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是一本由安东尼·吉登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页数：2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精选点评：

　　●“h”的第三条道路--MZR的安那其民众戏剧----4.5星

　　●前两章明显好过后两章。kindle版本的错漏之处太多，坑！

　　●这本书的字真大。。。大家都发现了吧。。。

　　●吉登斯鼓吹从“解放政治”回归到“生活政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某些“温和左派”的自我理解:要求将左派的概念与革命乃至夺取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分开来以力图在实践失败的废墟中重建“左翼”的政治事业，回归现实政治而放弃激进主义与社会替代的乌托邦梦想。 吉登斯鼓吹“超越左右”实质上是以抛却古典社民主义的某些纲领而吸纳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治论点，其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以及温和左派被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秩序进一步同化，而“第三条道路”因为不如古典社民主义那样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稳固支撑结果使得实践该路线的“左翼党”们成为里根撒切尔之流的同路人并最终被工薪阶级抛弃（连吉登斯也承认失败了）。吉登斯的国际观较之于老左派与新右派确有可取之处，但是他鼓吹的全球治理亦不可避免给自由干涉主义背书

　　●相当经典！第三条道路的系统阐述！

　　●安东尼·吉登斯

　　●不够酷，不喜欢。

　　●作为国际主义视角下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吹者，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指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有争议的，而其中关于权利的转移与更加广泛的全球化的预言似乎从未也永远不会发生。

　　●打着“民主”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愚弄着我们，正义者被迫害，说真话者被“强奸”。好吧，那我就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灵修来拯救自己吧。

　　●终于在九月份读完了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包容性。大到国家之间的包容，小到一个社会群体。以热情的希望接纳社会的不完美。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一)：何谓道路

　　加入了现代维度的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轮廓吧？有些像进化主义，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尊重现实的意向。并由此保证整个社会向未来不可知因素演化时的适应能力。看来，社会存在的哲学内核的开放性是最重要的。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二)："英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讲所谓”第三条道路“

　　历史大背景是，

　　共产主义苏联的兴旺带动了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

　　而在七八十年代，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斗败了苏联。

　　共产主义苏联的衰落又影响了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

　　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右派在成功之后有极端化趋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在新形势下，进行了改良。

　　近年来，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典型的是布莱尔的工党还有其他国家的工党在很多国家取得政权。而布莱尔和克林顿政府都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

　　本书就是描述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思路。

　　吉登斯是所谓“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本书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这是我在正统的中国政治教育外看的第二本政治书。这本书是欧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

　　不过政治是利益冲突和调和。明面上的东西和实际上的东西又差别太大。

　　看这本书，是”英国帝师“ ”布莱尔导师“这个噱头让我产生见识一下的想法。

　　研习政治的当读此书。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三)：关于建立一个良好的政体

　　人类个体作为actors，由于涉及复杂利益上的博弈，造成了社会实体的存在。显然，无须任何人设计，群体能够自动形成一种政治结构。但是，除了思考能力有限，且受到自身循规蹈矩、害怕变革、deviancy和风险的自身人格和情感影响的保守主义者外，没有智者认为社会能够自行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政体。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希望政府干预，但也只是在经济方面。在经济问题上，大部分人的立场，显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有意无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如人们常看到的，希望政府不要管经济不平等，赞成维护阶层的，是那些得到好处的人们，是有钱人和权贵，是既得利益者。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阶层中，就没有人不赞成打到自己阶层分财富，这样的人都是可敬的人，但这样的人数是很少的。所以保守党往往是富人的党，而相对的党则是穷人的党。穷人们要求打到土豪，这也是同样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人的政治观点，都是不可信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谈及人类自身社会发展（个人生活经验）时，提到从经验中不能得到一套符合道德标准的知识。也就是说，社会和个人自然而自行发育，并不是遵循一种理想的标准进行的。所以他提出必然先验存在一种纯粹理性，来指导人类的道德。可惜，他这仅仅是个美好愿望，丝毫没有考虑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他尽管在别的问题上反对上帝，唯独由此出发选择相信上帝。也正是因为看到现实的这种缺陷，许多思想者，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吉登斯，人们都尝试设计出一种方案来解决合理政体的问题。有些时候，这种设计偏向于公正，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有些时候偏向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是不管是从哪种标准出发，这些设计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想得太简单了。很多人忽视了人类作为actors适应的是一种结构；这就导致，当人们的自身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自身也跟着变化了。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党，在贫穷的时候声称要打到土豪分田地，但是一旦他们自己当权，成了土豪，他们就跟土豪变得一样了。或者很多人在没有权力的时候还是怀着满腔理想，但是一旦拥有了权力就开始腐败。并且，社会本身是动态延续的。就如吉登斯提到的meritocracy，从道理上讲，这种亚里士多德、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原则，看上去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能者多劳多得，看上去符合justice。但是，无论是在任何其他社会还是苏联这种声称全民平等的社会，得到地位和财富利益的人，总能把他们的资源传递给他们自己的后代，这就违反了meritocracy。

　　人类本身并不可靠，毕竟人类不是道德驱动的。所以，人类如果要走向文明，必须设定出制度，来限定、束缚自身，无论是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说得多好、想得多好，都不可信，都需要有制度进行限制和监督。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四)：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反面，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吉登斯讲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复兴，是因为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早就存在，而且其存在和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用吉登斯的话讲：“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得到强化的福利国家”（p.4)。这一论述已经涉及诸多关键词和众多历史脉络。

　　诚如吉登斯所言，左翼和右翼都对福利国家在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创立有贡献，尽管战后社会主义者将这样的名头架在了自己的头上。事实上，有一种论述是，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促使了英国自由党的衰落和共党的崛起，进而影响了自由党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福利国家的倾向是和自己的理论脉络一以贯之的（如参： FREEDEN, M. 1978. The new liberalism :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 Oxford [Eng.] : Clarendon Press, 1978）。

　　在英国，福利国家的创立和20世纪初工党的崛起常常联系在一起，但是，福利国家的设想以其讨论，也存在于保守派反思古典自由主义弊端（尤其是导致贫富差距这一方面）时的一种尝试。

　　就社会主义这一点而言，吉登斯十分果断地结论：“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p.3）。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仅仅是社会主义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的存在，即理念上左翼倡导的以平等为核心概念的社会、经济、生态平衡发展的价值取向。

　　比起以平等作为核心概念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自然有认为不平等才是人类常态的，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吉登斯是布莱尔首相的智囊，所以其观念也是针对着此前撒切尔夫人（以及美国的里根）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两者的不同不仅在经济和分配方面，还存在于国际关系方面，比如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情怀，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现实主义理论即围绕权力斗争的国际关系。但是二者也有相同之处，就是吉登斯所言的“线性式的现代化道路”，即只顾闷头发展，不顾后果，由此生出了很多弊端，比如环境问题——因此，他倡导“反思式的现代性”以改变这种发展恶习——也是由此，他提出在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之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在后文会论及。

　　此外，吉登斯还明确指出，英国政治光谱绝非左右两端，他参考他人的研究，指出至少有4类大项来划归英国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分别是：保守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英文应该是：conservatism, libertarianism, socials and authoritarianism），当然还有不可划归的。他们的区别有两个坐标划分，一个是经济自由和市场化，一个是个人自由即道德问题，比如保守主义认为经济上要自由主义而个人则要受到传统（宗教）的道德约束；社会主义认为经济上要大政府，但个人自由不应该被政府限制；同理，自由论是要完全开放市场和个人的极度自由，而威权主义是秉持政府应该介入经济、市场，还要把控个人道德问题。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五)：渠敬东：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不过，“这本小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本本身。其实，与其说它是一部理论性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具有“特殊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因此，这里所说的重要性，就不在于把这本纲领性的“文献”纷陈一二的问题了，而在于，当知识分子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或纲领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知识分子按照自己奠定的思想脉络，“合乎逻辑地”将这一思想基础推演为一种政治逻辑的时候，是否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已经开展了“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所以，我们从《第三条道路》中引发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往何处去的问题，更是在现代性及其转变的条件下，理论与实践、思想批判与政治建设双向作用的局限性及其可能性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不禁使我们再次想到了韦伯有关“学术”、“政治”与志业（vocation）的探讨，以及托克维尔和柏克等人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构建过程中的有限性和讨论。

　　实际上，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等著作中，早就表现出了这种“集大成”式的企图。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企图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上，同时也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展开了。从理论架构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并不缺少一条连续的线索：然而，我们同时也从中察觉到了一种冲动，或者像文德尔班所说的那样，是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换言之，这种理论冲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总体历史的视角，试图迫不及待对世界历史进行一次普察。这种冲动自始至终是生产性的，既然，有了总体生产的逻辑，也就有了总体历史概念的结果。今天，通过这本小册子，以及《超越左与右》，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理论综合”的生产效果如何，在两种话语之间如何形成了连带关系，吉登斯所强调的日常逻辑如何与总体性冲动之间产生了一种暧昧关系，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

　　思想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思想对自身有限性的体认。也就是说，思想的力量并不是某个思想家所特有的叙事话语和理论内涵，而是确定自身的界限，从“外面”建构自身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置疑：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及其后果，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外面”，是否建构了自身的有限性了呢？在福柯那里，思想也同样成为了一种实践，但这种实践的“前提”，却是对无所不在的知识构形和权力配置的“体”察；因此，这样一种实践始终具有“反思性和反身性”（reflexive）的形式，实践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切把握之上。所以说，所谓反抗或斗争的微观化策略，并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巳，而是自身有限性所形成的深度自我实践的结果。相比而言，吉登斯面对现代性自我的挑战，又作何交代呢？一份政治纲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言之，在我们没有很好地思考或实践韦伯所说的“政治”和“学术”及其限制等问题之前，吉登斯式的尝试确实面临着“风险”（risk）。

　　《第三条道路》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不过，“这本小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本本身。其实，与其说它是一部理论性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具有“特殊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因此，这里所说的重要性，就不在于把这本纲领性的“文献”纷陈一二的问题了，而在于，当知识分子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或纲领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知识分子按照自己奠定的思想脉络，“合乎逻辑地”将这一思想基础推演为一种政治逻辑的时候，是否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已经开展了“改造世界”的理论实践？所以，我们从《第三条道路》中引发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往何处去的问题，更是在现代性及其转变的条件下，理论与实践、思想批判与政治建设双向作用的局限性及其可能性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不禁使我们再次想到了韦伯有关“学术”、“政治”与志业（vocation）的探讨，以及托克维尔和柏克等人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构建过程中的有限性和讨论。 在培育跨国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积极的市民社会”的纲领。然而，市民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积极的呢？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否定性前提，它是以对立的姿态与国家相互建构的。因此，如果说“政治可以同市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那么这种“伙伴关系”是否已经搅乱了两者之间的构成逻辑？所谓“伙伴”是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即使吉登斯的意图正是讨论两者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么在未完满地解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问题的情况下（参见莫塞利斯在《重返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洛克伍德、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中的讨论），我们又如何奢谈“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呢？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总之，如果有人说，吉登斯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自有其坚固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其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把其中的连续机制加以梳理。此外，针对用社会理论来构建政治实践的问题，我们也很有必要回到韦伯的问题上去：实践必须有其有限性的前提，否则，实践本身就会转化为一种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