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银行业》是一本由程麟荪著作，79出版的304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一)：喜欢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

　　

现代银行业出现之前，票号、钱庄、外资银行基本均分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因盗匪活动、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京饷不能按时运到京城，票号逐步与官方合作而发展起来；钱庄更多的是起到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很适合中国的商业，仅是送“货”（钱）上门（收款人的住所或办公地方）这个服务就很是讨商家的喜爱；而外资银行则主导了进出口贸易的金融业务。从主营方向上，三者更多的是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

1897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及之后的“南三行”、“北四行”等近代华资银行逐步打破上述“三足鼎立”的局面。

通过对各中国重要银行记载的研究（各种统计数据分析），作者对学术界主流结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第一，学术界夸大了公债投机与华资银行扩张之间的因果；第二，近代华资银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主事的银行家。

这些银行家，首先，大多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且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掌握商业经营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将之与本土的商业传统相结合，更能游刃有余。其次，注重将公众的钱转换成银行的“存款”，提高资金体量；针对贷款，为减少风险，以基于实物担保的方式逐步替换基于个人信誉的方式。最后，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努力提高员工忠诚度上，采取了和现在部分相同的措施。比如，提出“企业愿景”：对员工灌输儒家思想，使每位员工相信个人利益与银行的成功挂钩；比如，改善员工待遇：带薪休假、无薪休假，定期业界交流会以及类似现在的企业年金制度（作为员工的养老金）等。

一些银行家也认为效仿日本财阀的成功经验，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才能与外国相竞争。如果不是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或许，真可能出现日本三菱这样的财阀，那现在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或许可以从《财阀的时代：日本型企业的源流》及《三菱财阀的形成》中找到一丝踪迹。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二)：序（柯伟林）

　　

如果在上海的外滩漫步，每一位游客都可以看到近代金融机构留下的宏伟建筑群。从南往北走，游客会经过有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汇丰银行总部、江海关大楼、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台湾银行、友邦保险大楼、麦加利银行等。外滩的北端是横滨正金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曾经的所在地。游客在到达北端之前，可以看见有着宏伟装饰的中国银行大楼。这栋大楼在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的监督下完工，既优雅又坚固，集现代和中国传统于一体，至今仍是上海城市天际线的骄傲。

如今，中国和国际上知名银行机构都在黄浦江对岸浦东的玻璃墙摩天大楼里设有分支机构。浦东还是中国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以及重要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所在地。国有银行总部已经北迁至北京——在那里，四家中国国有银行已成为全球营收金额最高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中国民间金融力量进入了民营银行和个人网贷（P2P）平台等新的信贷形式。中国已在移动支付、保险、加密货币等金融科技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在不同时代，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工具。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始于20世纪初期的故事。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让当代国有银行的前身纷纷建立。

程麟荪教授是研究中国企业史的著名历史学者。他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以及它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消亡。程教授在书中再现了中国第一代现代银行家的创新和活力，他们的机构宣告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和钱庄主导地位的终结。这本书还展示了外资银行在为中国同行制定标准和提供模范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由盛宣怀创立）获得了人们的信任，部分原因是它遵循了英国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规章制度。然而，中国通商银行显然是一家中国银行，它是根据谕旨为了抵制外国控制而建立的。在清末最后十年，大清银行和很多其他银行纷纷建立。大清银行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中央银行取得了成功。

当我还是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的一名研究生时，中华民国作为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过渡时代，被普遍视为一个失败的政权。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陷入经济困境是促使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没有标志着民国时代的国家制度的建设基础，人们将难以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国家、省和基层的政府新架构，指导刑事和商事的新法典，后来成为当今中国著名大学的新式教育机构，取代旧式不平等条约的新条约以及最重要的、新的创业精神和活力，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937年前夕处于经济和制度发展前景美好的时代。

中国现代银行的崛起和私有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程教授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1927～1937）”里，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达到高潮。在这十年里，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和地理范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甚至还影响了农村。最著名的银行家——叶揆初、陈光甫、周作民、张嘉璈等人的长期任职，增强了各自任职银行的影响力。这些人不是“强盗大亨”，而是真正的企业家或杰出的经理人，都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商业领袖。

这些银行家的努力虽然因1935年国民政府发动“银行业改组”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而中断，但他们的事迹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仍然很重要：爱国的中国企业家如何因应一个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先生在2010年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评价道：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是站在近代中国商业第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些先辈的肩膀上的。

程教授利用中国多家银行的历史档案做了详尽而卓越的研究，也广泛掌握了二手资料和理论文献。作为程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导师，虽然我希望能把这一研究成果归功于我对他的指导，但是对其影响更大的是他早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时的老师。1980年代，在张仲礼院长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程教授得到了郑友揆教授、丁日初教授，还有张院长的指导，他们都从档案和个人经验中获知了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教训。我很荣幸能够指导程教授，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本书的雏形）提供建议。但事实上，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我很高兴看到这本重要的书现在有了中译本，能被其最重要的读者读到。

2020年5月14日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三)：“现在随便就能去华资银行存钱”事件源流考

　　

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平头百姓，东奔西走手里好不容易攒了一点辛苦钱，放到枕头下怕丢，埋到树底下怕忘，应该去哪找一个靠谱的机构存放？以当时中国的金融环境来看，你可以有三种选择：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如果你是阿拉上海nin，可以选择去外滩的外资银行，汇丰，有利、道胜任君挑选；黄河流域的老乡可以选择票号；江南的才子佳人可奔向钱庄。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比例，尤其是票号和钱庄，并没有如此的南北泾渭分明，两者还互相渗透，取长补短。

三者在19世纪末的中国成鼎立之势。表面上承担了“银行”的所有业务，但实际上你去存的那点钱金融大佬们根本看不上眼，所以存款并不是重点，三家都各有胜场。其中票号更侧重于汇款业务，特别是省际汇款；钱庄多开在地方，主营业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额贷款“，且不用担保，24h营业，晚上突发急事也可砸门砸醒钱庄老板的好梦贷出钱来（啊这，贷款便利店吗？），填补了票号触及不到之处。

而现在我们知道，银行业的基石恰恰应该是其所轻视的个人存款业务。而外资银行虽然是货真价实的银行，但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不但承接存款汇款业务，干脆连货币发行也给你承接了。而且搞得还特别好，大家都爱用，中国的金融主权就这样被无奈地蚕食；除此之外，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也因外资银行的先天的优势而被其牢牢把控。所以这个银行不是很行。

本书就是从这样一种情况下开始叙述，展示中国近代银行业崛起之路的。其中特别驳斥了历来被学者不假思索引用的所谓“中国银行业兴起全靠政府公债帮忙”的观点，是全篇的核心所在。

这本书是由程麟荪教授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结构清晰，论点明确，论据扎实。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人信服。

第一章交待如前所述的三足鼎立之背景，说明中国未能有自己的银行业之原因在于市场份额的挤压而无容身之地。

第二章叙述中国银行开始崛起的条件所在，先是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继而清朝的灭亡，主要承接国家业务的票号消失无踪，成为帝国制度的牺牲品；而钱庄又都由于起源于美国，继而席卷全球的橡胶业股票崩盘导致的“橡胶危机”而纷纷破产。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国际环境变化——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打破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欧洲各国不但贸易紧缩，反而纷纷需要中国制造业提供各种日用品支持。外资银行相继关门走人。这些综合因素使整个产业重新洗牌，等于说场地已清理，就看下一个是谁上场了。民营银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有了趁势而上的机会。在经过扩张与集中的淘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几家银行凸显出来，分别被称为“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

第三章主要叙述了公有银行逐渐转向私有化的过程。包括最早成立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前身）的股份，政府也都在社会变革中逐渐让出，最后只剩下象征性的百分之五六，直到完全私有化。

第四章之后便是“连消带打”的过程，驳斥银行靠公债起家的观点后，提出了现代银行兴起的真正原因。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

纵观近代中国的银行业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是短命银行。

这正是因为政府所发的债务总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收不回来，要么收益过低。如北洋政府说好的以40%面额出售一种公债，承诺最终可获超过60%的收益，结果支付了几期利息就开始拖欠，直到通货膨胀使面值只有原来的15%。所以银行的经理人都不买公债，或在政府的高压下象征性地买5000元了事。据书中一张图表统计，1973年七大最重要的华资银行的债券收益只占所有收益的8.5%，而其中又只有2/3是公债，可以想见靠这点钱怎么能够维持银行的运转，更别说是崛起的原因了。

那么促进银行发展的到底是什么呢。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银行之最基本业务：个人存款。为了鼓励个人存款，银行家们各显其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陈光甫更是首先推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元账户。有人不信邪，专门带了100元去开100个账户，柜员依然耐心地一一办理，最终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第二个重要的改革就是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一旦有了保障之后，贷款就变得更加容易，资金从而可以流动起来。正如陈光甫所说：

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再加上注重金融人才的培养、聘请专家对员工的培训、择优者出国留学、员工入股等激励措施的实施，以及对管理结构的改革（设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实施有限责任制）等一系列因素，中国近代银行终于在1930年代中期迎来了繁盛，拿回了市场份额，逐渐走向我们现在愈加方便和多样的银行业务体系。

文末吐槽：最后两章专门鼓吹中西合璧的企业家精神真的没必要啊，没必要啊。。。

　　《近代中国的银行业》读后感(四)：被“强盗大亨”与“江浙财阀”遮蔽的近代中国银行业

　　

*此标题是用来cos某位大佬的专著的，大家可以无奖竞猜一下~

盗图自启微官号，自己拍的实在太难看了

毫不夸张地说，银行恐怕是如今的我们最常接触的金融机构，在银行存款与贷款则是几乎所有人都会体验的金融活动。我们对银行及其业务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它的存在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甚至“自古以来”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发现名为票号或钱庄的类似机构，从事着与银行相似的业务。然而同时，作为上海的保留景点，黄浦江左岸以租界银行旧址为主体的历史建筑群，却又以一种bank on the bank的独特景观，彰显着银行这一机构的“舶来品”属性。那么，如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银行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它与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作为舶来品的外国银行有着怎样的关联？程麟荪教授的历史专著《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便聚焦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诞生、发展及其留存于当代“遗产”，可以说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

外滩中外银行之分部密集，在这张1930年代拍摄外滩北段的照片中便可以窥见：由近及远囊括了汇丰银行、交通银行（原德华银行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台湾银行、渣打银行（麦加利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尚未完工）、横滨正金银行。

如作者在导论中所指出的，对既有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的补缺、深描和纠偏构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尤其第三点，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外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几种值得商榷的观点和论断（比较典型的，如将对政府债券的投机视为近代银行业发展扩张的主要动力，以及对于银行系统和银行负责人颇为负面的评价），程教授通过对银行档案资料的细致分析与合理估计，给予了观点鲜明的反驳性论述，重构了被阶级史观的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近代银行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构成了本书最为亮眼的一部分。

在具体内容方面，全书正文的七章可以具体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以时间为序概述了近代华资银行从1897年到1937年40年间的发展历程；后四章则对华资银行同政府的关系（第四章）、华资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制度改革（第五、六章）、华资银行的管理者特征（第七章）三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讨论——这种由历史叙事向历史分析由浅入深的章节安排，可以说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初生与成长：近代中国银行业的40年史

如开头所述，虽然具有类似金融功能的传统机构票号与钱庄至迟在清初即已经出现，现代化的外资银行亦早已于1845年便登陆中国，但直到1897年，本书的“主角”——在近代中国由国人主导创办的现代银行，即所谓“华资银行”——方才正式亮相，并且在诞生伊始便不得不面对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三足鼎立”，垄断中国金融市场，挤压华资银行生存空间的险恶状况。

事实上，对“三足鼎立”的反垄断，以及“三足鼎立”局势的终结（1930年代），构成了本书叙述华资银行发展壮大历程的一条主线。除却华资银行自身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下文具体叙述），民族工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近代中国的新旧交替与政权更迭、“一战”导致的国际局势变动等外部因素同样影响巨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保护中国免受列强经济剥削和侵略”、“培养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民族企业”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构成了中国朝野上下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华资银行的动力与目标，也实质上成为了华资银行吸纳资金、扩展业务，以对抗外资银行并“驯服”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强大武器。

除与“三足鼎立”的作战之外，私有化与集中化构成了本书对近代中国华资银行发展叙事的另外两条主线。与晚清民族工业的发展类似，华资银行建立初期有赖于官方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大清银行（1905）、交通银行（1908）皆有着浓厚的中央政府色彩，各省亦纷纷仿效建立地方银行，使得官办银行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据了这一时期华资银行业的主导地位。直到1916年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由于中央与地方执政军阀的管理不善与过度压榨，终于导致了官办银行的衰落以及私营银行的崛起。1916年北京政府自杀式的“停兑令”导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命”，以及由此开启的中国、交通两大官办银行的私有化，在本书中即被叙述为这一“权势转移”过程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着私有化，私营银行的集中化也在同步进行，并在1935年形成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共计九家主要银行占据所有华资银行资产总额54%的行业格局。

为抵制北京政府的“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1916年5月14日（周日）继续营业，允许民众将纸币兑换为银元。此为当时中行在《申报》上发布的广告。

而华资银行也在40年间（1897—1936）由生存空间狭小的境况扩张为总资产70亿元、占中国金融总资力77.7%的庞然大物，其发展之迅猛令人咋舌。

筚路蓝缕：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时代困境

然而，尽管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成就，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却也绝非一帆风顺，其面临的时代困境不可忽视——除上文所述华资银行发展初期所面临的金融市场“三足鼎立”态势对其生存空间所造成的的挤压之外，中国传统观念对于现代银行业务（储蓄和抵押贷款）的抵触情绪、混乱的货币结算体系、动荡的社会局势，皆对华资银行的业务开展和资产安全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可以注意到，上述九家主要银行全部将自己的总行设立在了作为首都的北京（三家），或拥有外国租界的上海（四家）与天津（两家），以寻求权贵、外部势力或舆论的庇佑。业内巨头尚且如此，那些体量较小或位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华资银行的生存境况也就不难想象了。

而作为现代银行业在中国发展之最初推动者的政府，实际上也在大多情况下扮演了华资银行发展阻碍者的角色。传统的学界观点认为：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当局的密切关系，并主要通过投机政府公债大发横财。然而程教授在本书第四章通过对银行档案资料的细致梳理与周密分析，提出“公债与近代华资银行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夸大了”。甚至更进一步地，通过比较中国银行（大量负责政府公债的代销工作）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尽量避免投资公债）的发展情况，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获取资金，都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因此其发行的大量公债不仅不会给华资银行带来利润，反而成为了华资银行避之不及的摊派任务与苦果。

同时，华资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似乎也并非如传统认识中那样呈现出一种全然的合作关系（即所谓的“江浙财阀”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配合）。在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初期，由于自身对资金的需求，以及对金融市场控制能力的不足，，确实在一段时期内与华资银行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然而随着自身地位的逐渐巩固，至1935年，南京政府便通过“银行业政变”的方式（作者以“臭名昭著”形容）启动了对主要华资银行的控制，加之随后的便爆发的抗日战争，最终使得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以启山林：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历史遗产

然而，尽管作者论证了现代银行业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及政府公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非正面作用，但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华资银行在其40年的发展与扩张历程中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华资银行的发展？程教授将其主要归因于现代银行业自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本书的第五、六两章，作者分别从其作为现代金融机构和现代企业的两重身份入手，分析了华资银行在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就前者而言，作为学习西方银行业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华资银行在吸纳存款与发放贷款方面采取了降低储蓄门槛、便利储蓄环节、推广抵押贷款、提升业务透明度与安全性等一系列全新的经营措施，以提升其业务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资银行在拓宽自己的经营渠道时，还采用了诸如提升服务质量、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吸引客户——这些手段同样为近代中国百货公司扩张业务时所采用（参见启微书系出版的另一部历史学专著，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2018），或许可以说是华资近代企业的一种共同营销策略了。

对于后者，在企业管理方面，华资银行在人才的培养与管理、行业内的合作与标准制定、利润分配制度方面都予以了相应的改革与保障，并较早建立起了经营-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这些改革也并非单纯的引进或创新，华资银行同时也兼顾到了同传统的妥协于融合。例如在银行支柱性的贷款业务方面，面对中国在借贷活动中轻视抵押与票据贴现业务的传统管理，华资银行亦采取了变通策略，一方面对于不愿接受抵押贷款的客户，华资银行建立起了严密的个人征信调查系统，以降低个人信贷的风险；另一方面，银行也放弃了商业票据在抵押贷款中的应用，转而接受商品或原材料作为企业贷款的抵押品，并为此建立了大量银行仓库（如著名的四行仓库即“北四行”设立于上海的联合仓库）。也正是这种创新与融合交织的经营策略，推动了几家主要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持续发展。

而这种颇为成功的经营策略，在作者看来首先应归功于叶揆初、陈光甫、吴鼎昌、周作民等一批杰出的银行家（作者对于银行家们的作用十分看重，这一点从本书英文副标题“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 1897-1937”便可以窥见）。在本书的第七章，程教授对这一在传统观点中被斥之为“强盗大亨”和“江浙财阀”的群体进行了研究，并将之定义为“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这批银行家多有着传统与海外的双重教育背景，从而能够在作为职业经理人经营华资银行时“巧妙地将现代银行技术与本土商业传统（例如他们利用江浙同乡关系而建立起的银行业网路）结合起来”。

银行家们的合照。前排：左一宋汉章（中国银行）、左二张嘉璈（中国银行）、右一钱永铭（交通银行）；后排右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李铭（浙江实业银行）。

而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华资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尽管困难重重，并最终夭折于政府统制和全面战争，却仍旧顽强地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化的金融和企业制度——现如今的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各类银行业务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某种意义上讲皆可视为这批被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遮蔽的“中国式企业家”所留下的历史遗产。相比之下，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曾经如何辉煌，又最终如何没落，反而显得有些无关紧要了。

作为结语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部初版于2003年的学术专著，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批判或接纳的既有研究全部为20世纪的产物；同时，由于时代所限，程教授在撰写此书时亦不得不面对档案资料不足的困境——在第四章分析华资银行的公债持有量及其对银行收入的影响时，由于缺乏大多数主要银行的公债持有量及其在证券总额中占比的统计数据，作者不得不通过对可以查阅到的少数银行的相关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银行持有的证券中有2/3是公债”的结论，估计其他主要银行的同类数据（这种估计同样涉及与政府关系密切且体量最大，因而在公债持有情况上可能更为特殊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事实上，这两家银行档案资料的开放情况较其他华资银行反而更为有限），不可避免地令其相关论证的力度与可靠性受到动摇。

而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于近代中国银行业及所谓江浙财阀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近代银行等金融机构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沪上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在近些年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值得一提的是，保存近代中国银行业档案的上海档案馆如今也已经搬迁至外滩南端的原法国邮船公司大楼，历史档案与历史建筑时隔半个世纪后的重逢也可以说颇为有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对近代中国银行史的研究，或许已经超越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中所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并正朝着程教授所希望的研究路径前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当下已经不再值得阅读。本书的学术关怀或许已经在其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得到呼应，但对于近代中国银行业、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片面认识与刻板印象，可以说仍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与公众认识之中——作者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现代银行业扩张的经验”作为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借鉴的社会关怀，无疑仍处在一个“正在实现”的进行时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微书系将其作为面向国内大众的历史读物予以翻译和引进，可谓适逢其会。

ps.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封面与封底分别采用了当时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主题图案，在此列出：

封面：中国银行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发行的一元纸币正面

封面纸币背面封底：交通银行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封底纸币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