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商帮》是一本由王俞现 著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一)：看商帮浮沉，感悟营商智慧

自明朝开始，拉开了中国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以地域为代表，从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各个商帮也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演出了浩气回肠的一幕幕故事。犹记得，在高中时看的《乔家大院》电视剧，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在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那些经典的经商桥段我记忆至今，细细品来，其中也甚多人生哲学。

《权力、资本与商帮》是一部商帮史，也是一部政商关系史，书中详细梳理了中国600年来的商帮史，试图为我们梳理出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各商帮是如何崛起、盛极一时、而后有逐渐衰落或者被取代地位的。可以说，中国商人的命运，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书中虽难以给出确切答案，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路径亦或方向。

由于我身处广州，不时会听起同事说起广州十三行以前的辉煌场景。每每漫步在黄埔古港等港口，看着那些斑驳的痕迹，想象当时的繁华，心中也倍感唏嘘。《权力、资本与商帮》中，我尤其关注十三行商帮的历史。通过书中详细的梳理，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明末清初，相对厦门、漳州、浙江，四口通商之时，广州港的的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在1679年，清政府准许澳门与广州开展陆路贸易，一直到1684年，澳门都一直是清朝唯一的海外贸易通道。但澳门的葡商，坚持认为澳门是葡萄牙人的独处之地，所以竭力阻挠其他国家商船进入澳门。无奈之下，其他国家的商船直接驶入黄埔，黄埔迅速取代澳门上升为广州外港，广州重回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地位。

在1720年，发生了一件对广州十三行影响深远的事件。十三行商组织成立了首个商业行会团体，第一次正式公开结盟，对手工业品普通商家可以任意经营，但其他商品要共同议价、一致对外。外商特别是英商对这次结盟非常反对，但由于各口岸经济发展的考虑，还是留在了广州。

而停留在广州港的外国商船，要缴纳的费用非常惊人，除了广州港海关收缴的正税外，各项规礼银（可以理解为层层部门的搜刮油水）是正税的两三倍之多。为此，外国商船也一度想转移重心至宁波，但乾隆出于希望外国商船远离京师之地的考虑，还是通过圣喻让商船主要留在广州港停靠。

在1760年，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的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以此为标志，广州十三行商人真正进入巨富时代，实现了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一切中国出口货物也均由其代售。在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从十三行商人的崛起到巨富，可以说，政治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是远离京都，二是有着沿江口岸，使得它在清朝政府考虑对外通商口岸时，几乎占尽优势。从四个通商口岸缩减为一个通商口岸，垄断地位的占据，使得它自然成为巨额财富的聚宝盆。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而其他两个商人集团：两淮盐商、山陕商人的崛起，也是明显有着朝廷货币制度、政治垄断的倾斜等因素。

正如《权力、资本与商帮》在开篇提出的疑问，中国的商帮发展基本上都有着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崛起到繁荣到衰落，因此，值得人深思的是，到底在我们现代的经济生活中，政府的政策与企业的发展应该如何处理？如何才能够更好地营造开放的经商环境？

这个问题很大，对于政府来说，涉及非常多的民生因素考虑点。但是对于企业、对于商帮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纵观中国商帮的600年历史的浮沉，靠政治关系的扶持固然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既要把握住整体的经济环境机遇，也要着眼于创新，当利润的来源主要依靠于政府的支持或者垄断地位的占领时，就必须要警惕了。

如今再看广州十三行，漫步在曾经如此繁华的古港，真是难以想象当年的荣光。看那安静地奔流着的珠江，真是感慨万千。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二)：纵观明清600年商帮史------权力资本与商帮

近日爱上厚厚的书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企业单位都在降薪导致我们的工作很不景气。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身边写着兼职，创业，0成本，财商启蒙，让你赚取被动收入，每句话都在刺激着现今压力很大的人民~

柠萌最近也为了增加自己的逻辑思维与财商建设，选择了《权利资本与商帮》，这本书纵向古今商业发展命脉，作者很细致的举例子去写这本书，从怎么开始商业到每个统治者如何用商业去巩固自己的权利，去让自己的国家更有钱，让自己的地位稳固，原来是和我们的资本密切相关......

本书封面

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政商需要协和，但边界又在哪里？

商帮自出现之初便与民营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历史，无论是哪一朝代，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与存亡，商帮的兴衰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然而，到清朝中后期，由于连年征战，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衰败，商帮也逐渐衰落。　封建商帮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在皇权至上的历史前提下，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曾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这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尴尬地位——“民营”不等于“民有”。因此，封建王朝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商帮，在那个时代中从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结局。

我在看过这几本书以后专门去搜了一下远近闻名的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徽商、晋商，这三大商帮其实就是领先于中国经济GDP的发展，包括现在的生活中，也占领着领先的作用，关于广东的生意脉络，其实不用作者去介绍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商业，广东对于商业政治的贡献遥遥领先，那么广东的商业发展史如何而来却需要我能从本书中细细领悟其中的大智慧了 ~

广东不仅仅之前在明清贡献了商业力量，现在股票市场中也拔得头筹，上市公司以672只遥遥领先：最优秀的金融巨头中国平安~中国最优秀的股份制银行中国平安~（没有之一）全中国全世界最大的最优秀的家电制造企业群：华帝，美的，格力等~中国最优秀的地产行业保利、碧桂园、万科！最大的金融券商龙头：中信证券； 最大的快递服务公司：顺丰；

最大最有特色的电动车生产公司：比亚迪； 最大最有名的调味品生产企业：海天味业； 最大的养殖企业：温氏股份； 传媒营销龙头：分众传媒……

其实不仅仅是沿海贸易的推动，还有国家对于企业金融的扶持，从明清时期的沿海贸易，朱元璋的不用一民之粮，盐专供国家，大获其利，与商结交，推动国家的国库充裕，有钱在手政治不愁，也可以看出草根平民的政治嗅觉灵敏之处，由此得到皇位并延续~

但是为什么在600年的起起伏伏中，商帮没有得以发展光大，其实在封建王朝没落是商帮的唯一出路，当时都是民间企业，所以民营但是不等于民有，由此商帮起起伏伏~国家政治与其的相关性~

到朱元璋控制沿海大国进贡，从两个方面做好此处的分析~

1为了中央集权，能够把外交加持一身，在这个贸易中得到尊崇感，也能控制这个商业的进贡，当时朱元璋还是羡慕大国的万人朝贺吧~

2不仅仅的刀各国最先进的发展，各国的商业控制，也能更好地把商业和资金集合起来。

本书的每一句每一个故事都值得细细揣摩，去探索故事背后当时的历史情况，作者很优秀~不仅仅写出当时历史情况下商帮的生存，也道出当时政治状况结合的资本状况~从人性到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治商业发展的影响~横跨600年的商业历史，值得每个人收藏并认真研读！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三)：《权力、资本与商帮》中的甬帮先驱

我对商帮了解的并不多，《百家讲坛》中有一期节目是胡雪岩，让我对徽商有了写了解；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男主角乔致庸代表的是晋商。

翻阅《权力、资本与商帮》这本书，我知道了除了妇孺皆知的徽商、晋商以外，还有甬帮这一只帮派。

甬，是宁波的别称， 因宁波市境内有甬江而得名。而叶澄衷是沪甬商的代表人物。

你可能不知道叶澄衷是谁，但你十之八九知道邵逸夫，如果你知道邵逸夫是叶氏义庄里走出来的，你肯定想了解叶澄衷这个人。

叶澄衷，宁波镇海人。少读私塾，未及半年辍学。11岁进油坊做学徒，14岁来到上海当杂货铺店员。17岁驾舢板于黄浦江上，贩卖外轮所需杂具，初会英语。同治元年（1862年），叶听从了一位英国洋行经理人的建议于上海虹口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并承办外轮所需船舶五金，又进口英国配件，这是上海最有名气的一家五金店铺。生意做得非常不错，叶旋移设百老汇路，扩大营业。时美孚石油公司以优惠条件委他经销美孚火油，资本益厚，相继在上海及各大商埠开设新顺记、南顺记、义昌成记、北顺记等分号18所，时称“五金大王”，成为宁波商帮早期发迹上海的实业巨子。

叶澄衷因此成为上海五金界的祖师，更为重要的是，在外国人占据中国商业的时代，五金是中国人的天下。

叶的时代，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1870年普法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时代并不太平，但因为战争，叶澄衷的生意链顺势扩大。于是，在五金、火油、航运业、军需业之外，又投资进入火柴、钱业、银行、保险等行业。所营钱庄多至百余家，遍及国内大中城市。所营树德地产公司仅在沪置有地产400余亩。有沙船百余艘，经营长江及沿海航运。

叶在商界的分量，沈葆桢之子评价，“海上通商以来，中国商人能抗衡外国者，首推宁波。而其间又以胡雪岩、叶君澄衷为之领袖”，近代经学大师孙诒让评价“中外商务系君为轻重者将三十年”。

《权力、资本与商帮》作者王俞现对叶澄衷的评价也甚高，“做人当如叶澄衷”。你看作者写胡雪岩，说他大发国难财。指责盛宣怀是“误国首恶”。

当得起这么高的评价，我认为，叶澄衷主要有三点。这也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商人的地方。

一是对人才的培养。有句话叫，顺记是洋行买办的摇篮。可见叶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准高、为时所需。其家族有“一门三代六买办”之称、天津四大买办之一王铭槐原来是叶澄衷上海老顺记商号的司账，后被叶委派到天津做分号经理，王铭槐借助叶的人脉，在甲午战争前为李鸿章购买鱼雷等军火，渐渐王铭槐有一番作为。

不仅王铭槐、书名受叶澄衷恩惠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十余人，每个人单拎出来就是响当当的人物。其培养人才之众，仅叶起家的顺记商号就能容纳千余人就业。

二是对宁波后起人物的提携。朱葆三在上海新开河边的小五金店艰难度日的时候，叶伸出援助之手，邀请朱葆三到自己公司任职，朱葆三同其他人一样，在叶澄衷的帮助下，扶摇直上，跃居上海五金行业的领袖地位，尔后两人一同参与了对中国通商银行的投资。叶视野开阔、格局高远可见一斑。

三是叶走儒商之路、兴办教育。

叶发迹之后，深感自己文化不足，于是他在上海、汉口、天津、杭州等地，招收有一定中文基础学生，举办短其英语培训班，所有经费由叶氏企业全包，学习期为一年。学习期满后，先分配到叶氏各地企业实习，一年后，再输送到各地企业及大中洋行做“协办”、“帮办”、“买办”。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这就是顺记商务学馆。如果说，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的是船政专业人才，那么顺记商务学馆培养的是社会急需的商务人才。

徐文斌老师讲解《黄帝内经》时说，如果一个人功名卓著的话，一个地方就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比如说上海自忠路。

1899年，叶在上海虹口唐山路捐置土地30余亩，并以10万两银兴建一所沪上创立最早、声名最盛的民办学校之一——澄衷学堂。1901年蔡元培曾任校长，培养了四万余学子，其中有李四光、胡适、竺可桢、李达三、钱君陶等一大批著名人士。

清同治年间，叶出资，在庄市家乡兴建叶氏义庄，后改为中兴学堂，其学子有邵逸夫、包玉书、包玉刚、赵安中、包玉星、楼志章等巨商。在乡里还对崇正书院拨款重修。

此外，叶氏在上海设立了“怀德堂”、“崇义会”、“广益堂”等，拨出专款，对所有职工实行救死扶伤。还对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也拨专款帮助。在家乡设立了树德堂、忠孝堂、叶氏义庄、牛痘局、救火会等，为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叶澄衷不仅是企业家，也是那个时代的首善。

以叶澄衷为代表的先驱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世界的主宰者，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颜料、航运、钱业、银行、保险、影业等行业都占据压倒性优势，甬帮由一隅之帮走向全国，在推翻清朝及袁世凯统治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

除了甬帮外，关于粤商、苏商、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海外华商等等的故事，你想不想在《权力、资本与商帮》这本书里找到你想读的故事呢？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四)：六百年商海起起伏伏，道尽中国商帮兴衰历史

提起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的商人，当属讲出“奇货可居”这个词的战国末年的吕不韦。 囤积居奇是商人惯用的手法，可他却将这手法玩到了极致，只因看准了当时落魄的秦王孙嬴异人，投资扶持他登上了秦国的王位成为秦庄襄王，而自己也因此成为秦国的丞相并受封为文信侯。再后来，秦庄襄王驾崩，其幼子十三岁的嬴政继位 又尊奉他为相邦，号称“仲父”，自此吕不韦开始权倾天下。

经济基础是一个政权的有力支持.权利、资本、商业往来……这吕不韦还真的是将这一切都玩于股掌之上，原因在于他比一般的商人看的更明白，机会把握的更加准确。他堪称是中国古代投资界的一匹黑马，做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也是收益最大的一笔生意。

在没有遇到嬴异人之前，吕不韦在当时也堪称是富豪，拥有大量的财富。之所以会去投资扶持不得志的秦国王孙嬴异人这笔买卖，是为了能够摆脱“商”的阶级地位，从此跻身于上流社会甚至是取得无上的权利，获取比经商强于千百倍的利益。

中国古代一直有着“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列说法。从这个排序上来看，这商人虽然有钱，但他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从土地里刨食的穷苦农民，所以这吕不韦才要费尽心思的往上层阶级里面挤。

一直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序，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不重视商业发展的表现，是一种抑制商人的体现。不过在青年学者王俞现看来，这抑商反而恰恰证明了商人势力的过于强大，或许这体现了中国的古代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地位排序，但是并未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要不然为什么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逼急了跳出来闹革命的大多都是穷苦的农民，而不是生活富足的地主商人呢？所以在中国古代这商人的地位，或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贱，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基本上还是那些无地无财的农民。

回看中国古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项文明事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多种商业的出现以及商品数量的增多，行商之人的数量也日益庞大起来，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加上封建统治者们对其的抑制，促使这些商人们通过乡里宗族、亲缘地域等关系联系起来，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一种与商业密切相关的联盟“商帮”，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山西商帮、安徽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

从前面我们所讲述的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典故可知，经商之人与他的事业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的。商业的发展历史是与历史的兴亡交替息息相关的。

《权力、资本与商帮》是前面提出商人势力过于强大所以导致抑商现象的青年学者王俞现所写的一本有关于中国商帮发展的历史类书籍。全书细细梳理了中国近六百余年的商业脉络，将不同时期的精彩博弈鲜明的讲述于这本厚重的书籍之中，被誉为是“一部中国政商博弈史，半部社会开放封闭史” 。

从最初的晋商徽商盐业崛起到明朝海上贸易的兴起，从广州十三行的初次登场到山西票商的独领风骚，再从买办的逐渐上位到沪津商人的沉浮起落。作者用六大部分二十二个章节展现了中国商人自古以来的精神价值，论述了其商业的思想以及剖析了商帮发展的兴衰规律。

历史如洪流，曾经的风云一时的商帮辉煌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的落寞衰落，但是其所流传下来的那些有关于商帮的经历故事，却依然会被人提及。

这是几百年来一部商帮发展的历史沉浮记录，也是几百年来权力资本博弈的经验与教训。有太多的内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揣摩学习，也有太多的内容值得现代的人去体会品味。

现代的商业发展给与了人们较之以往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更加需要现代的人们去好好的把握这新时代下所带来的商机。读完这本厚厚的《权利、资本与商帮》一书，或许能够给今天的人们以更多的历史启迪。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五)：商业和政治，在历史上，就这3点的关系

很多想要研究历史的人，第一反应就是看《史记》，但是《史记》过于晦涩难懂，翻看过的人纷纷表示，这样一本大部头，根本不是我们的菜。

那么，那些想要了解历史的人，一定要去翻看历史教材，才能有所收获吗？

不不不，你需要一本能够对着你讲大白话的书，直白地告诉你，历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巧的是，我这里有一本通俗易懂的《权力、资本与商帮》，该书的作者正是用简单明了的话语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历史的发展，各个朝代之间的更迭，究竟怎样影响了商业的发展。

想要学习历史的童鞋们，看《权力、资本与商帮》吧！它将会是我们大众了解历史的最佳选择。

01 商业的发展决定政治的流向

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政治的时候学过，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身处时代的洪流当中，我们时常会感觉到，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向前，自己所经历的，正是前人在书中所记录的那般真切。

想要到历史当中找寻我们自己本身的温度，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书封中有一句话正好可以解答，它说：

“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疑问，这种追寻延展了本书的视野与容量，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社会经济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交织其中。本书所尝试做的，就是意义探索这些问题，为你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

为什么作者会这么说？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的，当我们用全局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整个中国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政商博弈史，同时也是半部不折不扣的社会开放封闭史。

在晋商、徽商、粤商、浙商、苏商等诸多商帮的发展中，中国古代从重农抑商，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政策性偏向农，不同的政治体，对农工商的管控，都有其党派的特点，本质上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的社会特点。

中国人似乎天然生有一种聪明的劲儿存在，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中国的商人，在冥冥之中，似乎都明白他们这个群体将要探寻的是什么，它们的眼光遍及世界，放之四海，就是从未停止过追寻的脚步。

02 商业发展依托政治体系的发展

在《权力、资本与商帮》一书中，这里面提及的商帮里，受政治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徽商了。

时至今日，应该还有很少人会觉得，徽商的骨子里，透着政治的意味，散发着政治的气息，商海沉浮，这么多年的发展，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模式。

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多次提及，明朝对于政治、商业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很多的变化就发生在这个时刻。

在明朝，政府大力兴修水利，给徽商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盐业贸易的发展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蓬勃发展。

在明朝，徽商从崭露头角到，发展到盛极一时的光景，都伴随着明朝的政权更迭。它的出现、兴盛和衰亡，标志着那个朝代的政权更替。

这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吧！而明朝的衰败，同时也宣告着徽商，走向没落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商业的发展，具有它的局限性，通常以政治作为指导和标杆，政局的稳定，对于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商业的变迁，或多或少带动着政治的变迁，但终究是政治占据了主导。

毕竟，政治的动荡，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商业的结构和属性，这种改变性才是深刻的。

03 政局稳定带来商业发展的希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无疑是大家的常识。

那么在古代，经常有战事发生，哪怕没有战事发生，也会派将士戍守边关，让边境得到安定。

因此，对前方战线的粮草补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那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块肥缺，但是这正好被晋商看到了，通过盐引，它们逐渐壮大起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600年来，权力、资本和商帮的起起伏伏，见证了历史不断翻腾，但是最终归于平静。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再还原到原来的场景当中，每当我们走到遗留着过往痕迹的亭台楼阁面前，我们驻足，看到时光在它们身上刻下的痕迹，不禁唏嘘，时光当真如流水，一去不回头。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六)：如今以批发市场闻名的广州十三行，在历史中居然是盛名一时的商帮

说起广州十三行，做零售服装的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基本南边地区的零售女装都是从十三行进的货，可以说十三行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服装批发市场。

但其实，十三行曾经是连接清政府和外国商人的中介角色，一度代表清政府行使清朝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事物于一身的权利。要知道我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士农工商”的排位顺序，商人是被看不起的，能做到这个份上的商人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什么我们熟知的晋商、徽商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而十三行却有着这样的权力呢？鼎盛一时的十三行又为什么没落了呢？

著名学者王俞现在《权力、资本与商帮》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

郑和下西洋之后，沿海很多城市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更加频繁，形成了很多贸易港口。清朝顺治时期，由于郑成功不愿意被清政府招安，清政府为了防止大陆居民和明朝遗臣郑氏家族联系，就颁布了“迁界令”，禁止任何商船民船入海。这也是我们对清朝有“闭关锁国”的印象的主要原因。

不过清朝也不是一直都不允许沿海居民与海外贸易的。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宣布废止了这项实施了二十二年的政令。并且清朝在废止“迁界令”的第二年，制定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通商口岸，设立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海关。

由于当时主要的输出商品是丝织品和茶叶，福建、浙江、江苏离生产地更近，所以这几个通商口岸也更繁荣。

不过1685年，清政府指定了广州十三行作最早的官方贸易团体，广州港的繁荣开始拉开序幕。

由于是清政府指定的贸易团体，所以十三行是官商的性质。清政府要求进入十三行的商人要自身有殷实身家，确保这个团体中不会出现投机分子。不过，当时十三行这个商业团体在全国来说地位并不高，所以，没有多少富家出身的人选择加入。

等到乾隆时期撤销了沿海的关口，只保留了粤海关对外经商的通道，广东地区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区域，十三行作为官方指定的贸易团队才被重视起来。

澳门当时被葡萄牙人租用，澳门港口要比广州港发达得多，很多贸易都是经过澳门来完成。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不让其他国家的船进入，很多国家的船开始放弃澳门港口，进入广州黄埔港。

在清政府的扶持以及外部条件的催化下，广州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十三行商人也成为最富裕的商帮。

广州十三行鼎盛的时候，每年的税收超百万税银，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给皇室开销，甚至有着“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称呼。

当时来往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比较多，清政府为了更好的管理，让十三行担任一些外交、税收的工作。当时，外商必须从十三行中选一家做担保人，也就是保商。保商向清政府承担杨川进出口货税的问题，保证他们遵纪守法，照顾他们的起居。后来，连外商和政府的谈话都要经过十三行的转达。

十三行由单纯的商人角色转变为行使着清政府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权力的商人角色。而这个角色让十三行不仅在国内风头无俩，也让十三行在国际舞台上留下身影。

十三行公行团体的商总伍秉鉴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跨越千年的财富人物，和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宋子文一起被列为世界最有钱的50位超级富豪。

但是伍家是非常有争议的，虽然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在贸易往来中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当时很多外商的船上装的不是货物而是鸦片，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事实，依然选择为外商担保。

林则徐禁烟之后，爆发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十三行失去了与外商的交往中的话语权。并且，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设立，对外贸易有了更多港口，广州的优势也逐渐消失。广州十三行也逐渐没落。

广州十三行的兴起与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策有关，而它的没落也和这些息息相关。

中国的商帮史也是政商史，看《权力、资本与商帮》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七)：《权力、资本与商帮》：商帮，社会变革的“弄潮儿”

做生意的人，在古代被称之为商人；现如今，被称作为商人抑或企业家。“万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做生意经商成为了一股浪潮。殊不知，商人在历史上的发展也是历经坎坷，600年风雨下来的商帮历史，谱写出一曲曲让人感慨的乐章。

《乔家大院》、《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等电视剧的热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人波澜壮阔的从商、经商、壮大发展之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被重视下的商业发展的艰辛与坎坷。

封建社会里，向来就是重农抑商，“士农工商”排位里面，商人被放在末端，足见其不被重视。据说，在秦朝，商人不允许穿绫罗绸缎。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大秦赋》中的吕不韦原本就是行走六国的商人，他拥有着巨额的财富。成语“奇货可居”就是指他以商人的眼光投资了未来秦国的王，从而坐上了大秦丞相，最后位居天下丞相。但我们都知道，哪怕他已经作为大秦帝国的丞相，背后依旧被很多人议论为“贱商”。由此可见，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被重视，已经有着很深远的历史。在唐朝，科举制兴起，无数学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商人却不能参加科举。而这一切，注定不是永远，一起一起随着商帮的兴起，风云六百年的历史，将会演绎着商人们新的传奇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王俞现，原名王治国，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商帮变迁、商业趋势走向、政商关系、家族传承等课题的青年学者，曾担任《郑州日报》《大河报》《东方今报》等报纸的财经记者、主笔、专刊部主任等，著有《中国商帮600年》《凭什么要学张瑞敏》等书。《权力、资本与商帮》是一部商帮史，也是一部政商关系史，书中详细梳理了中国600年来的商帮史，试图为我们梳理出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各商帮是如何崛起、盛极一时、而后有逐渐衰落或者被取代地位的。了解过去，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拥抱未来。一部商帮的历史，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和感受。

商帮的兴起，有着历史必然的条件。大明王朝才拉开了中国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而更普遍的说法是明初的“开中制”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了山西商帮的出现。

所谓“开中制”，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将军队所需粮草运往边疆，然后换取食盐（盐铁是国家独家垄断经营）的经营权，或者说是合理的买卖权，在明朝初期食盐被作为官盐，盐就代表了钱。有利可图，才能让人趋之若鹜。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政策，让拥有资源的晋商微商开始崭露头角。

晋商：纵横天下五百年。山西商人的兴起，始于明朝时期，因为食盐业而快速积累起来财富，把产业布局到很多方面。到了清朝，山西商人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成为最有实力的商帮，他们一度垄断了茶叶贸易。

徽商：垄断盐业经营。随着历史的推进，开中制在实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明政府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获利减少；由于官场腐败，权贵能够直接上奏讨取盐引，使正规商人受到排挤；明政府任意增发盐引，使盐引不能即时兑现，甚至，有些商人持有盐引过多，即使等到孙子那辈，都无法兑现。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叶淇变法的开启，他把盐产业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安徽。在叶淇的大力推动发展下，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后，山西人和陕西人逐渐退出了这一领域，安徽商人随即垄断了盐业经营。

随后，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启，海上商贸兴起，大明王朝的“郑和七下西洋”，让明朝形成了朝贡性质的海上贸易，伴随着就是海上商人的出现和发展。再过来到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等商人纷纷粉墨登场，或以行业、或以地域，他们以自己商人的群体形成商帮，逐渐兴盛发展，乃至衰落下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理论，在中国古代的体现就是政商关系的发展和兴盛，最典型的就是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再者就是清朝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经济对政治一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权力的背后必然有权势，带来的就是便利，当资本为了更好地发展，逐渐的寻找合适的伙伴，政商这样一个群体就会随之出现，两者结合，各取所需，各有所入。明朝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时代，从而加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兴盛。虽然后期“闭关锁国”的政策，让清王朝远离了海上贸易，但却阻挡不了全球海上贸易的兴盛。

商帮的兴盛，必然是有着特殊时期特殊因素的影响，但商帮背后的权力和资本更不容小觑。随着朝代的更迭，商帮依靠垄断而发家的事业受到了冲击，更替不断的商帮的背后无不 体现出来这一点。商帮的发展，推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要看到更为积极主动的一方面。商人争名夺利、薄情寡义的名声在历史上并不好。天下熙熙攘攘，无不皆是为名利而来。商人属性的背后注定了要有所图，商帮的兴盛只是让这种所图更大的产生影响，在政治经济领域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部商帮史，600年政商路。探索过去的商帮历史，一路走过、看过，才知道商帮兴盛、衰落背后的荣耀和无奈。现如今，我们虽然不会有对商人的抑制，也不会对商人的歧视，更多的看到是商业发展带来的社会便捷，看到的是商人企业家的“功成名就”。不同时代，不同的角色，但无不都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正所谓“适者生存”，商帮的历史已经是历史，新的商帮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为国为民，商业所向。当个人荣誉和家国荣誉统一、当商业利益和家国利益趋同，就没有做不好的生意，就没有延续不下去的商帮。经济的发展需要商业推动，商业的兴盛需要政治的安稳。感谢作者王俞现用历史还原了近600年完整的中国商帮史，《权利资本与商帮》值得对商业感兴趣的人们走近了解中国商帮发展史。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八)：中国商人六百年兴衰启示：回报社会，爱国创新才是正途

阅读《权力、资本、商帮—中国商人六百年兴衰史》是一种享受，作者以充足的史料准备，充分的史论见识，将明清六百年中国商帮的兴衰，全景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阅读中所受到的知识、观点洗礼是空前的。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认为，世界各大文明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只是以自由雇佣为组织形式，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形式产生于西欧。按照韦伯的定义，明中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也应该是现代商业的先声，近现代学者几经贬损、确立，根结在于当时商业残存于皇权、官僚、农民、游民的分割中，商人群体并不具有独立性。

就像作者所言说的那样，士农工商，商人看似居于末端，从秦汉开始，对其存在着各种鄙视限制，原因在于商人的力量是强大的，任由他发展就盖过了其它三者的发展，甚至会危及皇权。重农抑商是长期策略，借助于大量自耕农的纳税维持低度的社会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长期现实。

明朝初建，面对地缘现实就是无法像唐朝那样，将大漠内外归于一统，可是也没有弱势到像两宋那样龟缩在黄河一线。明的处境有点像汉代，必须时刻面对强大的北方威胁，保持相当大的边境势力。明代与汉代巨大的不同点在于，汉代经济中心还在中原地区，明代经济中心，经过两宋发展已经转移到江浙地区。

因此有明一代，地缘保护的重心和经济中心是不匹配的。朱元璋的解决办法，非常的复古，就是各地方以实物的方式，向前线的卫所运送物资。这是十分繁琐和麻烦的，明中期开始改革为由商人，运粮到相关卫所之后，政府再支付盐引。在盐业官营的当时，能拿到官方的盐引去官方盐厂提出盐来，商人有利可图。只是后来，盐引成为官僚士大夫的特权之一，盐引贬值，商人盐引无法兑付出来，积极性受挫。

再回到萌芽说，要知道汉以来土地的可以自由买卖的，然而手工业者的解放是从朱元璋颁发诏书开始的，大量手工业者从元代时代继承中解放出来，才有了明代小说中，那种手工业作坊，纺织工聚集抗议的情势。

明代商帮中晋商和海商最为突出，晋商因为有盐引与茶马互市的便利，称雄明代一朝，海商是指明代沿海半商半盗的走私商人集团。郑和下西洋之时，也是葡萄牙、西班牙人，开始新大陆探险，南中国海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然而这时候的明政府思想，还处在重商主义思想前期，一方面有识之士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一方面保守势力依然认为商业是动乱之源，因此郑和下西洋是礼仪性的。在此之后，明朝建立了朝贡贸易体系，抑制民间沿海贸易，间接性的开启了福建月港等零星港口。

王直、郑芝龙等沿海海盗集团，弥补了明朝廷对海洋贸易控制的忽视，中国沿海建立一种秩序。可是如作者所言，海盗是得不到朝廷确认的，王直招安剿灭倭寇后，反而被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从本身详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非不具有商业眼光，并非不具有开拓商路的精神，而是在十六世纪与西方的竞争中，因为固有文明的诸多特性而落后，没有将国家权力与商人的利润追求相结合。

明代对商业外贸采取保守态度的原因，有专家认为是为了防止货币流失，这点在两宋与辽金的贸易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货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好解决，在明代铜钱、纸币、纺纱都曾作为货币通用，明代在内使用纸币，在外贸易使用铜钱，原因在于纸币可以由中央控制，成为民间货物的收割机，铜钱则耗费工料，做起来不如纸币随意尽心。外贸中，中国都是顺差，进口量极小。中国钱币在东亚地区拥用了国家间支付货币的地位，日本使者甚至请求明朝赠送铜币以便国内流通。作者指出，明代商业是一次中国货币的一次国际扩张。

在张居正改革后，银子开始作为货币取代了铜钱的使用，有学者认为此举是将明清国家命运，寄托在美洲矿山之上，一个有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开矿，经过日本或者南洋诸岛，与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全球交易网络形成，在明清两百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吸纳了全球银产量的三分之二。西欧各国，就像现在一样是中国产品的出口国和消费国而已，明清中国还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贸易中心。

此现实，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下，自由贸易思潮和技术进步才现实出落后，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落后，并不是一种自己选择的落后，而是因为强大的文化基因而造成的优势保持落后。

明代商人的历程告诉我们，商业是国家的战略之一，必须发展商业、保护商人的产权以及人身权，才能达到与国家、社会相发展的目的。商人并不是社会末端，明代早已有定论，王阳明就曾经为商人写过墓志铭，并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官僚阶层，也不过是穿着官服的商人而已。

清代，商帮更加呈现出大发展的态势，以盐业起始点，以恰克图为口岸贸易的晋商全面崛起，在清中后叶更是开创票号，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异地汇兑为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发展历经两百年，在西方银行业进入中国之前是中国值得称道的金融业态，可惜在鸦片战争之后，晋商票号固步自封，未能及时组建现代银行，票号在现代银行冲击，在清末乱政中陆续破产退出历史舞台。

在南方以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外商贸易，呼应着晋商，同时浙商等也悄然崛起，在鸦片战争之后，晋商衰落，买办商人成为商业中流，胡雪岩、盛宣怀等兼有官商与买办身份，然而其经商也在于自己的利益。

作者在书中对张骞兴办实业、学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商人应该爱国，应该与国家共同发展，其财富应该回馈社会，就此而言，看作者对晋商的记述，第一代艰苦创业，第二代守成发展，第三代、第四代都是纨绔败家的货色，只有少数能够教诲子孙重德修身的家族，才得以长久。

在买办时代，上海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说起沪商，作者对投资家、实业家叶澄衷褒奖有加，他的生意成功，同时也兴办公益、学校，造福乡里，时人有做人当做叶澄衷的赞叹。在新的时代，商人回拨社会是古代士大夫情怀，和儒家文化理想的体现，这是中国文化根基之所在。

这本书读下来，只能用肥厚甘美来形容，通照古今，当代的中国商界领袖们，资本不可谓不雄厚，信心不可谓不强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再也不能如五百年前一样，错失为国家崛起做出贡献的时机了。

马斯克大搞人机接口、火星移民，而有人只能翘起二郎腿说着自己更关心地球上的生活，为自己的资本游戏说冠冕堂皇话，那么这书写六百年商帮史的著作，只能用来打脸了。想打脸，还是想留名青史，大佬们会怎么选呢？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九)：《权力资本与商帮》：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看商人的使命与担当

还记得多年前曾看过一部叫做《聚宝盆》的电视剧，讲得就是商人沈万三的故事。

剧情一开始就是富可敌国、身家过百亿的沈万三，因惹恼了明太祖朱元璋而面临着杀身之祸。

这沈万三与朱元璋到底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成为皇帝前，那可是地地道道穷苦人家的孩子，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要过饭，出过家，从过军，无非就为能吃饱饭这点小理想。

当时的沈万三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所在的村子里实在是太穷了，所以要举行一个送穷神的仪式，而当时的沈万三，就是被选出来的穷神。

即使被五花大绑地吊在半空中，在父亲的鞭子下，他依然倔强得不肯认自己是穷神。

“为什么年年送穷神，年年还过穷日子呢？“

“有谁规定自己就是一辈子的穷命呢？“

沈万三和朱元璋，就是在彼此最落魄的时候惺惺相惜，进而结为异姓兄弟的。

但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却疑心病很重，始终无法完全信任任何人。

更何况他发现如今自己虽已经贵为天子，可居然还没有沈万三有钱，于是，他就动了斩杀昔日给自己帮了不少忙、出了不少力的兄弟沈万三。

其实在中国商帮、商人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

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中国商人群体每一次的崛起、没落与再出发都离不开政商博弈，更受制于社会的开放或封闭。

01. 从时空看中国商脉走向：一部商帮史，半部开封史

要说起商业和商人的起始，时间还得拉回到4000多年前。

当时在商部落里第七任的首领王亥，用牛车把自己部落中吃不了用不完的物资，转运到其它部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

这种对于当时来说稀奇又新颖的行为，就是最早的商人用来交换商品的商业活动。

但作为商帮，还是明朝才拉开了中国商人称之为“帮“的序幕，而更普遍的说法是明初的”开中”和军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导致了山西商帮的出现。

那宋元时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就没有成为商帮的萌芽时代呢？历史总是有其微妙之处，哪些是表象的浮尘，哪些才是历史的真相，或者哪些更接近于事实的内核？

其实，中国商帮史的起源，也是白银在明朝上升为本位货币的历史。

商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的政策。而商帮的没落，往往也与封闭有关。中国商帮史是多维度的，一部商帮史也几乎是一部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

以晋商为代表的陆路外贸商人，特别是那些比比皆是的山西百年商业家族，大部分都与对外贸易有关联。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外界政策开明时，商帮群起；当政策晦暗或封闭时，则海盗横行。

在明朝的时候，中国海商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以海盗商人的身份活跃在海外贸易中。这些中国海上商人集团的存在，在不经意间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贸易网络。

但最后他们也往往都身首异处，书写了自己魔幻般的悲剧人生。

历史上的中国海商之所以走不出某种宿命，是因为这背后站着的是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其间的较量和碰撞，对中国海商命运乃至整个朝代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开与封的力量此消彼长，整个国家的格局与命运也与此共振。

02. 为商要有走远路的心态：士商勾结，是中国的灾难

“士农工商”，似乎自古以来，提起商人，我们都会不自觉地认为在古代商人的地位，那一定是极其低下的，甚至连他们的儿女，也是会被瞧不起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商之所以放在末位，是因为抑商，而抑商恰恰证明商人势力过于强大。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基本上来说是农民，而并非商人。

中国传统一向重义轻利，义与利，士与商向来泾渭分明，但到明朝的时候，给商人写墓志铭都不再事关体面而成为务实的象征了。

在徽州和山西等这些商业发达的地区中，都在史志中出现过有关于商人社会排序变化的描述。

王阳明倡导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对后世人影响较大。在王阳明的眼里，士好利，其实是比商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而在明朝，宦官专权还有极低的薪资待遇，让整个文官集团也有代言商人的倾向。清末民初之时，士商的边界更加模糊。

士商结合在特殊又少见的历史节点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当士商同流合污，掌权谋利，将农工置于一边的时候，就等同于社会灾难。

比如山西八大商人，就曾在明末战争中暗中接济清军而在清初成为皇商。

在当今社会之中，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各地的商人大会也都方兴未艾，中国尊重科学家，也一样尊重企业家。

但为商仍然要远视，要以走远路的心态来做企业，不谋一时之利，更要自动远离权钱交易，不偷税漏税，行正路，方能长久。

03. 凡事谋求平衡和和谐：大商要有“中“字思维，讲度

中国一直是一个讲求“中”和“度”的社会，凡事谋求平衡、和谐。

企业家李嘉诚曾讲过，他追求的境界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冯仑对此的理解是，在发展事业的时候，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在做人时要让自己变成无我的状态，不让周边的人感觉到压力。

这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商人不能将自己矮化到人群中，矮到无我的状态，而是要最大程度的融入到社会当中，站起来有所担当，才能真正消除贫者与富者之间彼此的压力感。

不管是公与私的话题，还是维系士农工商的阶层平衡，都体现着“中”字思维。

但凡大商，唯有拥有纵深的商业史观，才更容易知深浅、晓分寸地把自我安放在时空的某个坐标中，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前承什么及后启的方向。

中国崛起的速度，史无前例。同时，中国商人也面临着新的使命和担当。

每个有抱负的中国商业领袖都要有身后意识，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传承或开创的商业商脉，对于定格自我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的潜在意义。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感(十)：《权利资本与商帮》：不是梅花红就是杏花白

几年前去平遥出差，当时住在平遥古镇，古镇并不大，观光车绕一圈也就半小时不到，可能是因为古镇的道路并不适合现代交通工具通行，道路表面虽然很现代，但整体的宽度以及屋墙还是透着一种古老的气息。

真正的平遥古城被城墙围在城中心内，到了平遥会发现城墙外是现代建筑，被四方城墙围住的核心区域却是古老的建筑，也就是平遥古城。古城和现代建筑构成“回”字形。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将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风貌，城墙以外现代建筑称新城。

白天行走在平遥古镇迎面而来的土色建筑，给人感觉多少有些落后，但是到了夜晚，即便是那种看上去毫无生机的土建筑，只要灯光一亮，就能掩盖陋室表面的颓丧，反而多了几分好奇，让人有了近距离接触的冲动感。

在平遥这样的建筑很多，有些被改做饭店，有些被改做酒吧，有些被做为商铺，但整体的外貌基本保留了土色土香的北方建筑风格。古建筑和现代商业融为一体毫无隔阂，这大概也是山西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商人气质。

平遥还留存了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遗址，现在已成为博物馆供游客参观，里面有一系列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流通货币，纸钞、金元宝、银元宝、碎银子、铜钱等。还有最早的知府衙门、监狱以及各色刑具等，还有著名的“乔家大院”。那种流淌着的是时代无法阻隔的商业气息。

当然到了平遥一定要看的就是“印象平遥”。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铁三角"导演团队创作的大型实景剧《又见平遥》，这是一部演员与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并且全方位互动的实景剧，整个场景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席，所有的建筑就是舞台，灯光行走的路线即是演员的舞台切换顺序。

整部剧都是在游走的状态下看完的，观众跟着灯光，灯光追着演出人员，灯光停留的广场也是大型的互动场景。

开场是一个城门口场景，有男女老少，以各色形态或站、或坐，当观众走向城门的时候，只听见门口的各种问候：

“你来了！”

“吃过了吗？”

“30多年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问候，以及装束的仿古，很容易就跟着进入了更早期的世界，山西人走西口，一旦出去了少则数年，多则数十载，一代代晋商向外闯荡，他们不像闽商、浙商可以四处开花结果，或者到了一个地方就近安家。他们将家眷、家底留在山西，即便发达了还是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家乡。

这些就是《权利资本与商帮》中所描绘的晋商给人的印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土”，但是晋商却是中国商帮史上绵延历史最长甚至堪称最伟大的商帮。

晋商的兴衰起落，反映了权利资本的风向

说到晋商的兴起，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明朝大臣杨宪，今山西太原人。在明朝建立初期，边境还不稳定。当时杨宪建议朱元璋实行“开中制”，“开中制”简单来说就是商人将军队所需粮草运往边疆，然后换取食盐的经营权，或者说是合理的买卖权，在明朝初期食盐被作为官盐，盐就代表了钱。

一方面，对商人来说无往而不利，这就是绝佳的贩盐机会，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不要白不要。另一方面，明朝初建百废待兴，这时候军队有军队的指责，要去驻守边疆以防蒙古人的侵扰，根本无法抽出更多的兵力来运输粮草。而百姓更不能运输粮草，那时候路途遥远，再加上交通工具的限制，水路只有船，陆路估计只要牛车、马车之类的。估计从山西运粮到甘肃来回也得一个季度，如果百姓都去运粮了，谁来种粮？

所以“开中制”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包括后面的“屯田制”都是孕育时代而生的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各行各业保持秩序，“开中制”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也造就了晋商的白银时代。

直到“叶淇”变法，虽然把盐产业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安徽，但叶淇变法并未对盐商起家的晋商起到丝毫打击。晋商已经将商业之手伸向了各行各业各色商品，直到盐被私有化，晋商虽然褪去了往日的风光，但晋商的辉煌并未因此画上句号。

在接下来的200多年中，中国商帮史流向了浙、闵、粤，这是朝贡引起的海上的权利与资本的争夺战，直到这些港口纷纷被禁，晋商迎来了200多年后的第一次转型。

这一次山西商人们走开了两朵花，一朵盛放于明朝，以走西口的盐商崛起为标志；另一朵盛放于明末清初。以走东口为代表的外贸晋商。

此时的晋商不仅将商业版图渗透到国内，在国内商业来往密集区域，到处兴建山西会馆。同时也成为了陆路“丝绸之路”上一股强大的商业帮派。每一次商帮的变革沿袭都是由西到东，这一次也不例外，晋商在不断的扩建版图，而另一方面粤商也在建立十三行，试图主导海上商业话语权。

浙、闵、粤商的商业火苗之所以有一次熄灭，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一个太平海港做依托，为稳定局势，海上贸易之路注定是不顺利的。

如果说晋商第一次转型只是扩建了版图，这并不能算商业的革新，真正的革新是晋商的第二次转型，山西票业的诞生也算是一次金融革新。

现在我们出门有支付宝有微信，再早几年出门还得携带纸币；这就跟150多年前山西的票号诞生是一个意思，山西人走西口，经过数月将货物卖出，所得银子还要运回，途中有诸多不便，还得防盗。

所以票号兑换以及借贷便随之而生，本质上它是历史上第一次金融革新，也许这就是晋商的伟大之处。

每一次时局动荡都伴随着大的商业动荡，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到来，风光500年的晋商，也迎来了强大的冲击，这也是金融在动荡的时局中总是表现得不堪一击的原因。晋商的褪去很明显又是沿海城市崛起的时机，而这一次长达百年的海上贸易，带来的是沿海城市的繁荣与兴起。

王俞现用历史还原了近600年完整的中国商帮史，《权利资本与商帮》一本值得一读的中国商帮发展史。一部商帮史更像是“日月盈仄”的交替，“寒来暑往”的更替，不是梅花红的季节就是杏花白的季节，总是你方唱骂我登场，哪一方都不会落下，当然这部商业剧的舞台是以时代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