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是一本由[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精选点评：

　　●《哈耶克作為福柯的隱蔽讀者》

　　●福柯向新自由主义抛媚眼，乃是因为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只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差异、多元性上的解放价值，而没有看到对它们的重新收编。今天资本的逻辑恰恰不是标准化，而是风格化，给每一个人进行“私人订制”！在这里，不存在任何解放的潜能，因为差异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共谋者！

　　●福柯的意义之一在于，不再使用一套陈旧的左派批评体系，而是深入去了解新自由主义这种逻辑最终会带来什么。

　　●为什么我读得这么快，一百多页一下就看完了，难道我进步了吗？#字数：87千字##我想“配置”这个词一定还是对应的disposition，真是顽固不化的一个错误#

　　●本书的“福柯晚年转投自由主义”，可以和天涯贴吧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晚年转投唯心主义”，“毛泽东晚年转投资本主义”并称“洗地三部曲”。

　　●文本解读很refreshing

　　●翻译上佳，内容很一般

　　●是从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角度谈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基于理性人的收益计算机制也许整体主义有所解构（which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可达到？），但是似乎仍然没有逃离“物化意识”的窠臼？

　　●作者在此书开头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福柯没有如一般左派那样以陈词滥调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客观地甚至颇为沉迷其中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他是不是右转了？当然不是。福柯认为惯常的批判套话根本没有分析力，只是把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看成了一路货色，因此根本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新颖性。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不急着挑明自己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而试图仔细分析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甚至从里面看到了颇多反抗策略。此书简练清晰，简直不像常见的法国理论书。就是有些取巧，而且对福柯文本的分析不够细致（几乎没有）：表面上是在说福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其实毋宁说是作者如何看福柯与新自由主义。译者外语系出身，有外语系在语言层面的专业性，但术语不够熟悉，比如anomie都不认识，有一处还有把“伯林”误写作“柏林”。

　　●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上，福柯可以和霍尔做参照。这里提出的要点是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判态度上可以作为借鉴，以及经纪人的概念对精神病学-人类学的治理视角的解构。感想在于在分析右派势力产生时，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应对时刻也不能简单的套用现成的批判理论。PS：译序中补课说不足信。。。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一)：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对新自由主义与福柯的联系把握得还是比较肤浅，仅仅聚焦于一个“多元”之上。

　　首先动动脑子，一个原理：福柯的根子是尼采。这篇谈尼采的奥派的文章其实可以一窥门道：http://mp.weixin.qq.com/s/Ux4Pla2xv0lMX2xVE7hx5A

　　作者单单从对多元的支持上处理，只是看到了现象，我以为这个联系之根，或者说对福柯的大多数研究，都必须上溯到尼采那里去。

　　不过不管怎么说，作者算是第一个处理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相遇问题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肯定。

　　如“袖手的约翰人”所言，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还有更多可能值得挖掘。

　　补一下：最近看了斯宾诺莎，如果斯宾诺莎的是“自然神论”，那么奥派应该可以说是“市场神论”。

　　再补：《什么是批判》后面的讨论里头福柯还评价了波普尔。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二)：求教：生物政治还是生命政治？

　　福柯语境中的biopolitique的翻译有两种译法，一个是”生命政治“，一个是”生物政治“，但是我不知该如何来判断哪种译法更好，是以求教方家。

　　比如，在《福柯的最后一课》中，译者潘培庆老师翻译的就是“生物政治”，原本对潘培庆老师不是很熟悉，从朋友处打听得知，他是八十年代复旦法语系毕业，在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八十年代就翻译过萨特的《词语》（三联）后又翻译《论自愿为奴》（上海译文）等多部学术著作，他现在对福柯很感兴趣，正在做《言与文》的相关编选翻译工作。关于这个术语的翻译，他在另一本有关福柯的研究著作《福柯思想辞典》（朱迪特·勒薇尔著）中曾提到过：

　　“人们通常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我认为译为‘生物政治’较好。这主要是考虑到福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现代政治在根本上把人当作一种生物来对待，人的性问题、疾病问题、饮食问题、住居问题、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人作为生物在其生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人作为一种生物，是和现代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政治正是以这些现代科学为根据的。把biopolitique译为‘生命政治’，较难体现现代生物科学的含义。古人也是一种生命，但由于古代没有现代生物学等学科，所以古代就没有生物政治，也没有落实生物政治的各种生物权力。此外，‘生命’一词主要强调一种过程，而‘生物’一词不仅包含此过程，而且突出拥有此生命的载体。生物政治针对的正是这样的生命载体。“——见《福柯思想辞典》P23译者注

　　但是我在国内比较有名的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的译著《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看到“译者的话”是这样说的：

　　“biopolitique”为何译成“生命政治”，而非“生物政治”？主要是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理性内部被设问的。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是针对人口和生命的治理实践所运用的手段。很显然，“biopolitique”不能译成“生物政治”——《生命政治的诞生》P5

　　既然福柯的研究者都在对这个术语进行探讨，我想求问，福柯是否对这个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定义，该如何来理解才较为正确呢？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三)：略举两例误译

　　法文：Elle affirmerait la supériorité de l'versalisme contre l’emprise des appartenances locales au nom des valeurs d’autonomie personnelle, de liberté individuelle et d’égalité formelle.

　　中译：（第55页）此传统肯定普世主义的优越性，反对以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形式公平等价值为名而进行局部的归属操控。

　　评论：从下文中可知，新自由主义者对“自主”概念做出了不同于启蒙传统的“重新阐释”，因此该句中提到的启蒙传统对“个人自主”的理解必定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主是一个“局部”概念，而启蒙传统则认为自主是一个“普世”概念。因此上文的翻译应该是：此传统在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形式公平等价值的名义下，肯定普世主义的优越性，削弱局部的从属关系。译者恐怕并不了解这句话（乃至上下文）的文意，遑论政治和思想背景。

　　法文：Pourquoi ce point de méthode lui apparaît-il nécessaire？ Parce que le mot « pouvoir », qu’il emploie tout au long de son travail, « risque d’induire plusieurs malentendus. Malentendus concernant son identité, sa forme, son unité ».

　　中译：（第85页）为什么方法这一点在他看来是必要的？因为他在其研究中一直使用的“为什么”这个词“有可能导致若干误解，涉及‘为什么’的性质、形式及其统一体。”

　　评论：为什么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极其普通的词儿会引起误解？稍微留点儿心就会发现这里的“为什么”（pourquoi）其实是“权力”（pouvoir）。

　　以上仅略举两例，事实上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我觉得，先不谈译者是否如履薄冰、尽心尽力，可至少得对翻译的对象有一定的了解吧...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四)：认识新自由主义中的理性人与市场

　　

导言很受启发，对于新自由主义作者通过福柯的视角让我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形式—市场取代了原有的形式—国家，解构了关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总体化观点，接受无序去中心没有统一性，反对集合联合的思维模式。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就在于打破了对统一体的执念，认为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公意，也没有服务共同体的这一方向。人的多样性得到尊重与保护，打破了卢梭所谓的强迫自由也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下潜在的集权与服从思想。最让我受益的是对于市场中经济人的思考，看似把人当作相同的一致的却打破了认为人是多样性反而制约了人的多样性发展的原有制度，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认为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一样，这种个对于个体相通性的理解的表皮下是对个人的尊重，是对政府的评价与控制，是对规训社会的一条解决道路——去道德化与反心理主义，改变了过去的一种罪不在行为而在于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社会的规训在于社会用一套所掌握话语权的人的治理方式的方式去对无权者的压迫，这种压迫以至于是一种根本上的或者说是极度隐蔽的方式，罪人不再被公开处刑，而是诸如对罪犯与疯子加以抽离，把人尤其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这种人划归到特殊人物的范畴内，这种隐蔽的惩罚让社会中其他浑浑噩噩的人得不到觉醒，而且这种规训有自我加强的效应，每个人不是被外在束缚的，而是被自己束缚的，这也是当代治理术的诡谲之处与难以反抗之处。

而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市场理论，在福柯眼中却是对于这种规训社会的一种有希望的突破，这也是理性人或经济人这一市场理论提出的伟大贡献。福柯不在于关注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效率的鼓吹，而关注于这种新的范式，打破了原有的国家治理的范式，将国家的话语权偷走，把原本可以自圆其说的国家统治，如道德劝告与心理解释甚至是法律的解释权，这些权力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这种权力却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偷走了——因为在新自由主义者这里看来一切事物的评价——在于市场评价，在于收益的大小，在于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标准.

当然，对于新自由主义中暗含的功利主义内涵受到广泛批评，比如批判他们的无道德无人情的感觉。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这一思想中含有的独特创新与力量，这种批判是站在过去的视角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批判的结果最终是将社会拉回到过去的平衡之中，这种批判是一种倒退的，也是以旧的资本主义来批判新自由主义，这是不对的。对于新自由主义我们应该吸收并超越，是在一个更高级也是更加未来的角度来加以批评，而这种批判应该是建立在充分吸收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进步性而言的，吸收了它的进步性与先进性才能在批判中向社会与理论的更远处走去，而不是倒退到过去，重新拉入过去温顺的容易理解的但注定会消亡的旧思想体系与范式中。

这本小书让我对与什么是批判（不应该站在旧有的范式加以批判，那是注定被历史淘汰的保守主义的挣扎呐喊声）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对新自由主义中那把市场和经济人的尺度所导致的社会底层逻辑的变革有了新的认识。

当人们都在觉得这个社会变得功利，变得算计。仿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时，很多人都大谈人心不古时。读完这本书我改变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或者说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对于市场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弊端（这种弊端大多是从过去的人类社会的一套规则与观念角度来观察的，得出的结论也是站在过去的一套批判体系出发的，所以最痛恨现在的人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这也是有原因的，这也是每个时代都不缺少保守主义的原因），但是仅仅是简单的从过去带来的批判不同的是，现在我拥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眼光来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范式——市场或者说效用的角度来评判任何事情，效用的尺度代替了过去的合法的尺度，而什么是合法是由过去的国家统治者说了算的，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用效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相当于把衡量任何事情的好坏的话语权重新下放到所有人手中——以至于这种思想改变的思考方式或者进一步而言改变的整一个逻辑范式——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应该做的这种定义的权力从国家的手中悄悄偷走了，也就逐渐瓦解了旧有的权力结构，同时国家也受到了这种形式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判就是把市场和市场思维当作评价政府的一个工具。

最后这种思考方式也将罪犯与疯子从过去（19世纪以后，盛行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道德主义与心理化中拯救出来，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人犯罪不再是跟你巴拉巴拉一大堆犯人的心路历程过往经历（哪怕这以解释是真实的，但是依据这一原因做为治理尤其是罪犯治理却并不合适），而只承认犯人犯罪很大程度上在于违法的这一行为带给罪犯的好处大于坏处，仅此而已。这也就是再一次把犯罪从一种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罪犯也和我们一样，而不再像过去一样通过道德的解释与心理学的推断从根本上否认了罪犯也是一个正常的人，过去将犯人认定为已经被他所经历的事情与受到的伤害转变成了一种特殊人物，进而不再是研究犯罪的行为而研究犯罪个体的过去与生活，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犯罪打下一层深深的烙印，这层烙印来源于权力来源于心理学来源于知识，但是这种对于人的否定（罪犯是人！）以及对人不对事的态度是可怕的，这种态度认为人是应该被改造的从而可以重新做人，这里面包含的对于社会中每个人的一种权力侵蚀或者说是对于自由的侵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长久的与强力的，这种社会对于罪犯的个体改造因为其潜在性与广泛性是可以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人头上，这也难怪哈耶克写出《通往奴役之路》了。而新自由主义打破了这一套话语体系，它思想中的去道德化，反心理主义看似不再尊重人类的情感与心理，但是这种冷酷的以效用作为的衡量尺度恰恰是对个人权力最有力的保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个体自由的最好保护以至于可以衍生出极其绚烂的感情与思想，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讽刺。只关注市场与效用却拯救了人的心灵与道德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读后感(五)：缘木求鱼的自杀式袭击

　　

罗尔斯的批判和新自由主义者没有那麽大的区别，激进再分配/分配正义也只是种市场经济的配菜，没法动摇其根基

此书乃福柯的研究者所着，他也是以一种福柯式的视角来看：左派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成为强迫性重複，而且以大政府和福利国家来取代新自由主义，颇有用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之嫌。这裡作者颇见洞察，但是却不足：与其说要维护福柯的激进或者左派形象，那不如说根本就不需要维护——这种左右之分总是不必要的，只是种政客及社会研究的量表罢了，但是左派与右派同样有着驱力循环：不断回环的空洞，但不是空无，而是硬核，也就是某种不同人的联繫的核心，例如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持续的溷乱，总会有个东西来保持稳定，这在国家中则表现为政府（行政机关）。

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在于去政治化-去政府化，也就是全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但是，作者却老实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并不「消灭」政府，而是像诺齐克所说的有个守夜人的「最小政府」，在作者诠释中，他说这个小政府的干预是为了更好地使形式-市场广而告之，但是现实中这一干预却是以福利等再分配形式进行，这看起来并不符合市场调节，然而却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另一基础——正是因为完全按照价格讯号和资本增殖运作的市场不可能（否则必定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政府才需要出面调停。

所以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去政府化/去政治化以及以经济（契约和买卖）代替政治的观点，不如说是种幻象——这一小政府看起来完全不干涉经济，却是最大的治理者，把所有威胁市场秩序的人都清理出去，维持市场秩序的永恆。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就是政府治理一切（传说的小政府），在市场当中则由各企业自行治理——每个企业内部都是小型王国，企业家和代理人有无限权力，这就是工厂政体，这种去政治化的结果却是造成了双重政府的结合。可以这麽说，作者区分小政府和大政府，仍然是落入俗套——恰如左派和右派变成衔尾蛇，大政府和小政府也是殊途同归。

所以，即使新自由主义的教义能抛弃总体性的概念，却仍有这种最高的裁判，不管叫做什麽。福柯像那些所谓反极权斗士反对一体化或者是宏大叙事，但是却忽略了小政府恰好就是另一种大政府，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多元性相当弱势，也是一种必须存在的悖论——市场总是混沌而需要管束的，所以製造混乱的市场需要政府「执手尾」，因此形式-市场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状态——绝对的混乱，却继续了「差异」，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诡异的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所以这裡的差异或者多样与其说是自行其是，不如说是用所谓的多元来製造隔阂，使得不同人群的差异构成了各种等级。

所以对于总体性的僭越不代表是去集中化的多元，很有可能是倒错的，为了某种完全去掉症候和过剩的状态而放弃了所有，这种反抗带来的却是另类统治。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之下，所有的人的关系都隐匿了，而完全依赖选择契约（事实上这是没法选择的选择），工人有他们的自由，妓女也有他们的自由，似乎所有人都是没有中介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介在哪：自尼采以降的反理性/非理性也仍是属于「理性」：非理性恰好是以理性来设定自身，所以对于尼采的误读（如从主人道德读出种族主义）不是一种非理性，而是理性过头了，对于理性的反抗不以抛弃一切为目的，否则我们只能得到萨德——他好似是违背道德，却反而是最为坚持理性的，因为这种理性律令存在淫荡补充（如一边遵守单偶制，一边各自出轨来「继续」婚姻），如果真的把出轨或者强姦当作是对婚姻的反抗，那恐怕就陷入荒谬。

福柯的对于绝对自由的渴望，也可能打开律法-倒错之门。即使不谈论僭越倒错之殃，如果真的希望有一种完全无主体的状态，那就只剩下客体，但是客体恰好是主体的「发明」——正是客体确立主体，站在客体一方的「凝视」仍然是主体的，客体的凝视仍然会维护主客关係，这种永恆客体唯有得出一个绝对的、凌驾所有他者的主体——这就是为什麽差异也会构成等级本身，不在场的主体会依靠这种主-客差距来实现无规则的暴政。这也不难看后现代思潮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同时，寄望于而各多元组织来实施大型反抗却失败——没有这种坚实的理念，没有最高理想也是深入人心的最小组织/原则，难怪多元主义和多元社运在各种旧有秩序面前如此孱弱。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由，是一无所有的，去政治化却带来的更强的治理，抛弃律法却迎来更大的律法。我在这裡并不是说回到某种传统的理性，而是说明新自由主义就是超理性主义，他们和纳粹或者苏联式的计划/指令经济都将统计等治理术摆在首位。如果这麽讲求利润及效率，那就只能得到完全将人分件计算的后现代物化，性交易和商品交易事实上是在残害人身（似乎性是必须拿来交换的），这种绝对地把人体和劳动力计量、出卖也是种压迫——资本主义的市场本来就是依靠强迫形成的，除非回到那种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但这是倒退。

所以，反抗是为了更好的享乐，这就是妄想——《美丽新世界》已经说明了这种机制是怎麽运作的。现在继续窝在各自小圈子和ngo（私企）的这种「多元」，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终结而吗？戴卓尔夫人所说的TINA恰好表明，新自由主义就是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我这裡算是严厉的对福柯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但是却也是在回到福柯。他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反抗的姿态，而难以在更深刻的分裂之中找到矛盾，所谓的后现代（哪怕是被人冠名的）用多元化或者反对总体性这种做秀式表现来抵抗，却不见得是承认矛盾，而是永远地在多元身份的各自分隔里过家家。所以福柯对伊朗革命（某种边缘抵抗）的支持早已是他的败笔，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如何反对自己。在与乔姆斯基的对谈中，他指出公平、正义的概念是种现代社会的发明，正义就是和财产佔有和分配息息相关的，所以他说道：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有没有正义，我不知道。而契约关係就已经意味着捆绑和一强一弱，所以没有契约的关係才是「平等」的，当然，没有契约的社会还有没有平等概念，我不知道。

因此，福柯乃至这位作者（某程度上也是福柯的追随者）都非常「福柯」：不会拒绝任何意识形态，也不会贸然评判好坏或者设定某种进步方向，但是，这种为了表现语言艺术的文体变换，却欠缺政治上的深度，这也难怪有人「奉行」福柯的治理术，或者是把福柯当作史料学来研究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最后，我来做一下「正常人」的表述：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发现解放或者绝对自由，这就像是在土裡种鱼，在树上养猪。但是，新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就是它都根本没法兑现自己的理念，其内在违越会杀死自己，正如加速主义最为重要的不是加速与否，而是使得我们看到技术使现代资本主义灭亡。所以新自由主义揭露了自己的不可持续，这就是它最大的「功绩」。作为治理术的精神分析可被利用来维稳，维持心理健康以保证社会稳定，那麽确实可以这麽说：放弃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技术，精神分析才能不朽，成为非人的生灵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