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与永生》是一本由草白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一)：回忆

　　一如既往地喜欢草白的文字，笔触很温和地触及过往的伤感，让悲伤和甜蜜的回忆有了温柔的温度。“成长就是一部分自我死去，一部分自我真正激活的感觉”这句话深深的触动着我，人生就是童年，衰老，死亡，但是这个过程使我不再害怕，而是享受时光的迷人之处，变得更为的勇敢与坚定。每一个勇敢的人一定会有好运气，好的眷顾。不求好的，一生平淡安定。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二)：《少女与永生》后记

　　毋庸置疑，这册书里的人物都是由生活原型而来，但当它们一旦成为书写符号，便不再属于某一个个体的人，而是无限接近于某一类人。写作中，我对人物在某种程度所作的“渲染”和“变形”，都是为了找到属于这一类人的本质属性。我努力去接近和理解他们——对他人命运设身处地的理解，也是“自我理解”的一部分。

　　可以说，《少女与永生》是一册回忆之书，“我”作为叙述者带着审视的目光，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之间穿梭并讲述。而在所有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难陈的关系。威廉·福克纳说过，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不曾离去。爱因斯坦甚至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其实只是个幻觉。很多时候，不是时间中远去的人影响了我们的现在，而是当我们以此刻的眼光去打量过去种种，一切无不带上鲜明的“此刻”的烙印，可以说，是书写完成了对过去的改变和拯救。

　　我喜欢《少女与永生》这个书名——“少女”是人在时间维度中的短暂存在，而“永生”则是人对恒远的向往。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表面上它写的是一些他者的故事，写了十四个人物，但它的内里却是写“我”，写“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马丁•布伯说过，人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发现“永恒的自己”。

　　如今，《少女与永生》里的人，少女小莫、表叔、小舅、M——那些幻想家、失踪者、故人和浪子，都已坐到一列轰隆作响的旧火车上渐行渐远。当然，那个过去的“我”也在上面。

　　因为一种叫“命运感”的东西，我与他们在文字里相遇。

　　对所有收进这册小书里的文字，我确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真诚——这也是我最为满意、又感到惶然的地方。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三)：被激活的少女心

　　被激活的少女心

　　陈峰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阅读草白的最新散文集《少女与永生》，一下午，以书为伴，惬意。当下，人人都陷在碎片化阅读中，读完一本书，其实是需要耐心。是的，光有耐心还不够，还必须是书的内容能吸引你不断读下去。

　　《少女与永生》即是。仿佛是，让你忘了炎热，忘了时间。里面的14篇散文就是14个人物肖像，有女同学、老师、小舅、表叔、哥哥、女房东等。草白无比坦率地写下生命中最真切的羞耻、悲伤和孤独，叙述简洁朴素，在她笔下，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他人的影子。

　　这些年，看了很多的散文书籍，对对味的作家会跟踪阅读，哪怕是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也会找出来看。草白的上一本书《童年不会消失》，有一股子巫气在里面。由童年成长到少女，本身就是两个阶段，所以《少女与永生》与前者不一样了，它很真诚，这真诚让自己无所遁形。书中时时提到羞耻感，也许，作者写出了羞耻感就无所谓羞耻感，而我感受到的也不是羞耻感，而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幽微之光的“我”。

　　《少女与永生》是《童年不会消失》的进阶版，谋篇布局、情景描写，都是我喜欢的风格。每个女孩子必然都会有不一样成长期，或者疼痛或者愉悦，期间也必然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其实这并不羞耻，只是一个少女的羞愧而已。在《我》中，作者状述了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的情景。“男朋友的妈妈是个眼光毒辣的人，不费一点工夫就能将我看穿。好瘦啊。不会有什么毛病吧？会做家务吗？父母亲是干什么的？家里有钱吗？”好像是每个女孩子都经历过这种场合，有些女孩子可能转眼就忘了，而有些女孩子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这是第一次，我被一个陌生的中老年妇女评头论足，还不能生气，不能有被冒犯的感觉。甚至，无意中我也在帮着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打量自己。我大度地对男朋友说：你妈不喜欢我没关系。我讨厌无关紧要的人喜欢我。”作者笔下的场景是每个女孩子都会遇到的，当作家的好处在于，可以把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用自己的笔把它渲泻出来。“我感到羞愧万分，唯唯诺诺地保证自己绝不会卖掉它，相反我还会珍惜它。说完后，心里立即起了与此相反的情绪，我才不爱什么金镯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它。”

　　对，如果有必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卖掉它。

　　在这本书，草白谈起她的少女时代、她的早夭同学，她的早逝父亲、浪子哥哥还有她的亲戚，外表贞静的草白体内藏着一颗真挚的灵魂。她娓娓道来，用词素雅，看不到有什么形容词，写到动情处，却又让人不禁悲从中来。“想起父亲墓碑上嵌照片的地方始终空着，一年又一年，我没有将照片洗出封好，嵌进那个凹槽。我想我是刻意忘了去做这件事情，好像要以此来表明坟墓里的人始终缺席。”

　　一个好的作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草白像一尾八爪鱼，伸出触角感知这个世界，然而敏感又让她缩回来，在这一伸一缩中，少女草白渐渐长大，终于长大到可以用写作来消化曾经美好与青涩的一切。

　　如封面如言：成长就是一部分自我死去，一部分自我真正激活的感觉。草白用文字治愈了自己，也治愈了依然拥有少女心而活在人世的女性群体。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四)：上帝是女孩儿

　　上帝是女孩儿

　　——读草白的《少女与永生》

　　文／沈育晓

　　从上帝的视角俯瞰人间，只觉人类奔走往来，看不到一丝哀怒喜乐。可人类偏偏只肯对上帝袒露心事，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她应该是女孩。这个猜想因为草白的《少女与永生》而更笃定，书里的少女仿佛生来就擅长做世界的旁观者，看得到时间在不同时空穿梭的痕迹，看得到梦境中的神秘与奇异，看得到纵横交错的回忆忽然朝一个方向涌来。

　　草白的读者见面会想传达“每一个他者，都是我与我久别重逢”，她说，所有其他人都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人命运设身处地的理解，也是“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所以十四个故事我先打开了《我》。“二十三岁那年，我给家里写信，准备告诉他们我有男朋友的事。这种事情和要钱一样让人难以启齿，除了写信没有别的办法。”第一句话便抓住了我的神经，因为昨晚二十三岁的我也同母亲通话，谈论恋爱、结婚甚至生子，同样的难以启齿。这种羞愧感来源于我企图向一个将全部感情倾注在我身上的人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期待，多少有所保留、有所渲染，尽管她听得兴味盎然，甚至帮我补充。我可能比故事中的少女更敏感，她面对男朋友母亲的盘问、赠送金手镯时表现出的局促和不安，足以带我逃离任何一段不平等的、失去尊重的亲密关系。这种少女的谨慎、多疑、小心翼翼，草白从书里一直带到后来见面会现场，以至于让我觉得读者的提问于她是一种叨扰。

　　《少女与永生》关于真实作了很有意思的表述，“真实是一个与视角有关的问题，你离过去越远，它就越发显得具体可信。真实或许就是被记忆反复渲染的那一部分，是无法被轻易抹去的心理刻痕，回忆导管中深厚黏滞、人事壅塞的局部”。我时常怀疑，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缠绕过的痕迹，有多少是真实，我们这一秒回忆前一秒的种种，有几分接近绝对的真实？毕赣言：时间除了是线性，也可以是非线性的，可以被折叠，可以被缩短，可以被拉长，但终究，会抵达某处。伯格森也将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使用的由钟表度量的时间；一种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也叫绵延。绵延就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互相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运动过程。绵延从根本上来说便是记忆、意识、自由。草白的文字便是穿梭在绵延里的精灵，将回忆、梦境和想象糅合在一起，“住在家徒四壁的空间里……火光长久地映着我的脸颊，那光芒肯定还映照在我身后的墙壁上，我感到脸上粉灼灼，红彤彤……我走神了，我想拥有一个房间，一个有门，有窗，有家具的房间，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空间，连那里的空气都是我的。”“在梦里，在母亲含糊躲闪的电话声中，无处不在。我从来没有远离。只是从这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所有那个房间里发出的声响，仍不时传来，甚至比亲眼所见还要真实。”就好像每次当我看到五彩斑斓的拼贴画，鼻尖都会无端而分明地嗅出奶油蛋糕的气味，那是一种用便宜的植物奶油做的，质地很硬的蛋糕，上面有星星点点的彩条，散发着浓郁的奶味香精，小时候每次做完手工，阿姨都会给我们小朋友一人分一小块，彼时的我绝不相信会有比享用它更美好的事情，因此现在看到那些稚嫩的拼贴画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记忆有时候会如这般，以另一种形态真实降临。

　　书中的很多故事其实平淡而琐碎，甚至那些人物如果真实存在，自己都回忆不起来的细节，少女却用自己的视角，如上帝一般逐个拼接出长长短短的镜头，竖起了人物，浪子哥哥、突然失踪的表叔，有命途多舛却努力生活的堂姐，出售经文的九十一岁的祖母、早逝的父亲，还有管“我”要《红楼梦》的女房东……我不确定所有读者都能在这本书里遇到久别重逢的“我”，至少能遇到一个在写作中自愈创伤、阻挡厄运、凝固时间的少女。《钱江晚报》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五)：散文创作中的“虚”与“实”

　　《少女与永生》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可以说它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的进阶版，但它比《童年不会消失》更加开阔，更加向内发展，也更具有文体意识。这本书由十四篇文章组成，写了十四位人物。在具体的命题上也体现了人物写作这一特点。其实，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里，很多篇幅也是写人的，但那是一些零星而即兴的记录，不成系统。而这一本书干脆就成了一个人物专题写作的结集。为什么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来写人物呢？通常那被看成是小说写作者的专利。市面上的很多散文集，也大都以景物风物风俗等为描摹对象，他们以物为焦点，由此生发开去，以寄托写作者的所思所想。我之所以选择以人物作为描摹对象，当然并不是认为写人比写物更高级，而是因为当写作拥有一个人物的载体后，让我的文本有一种无限生发开去的可能，它也能让我更深地触及过往记忆里的阴影与伤痛。更重要的是，我要通过这样的写作去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来处。

　　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不能不提及绍兴的《野草》杂志，2017年的时候，我应朋友邀请在上面开设了一个叫“临渊记”的专栏，取的就是“临渊羡鱼”中的“临渊”两字，大概是取记录危险的事物之意。专栏写了近一年时，感觉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忽然想或许可以写人物。在此之前，在散文随笔中，我写的最多是心情，是风景，是一些思绪和过往人生的片段。我也写一些很大的东西，比如生死，比如时间。在那些我所要表达的东西中，有时候出现了人物，更多的时候里面空荡荡、轻飘飘，什么也没有。当我有了人物专题写作的想法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写生命中最熟悉的人。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对过往岁月里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认识”他们，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过一些角色，有些还是沾亲带故的，可即使如此，我就真的“认识”他们吗？

　　当真的下笔，我感到困难重重。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既没有剧烈的命运冲撞，也没有大开大合的人生遭遇，甚至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破碎的。如何把这些生命中熟悉而破碎的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让读者感到这样的记录是有意义的，这个过程需要处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虚与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实”如何做到向“虚”自然妥帖地转化，以及“虚”如何回应“实”等问题。

　　很显然，我的回忆和记录不是巨细靡遗地客观呈现，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无此必要。对于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素材，我到底该如何抉择呢？什么东西是可以进入文本，什么东西是该被阻挡在文本外面的。在进入文本的部分中，哪些应该放大了来写，正面实写，哪些只是略微提及，侧面虚写？

　　这就要谈到我对人物的理解。诚然，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他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说到底，任何一个人与别的人都是等同的，我说的是价值上的等同——他们同样重要，同样不可忽视，也同样的微不足道。那么，作品中，我们该如何去表现这种独特性和微不足道性？

　　诚然，我们的写作要面对的是具体的对象，但是，在这些具体的对象中，我们要表达的却是普遍性的东西，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具有的品质和属性。这书里出现的十四个人物，好比钻石的十四个切面，他们彼此照射，互为影响，可以折射出更多，它可以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在具体的单个的人物身上得到表现。当然，这些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但无一例外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切割和变形，是具体的语言和语境让他们变成了文字世界里那个真实的人，不再是现实中的存在。

　　从乐器商店里的小提琴，到毕加索绘画中的小提琴，已经发生了巨变，几乎不能被辨认出来。对毕加索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来说，自然中的物不过是一个起点，或者一个诱因，促使他创造新形式的诱因。

　　在这里，我还想到塞尚的苹果。在塞尚的画布上，那些苹果，也不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可食用的水果，而成了真真切切的物，以色彩所抵达的物。在塞尚的画布上，诗人里尔克看出了色彩的形而上学，色彩不再是绘画的一种属性，一种技法，一种表达方式，而成了绘画的全部。

　　尽管文学和绘画有各自不同的使用媒介，但它们所要抵达的终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表达他自身。

　　在这里，我想就散文写作，尤其是人物写作中，虚与实之间关系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掌握了虚实结合的手法。比如在绘画艺术中，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它的魅力就不在于精致细腻的写实性,而在于对表现对象神情神态的精确把握,既简炼生动,又富于变化。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阎立本的《步輦图》、明徐渭的《驴背吟诗》等都很好地处理了虚与实之间的关系，这些优秀的绘画作品删略了背景的刻画，让我们在一片空虚中看到人物的行动。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也是如此，不设置逼真的布景，只以抽象的道具呈现——因为戏曲的布景都在演员身上，演员以强烈的、充满剧烈变化的肢体语言，充分阐释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国的书法艺术也辩证地结合了虚与实，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呈现文字独有的精妙状态。

　　虚与实是一种辩证关系。古人对此的理解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有无相生。

　　那么，什么是散文写作中的虚和实？如何处理虚与实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散文中，具体的描写为实，抽象的情感为虚；眼见耳闻是实，回忆联想是虚；打个比方，散文的虚与实就好比一幅画，眼睛所能看到的就是“实”，而超出画面的让人难以言喻的会心之处就是“虚”。

　　这样对虚与实的理解还是没有超出传统文论的范畴。刚才我们提到毕加索的小提琴，作为新形式诱因的小提琴与作为最终表现物的小提琴，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实与虚的转化关系呢？当这种转化成功地发生后，这把新的小提琴就成了最崭新的现实。

　　具体到散文中的人物写作，其实很容易滑向实之有余，虚者不足。如何使实的部分自然而妥帖地向虚的部分“升华”，而虚又能够回应到“实”，这之间必须要有一条通道。那么，我们如何建立这条通道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与书写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要把作者自身作为“我”的体悟带入文本之中。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给读者带来超越性的阅读体验，而不是囿于一事一人的记录，使文本沦落为个体经验的罗列。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虚实关系中的“实”，同时可以作“现实”和“真实”来理解。如何抵达真实性呢？这是文本成立的基础，也是“实”向“虚”转化的必备条件。——只有文本所蕴藏的精神内核是丰富而复杂的，便越趋向真实的纬度，越能给人以共鸣。

　　我深信，一个作品在“真实性”上所能抵达的程度，就是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我这里所说的“真实性”，并不是与虚构性相对立的那个“真实性”，而是指艺术表现上的“真实”，与主观性和审美性有关的“真实”。不说是在作品书写了真实无欺的细节，就能抵达“真实性”，也不是书写真实的细节越多，文本的真实程度就越高。真实性是与整体背景有关的，也与作品的语气语调有关。

　　为了抵达这种真实性，在这本散文集里，我把自己放进去。我让自己与人物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变化。甚至，我加重了这一部分在文中所占的比例，“我”的在场和“我”的行动，只是为了更接近那种“真实”，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命运和处境，我让自己和他们在一起，我让自己成为他们。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他们。我和他们是平等的。我努力写出他们命运中最被我感知、认同和理解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他者的命运也属于我，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人生遭际里的“我”的命运的呈现。

　　人在回忆故人往事时，一贯喜欢建构神话，好像远去的事物一旦失焦，就变得模糊，失去了真实性，就可以被粉饰和遮蔽。而写作的意义恰恰在于“祛魅”，对人性的呈现上，你不能有所选择，有所遮蔽，而是要积极地去回忆和恢复那种“真实性”，你要动用全部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去完成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物的痛苦不知觉地会转移到写作者身上。写作的过程就是我们与自己的过去，以及与这个世界重新相认的过程。

　　你还要有把真实场景虚化的能力，这种虚化的本领是建立在对那些场景无限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概括的能力，是一种艺术化处理生活场景的能力。可能那个场景并不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但它在文本中却是一定会出现的。它是由语言和语调所带出的，是一种审美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既是对场景的回忆，更是对语言的回忆。当你找到与此相对应的语言表达上的感觉时，那些过去之人之物之场景，便会汩汩不息地流淌到你笔端。

　　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写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精神上的联系越紧密，我们的文本就越容易导向丰富和复杂的一面，越容易出现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我认为这就是由实转化而成的“虚”。“实”处越坚固，“虚”与“实”之间的联系便越紧密。这个“虚”的部分才是文本最让人迷恋的部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是要特别美丽的声音才能做到。

　　《少女与永生》读后感(六)：《少女与永生》：一部可能性之书

　　我不想一上来便是大而化之地概括这部作品讲了什么，特点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像许多书评所做的那样。我只想尝试着尽量准确而详细地描述我的感受——尽管我知道，批评者首先要做的，或许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转述者。或者索性抛开了它——这不过是一篇札记，这样告诉自己，于是开始便显得容易了许多。

　　一、“人”之可能性

　　仍然对腰封所言“一个敏感女性的成长教育，十四个让人为之一颤的情感故事”保持怀疑。对于这本书，不应当仅仅把它界定为“情感故事”；对于作者草白，也不应该首先强调其“女性”身份——尽管就文本而言，它的确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敏感”特质。但相较之下，“写作者”的身份，才是应该首先被强调的。在《少女与永生》中，作为言说主体，草白始终试图确认并抵达的，是自我如何作为更普遍意义上的“人”（而不仅是女人）存在。而“写作”，是她在这场征途的一开始就选择的战车。

　　写作者的写作实践，与其写作观密切相关。提起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草白谈到，“ 当我有了人物专题写作的想法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写生命中最熟悉的人。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对过往岁月里的人几乎一无所知。”（草白《散文创作中的“虚”与“实”》）“我们所能想起的任何一个人的形象都是静止的。我们对人的认识总是处于永恒的静止和偏见中。”（《失踪者》）童年的记忆、他者的话语零零星星地构成了“我”对一个人全部的认知，但“我”很快发现这种认知的内里空空荡荡，它们根本不足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即便是“我”最熟悉的人，“我对她的了解也并不比对一个陌生人更多。”

　　在《少女与永生》中，十四个故事的主人公身上，无一不具有“我”无从解释的盲区：少女小莫年少丧命的缘由，男孩杨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读，小舅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直接作为失踪者，以“缺席”状态“现身”的表叔。草白一开始未必不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是终于发现一切不过是虚无。一切都必须是有意义的吗？作为写作者，真的能够作为“创世者”“审判员”，全知全能地了解、安排主人公的命运，划定人物行为背后的逻辑、指出人物行为的意义吗？即便能够做到，这种写作对于写作者自身的意义又在哪里，仅仅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有头有尾、脉络清晰、目的明确的“故事”，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草白茫然了。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彻底认识一个人的不可能性，终于让她意识到了人的根本处境：孤独。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完整地携带着每一日每一时，我们能看见自身的完整，但别人看不见。我们很想让别人看见，特别想让那个值得信赖的人看见，可这根本办不到。”（《我》）

　　“我第一次感到表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真实地看见他惊慌失措的逃跑生涯，站在异乡的荒坡上唱歌，把一些人的名字嚼碎，吞进冰凉的肚子里。那是北方，即使喝醉了酒，冬天依然是冷的。

　　表叔身上或许发生过奇迹，也有可能是另一种麻木不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在作为失踪者的时间里，在那个偏远省份荒僻的郊外，当时空发生剧烈错位的时候，表叔肯定有过一些反常的举止。”（《失踪者》）

　　她意识到，“一个人但凡经历过这样的选择，无法不让自己变得更好。他的房间可以照不到月光，他的身体里可以没有甜美的梦境，但他不能不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而这些深藏在海平面下方的暗礁，比“揭示意义”、“指点迷津”更重要。

　　对人根本处境的认识，让草白对自己写作中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她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写作者笔下的傀儡，她并不掌握着他们的命运，她只是经过他们。她写下他们，就是写下她自身。就像一个淘金者，在时间的长河边，她站在现在的位置上回望过去，努力地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真实地记录面对这些碎片时的迷惘。一边记录一边淘洗着，并在这迷惘中辨认出自己的形状。“人们以漫长的时间来准备一场这样的闲聊，到头来却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找到。”“每见一次面，都感到离过去的自己更远了，我不仅是走在赫拉克利特和孔子的河流里，还有一种恍如梦境之感，连河流和河边遇到的人，都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而写作，是能留下它的唯一方式。

　　草白放弃了揭示，就像放弃了那篇题为《少女与永生》的短篇小说的书写一样。她所做的仅仅是描述和呈现，包括，自己和他人。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生而为人，在这个世上如何确证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草白描绘了多种可能性，并在所有可能性中形成了一种对立。

　　第一种，是将自我价值附着于任何“非我”的事物上的主人公们。例如，做着财富幻梦的小舅；相互陪伴却始终无法理解彼此的伴侣；夜以继日念诵经文却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的祖母；不断摧残自己直至丧命只为吸引爱人注意的少女小莫……另一种，是作为观察者，对前述行为感到困惑，并试图在写作中确认自身存在的“我”。

　　“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或者说，它是不是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在她的母亲角色之外，是否还隐藏着一个秘密写作者的身份。当婴孩熟睡之后，她不顾一切地去写，在厨房的餐桌上写，在卧室的梳妆台上写，把写作放在第一位，除了写作之外，其他都不再重要。”（《写作者》）

　　这就是我在开头反对首先强调草白“女性”身份的原因：她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写作者，再次是一个女人。它强调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关乎女性的自我建立，更关乎人的自我建立，而这个“自我”，和外貌，和学识，和财富这一切都无关，更与性别无关。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遇见表叔，再见他一次。我想把他的故事讲述出来，不仅要陈述事实，更要把表叔讲述时的情绪和态度如实呈现——这比呈现故事本身更艰难，更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和耐心。我眼前浮现过无数种场景，无数个表叔，可没有哪一种是真实存在，我发现自己很难去接近别人，命运对我设置了障碍。

　　当然，我也想过以一种迂回、间接的方式去了解他，或许我真正想了解的只是自己。”（《失踪者》）

　　这样的写作实践是难的，草白弃绝了我们在面对一个个体时最为武断但同时也是最为简单、直接、有效的认识方式——通过现象标签化人物，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一种：她关注并试图描绘的，是人物的情绪、态度、隐藏在事实背后可能的动机和纠结（尽管那很有可能是一己的猜想）——然后在这情绪的流动中，确认自己。这是人情感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它可能离一个人的外在表象很远，但却无限接近人的真实性和复杂性。那不是一个名字或几个标签，而是标示着人作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体而存在的一部分。

　　二、“文”之可能性

　　关于散文和小说的文体划分，一种固有的认知是，小说可以虚构，而散文则不能。如果说小说是写作者营造出来，用以盛放个人思想和经验的多维立体空间，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大可以看作是一个直接表达经验的二维平面。散文表达的直接性使其创作门槛被大大降低，相对应的，散文写作者的美学追求也大幅度落后。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散文直接被作为记录工具和抒情载体——散文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这段时间，为了做选稿工作，我系统地读了二〇一九年几乎全部的散文。“2019年”、“各大重点文学期刊”，几个条件框定下来，所剩散文已是其中的优胜者。但令人失望的是，老干部抒情体仍然比比皆是，占绝大多数的依旧是“游子归乡”的回忆式散文及其各种变形。为什么散文呈现的样貌如此单一？为什么写作者的感受力、能够使用的创作手法如此匮乏，乃至贫瘠，甚至屡屡让人怀疑散文这一文体——是否只能到这儿了？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文体的划分，虚与实的界限，是否必然是明确的？是否小说必然要虚构而散文不能？对于这个问题，草白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

　　“散文中的人物写作，其实很容易滑向实之有余，虚者不足。”“很显然，我的回忆和记录不是巨细靡遗地客观呈现，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无此必要。”（草白《散文创作中的“虚”与“实”》）所谓“实之有余，虚者不足”，便是我上文提到的这种状况：散文仅仅被作为一个简单的抒情文体和记录工具，其美学功能被大大低估。在这类散文中，创作者的写作路径非常简单：回想—记录—抒情，其具体技术处理的步骤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此类散文带给读者最直观的阅读感受便是：感恩故事和心灵鸡汤。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写作者感情的真挚，或者文字的老练，能够在表面呈现出一种“美文”的样貌。然而细度仍可发现，美则美矣，感动完也罢了，不耐读，不耐琢磨。

　　对事实和情绪事无巨细地呈现使多数散文仍然停留在 “生活真实”层面，缺乏对生活真正的思考和理解力，无法触及生活的本质从而扁平化，这也是散文这一文体始终承受着偏见的原因。而超越生活真实抵达艺术真实，才是破除这一偏见的关键。

　　《少女与永生》无疑给了这一偏见重重一击。在这部散文集中，草白架构起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桥梁，而这一媒介，便是作为写作者的“我”。草白将自己的感受代入创作中，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在文中，“我”不仅仅作为外在于主人公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他们生活的亲历者。“我”经过他们，通过体悟“进入”他们，“我”困惑着他们的困惑，迷惘着他们的迷惘，想象、体悟他们不为人理解的那部分。而在这种体悟中，他们也构成了“我”——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他们。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写作必定更加耗费心力，但收效也十分显著：一方面，对以往人事的不断回味反刍，使草白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另外一方面，对生活原料的反复筛选、裁剪、打磨，也使得她的散文写作终于脱离了日常人事的记录层面，呈现出钻石般立体的、多维的光泽。——毕竟，虚构与否，于创作者来说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能否达到理想的写作效果。

　　对于同一种生活，有人逃遁有人远离。但写作或许是最为直接也最为勇敢的一种，它是混沌时刺股的针，剖开伤口表皮的痂，直指生活的内核。它要求写作者时刻保持清醒，即便这种清醒的代价有可能是痛的。“即使在最安宁的时刻，在自己的屋子里，仍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对我说，你必须离开，你要在这个大地上行走。不要犹豫。除了你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你。”草白是个勇者，她太知道写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了，但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在写作这条“离经叛道”的路上，她走得很孤独，但一定会走得很远，很久。

　　201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