方面，徽宗皇帝开始强调“御笔”“内批”“御笔手诏”的象征意义，以突出君主在整个政治生活之中的作用。作者详细区分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内批作为君主意见，往往由内侍撰写，发到三省，由宰相讨论，同意则撰写为正式文书，由政府下达。而手诏则是君主身边的学士撰写，直接下达，作为皇帝的命令之体。御笔则是徽宗朝开始强调一种文牒形式，但其实质与之前的内批无区别，行下方式也是通过宰相三省而发，但徽宗皇帝通过御笔达到了强调自身的作用，并且颁布了“违御笔法”，突出了皇帝的不可抗性。
第五章则讨论了徽宗朝“应奉”，第六章是讲“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两章合起来讲比较便于理解，实际上徽宗的“应奉”就是为了实现徽宗的“政治理想”的一种经济手段，如花石纲、江南应奉所等，从而超越“父兄之治”。第五章详细考证了徽宗朝的敛财之举，对内对外所费皆由蔡京等人所取，也可解释为何徽宗如此倚重蔡京等人。徽宗自称“道君皇帝”，利用道教来神化自身，从而达到理想之治。制作了各种礼乐器皿，祥瑞之物，用来构建当朝的祥瑞体系。
在第五章里作者同时对“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个政治口号进行了论述，实际上这两个口号代表了徽宗朝政治的追求，是“理想的君主”“理想的大臣”“理想的统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也就是极盛之时。
徽宗朝君臣通过一开始的政治实践发现了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一切一切都是服务于呈现圣治这一政治目标，也可以解释了为何徽宗朝修建了大批的福利机构。当然通过敛财来达到的这一目标是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的追求三代之治的一种异化，异化为追求政治形象工程的结果。
在全书的结语，作者讨论了皇权的属性，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皇权属性极其复杂，至少也要从君主的权力与权威两方面来考虑，并不能简单的讲皇权加大，缩小，这都是从一方面观察而得出的偏颇论点，以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皇帝权力的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古代王朝体制的内涵有贴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