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联想到林书豪当年说打篮球是为了荣耀上帝，还有德国人解释之所以认真工作是因为上帝在看，近来才理解这都是源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
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背景使我们通常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更为熟悉。与之观点不同：所谓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实际是源于经营者辛勤工作的生活方式，获取金钱不过是附带结果和度量的标志；资本的积累也不应该是血腥掠夺和投机，而是靠理性经营、公平交易赚取利润；社会并非只能简单的化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企业主、经理人和技术工人都可以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践行者。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二)：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联想到林书豪当年说打篮球是为了荣耀上帝，还有德国人解释之所以认真工作是因为上帝在看，近来才理解这都是源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
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背景使我们通常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更为熟悉。此书与之观点不同：所谓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实际是源于经营者辛勤工作的生活方式，获取金钱不过是附带结果和度量的标志；资本的积累也不应该是血腥掠夺和投机，而是靠理性经营、公平交易赚取利润；社会并非只能简单的化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企业主、经理人和技术工人都可以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践行者。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三)：重识资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 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四)：共识的构建是最艰难的
【藏书阁打卡】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圣经·箴言》
久读不厌，共鸣不已。
这本书算是马克思·韦伯最出类拔萃又最平易近人的作品了，堪称学术畅销书典范。
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的“天职”说，宗教不再是修道院式超越世俗拒绝尘世的禁欲主义，而是在尘世履行加诸的神圣义务：适应尘世、改造尘世、重塑尘世。
从拒世到入世，新教的伦理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提供了道德许可和宗教动力，从此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不再是卑鄙的贪婪、不再是嗤之以鼻财迷心窍，而是上帝赋予的天职，是人生日常奋斗：劳动、积蓄、投资，并获得经济成功。
而源自宗教的虔诚、节制、严谨、诚信、稳健，又赋予资本主义企业家们，商业意识之外的独特精神气质：禁欲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糅合我们最初和最后的英雄主义。
传统的资本主义早已萌生，但更多的是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以及强盗贵族式的掠夺型资本主义：横财暴富、政治掠夺、强盗贵族、金融投机者、垄断食利者……唯有以合理价格提供商品、批量稳定销售，通过集腋成裘的方式获得财富，才是符合新教伦理的新资本主义。
“我们的生活中徘徊着死寂的宗教信仰的幽灵。”在韦伯看来，从天主教到新教，宗教经历了去神秘主义去巫术去仪式化的祛魅过程。然而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并没有这个过程。而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统治官僚制度利维坦的抗衡：民主政治、公民权、私人财产权等一系列基本要素的前提。
共识的构建是最艰难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本书，趁着这次放假，终于有时间阅读了。 韦伯在他不朽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把宗教激进主义和财富的道德理性整合了起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其实路德作为新教先驱，他自身的崛起过程之中就蕴含着资本的魔力。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古登堡的印刷机，那张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注定是逃不出无人问津的命运。恰恰是印刷厂敏锐的捕捉到了论纲印刷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才挽救了路德的改革事业，即使这种经济动机似乎和论纲本身所批驳的“赎罪卷”有种诡异的默契。当然，路德的人格魅力和天赋同样不容小觑，这点他的自传《这是我的立场》里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路德所处的时代，放弃使用聱牙诘曲的拉丁语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路德市井气息浓郁的文字则有着引领时代的魅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本书，趁着这次放假，终于有时间阅读了。 韦伯在他不朽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把宗教激进主义和财富的道德理性整合了起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其实路德作为新教先驱，他自身的崛起过程之中就蕴含着资本的魔力。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古登堡的印刷机，那张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注定是逃不出无人问津的命运。恰恰是印刷厂敏锐的捕捉到了论纲印刷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才挽救了路德的改革事业，即使这种经济动机似乎和论纲本身所批驳的“赎罪卷”有种诡异的默契。当然，路德的人格魅力和天赋同样不容小觑，这点他的自传《这是我的立场》里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路德所处的时代，放弃使用聱牙诘曲的拉丁语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路德市井气息浓郁的文字则有着引领时代的魅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七)：重温韦伯的思辨活力
（文章刊于《现代快报》2020.8.16）
文/俞耕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名著，其影响力历久弥新。译林出版社出品新版的直译本，让我们有机会“新读”经典，发现它在当下的现实感，深刻的反思性。说起新教，我们想到的是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等那种老式新教，然而这些与“劳动、进步的精神”并不搭界。这种“新”只是历史语境中的新旧层面。事实上，只要与现代生活相比对，就会发现对立之处，“但今天最激进的宗教也不打算扼杀这些方面。”所以，从表象上用简单的归因和划分，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做法（正如人们惯于赋予新教生活享乐、启蒙唤醒等色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到它（表面上）多少具有唯物主义或反对禁欲的‘世俗欢乐’中”去分析。韦伯试图探求新教精神的特定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性关联，即从纯粹宗教性特征中去发现。在我看来，他在勘察新教精神在本质上就已然内蕴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内源性的生发诞育，而非外部性的施加影响。
韦伯延续孟德斯鸠发现的一个命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和新教如何完美共生合体。概括看来，它指向了一种名-利系统的分析。也就是如何去兼顾平衡声名信誉和自由逐利？前者对应的是虔敬，后者则对应了商业自由。“孟德斯鸠说英国人将‘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三桩事推到了极致：虔敬、商业和自由’。难道他们在营利领域的优越性，有可能与孟德斯鸠所承认的，他们在虔敬方面的声誉合为一体吗？”这让人联想起“儒商”的提法，一套儒家义理如何提升了商业营利。富兰克林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启发。
道德感也可以完全转向功利主义，一切道德品质，声望信誉都是有用的。“正直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制同样如此，而正因此，它们才是德性。”但德性往往停留在表面限度（只要功效对个人有用，且普遍够用），而超出限度的德性也被认为是无谓浪费。韦伯认为，这并非仅仅是伪善，还有一种类似上帝启示的导引超越了纯粹的自我内心准则。它反而是一种怪异的“至善”，我们能觉察到宗教苦行受虐的逻辑。“挣越来越多的钱，最严格地避免一切自然的享受，完全剥离一切幸福论甚或享乐主义的观点，将挣钱当作目的自身，以致这种做法显得与个人的‘幸福’或‘收益’相对立。”
“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提法，也说明韦伯的意图，就是寻找意义的统一体，如何在历史个体中找出历史现实的综合与联结要素。这种难度在于它既是综合的，又是独立的，只有适用于个体分析才具有意义的土壤。“必须从它那得自历史之现实的个别组成部分来逐渐合成。因而概念上最终的鉴定，就不是在一开始，而是在研究的结论处才能获得的。”在讨论“资本主义精神”时，我们容易忽略韦伯研究方法论的理路。从根本上看，他是反本质主义的，非归纳法的思路，而是采用了一种生成主义的描述。“人们完全不会或不必将资本主义‘精神’仅仅理解为对于我们观点表现得很本质的那个意思。这正是‘历史的概念构成’的本质，这种概念构成出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并不寻求将现实塞入抽象的类概念中去，而是寻求结合成具体发生的整体关联”。从而，韦伯试图直观呈现“精神”，而非概念定义，这种研究有一种品质，那就是“不加预设”的纯粹性。
我们从他对富兰克林的文献阐述中能发现什么？答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性在于它的伦理观奠基。换言之，资本主义的逐利，要建立在一种义务论、天职观和德性的基础上。那些私人化的商人雄心，与伦理信条无关的内容倾向，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这种区分至少描绘出一种倾向——作为特有风气的资本主义理念，被固定成一种信仰。它超越了技术性的指南和生活技艺，它是“对增殖资本的兴趣负有义务性的思想，就作为这种‘贪吝哲学’的特色凸显出来了。”这种伦理性要求超越了精明还是愚蠢的表象，它是对义务（应尽之责）的遗忘。“这里表现的是一种风气，而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一性质。”
这种风气是区别东西方的一个重要维度。韦伯认为，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在古代并非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它们缺乏像西欧和美国一样的具有伦理准则的资本主义。韦伯的论述至少从另一侧面与马克思的异化观形成对照。挣钱本身成了一种信念目的，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的手段，它甚至颠覆反对自身。“对于‘自然的’事实情况的这种绝对违背自然感受的颠覆，如今显然完全无条件地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动机……这些感受与某些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悖反性――自然的事实违背自然感受，本身就是异化造成的自反性分裂。“个人应该感受到这种义务，而且其感受是与他的‘职业’活动内容相对立的。”
那么挣钱何以能成为目的本身呢？这或许是在当下语境，重读韦伯此作的最大反思意义。他给出的解释是挣钱是现代经济秩序中唯一能证明才干的结果和表现，换言之，它化身为职业义务。如果你用马克思的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比较韦伯的解释，会发现一种关联。挣钱正是现代经济秩序里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通用体现。只不过，我们看到了韦伯和马克思最大的分野和本质区别，这个区别关乎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看法。韦伯的观念在方向上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倒置，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观念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或“上层建筑”进入生活中的。
相反，他用一种“接受论”和“选择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观念世界的首要性，先在性。“它们首先并不在单个孤立的个人那里，而是作为人群所具有的直观方式而产生的。”换言之，是这种秩序本身筛选了它的经济主体――企业主和工人。它是每个个体都无法逃遁的钢铁世界。资本主义精神是自上而下“赋予”且“给定”到个人那里的。这种阐述其实也像是福柯规训社会与权力关系的先声。无法逃避，只能接受改造和规训，也是“主体化”过程的真相。
“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一个庞大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个人生来就在那里了，而且对于作为个别事物，作为事实上无以更改，而个人又要生于其中的大房子的世界秩序而言，它是现成就被给定的。它把它的经济行动的规范强加给个人，只要个人已陷入由市场构成的整体关联中。那些不断与这些规范对抗的工厂主，就像那些不能或不想适应规范的工人一样，也肯定会被削减，成为街道上游荡的无业者。”韦伯的阐述眼光，无疑具有穿透时空的预见性，即使放在当下新世纪，这种筛选和改造，依旧无可避免。这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层面，从生存论的角度也关切我们的处境，那个属于他的未来。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八)：译林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by 周雪光）
译林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by 周雪光）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译林出版社的这个新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机会。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这个译本撰写导言。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激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考，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 ethos ）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
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处理这一宏大主题，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方法，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尝试：其论述风格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较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方法。
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独特的历史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历史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型”，例如“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不同现象的类型特征，通过比较制度方法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合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按照‘理想类型的方式’贯穿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最连贯的形式的时候，发现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以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呈现，而不是着眼于实际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首先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方向的影响。这些努力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
韦伯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不同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例如，父母在子女教育种类上的不同选择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格，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区，同处“被支配者”地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如此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历史—政治状况的影响。
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较了不同教义的内容，借以分辨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追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较，指出前者逃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观念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观念如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职业观，获利合法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强调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派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
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层次比较提炼，阐述了一个重要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而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
三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形式、官僚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路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
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懂，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观念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难以从日常生活的身心感受中体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官僚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历史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韦伯进而言之，国家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出产业，但无法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独立力量。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成长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陌生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念渗透到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自愿性团体，经世俗化过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历史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很是不同，提供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格以及个人主义的历史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根基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强调指出的那样，只有认识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大力量。例如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那个遥远时代精神传来的回响。
与此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血缘边界清晰，亲疏层次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角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定义。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观念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很是陌生，几近无从体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大夫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具体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路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迪；经典作品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周雪光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