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的银两》是一本由曾小萍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州县官的银两》精选点评：

　　●详尽地描述了清王朝将其非正式财政体制制度化的尝试和失败的全过程。为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提供了来自制度史的视角。几个有趣的问题先标一下： 1.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火耗归公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于自治的需求和专制政体的集权倾向出现了明显的张力。 2.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在改革过程了展现了极大的协调能力，在密折制度的支持下，雍正几乎完全绕开了中央行政机构。 3.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似乎绕不过建立在农业经济上政权薄弱的经济基础，是否存在着其他的解释？

　　●很不错~~

　　●“大户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黄宗羲定律在地方财政上的诠释

　　●江南清查案一段非常漂亮，始皇创制以降，国朝所有改革都是财税体制改革

　　●为什么中国王朝在近代到来之前没有发展出“债务国家”，就是我们在从社会抽取资源上有“太多办法”了。虽然学者们连篇累牍地在讲地方自治，但归根到底官民之间还是父子关系，就像科科说的，哪有“爸爸”跟“儿子”借钱的呢？

　　●本科读过后，重复见到这本书出现在各种reading list里面…

　　●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导向使得地方政府缺乏经费，地方官要想完成哪怕最基本的行政工作也需要挖空心思用非法手段弄到钱来。但对于大一统帝国来说，官员的腐败比起各行省因为有钱而充满离心力来说不算什么，尤其是压根不想补贴穷省的富裕省份。这一问题至今纠缠党国，对房价居高不下功莫大焉。

　　●关于

　　●一本研究雍正财政改革的优秀作品

　　《州县官的银两》读后感(一)：藏富于民和国富民穷

　　这本书是研究清朝火耗归公的，对这一改革的背景、过程及其后的命运做了详细的说明，可以与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同看[很奇怪这本书并没有引用张1962的英文版，只是引了他1955年的《中国绅士》；另外，对粱方仲的研究引用得也不够，比如对封柜投银和易知由单的研究——这可能由于语言原因]。又，火耗归公的例子表明，中华帝国晚期一个合理化的财政改革，如何在帝国意识形态、农业经济结构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归于失败。其中，明清时期“藏富于民”的观念，再一次得到了批判。

　　《州县官的银两》读后感(二)：勉强维持的均衡

　　历代财政的人员供养能力一直不足，尤其特殊时期对核心机构，核心岗位人员。本质上还是养不起，因为从东汉末年后，政府体制一直努力维持大一统加全面型，成本极高又不得不如此，各王朝在两级-三级地方层级之间不断摇摆，官少了层级少了管不过来，官多了供养水平很低；从题本、奏本到奏折，地方到朝廷的信息传递体系越来越复杂，所有的这些都需要钱，长期以来体制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均衡。有些政治生态问题，原因是中央集权太强，而历代根据表象，开出的药方往往是中央集权不够，继续强化军政控制，最后导致行政成本陡增，繁荣表面维持一段，迎来了更大的灾难。结合陆机《五等论》阅读，感触很深。

　　《州县官的银两》读后感(三)：几点读后感

　　1.雍正比乾隆英明得多，乾隆太在意自己仁君的形象，致使改革失败。

　　2.提供了与《乡土中国》不同的一种视角，不是从乡村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看问题，既要加强赋税征收以维持政府运转，又要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在此过程中，胥吏阶层是无法绕过的巨大障碍。

　　3.有些腐败是根源于制度设计的缺陷。道德主义高调不愿正视现状，不去寻求根本的变革，结果只是加剧了腐败。

　　4.京官与地方官因所处位置不同，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

　　5.让人民监督权力，保持信息的畅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6.农业生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洪灾，旱灾，类似灾害往往成为官员敛财的“良机”。

　　《州县官的银两》读后感(四)：西人清代财政史第一书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是清代财政史领域的一部力作。 该书最早系统利用了藏于台湾的宫中档硃批奏折（1970年代开放，曾的博士论文似完成于1980年），重建了以雍正朝为中心的“火耗归公”之进程。

　　曾氏在该书中提出贯穿有清一代的“非正规经费体系”（the informal system of funding）的概念。她认为，火耗归公是将非正规经费体系纳入法定财政的“财政合理化”改革，其主题在于保障地方政府的职能，这是18世纪中国所展现出的“现代”因素。至火耗归公百年后的嘉道之交，火耗已等同于“正项”，合理的财政管理已死，非正规经费体系再次成为清朝官僚体制的标志。（写于2012年）

　　《州县官的银两》读后感(五)：仁政与抄家皇帝

　　在看二月河小说的时候，里面讲到为何传位给雍正，说的是康熙觉得四阿哥为人冷酷，可以好好整治下康熙后三十年的各种弊病和积下来的腐败懒政。还有圣孙聪慧可保三世盛世。。当然啦，后面说的是方苞这个老鼠胡子老头给康熙出的主意，野史说法了就成。

　　火耗归公确实是雍正在稳住皇帝位子后发起的新政。主要目的便是瞿同祖老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里面提到的，让通过各种灰色收入和不法手段找钱养活自己和胥吏的官员有了合法的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火耗既属于非法的加派，又日益被视作州县官个人收入的私人财产的模棱两可的位置。

　　康熙时期对捐俸和陋规的默许体现了他的仁政思想，不去改革财政体制而是用说教的儒家手段去试图最大程度减少摊派和腐败的发生，作者把原因归结到讨好当时的汉人官僚上。所以满人是要通过银子让汉人替清廷继续效力吗。而后期进步的地方在于皇帝和朝廷发现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而非道德。

　　火耗归公的内测阶段，雍正和他的臣子主要通过奏折制度进行沟通和交流，绕过了中央内阁。乾隆时期的叫魂案件处理时期，也是通过同样的制度进行。

　　乾隆时期的中国情况同叫魂里面描述的那样，地方自治程度下降，农业社会的落后和人口的矛盾，两重因素似乎注定了火耗归公的无法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