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国》是一本由[法] 加埃尔·法伊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小国》读后感(一)：无尽的温柔和挥之不去的伤痛

　　2011年听去卢旺达出差的学姐描述，如今很多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幸存的人对这个世界依然心存戒备，因为伤害太刻骨铭心了。2015年去布隆迪出差，恩库伦齐扎总统刚通过修宪完成连任，夜晚总能听到枪声，但正如书中所说，黎明的到来总会驱散夜晚的恐惧。

　　作为在非洲生活过的人来说，书中描述的氛围充满熟悉感，作者文笔充满温情，又深刻。

　　《小小国》读后感(二)：国泰才能民安

　　和平年代下10岁孩子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愉快地上学，享受着爸爸妈妈的爱，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玩闹嬉戏，开心地追逐着公园里的蝴蝶。有的时候，还会在某个下雨天，和小伙伴们踩水坑，看蚂蚁大军搬家。春天，还会和小伙伴躺在那片长满三叶草的草地上仰望湛蓝的天空，听虫鸣，看鸟飞……生活如斯自在舒适和惬意。

　　法国青年加比，他童年在非洲生活。

　　战争没爆发之前，他也像所有和平年代里的孩子一样，快乐地享受着童年的美好生活。他和小伙伴们冒险，享受亲情和友情，和小伙伴调皮地偷邻居家的芒果卖回给主人，举行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然而，这样美好的生活，随着受战争的牵连，爸妈因生活理想不同而引发的频繁争吵，让加比眼睁睁地看着幸福“浑身涂满了鲁蒙工厂流淌出的棕榈油，刺溜一下，从我的手中溜走。”一种深深的无力无奈感拽紧了他。爸妈之间的矛盾，更多是战争带来的恐惧。

　　身处战乱中的每一个人，根本无法摆脱动荡时局对个人命运的裹挟。随着种族矛盾的升级，妈妈娘家至亲的人被残忍杀害，妈妈见到那已不成人形，变成一堆腐肉的亲人，精神世界瞬间坍塌。妈妈疯了。战争把一个个幸福家庭毁了。加比和爸爸妹妹回到法国（爸爸是法国人）。多年后，爸爸死了，加比再次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找到了多年没见的妈妈。

　　最后加比说，天亮了，他要守候着妈妈等她好转，要把自己知道开头，却还不知道结局的一切写下来。虽然里面充满了一种对战争何时停息的渺茫未知感，但分明又有一种期盼和希望——天亮了，战争就会结束了。

　　任何时候，战争给每个人带来的都是毁灭性的伤害。每个热爱和平的人们，无不希望战争永不发生。

　　弱肉强食从来都是这个社会的法则！想我中华民族曾经积弱积贫的时刻，各路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软弱无能的国，人民饱受蹂躏和欺凌。

　　历史告诫我们，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会安宁幸福。

　　有幸生于和平年代，有强大的祖国撑腰做主，感觉自己活得幸福而有底气。

　　《小小国》读后感(三)：小小国里大大事

　　从书的装帧、色彩和书名来看，本以为这是有点童话意味的小说，然而读完全书，才感到那些话题有些沉重。首先、这本书中发生的一切是在非洲中部的几个小小的国度里，主要涉及了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刚果（扎伊尔）与坦桑尼亚的交界附近。这些地方对国人来说其实非常陌生，只是隐约知道政局的混乱和战争的不断，而生活在那儿的人们因为种族问题，因为历史遗留和地域等因素，冲突连连，无辜的百姓也是跟着一起遭殃；而此书所诉说的故事背景便是被这样的时局所笼罩。

　　小说主人公是由一个法国父亲和卢旺达图西族母亲所生的混血儿少年，他因为政局与父亲的事业等因素，常年随父亲生活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的一条胡同内，他父母的结合只维系了很短的幸福时光，由于理念、传统和地理上的差距，他们夫妇越走越远；而住在附近的邻居的身份也跟他们一家十分相似，就是地位上比较高，生活也比较优渥，或者本身就是欧洲人移居在此，与作者当初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也有相似的家庭，那便是父亲为欧洲人，母亲为当地人。

　　理解了以上的背景以后，我们再开始读这本书就不难理解发生的所有故事了。虽然书中有很多充满童趣的事件描写，比如小伙伴去偷邻居的芒果，再把这些卖给其原来的主人这样的恶作剧；比如去把抓来的鳄鱼开生日派对独特场面；比如去附近游泳玩耍的趣闻；比如去邻国追寻失窃的自行车奇遇；比如结成帮派效仿成人的举措……也有很多异国风情的新奇和好玩之处，然而种种现象的背后还是难于摆脱一种大环境的悲剧及命运的无奈，无论你的意愿和努力，一切都是身不由己、听天由命，就如种族的相互残杀，无尽的宵禁、亲人朋友在冲突中的死亡等等。

　　小说的主人公最后去了巴黎，那里自然相对安全和平静，也能为未来的梦想而奋斗。但是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那些与亲人和朋友间深情，那些受伤后的心灵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此书不仅仅令大家对非洲中部那些小小国的自然风貌有一定的了解，也是对历史、人文、风俗与种族矛盾由来与发展的生动普及，他让我们深深感到和平和稳定的社会对于普天大众的弥足珍贵！

　　作者以一个个碎片化的片段，蒙太奇般地串起了一副全局视图。那些小小的国家里的事件，所反映的问题却是大大的，很值得全人类深思，也值得大家一看。

　　《小小国》读后感(四)：别样的童年，含泪的回味—评《小小国》

　　对于每个人而言，童年的记忆无疑是生动的。那里承载着孩子们成长的记忆，那里印刻着孩子未来的憧憬，那里记录下印象深刻的味道------

　　在读完了一部描述非洲国家孩子眼中童年的作品《小小国》后，我尤为感叹那些生活在和平年年代的孩子们的幸福。因为《小小国》这部作品中为我们揭开的是一个别样的孩子童年。那里尽管有无尽的温柔，但是那里更多的是那无法言语的伤痛和泪水。

　　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觉得这部作品有着太多的看点耐人回味。就小说的书名而言，我觉得作者那一语双关的创作就相当地出彩。小小国，既有着字面意思理解上的描述着非洲一个小国家里发生的故事；小小国，更有着引深意义上的孩子眼中看国家大事的深意。透过孩子的视野，我觉得和平年代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得到地球彼端有着那样一群人，那样一批孩子正经历着战争的洗礼。书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触及到小主人公十岁的加布里耶是如何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度过的童年。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他其实有着向往玩耍，珍爱家人，追寻友情的丹迪。但是那个由于成年人政治需求,我们很是无奈地看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孩子童年过往。在整个小说的剧情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先扬后抑的动态气氛。因为战乱，小主人公加布里耶从最初的耳闻，到逐渐地亲身感受着身边亲人的离别---尽管他因为父亲是法国人而有着某种政治上的庇佑，但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却因为着战火的不断波及让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危机四伏。无疑，他第一时间可以感知到的那个恐怖窒息感源自于母亲和母亲---母亲的憔悴，母亲的无助，及至后来整个局势的动态都在他小小的心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而书外的读者则透过着小主人公的视觉触点不知不觉地感受着孩子们小小国之中的那份伤痛。尽管这并非肌体上的某种伤痕，但是那种因由着战火而带来的心灵上的触痛更是让人疼到窒息的地方。因为战争，有无数人背井离乡；因为战争，有无数的人失去了挚友亲朋；因为战争，有无数的人时刻感受着死亡危机；也因为战争，有无数的孩童有了别样带泪水的童年。

　　不得不说这样一部反战的作品很是生动地分享给了读者们关于和平的渴求。借由着无声胜有声的文字笔墨，借由着原本纯洁的孩子心声唱响着呼吁和平的歌曲。《小小国》下大大的深意分享给书外的你和我。愿这个世界可以远离战乱，愿更多的人们拥抱和平。

　　《小小国》读后感(五)：欢笑与泪水的旧时光

　　生活在和平国度里的我们，很难想象战争的面目，只知道它是狰狞的，是恐怖的，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战争会留下阴影，谁都不希望自己生活在战乱中。但是人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地域，有时是由不得自己抉择的，《小小国》里的加布里耶，他的童年所处、所经历也由不得他决定。

　　“小小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加布里耶生活的布隆迪是非洲大陆上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它的面积还没有两个北京城那么大，故事发生的另一个国家卢旺达，也是小小的国家，面积与布隆迪相当；第二层含义，则是对于孩子而言，在成人的世界里，孩子的世界就是“小小国”，这部回忆体小说是站在孩子的视角为写的。

　　故事的背景是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布隆迪自1962年独立以来，政局经历了多次剧烈的变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局势尤为动荡，《小小国》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段正是在那期间。那个时间，布隆迪早已与我们中国结交，出生在中国同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在那个小小的国家里发生了多少动乱的事。战争的双方不论谁败谁胜，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而在战争中受伤害最深的永远是人民，特别是那些孩子。他们是战乱纷争最大的受害者。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战乱冲突，看到的不一定是赤裸裸的血腥场面，大人的焦虑，种族冲突、国家纷争引发成人之间的矛盾，间接地影射到孩子的身上。加布里耶的记忆不是一开始就黑暗的，他有过幸福美好的童年时光。书中很大的篇幅描写的是孩童们在居住的“死胡同”里共度的纯真美好的光阴。孩子之间的天真无邪，一些小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大新闻，布隆迪、卢旺达的自然景色通过加布里耶的眼睛展现给我们无限风光。作者加埃尔·法伊擅长细节的描写，以小博大。“绿色的翠鸟在我们眼前地飞舞，羽毛泛着金属的光泽，它们采集红木槿甘美花蜜的身姿，仿佛一场出色的芭蕾舞表演。在柠檬树和番石榴的树荫下，一对冠鹤正闲适地漫步着。”在老雅克回忆沉重的往事后，加布里耶看到的是她家花园里一片祥和的情景，抑扬交错，孩子的世界原本只有美好的事物，可是不能承受的战争伤痛，也在旁敲侧击着孩子们。而那些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们，才更懂得和平、安定的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生活中的安逸时光。

　　种族冲突、民族矛盾，在加布里耶的父母身上得到了体现，他的爸爸妈妈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他们起初是相爱的，但是不同的理想、以及社会的矛盾，二人矛盾日渐升级，分离、悲伤，摧毁了孩子的幸福世界。欢笑与泪水交织的童年，支离破碎的不仅是家，还有国。然而，光明总在前方，走出这段悲伤与苦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小国里的孩子长大了，他可以照顾妈妈，等待她的情况好转。

　　《小小国》读后感(六)：带着故乡流落他方——读《小小国》

　　刊于《书城》杂志2018年4月号，刊出本略有删节，此为原稿。

　　郑远涛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张爱玲写成《小团圆》时在书信上告诉好友。加埃尔·法伊的小说处女作《小小国》运用的正是他最深知的素材——童年往事。1994年非洲东部国家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殃及邻国布隆迪，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兼叙事者——混血男孩加布里耶（昵称加布）大约十二岁，跟作者本人当时的年龄相仿。动乱不安中，加布和妹妹被送上救援法国侨民的飞机，与留在布隆迪的父母天各一方。无论加布的故事有多大成分属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战乱体验在任何人都是不堪回首的，然而《小小国》不是一本残酷的书，它克制地书写战乱，笔调里常常充满了乡愁与怀恋。

　　故事开始时，加布十岁，和父母、妹妹一起过着有花园、汽车和仆役的优渥生活。同一条街上还住着几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他们跟加布一起偷芒果、跟帮派小头目打架，以为自己在街区里割据一方。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孩子，这是一段伊甸园般的童年。

　　但是布隆迪当然并非天堂，它遍地穷苦，更有族群对立的政治现状，危机四伏。加布的妈妈伊冯娜本来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小儿子的心目中，她“就像侧影优美的淡水芦苇，身材纤细挺拔……还有乌木一般的黑皮肤和安科莱母牛一样的大眼睛。”1963年伊冯娜四岁时为了躲开大屠杀而离开祖国，从此与卢旺达近在咫尺，远若天涯。自从嫁了法国建筑承包商米歇尔，她便梦想远走欧洲，如此方能得到一份安全感。丈夫却希望留在布隆迪继续做生意，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在这里，我们是有特权的人。回到那里（指欧洲），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加埃尔·法伊在叙事技巧上采用了双重视角，加布的儿童视角自不在话下，细读作品，还能发现一种成年人追忆童年的视角，对父母双方的困境作了公正的评述，使这对异国伴侣的关系具有了某种人类普遍性。故事发展下去，米歇尔、伊冯娜的跨文化婚姻由于双方缺乏共同的生活愿景而争吵不断，终以分居收场。其实，他们俩都是流落他方的失根者。米歇尔出身法国山村，成年后选择了在布隆迪的特权与安逸，另一方面则对于回到祖国立足渐渐丧失信心。伊冯娜有家（卢旺达）不能归，对政局的败坏若有预感，不甘就此在布隆迪永久安家。然而在残酷的时代面前，个人的计划实在不堪一击，米歇尔和伊冯娜的希望最后都落空了。社会动荡如山雨欲来，加布被小伙伴带去夜间酒馆喝一杯，他在喧哗中听见这么一种议论：“我们生活在一片悲剧的土地上。非洲大陆的形状像把手枪。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就让我们开枪吧。”局势果然很快便急转直下。

　　妈妈伊冯娜，也许是本书塑造得最复杂多面的一个形象。当太外婆给小加布讲卢旺达传统故事时，妈妈并不赞成这种传承文化的用心，在她眼里，加布和妹妹都是“白人小孩，只是肤色略深而已”，但读者心领神会，这只能是她的一厢情愿。卢旺达屠杀初起，伊冯娜身为被针对的族群——图西族人，勇敢地回到卢旺达援救亲属，过程中目睹了凶残的杀戮，心灵受创，失去理智。加布和妹妹的四个年轻的表亲被暴民杀死在家里，尸体三个月无人收埋。妈妈将他们埋葬以后，客厅的水泥地上依然留着擦不掉的几个斑点，是死人躺过的地方，“永远地嵌在水泥地上，嵌在石头里”。伊冯娜像着了魔似的反复对两个亲生孩子讲述她经历的恐怖，我不禁联想到一个反例：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进了集中营的犹太父亲依然千方百计哄骗小儿子，让儿子相信那里的一切全是某种有趣的游戏——在伊冯娜身上，恐惧的本能盖过了护犊的情感，这一点极有力地刻画出她创伤之深。同样，伊冯娜在疯狂与激愤中辱骂丈夫和小儿子，将过去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归咎于自家男性，说他们俩是杀人凶手，这描写不但增加了这女性角色自身的深度，也反映出意识形态蛊惑与标签化思维方式对人的毒害如何超乎想象。一家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两族？！

　　人心惶惶的日子里，加布从邻家夫人的藏书中找到自己灵魂的藏身之所。“人们已经接受了自己随时随地会死。死亡……拥有了日常生活最平庸的面貌。”乱世中岂有安全的避风港，当社会困于族群特征被撕裂为你死我活的对立阵营，加布的小伙伴们也模仿成年人，要为了“保护自己的街区”而杀人。最后同辈压力迫使加布就范，放弃中立，参与了仇杀。在《小小国》里，如果说父母分居是加布童年伊甸园中的第一道裂缝，那么杀人事件则意味着这个乐园化为了废墟。布隆迪最终变成加布和妹妹不得不逃离的人间地狱。后来，布隆迪的战乱持续十五年，然而加布却由始至终“没有一天不想起那个国度”。哪怕这个栗色皮肤的混血男子早已定居法国，工作安稳，他毕竟并不像他妈妈从前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般的“白人孩子”。人乃是记忆的动物，加布是怀着故园之梦流落在巴黎。尽管布隆迪早已物非人亦非，那里毕竟给过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大拆大建、价值观急遽变换的发展中世界，无论我们出身非洲小国还是中国的城市村镇，故乡，大概就是一个离开日久便再也回不到的地方。在小说尾声，加布为了继承旧时邻家夫人的藏书而返回布隆迪，童年小伙伴已大都流散海外，昔日街区也变了模样，不过再次印证了故乡与童年的双生关系。虽然谁也无法挽留时间的脚步，拥有过美好童年的人是幸福的，因为那种记忆永远可以是我们面对人世波澜的力量之泉。

　　张怡在《小小国》译者序中指出小说的谋篇布局仍有青涩的痕迹。以我看来，主要问题在于它穿插式（episodic）的叙事结构不时露出拼合的斧痕，作品尚缺乏浑成的气魄。译者强调《小小国》作为历史见证和生活纪录的价值。当然，一部作品自可从不同角度欣赏。加埃尔·法伊生于斯长于斯，下笔寥寥数语便点染出热带生活的声与色。种种孩童视角的观察，经过翻译后依然保有原文不失天真的语调。请看作者写全家过境扎伊尔，道路上眼见的景象：“聒噪的大鹅全身脏兮兮，……一群山羊排成一串……一对对母女仿佛玩障碍滑雪似的，在一辆紧挨一辆的货车和小巴士车队间穿行，偷偷摸摸地卖着粗盐浸的水煮蛋和袋装辣花生。……乞丐双腿扭曲，乞求路人行行好，施舍个几百万……一位牧师站上引擎盖，手里拿着蟒蛇皮装帧的斯瓦西里语《圣经》，声嘶力竭地宣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昏昏欲睡的士兵在锈迹斑斑的岗亭里，有气无力地挥舞着苍蝇拍……路面上坑坑洼洼，仿佛一个个巨大的火山口……”又如一个坐困危城的酷热傍晚，“传来蝙蝠成群飞过的声响……它们打算去坦噶尼喀湖畔的番木瓜树上度过一个饕餮之夜。”活灵活现，令人难忘。

　　《小小国》读后感(七)：一个孩子眼里的战乱

　　一个孩子眼里的战乱

　　评《小小国》

战乱就是战火纷飞满目疮痍

　　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他会导致这个国家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后退、文明的停滞；战争对于家庭来说更是一种祸害，家庭成员流离失所亲情割裂，有的甚至天各一方阴阳两重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呢？意味着他没有玩具缺少欢笑，意味着他要面对人性的丑恶、人类的残忍天天活在生死线上。在孩子的小小王国中，那些战争带来的灾难更直接、更鲜明地写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成为了他们未来一生要承受的痛。《小小国》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痛，在孩子的世界里，战乱下的家庭不再温暖，生命的逝去让人抓狂；学校的教育随时会被停止，同学们更多的是在讨论仇恨；孩子的内心变得更加麻木、迷茫，有的甚至坚硬、丑恶，胆敢对自己的通报举起屠刀。

战乱就是横尸马路无人问津

　　生活在太平国度的我们，在看到战火纷飞的新闻或电影时或许会感到一种庆幸，但很难体会到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于战乱的感觉。印象里最深刻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国家里，那些无辜孩子面对镜头瞪大眼睛的那种无助，或者在燃烧的汽车、被杀害的尸体旁边游戏时的那种无奈。在这本书中，我们借由作者的亲身体会，更能从中感受到身处战乱之时的那种“悲哀”。孩子们可能无法理解悲哀，他们瘦弱的身体和不成熟的心智只能去接受残酷的现实，任由战乱带来的伤害在他们身上千刀万剐，继续存活下来的人们会用时光去舔舐曾经的伤痛，比如这本《小小国》的作者。

战乱就是小孩子也不问是非互相残害

　　小孩子的视角真真切切反映了战乱带给人们生活上的各种伤害。“在这个小小的国度里，人们都彼此熟识，只有小酒馆才能让人畅所欲言”，“非洲，就是一个烂摊子”，“一种深刻的焦虑把城市击倒了”……这种近似直白但又非常反映现实的语言，极具画面感地呈现出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的心理状态。战乱中的人们被人为地分成几派，毫不犹豫地拿起手中的屠刀残害同类，今天这一派夺取政权屠杀异己，明天那一派取得统治清算旧账。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一直都是受害者。

战乱中的孩子伸手要的不仅是食物，还有和平

　　加比的妈妈疯了，她历经战争的困扰深知其中的残酷，但她没想到的是战争可以如此残酷，而她即便是想擦拭干净孩子的血都不能完成，为了让孩子的母亲在回家的时候能忘记屠戮，她努力地擦去所有的血迹，但未能完成。这也在说明一个事实：战争给人们的伤害，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战争可以让一个妈妈发疯，那么还未成熟的孩子们遭受的伤害将远大于此！！文中的加比做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件事是他从游泳池的高台勇敢地跳下来，另一件事是他懦弱地服从命令把打火机扔进烧死人的出租车。如果说第一件事是孩子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喜悦，那么后一件事则是孩子面对自己的软弱和杀人的残忍，这种来自内心的冲突又将是他人生中的一种撕裂的痛。幸运的是，加比最后不再迷茫了，他在战乱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决定用自己剩下的时间来照顾妈妈。至少，在战乱中历经种种坎坷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成长的加比让人更放心了。

祖国强大，真好

　　最近国内影院在热播的是《战狼2》和《红海行动》，影片讲的是关于非洲的动乱的故事，在感受到祖国强大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安全同时，我们也深知战乱给身处其中的人民的伤害，特别是孩子们的伤害。影片中一个个小孩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每个样子都是一个个精神分裂的小小国 。

　　2018-3-8

　　《小小国》读后感(八)：“不可承受之重”：在卢旺达大屠杀阴影下长大的年轻人

　　端传媒报道：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25-international-youth-in-rwanda/

　　今天的卢旺达，以14至26岁的青年居多，占了全国人口的四成。24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彻底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命运。怎样正视历史？怎样区分偏见？怎样批评地看待长辈？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课程。不同的是，在卢旺达，杀戮的“绝望”，如影随形。

　　特约撰稿人 黎嘉晋 发自 卢旺达基加利2018-06-24

　　卢旺达的年轻一代，在大屠杀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纪尚轻就失去家人；有的则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长过程中，正视大屠杀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怆与愤怒、历史与偏见，通通加载在了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摄：Scott Peterson/Liaison

　　卢旺达的年轻一代，在大屠杀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纪尚轻就失去家人；有的则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长过程中，正视大屠杀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怆与愤怒、历史与偏见，通通加载在了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摄：Scott Peterson/Liaison

　　大屠杀24周年，悲怆依旧

　　每年的4月7日至14日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纪念周。2018年的4月初，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各处陆续挂起了“Kwibuka24”的横幅，意为“纪念24周年”，标示着一年一度哀悼期的开始。纪念周期间，所有公共娱乐活动都被禁止。公务员只工作半天，以便下午出席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与悼念活动。不管是巴士车箱内播出的音乐影片，还是电视、电台的节目，均以讲述大屠杀历史与悼念死难者为主题。公车里、街道上，卢旺达人流露着哀伤的神色。

　　这场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当时的掌权者胡图人（Hutu）针对图西人（Tutsi）发起，深刻烙印在亲历屠杀的一代人的脑海里。据联合国估算，约有80万人在大屠杀期间丧生。卢旺达政府则表示，遇难人数超过100万人（当中一成是温和的胡图人，其余皆为图西人）。

　　卢旺达的胡图人、图西人与特瓦人

　　二十世纪，比利时殖民管治者为便利管治，透过五官与身体特征，将卢旺达人分为不同种族。殖民者长期“拉一族，打一族”，造成族群之间的仇恨与对立。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图西族人遭到当时由胡图族人领导的政府的报复与排斥，令双方矛盾更为尖锐。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针对图西人的大屠杀。（来源：资料整理）

　　如今，整整24年过去了。卢旺达的年轻一代，在大屠杀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据卢旺达国家统计研究所2012年的数据，如今，14至26岁的青年是卢旺达最大的人口组成部份，约占全国人口40%。他们有的是受害者的下一代，年纪尚轻就失去家人；有的则是加害者的下一代，要在成长过程中，正视大屠杀的真相。抹不去的悲怆与愤怒、历史与偏见，通通加载在了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2018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纪念周，游行队伍在卢旺达总统夫人及官员的领行下，由国会步行至国家和平体育馆，参与馆内举行的烛光晚会。

　　2018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纪念周，游行队伍在卢旺达总统夫人及官员的领行下，由国会步行至国家和平体育馆，参与馆内举行的烛光晚会。摄：Stringer/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2018年纪念周第一天，黄昏时刻，我与大批身着印有“Kwibuka Twiyubaka”（意译：“藉纪念去建立自我”）T恤的卢旺达青年人一起，聚集在国会；随后，在卢旺达总统夫人及官员的领行下，我们由国会步行至国家和平体育馆，参与馆内举行的烛光晚会。当年，这个体育馆是联合国军队开设的临时保护地，托管了数以千计逃离追杀的图西族难民。此刻，场馆内座无虚席，三万人聆听哀歌，很多人手持白色蜡烛，在烛光中默默哀悼。

　　当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年轻幸存者讲述她亲历的悲剧时，我身边的一名女子突然开始嚎哭大叫。等到大会义工上前探究时，四面八方的人群仿佛受她影响，陆续传来相类似的尖叫声，撕破寂静的长空。一个个哀悼的年轻人或被抬离场馆，或在大会义工搀扶下离开。我身后的一位女子被抬走时候，一直干嚎着：“妈妈，妈妈……”让人动容。

　　悼念极易勾起当事人的经历，仿若再现当时可怕的情景。有卢旺达人告诉我，在悼念期间出现情绪崩溃的现象，在早年更为普遍，如今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根据卢旺达卫生部的资料，单在2014年4月至7月大屠杀纪念时期，就收录了超过三千宗精神创伤个案，而2016年同期则有逾二千五百宗。

　　来自“卢旺达大屠杀毕业生幸存者协会”的教育专员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说：“医治精神创伤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现年三十岁的卡拉穆斯塔俊朗高大，与他会面的日子正好是纪念周的周末，我们在基加利的一间餐馆坐下，图西人卡拉穆斯塔聊起了大屠杀对他的影响。

　　大屠杀持续了将近百日，对卡拉穆斯塔而言，当时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卡拉穆斯塔7岁便遭受丧亲之痛，在危险中幸存；在成长的岁月里，一幕幕大屠杀的景象——遍地尸首、血染河流、与兄弟逃亡，如电视重播一样，持续缠绕着卡拉穆斯塔。与许多卢旺达新世代一样，卡拉穆斯塔承袭着国家历史的创伤。

　　“如果你有屠杀经历带来的精神创伤，并且要在跟它在战斗当中，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这是十分困难的。”卡拉穆斯塔凝重地说。

　　现年三十岁的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7岁便遭受丧亲之痛，在危险中幸存成长，大屠杀的景象持续缠绕着卡拉穆斯塔。与许多卢旺达新世代一样，卡拉穆斯塔承袭着国家历史的创伤。

　　现年三十岁的卡拉穆斯塔（Emile Karamusta）7岁便遭受丧亲之痛，在危险中幸存成长，大屠杀的景象持续缠绕着卡拉穆斯塔。与许多卢旺达新世代一样，卡拉穆斯塔承袭着国家历史的创伤。摄影：黎嘉晋

　　当杀戮降临到卡拉穆斯塔家人身上时，刚巧卡拉穆斯塔与长兄在田里务农，万幸避过胡图人的杀戮。一位家族的朋友过来报信，让他们设法逃走：“胡图人要来杀你全家。”不过，依然有很多温和的胡图人帮助图西人，卡拉穆斯塔便是成功藏身在一位胡图族朋友的家里，直至屠杀结束。

　　然而，卡拉穆斯塔的父亲与两位兄弟都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他回忆说：“加害者将他们扔至了尼亚巴隆哥河（Nyabarongo River）。”当时，胡图人政府领袖说，图西人来自埃塞俄比亚，要将图西人扔到该河去，让河水送他们返回埃国。

　　尼亚巴隆哥河是卢旺达主要的河流，被视为尼罗河的源头，却也是昔日无数图西人被淹死或葬身之地。每年4月至5月是雨季，卢旺达总是下起倾盆大雨。河水暴涨，黄澄澄的泥流混杂雨水，令人忆起那一年，残缺尸首漂浮在河面上的情景。

　　卡拉穆斯塔说，大屠杀的印记曾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部份。大屠杀后，跟卡拉穆斯塔一样，许多孩子成长於单亲家庭，部份失去双亲，甚至所有家人。据卢旺达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0年，全国14岁或以下儿童当中22.3%丧失父亲或母亲，失去双亲的则为4.9%。

　　憎恨可以被挪用，伤痕也会传给下一代

　　在卢旺达等东非国家发行的媒体《东非人》在2017年指出，卢旺达大屠杀已二十多年，但是幸存者与加害者的下一代患有精神创伤的案例，却愈见增加。当时年纪尚轻、对屠杀记忆模糊的年轻人，并非不受历史后遗的影响，而大屠杀出现的祸根——对另一方群体的排拒与憎恨，也可以被挪用并传至下一代。

　　奎泽拉（Jean Pierre Kwizera）今年26岁，现在是卢旺达一非盈利机构“基督教复和与社会援助”的“创伤治疗与复和”项目乡村协调员，经常随机构专责团队在各村庄工作。在众多协调员中，奎泽拉较为年轻的，性格含蓄，但总是面带笑容。不过，奎泽拉说，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一直没有笑过。

　　大屠杀发生时，他还是一个2岁的婴孩。奎泽拉生于一个跨“族”家庭，父亲是胡图人，因此奎泽拉也被视为胡图人，终免于屠杀劫数。但是，因为父亲是一名酒鬼，又喜欢追逐其他女人，最终与身为图西人的母亲的关系出现感情问题，导致离婚。年少的奎泽拉随父亲生活，每当他细问父亲：“为何母亲要离开我们呢？”父亲总是告诉他：“你的母亲是图西人，她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是胡图人。”

　　奎泽拉无法分辨父亲的说话是否属实。缺乏正确的信息，父亲的回复却足以令他对图西人产生愤恨。随着继母、父亲以及支持他一家经济的叔叔相继离世，成长期的奎泽拉跌入低谷，对未来顿失希望。直至2015年，他参加了一个有关创伤治疗的工作坊，他始笑逐颜开。

　　当他被问到现在对胡图人与图西人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大屠杀至今经已经24年，我们忙于重建国家与我们自己。我希望帮助国家建立和平，并将和平传递至下一代。”如同我在当地的观察与接触，卢旺达青年在国家团结论述影响下，大多以“卢旺达人”作其身份认同。对奎泽拉和很多同龄人来说，创伤治疗与人与人之间的复和，远比以族群区分你我更为重要。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当时的掌权者胡图人（Hutu）针对图西人（Tutsi）的大屠杀，据联合国推算，约有80万人在大屠杀期间丧生。卢旺达政府则表示，遇难人数超过100万人（当中一成是温和的胡图人，其余皆为图西人)。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至7月4日、由当时的掌权者胡图人（Hutu）针对图西人（Tutsi）的大屠杀，据联合国推算，约有80万人在大屠杀期间丧生。卢旺达政府则表示，遇难人数超过100万人（当中一成是温和的胡图人，其余皆为图西人)。摄： Lane Montgomery/Getty Images

　　在基督教复和与社会援助统筹和平教育工作的比基尼马拿（Paul Bigirimana）说：“大屠杀后出世的一代对屠杀的理解普遍来自于家人和所属社区。”由于对屠杀认知不深，新世代容易受偏差说法影响，加上过去十多年数以万计加害者出狱，回到所属村庄，与受害者隔邻而居，若然上一代的怨恨未除，彼此的猜疑容易衍生扭曲的思想。

　　比基尼马拿举例：“有些家长会警告子女：‘不要和某某家庭说话，因为他们会杀害你的兄弟、父亲与叔叔。’有些家长又会说：‘不要和那些家庭的孩子玩耍，因为那些家庭的指证令你的父亲坐牢。”潜移默化，孩子容易对别家庭产生偏见，以为加害者的家人全是恶毒的，又或诿过他人，将对方塑造成问题的元凶。

　　跟任何遭受过可怕暴行的社会一样，卢旺达在大屠杀后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社会创伤，下一代的卢旺达人，也无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后遗症。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全国各处村庄，深入百姓住所。大屠杀而产生的集体创伤，无疑是全国性的。卢旺达卫生部于2009年进行研究，发现28.5%成人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2017年，《东非人》引述卢旺达官方研究全国PTSD患者的比率，同样是逾四分之一（26%）。

　　因屠杀而顿失家庭依靠或无处为家的新一代，后来逐渐组成了互助组织，包括代表大专生与中学生“大屠杀学生幸存者协会”（AERG），以及代表大专毕业生组织的“大屠杀毕业生幸存者协会”。后者目前共有三千位会员，该会安排每三十人成为一组，组成“小家庭”，互相照顾，并每月定期会面。

　　卡拉穆斯塔也在2010年加入毕业生幸存者协会，在那里，彼此同为幸存者，成员的经历有较他更为糟糕的，有曾经辍学的，有陷入经济困境的。“透过聆听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的伤痛渐渐得到医治，我也从中找到面对前路的勇气。”卡拉穆斯塔说。

　　凭借政府成立的“支持及援助大屠杀幸存者基金”，卡拉穆斯塔完成了高中课程，并入读大专院校。现在，他不时安排成员到曾就读的中学、大专院校进行和平教育工作。他对卢旺达的转变而感到自豪：“今天卢旺达不排斥任何群体，无分胡图人、图西人。我听闻一些加害者下一代的故事，即或他们的父亲是杀人者，只要他们有能力，同样取得政府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留学，回国后找得一份好工作。”

　　在大屠杀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卢旺达跃起成为非洲地区最安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由2001至2014年平均增长达8%，贫穷线以下人口则由大屠杀后逾五成，降至少于四成。图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中心景观。

　　在大屠杀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卢旺达跃起成为非洲地区最安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由2001至2014年平均增长达8%，贫穷线以下人口则由大屠杀后逾五成，降至少于四成。图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中心景观。摄：Phil Moore/AFP/Getty Images

　　在大屠杀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卢旺达迅速跃起成为非洲地区最安全、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到2014年平均增长达8%，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贫穷线以下人口则由大屠杀后逾五成，降至少于四成。

　　国家重建的亮丽成绩，无疑给予青年人希望。在这个以年轻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要在屠杀废墟中重建、成长，仍需面对不少发展限制。一方面，年轻人失业率仍然高企，达20%，另一方面，年轻人面临的“代际创伤”仍然有待处理。

　　对抗“屠杀否定论”

　　屠杀结束不足一年，逃走到萨伊（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胡图极端份子成立了“争取难民及民主归回卢旺达”组织，得到当时卢旺达军队高层支持。英国记者与研究员沃利斯（Andrew Wallis）指出，该组织的首要目的，乃是要说服西方国家，他们并非“一群凶手”，而是“民主”组织，真正代表卢旺达人民，并可以重新执掌这个原属他们的国家。

　　沃利斯说，他们为种族清洗辩解，又讹称大屠杀从未发生，说当时执行大屠杀、受胡图族政府支持的民兵仅为“民防部队”，抵御图西族叛军的入侵。国际组织无国界医生在1995年的报告也指出，这批昔日掌权的胡图族极端份子化妆成了受害者。“争取难民及民主归回卢旺达”一度改名，并在2006年联同其他组织合组成“卢旺达联合民主力量”联盟，对卢旺达政府施加压力。

　　受到该组织的影响，“屠杀否定论”在卢旺达难民以至国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为防止大屠杀再现，卢旺达在2003年写入宪法，禁止歪曲历史的“否定主义”（negationism）或“屠杀否定论”（genocide denial）；又在2008年通过法案，禁止任何散播煽动族群仇恨与清洗的“大屠杀意识形态”（genocide ideology）论述。有关上述两项法律分别在2012年及2013年做出修订，按照现行条文，否定主义或大屠杀意识形态罪的最短刑期为五年，最长则为九年。

　　卢旺达政府最终在2015年修订全国中学统一课程，把和平教育与屠杀研究融入在全国学校各个学科之中。和平研究学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正在于非盈利组织安排下，为多间中学老师作和平教育的训练，并撰写相关教材。

　　卢旺达政府最终在2015年修订全国中学统一课程，把和平教育与屠杀研究融入在全国学校各个学科之中。和平研究学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正在于非盈利组织安排下，为多间中学老师作和平教育的训练，并撰写相关教材。摄影：黎嘉晋

　　卢旺达和平研究学者巴沙玻色博士（Dr. Jean de DieuBasabose）说，屠杀否定论可能潜藏于部份年轻人的思想。“这种想法可以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有些家长曾参与过屠杀，并对自己所作感到羞耻。他们为了逃避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否定历史。”

　　要对抗屠杀否定论，单以刑法阻吓并不足够。非盈利组织“大屠杀观察”创办人斯坦顿 （Gregory H. Stanton）在1996年在美国国务院作简报时指出，“否定屠杀罪行”属于大屠杀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合适的抵制方式是公开裁判与成立真相委员会，然后教育社会人士有关屠杀的史实，尤其是教育加害者的下一代。

　　为有效对抗否定主义，卢旺达政府最终在2015年修订全国中学统一课程，把和平教育与屠杀研究融入在全国学校各个学科之中。

　　巴沙玻色博士正在非盈利组织安排下，为多间中学老师作和平教育的训练，并撰写相关教材。他观察说：“政府表达了清晰的意愿，在政策层面确实做了工夫，但我们检视政策的推行是从实质投放的资源来衡量。”在培训不足、教学资源欠缺下，对学校老师来说，推行和平教育仍然是一项甚具挑战性的工作。

　　“年轻人在接受和平教育后，是否懂得处理那些煽动分化与敌对的力量？”巴沙玻色说，在后屠杀的社会环境下，学生能否养成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将是冲量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官方机构“国家对抗大屠杀委员会”的数据，有关屠杀否定论的个案近年有所增加，由2015年的199宗上升至2016年的329宗。一般来说，否定大屠杀的形式可以有五种：否定或破坏大屠杀证据、否定大屠杀意图、攻击言说真相者、指摘受害者或称屠杀为自卫，以至否定任何与大屠杀定义相符的事实。

　　该委员会表示，大部份散播屠杀意识形态的人士或屠杀否定论者都居住在卢旺达境外，涉及策划或执行屠杀的前军人及政府官员。不过，随着近年社交媒体逐渐在卢旺达普及，仇恨言论或否定主义的传播不受地域所限，网络使用者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散播言论。

　　网络的发展对新世代的影响值得注意。不过，基于卢旺达重视邻舍关系、强调家长意识的文化，年轻人长年受同住亲属或长辈的影响更为深远。

　　跟任何遭受过可怕暴行的社会一样，卢旺达在大屠杀后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社会创伤，下一代的卢旺达人，也无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后遗症。 图为2014年4月5日，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当年受害者的照片挂在基加利种族屠杀纪念中心作纪念。

　　跟任何遭受过可怕暴行的社会一样，卢旺达在大屠杀后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社会创伤，下一代的卢旺达人，也无可避免承受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后遗症。 图为2014年4月5日，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当年受害者的照片挂在基加利种族屠杀纪念中心作纪念。摄：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28岁的中学老师达玛森（Mvuyekure Jean Damascene) ，跟巴沙玻色学习和平教育，矢志以教育贡献国家。大屠杀前，他的父亲跟许多图西人一样，因被邻居视为图西族叛军同伙，而遭杀害。回顾国家的历史，他不想下一代再被仇恨与分化操控：“当你回顾卢旺达的历史，你会发现国家统治者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甚至可以摧毁整个国家。”牢记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是和平教育重要的一环。

　　达玛森说：“我经常跟学生说，不管领袖或长辈指使你干甚么，在你决定行动之前，必须要问‘为甚么’、‘我为何这样做？’。如果所有人都懂得如此思考，大屠杀不会发生。”

　　《小小国》读后感(九)：译者序

　　这个时代有关战争中的普通人的文字太少了。

我没有一天不想起那个国度。转瞬即逝的声音、弥漫的气味、下午的阳光、一个动作，有时是一种静谧的氛围，都足以唤醒我的童年记忆。

　　《小小国》是法国青年作家加埃尔·法耶（Gaël Faye）于2016年8月出版的处女作，作家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主人公加布里耶和家人朋友在非洲东部大湖区的布隆迪经历的童年往事。书名“小小国”（Petit Pays），其中的petit一词，一方面指故事的发生地布隆迪和卢旺达两国都是小小的国家，另一方面则饱含情感色彩，意指本书也是一部由孩子的视角写成的回忆体小说。

　　十岁的小男孩加布里耶，和爸爸米歇尔、妈妈伊冯娜、妹妹阿娜一家人生活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他们住的地方叫“死胡同”。加布里耶的爸爸是法国人，出生在东南部汝拉山区的一个小村庄。成年后前往非洲，之后留在布隆迪搞建筑工程。妈妈原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为躲避战乱，和部分家人逃离祖国，暂居布隆迪。“死胡同”里还住着和加布里耶同龄的另外四个小男孩，吉诺、阿尔芒，还有双胞胎兄弟。这群小伙伴在课余组成一支小团队，时常在“死胡同”周围一同闲逛、冒险。作者饱含温情，用活泼流畅的语言，回忆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童年时光。无论是和小伙伴们制作长杆偷取邻居家的芒果，再把它们卖给原来的主人换钱，还是一家人邀请邻居，用打猎得来的鳄鱼烤肉，为加布里耶举行盛大的生日庆祝会，童年里种种平凡却不平淡的趣事，经由作者绘声绘色的娓娓道来，令人掩卷之余，不由莞尔。此外，加布里耶与法国小姑娘萝拉充满童趣的通信，基伍湖与坦噶尼喀湖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基巴拉广袤森林中烧陶山民的淳朴生活，布隆迪当地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在作者看似信马由缰的笔下，都别具一番风味。

　　然而，加布里耶幸福的童年生活同时也是脆弱、短暂的。一方面，冲突的隐患始终深埋在这个跨越国籍和种族结合的家庭里。尽管爸爸和妈妈当初也曾彼此吸引、相爱，但他们始终缺乏共同的生活理想，两人的结合在粗粝而凶猛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妈妈伊冯娜曾背井离乡，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前往欧洲过平静的生活，而爸爸米歇尔却不肯舍弃在非洲的事业和优渥的生活，坚持要一家人留在布隆迪。加布里耶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妈妈两个人越来越疏远，看着幸福“浑身涂满鲁蒙盖工厂流淌出的棕榈油，滑溜溜地从自己手中溜走了”。他很想做点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加布里耶父母间的矛盾，随着时局越来越紧张而不断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心理在普通人身上的具象投影。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写到的那样，“在平静的表象下，在微笑和乐观主义的高谈阔论背后，晦暗且隐秘的力量正不断地发酵，策动暴力活动和毁灭计划。它们一如恶劣的狂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二年、一九八八年。一个阴森的幽灵按照固定的间歇，不请自来，好让人们记起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间短暂的中场休息。”

　　这里也许需要补充交代一点历史背景。加布里耶一家人生活的布隆迪虽然只是非洲中部一个小小的国家，国土面积还不及两个北京大，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布隆迪自1962年独立以来，政局经历多次剧烈的变动。政变周期性地发生，暗杀活动甚嚣尘上，图西族与胡图族间的种族冲突伴随着政权更迭不断升级，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去深重的不幸与苦难。《小小国》所写的故事，正发生在布隆迪局势最为动荡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3年6月，布隆迪依照新宪法，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投票的总统选举，结果由布隆迪民主阵线的胡图族领导人恩达达耶当选。这次选举对布隆迪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能单纯从民主进步的角度来理解它。在小说中，爸爸米歇尔得知选举结果后说：“这不是民主的一次胜利，这只是种族效应的作用……你比我更清楚在非洲这是怎么一回事，宪法无足轻重……”为什么说选举结果只是种族效应的作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胡图人在布隆迪人口中占大多数，在政党分野与种族分野彼此重叠的情况下，全民公投的结果必然是胡图人的政党领袖当选总统。但与此同时，布隆迪的政权自独立建国以来，始终是由图西人掌握的，甚至在殖民时代以前，一直占据布隆迪社会上层位置的也是图西人。因此，胡图族总统的首次出现等于彻底改变布隆迪过往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版图。手握重兵的图西族军方不肯善罢甘休，选举过后四个月，便派兵暗杀了胡图族民选总统恩达达耶，从而引发布隆迪的大规模内战。图西族军人在内战中占尽优势，结果迫使近百万布隆迪的胡图人投奔卢旺达。

　　糟糕的是，此时卢旺达的局面更加严峻。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自1990年开始，便从乌干达发起进攻，与卢旺达胡图族政府军展开内战。虽然双方经多方斡旋，在1993年8月签署“阿鲁沙和平协定”（在小说中妈妈伊冯娜曾对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当1994年4月6日，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瑞安·恩塔里亚米拉的专机，在卢旺达首都的基加利机场上空，遭地对空导弹击落时，卢旺达原本紧张的局势彻底失控，演变为一场惨烈的大规模杀戮行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历时三个多月，共计有近百万人丧生，无数卢旺达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短短百日内，军队、派系、族群间的仇杀行为一发不可收拾，卢旺达的乱局更在非洲大湖区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紧邻卢旺达的布隆迪所受影响最大。布隆迪总统身亡，政府工作停滞，武装力量手段残酷，滥杀无辜，整个布隆迪因此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布隆迪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不熟悉非洲史的读者初读不免如坠云雾。难能可贵的是，《小小国》一书几乎完整地呈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只是作者回忆童年趣事时俏皮轻盈的笔调，此时读来只余下苦涩的沉重。小说从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日常琐事出发，用以小博大的套写手法，通过小朋友加布里耶的一双眼睛，写布隆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第一次全民公投、新任总统被刺杀、胡图族和图西族间的冲突仇杀、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复国运动，以及西方大国在非洲大湖区晦暗不明的政治博弈。这些话题经过孩童视角天真烂漫的折光，看似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所触及的问题深度远远超越了人们习惯为儿童叙事划定的范围。种族、民主、冲突、现代化、公平等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被作者假借孩童的天真口吻信笔写来，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应，举重若轻，发人深思。例如，小说开头借加布里耶和爸爸之间的谈话，写胡图人和图西人间种族冲突的根源：

于是我又问道：“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会打仗，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国家的？”“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属于一个国家。”“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语言不一样？”“也不是，他们说的就是同一种语言。”“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神不一样？”“不是的，他们信仰的就是同一个神。”“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互相打仗呢？”“因为他们的鼻子长得不太一样。”

　　生活在布隆迪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同属一个国家，同讲基隆迪语，宗教信仰相同，习俗一致，历史上两族间的通婚也极为频繁。然而，发展到现代，等实现民族独立后，布隆迪国内族群间的对立矛盾却不断升级，直至演变为惨烈的内战。这充满悲剧性的冲突根源，岂是轻飘飘的一句“因为他们的鼻子长得不一样”可以概括的？读者初读大概会将它视为滑稽的打趣，一笑了之。然而，如果我们近观布隆迪的历史，却可以发现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布隆迪和它的邻国卢旺达一样，是山地国家，境内多高原和山丘，地理空间因素因此在历史上对人们的活动和交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传统的角度看，与其说布隆迪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具有明晰的种族意识，不如说他们拥有的是乡土意识更为合适。人们习惯首先根据出生地确定自我的身份，即“我是从这片地方来的”。（本书标题中的pays一词在法语中除了指国家外，正好也隐含着“乡土”“家乡”的这层意思。）在布隆迪漫长的历史上，普通图西人和胡图人间的往来一直非常频繁，通婚现象也很普遍，因此两者之间的族群分野就变得相当模糊。就像小说中小加布里耶和妹妹阿娜所观察到的一样，有的布隆迪人身材又高又瘦，却又有个大大的鼻子，等于说是同时兼具了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外貌特征。而且，图西人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布隆迪社会结构的上层，但社会阶级的流动并不以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族群分野为单一标准。

　　那么，布隆迪现代历史上的种族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血腥仇杀，究竟又是从何而来呢？可以说，它完全是被人为塑造出来的意识产物。殖民时代的比利时当局为了操纵民意，分而治之，有意制造出族群间的不平等，在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歧视打压胡图人，在事实上加剧两族间的对立和不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还别有用心地取缔了一切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党。这正是后来导致民主选举在布隆迪流产失败的关键。在种族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能联合两族人的联合政党出现，那么胡图人只会投票给胡图族政党，而图西人也只会投票给图西族政党。民主选举的形式非但没能帮助布隆迪人找到真正适合本国的现代国家模式，反而成为加剧族群冲突的帮凶，为第一次全民公投后的暴力政变直接埋下了导火索，这真是很大的悲哀了。至于比利时殖民当局又为什么选择扶持的是图西人，而不是胡图人呢？玄机也在这小小的鼻子问题上。小说里爸爸米歇尔说，胡图人是些个子小小、鼻子大大的家伙，图西人则身材高高瘦瘦，鼻子细细长长。一语道破天机。殖民者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图西人在外貌上和欧洲人种更接近，仿佛“黑皮肤的欧洲人”，因此得出结论图西人在人种上更为优秀，应该被培养为这片土地上的统治阶级，结果在坦噶尼喀湖畔掀起种族仇杀的滔天巨浪。现在回头再看小说开头这段有关鼻子的趣话，不显山不露水，却满载着历史沉重的分量。种族特征从来不是单纯的人种学问题。一个社会对种族特征的过分强调，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利益在背后运作，是不可能像暴风一样迅速地席卷到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的。

　　人为塑造的种族意识原本只是比利时殖民当局方便统治、借力打力的“统治之道”。但等殖民者撤离后，原有的微妙平衡就再难维系。殖民时代遗留下的种族、军队、党派等种种问题，彼此缠绕，愈演愈烈，最终结成死结。夹在中间的普通民众为躲避战乱，只能在布隆迪和卢旺达两个国家间像跷跷板一样往复流动。两个国家间的任何一个发生政变或动乱，该国的民众就会涌向另外一国，结果又使得原本就异常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微妙。小朋友加布里耶和家人夹在动荡时代的多股势力之间，一边是为卢旺达复国运动而投身于战争的图西族亲属，另一边在他们所生活的布隆迪，胡图人要求民主和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因而产生出最深切也最真实的惶惑和不安：“回家去？可我的家就在这里呀。说我是卢旺达的孩子，这话是没错，但现在构成我现实生活的是布隆迪，是法国学校，是基纳尼拉街区，是死胡同。其他的一切并不存在。随着阿尔封斯舅舅的死还有帕西菲克的离开，我有时觉得这些事件和我也是有关联的。但我很害怕。我害怕爸爸看到我说这些话时的反应，害怕生活秩序被打乱，害怕战争，在我的头脑里，战争只会带来不幸和悲伤。”法国只是个遥远的地名，卢旺达只是太外婆罗萨莉口中令人昏昏欲睡的传说。小加布里耶能够接触到的真实，只有“死胡同”里的一方小小天地。面对身份的迷茫，无所适从的他努力地想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然而却只是徒劳。越来越紧张的局势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思索时间，随着战争的逼近，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直接被摆在眼前。“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国家的现实。我发现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满满敌意，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每个人都被迫去选择一个阵营。这个阵营，就像我们赋予孩子的名字，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它将伴随着我们走完这一生。胡图人还是图西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仿佛一个重获光明的盲人，终于开始明白过去未曾注意的那些手势和目光、沉默和措辞。战争无需我们邀请，就自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敌人。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中立，可现在我做不到了。我伴随着这段历史出生。它正从我的身体上流淌而过。我是属于它的。”此时的布隆迪好像一个立于锥尖的圆球，体内已积蓄着大量的势能，只要外界稍加一个推力，短暂的和平就难以维系，各种势力像火山熔岩一样喷发。而深陷其中的普通人，除了被历史裹挟着，身不由己地步步向前，再无选择。

　　时至今日，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并不在少数[1]，也曾有人用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来和它做比。但值得一提的是，《小小国》的作者在叙事中对大屠杀的直接描写是非常克制的。通过描写欧塞比姨妈家地砖上的四个斑点，寥寥几笔，就写透了大屠杀令人心悸的残酷以及它带给人们的彻骨伤痛。这种写作上的节制不应被忽视，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真正的写作企图。和大屠杀相关的许多创作，很容易就进入一种辛德勒名单式的“拯救-被拯救”的叙事格套。由惨绝人寰的悲剧催动读者内心深处涌动的情感，是文艺作品独有的天然特权。但《小小国》的作者显然志不在此。同样是描写在种族仇杀中艰难求生的普通人，在他笔下，既没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悬念，也没有精心结构的高潮迭起。作者着眼于战时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将写作的目光对焦在置身于某个小社区的个人身上。他以“死胡同”为圆心，把它作为一个写作的特殊观察点，从那里打量大历史的动荡激流，打量社会结构的断裂和缝隙。这种毛细血管形式的微观描写，叙事看似缺乏条理性，却完整且忠实地展现了动荡时局下无所适从的普通人最真实的感受。虽然日常生活原所具有的模糊性和零碎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把宏大的历史激变碎片化了；然而，正如从一粒尘埃看见整个世界，作者以碎片化的方式，用一架微观显微镜，从另一维度再次接近了历史的真实。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们都睡在走廊上，白天也不能离开家半步。法国大使馆的宪兵打电话给爸爸，建议他避免一切外出活动。妈妈住在城里的朋友家，那里地势较高，她每天打电话给我们打听消息。广播里说在布隆迪的市中心，每天都有可怕的大屠杀发生。一周以后，学校重新开始上课。城市里弥漫着一种古怪的平静气氛。有几家商店重新开张了，但公务员们并没有去上班，部长们也仍旧躲在外国使馆或是邻国避难。有一天路过总统官邸，我看到一堵围墙已经被炸坏了。这是在城里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战争痕迹。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各自讲起了闹政变当晚的故事，大家说起枪声、爆炸声、总统的死，还有放在走廊里的床垫。然而，没人感到害怕。对我们这些有幸住在市中心的孩子来说，战争还仅仅只是一个词。我们听说了一些事情，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什么。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舞会、恋爱、名牌、时髦，一样不落。至于我们家的仆人，爸爸手下的工人，住贫民窟、布琼布拉郊区和内地的人，没有收到大使馆安全指令、没有卫兵保护他们家、没有司机送他们的孩子上学的人，还有那些走路、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的人，他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作者沉浸于彼时彼地的当下体验的写作，以杂乱无章的众声喧哗，在文本中重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面对战争，面对种族冲突，面对身份认同等等复杂问题所能真正产生的感受。虽然模模糊糊，虽然一知半解，但在接近纷繁复杂的真相时，却并不比经过整理、直线性的宏大历史叙事更没有价值。小说中最为精彩的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对动乱时代下暴力与恐惧两大主题的刻画，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刻剖析。当倒在路边的尸体成为一种日常风景，当死亡成为一种最寻常的内在经验，暴力和恐惧一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肌理，融入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日常生活。

一种深刻的焦虑把整个城市击倒了。大人们开始感到新的灾难正在逼近。他们害怕这里的局势会像卢旺达一样恶化。街上的路障越来越多，在这个暴力的季节，城市里生长出更多的铁丝网、保安、警报、栅栏、起重机、铁蒺藜。这一整套安保系统试图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规避暴力，把它拒之门外。我们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氛围内，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不再有用。不安全感变成一种比饥渴或是炎热更平常的感觉。怒火和鲜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如影随形。

　　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暴力和恐惧，产生出一种可怕的驯化个体的社会化作用。暴力通过施加于个人身上的恐惧高压，否定个体独立判断的价值，以消极道德的方式教导人们克制、沉默、顺从。人们因此成为丛林法则的囚徒，成为它暗中的受害者。小说的最后，头昏脑涨的小加布里耶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被伙伴们逼着扔出打火机，犯下谋杀的血案。另一方面，暴力也成为一种社会仪式，成为某种新的娱乐发明。它赐予参与者一种集体沉醉感，从而诱使每个人自愿放弃自己的个体存在。被盲目的仇恨裹挟的人们，身处现场却并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单纯地在恐惧心理的高压下，使用暴力来寻找情绪的出口。街区里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怀揣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在枪柄上贴上曼德拉、甘地的贴纸，自导自演出一幕幕以暴力为题的街头活话剧。甚至连小加布里耶也不例外。他在恐惧的驱动下，跳下高处的跳台，希望借此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这种英雄式的、雄心勃勃的行为，虽然是他潜意识里对现实的一种反抗方式，但在事实上却是相当可笑的。这种带有浓厚的表演色彩的行为，让小加布里耶在不知不觉中也落入了男子气的陷阱。他很想通过冒险证明自己对身边的事物仍有控制力，但这个行为除了从侧面折射出他面对动荡时代的脆弱和无助外，其实什么都说明不了。

　　在因战乱而畸变的社会结构里，作为个体的人毫无办法，只能为最原始的恐惧情绪和求生本能所驱动。小说关于战乱中的人们的这段描摹，异常地细腻、真实，因而也显得愈发宝贵。它将过去被“大屠杀叙事”的固定模式给遮蔽了的另一重真相，重新推到前台——即战乱中不应被忽视的滥杀现象。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观点是这是一场卢旺达胡图人针对少数民族图西人长达三个月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然而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可知，这种流行观点仍旧把我们引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陷阱。事实上，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胡图族政府军、胡图族民兵、图西族反叛军、乱民均参与了滥杀行为，而且混乱间的大屠杀是以乱杀行为居多的。[2]正如小说中所展现的一样，在性命攸关的生存危机下，社会的道德秩序迅速崩溃，自保和施暴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人们在恐惧的驱动下，为避免被杀，于是在混乱中就选择了先下手为强。就像小说中的“偷芒果事件”一样，恶作剧和偷窃的界限有时候很难分清，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也绝非那么泾渭分明。如果把小说开头处的“找自行车事件”视为一种结构上的隐喻，把它和结尾处小加布里耶扔下打火机的情节对照来看，那么小加布里耶的困境“虽然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却因此从受害者变成了凶手”，也许正好说明了现实的复杂、缠绕和残酷：在大屠杀中，受害者本人很可能也是加害者。

　　本书的作者加埃尔·法耶是法国知名的青年歌手，擅长说唱音乐，曾创作过同名歌曲。《小小国》是他以作家身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这部作品自2016年8月底面市以来，广受读者好评，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英语、日语、意大利语等多种外语。小说出版后即获得法国Fnac小说奖，并入围了同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的评选。加埃尔·法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这部小说原稿有四百多页，后来在法国格拉塞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由作者和编辑一同将它删改至如今的篇幅。可以说，这部作品并不属于以写作技术的纯熟而见长的类型，小说行文的字里行间有时甚至还留有青涩的痕迹。但是，加埃尔·法耶能够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用本雅明式讲故事的方式，还原被言语混淆了的真实，用叙事说明“事实的对立面并不是谎言，而是另一种事实”，我想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我们展卷细读。

　　[1] 相关作品包括《羚羊战略》（La Stratégie des Antilopes）、《上帝眠于卢旺达》（God Sleeps in Rwanda）、《卢旺达，群山有言》（Rwanda, les collines parlent）、《杀戮禁区》（Beyond the Gates）、《四月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等。

　　[2] 参阅俞力工的《非洲大湖区灾难背后的资源争夺战》一文以及Christian Davenport和Allan C. Stam的调查报告《卢旺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What Really Happened in Rw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