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本质和历史》是一本由（瑞典）高本汉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元，页数：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精选点评：

　　●如果在视频网站听过上古汉语奇奇怪怪的发音觉得匪夷所思，看完这个就会理解并且被说服了 虽然只是讲汉语，但看完也会知道人类是如何创造文字的，其实稍微推理一下就能知道为什么西方发展成了纯表音字母文字，而汉字还保持着象形表义的性质 非常精彩好读的入门书

　　●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温故而知新（骗你的

　　●p57-p75实在精彩。

　　●非常精彩，有如推理小说般的趣味。特别是屈折语推断与诗经批评两块，写的真是叹为观止。只是不知道60年过去有什么新进展，感觉上古音的构造也太灵活了点…

　　●没有普通语言学基础，音韵和训诂不是很看得懂。

　　●域外语言学者的小论文合辑，充满异文化载体对汉语及汉语传播圈思维方式的惊异——“这货语法变化约等于零，而且天生不是屈折语！？”对《诗经》的现代解读角度独特；发音方面，上古无求中古客，尾辅失落声调合。各大原发性文明语言在创生之初的确是相近的，而东南地区距离中原远，口音受北方政治影响小，发展较独立，发音最接近中古，所以总被认成别种语言；其实大家用的都是单音节孤立语，写出来的都是方块字，区别虽巨，隔阂却没有。说真的，朝与朝代与代之间的隔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时间是穿石的滴水，潜移默化改变一切。（被衣冠南渡甩在北方了……幸好还在关内……自说自话，别理。）

　　●薄薄的小册子打开一个新天地，极富启发。

　　●给外国古汉语学生的入门书，好读易懂。汉字、汉语演变、上古汉语为屈折语说、古音构拟的基本思路、借古音推究诗经里的假借字等；第一次了解语音是认识古汉语不可或缺的因素，精彩

　　●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教你们中国人学汉语。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读后感(一)：本书音韵部分福州方言例证指瑕

　　高本汉在本书的音韵部分大量使用了福州方言音作为例子，其中部分例子是不准确的，虽然这些瑕疵不影响高氏的结论，但本着严谨的态度，本人愿就目力所及将不准确之处列举如下：

　　26

tɕ

　　对应北京话辅音[ts]的福州话辅音一般描写为[ts]，而不作[tɕ]。另，在福州人的口语中，声母[ts]与韵母[aŋ]相拼时实际读音为[tsiaŋ]。

　　29

　　高氏用元音[ɔ]描写这组字的韵母，开口度偏大，应用[o]。河字为零声母。四个例字应读为歌[ko]河[o]多[to]罗[lo]。

　　30

　　耳有三个读音：

　　[ŋɜi]：耳朵的耳。

　　[ɜi]/[ŋi]：都用作虚词。

　　这里只举了一个音。耳的另外两个音的声母和所举其他方言耳字的韵母不同，却被忽略了。

　　参考：

　　赵麟斌《福州话实用字典》

　　陈泽平《福州话城乡异读字分析》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读后感(二)：比较语言学的优秀著作

　　高本汉是瑞典的著名汉学家。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这本《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也是其众多优秀著作之一。书本身并不厚，只有一百页左右。内容却非常充实，从语言比较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汉语语音、文字和语法等内容。读毕此书，掩卷沉思，颇感当今诸多汉语理论，都能从高本汉的学说中找到原型。例如汉语没有屈折、汉语的上古、中古及至近代的演变等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高本汉认为最初的汉语和欧洲语言一样都是有屈折的，只不过后来慢慢消亡了。在上古汉语阶段，也就是文字诞生之时，屈折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但尚有遗存。例如“吾”和“汝”只用于主格，而“我”和“尔”仅用于宾格。我想，几千年熟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们，再怎么推敲论证，如果不了解欧洲语言复杂的屈折变化的话，一辈子也想不到这点上去吧。

　　第四章说到汉语没有类似于欧洲语言的语法概念。读到这里我非常赞同。正如高本汉所言，汉语“没有形态上的词类，没有屈折变化”。我一直很反对将汉语的词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因为这种分类必须要有其语法上的意义。英文是屈折消亡比较厉害的语言，不太适合举例。但欧洲语言不少都有名词的性数格变化，形容词会受到被修饰成分的性数格影响，动词又会受到主语影响而有人称变化。总之必须确定词性，才能对其进行分析。汉语则完成没有屈折变化。你说“飞行”是动词，但在“飞行器”似乎又变成了形容词，“飞行是人类的梦想”又变成了名词。最要命的是，不管它是什么词性，读音、意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区分词性又有何意义呢？在这点上，汉语可能有些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恰恰是汉语文学的一种特点，甚至是魅力。有人在讲述古汉语的时候，也喜欢用词性的概念来解释语言现象，如不及物动词变及物动词是使动用法，形容词变动词是意动用法，但细想生造这样的语法概念有什么意义呢？意义疏通了就可以了，不是吗？

　　比较语言学是当代汉语学研究的一个软肋。欧洲人自古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文明之源，进入近代以后各民族语言登上历史舞台。正如高本汉所言，在长期的交往中，发现欧洲语言有惊人的联系和区别。这就为比较语言学打下了基础。但是东方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几千年以来都是汉语为宗，而且以先秦汉语为典范，周边要么是很晚才创制文字的游牧民族，要么是以华夏为师的农耕文明，一直缺乏比较语言学的土壤。我想这是今后汉语学者应该留意的地方吧。

　　最后提出一点，书中第32页有一句话，不太赞同。“《切韵》的确是忠实地描述了一种单一的语言，即中国北方的语言，都城长安的语言，这种语言在7世纪到10世纪时成了一门真正的共通语。”切韵应该是隋朝洛阳音和金陵音的士族上层口音，唐朝的语音其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戏妻族语不正》诗可见一斑。当然我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读后感(三)：摘抄（字母有错）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首先以《切韵》为带包的中古汉语，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导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汉语。（展示怎样综合利用文字音韵语法的知识并结合中国人使用比喻的心理习惯来读懂古书，从汉字的古读入手去寻找更为符合诗经句意的通假字，并把寻找到的通假字拿到其他古书中验证） 在论文《原始汉语为屈折语考》中提出汉语在原始阶段是像欧洲语言那样具有形态变化的屈折语，而不是像现在的孤立语。（上古人称代词“吾”和“汝”一般只用于主格和属格“我”和“尔”一般只用于与格和宾格，同一人称的主格和属格仅仅表现为词尾元音的不同） 古音拟构的重要性：还原古文的音韵美/各地区的语音演变有共同性/建立普通演化语音学系统/语言亲缘关系在东亚居民史研究 6-9世纪间中国文化传遍了整个东亚西亚，朝鲜日本越南。 5-9世纪大量印度佛教文献的传入译成汉语，汉字的转写也保存了一定的读音。 上古语音中的字可以用一整套不同的辅音收尾，现代官话中则全都是用元音以及nangr意外的其他音收尾。从中古以后所有的韵尾ptk脱落，所有韵尾bdg也消失，mn合并为n。造成的结果是由于上古汉语的每个字通常都能读音来区别大多数别的字，所以用单音节字构成的句子是明白易懂的，但在现代汉语中则不能很好理解因为同音字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造成现代口语与上古语音的基本区别、。 但是字形的存在又能把所有的字区别开来。因而造成所有人一直在书写古汉语，而不去理会已独立发展的口语，因而形成两种语言。 你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思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读书。读书。在读书。使你习惯于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直到你能像中国人那样自动思考时为止。 中国的比喻与欧洲的比喻之不同。回想亡父：中国：我追想亡父/西方：mythoughtsgobacktomydeadfather 汉语语法事实上非常贫乏，主要是规定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再加上语法助词的作用。简洁也就要求着人们的猜测能力，难点在于汉语的孤立语性质。 19世纪初，人们开始普通语言学感兴趣，汉语的孤立语性质则在一开始被认为是一门原始的语言，缺乏变化。后来在印欧诸语言的发展中发现：没有屈折和派生手段绝不能表示语言是原始的，而是说明语言是进步的。印欧诸语言中也有失掉屈折和派生手段的方向，即类型上与汉语越来越相似。（瑞典语比德语折系统简单，英语的简化和废弃语法指示手段走得最远，英语已经发展得大大接近于像汉语这样的孤立语） 现代汉语最重要的特征是孤立语性质即没有词形屈折没有一个从共同词根构成几个新词的词语诞生，没有用不同的形态来表示不同词类的语法差别。但这并不是汉语的早期原始性质，上古汉语在人称代词中仍然有典型的屈折变化，某些动词中仍然有个别时态变化， 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上古汉语典籍中汉语就已经沿着孤立系统的道路走出很远了。汉语的性质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很大程度上的孤立的了。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读后感(四)：voodooquan: 高本汉及其汉字观述略

　　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184181&highlight=%E9%AB%98%E6%9C%AC%E6%B1%89

　　一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延雪平，1978年10月26日逝世。1910年来到中国，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方言，后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1918-1938年任瑞典哥特堡大学教授。1939-1959年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他不仅是上个世纪瑞典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也是西方超一流的汉学家。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化，主要贡献在于汉语音韵训诂的开创性研究。他花费数十年时间，苦心孤诣，著作等身，其中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解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的杰出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时代。他还以不倦的热情，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典文献辨伪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科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汉学家中，真正称得上开一代学风的，恐怕也只有高本汉一人。

　　不过，也许高本汉通身都放射着音韵学的光辉，多年来学界对他饱蕴着真知灼见的汉字观却少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非但如此，高本汉还曾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回眸历史，不得不令人深思。他的汉字观散见于多部著作中，而他著述宏富，国内已翻译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本文愿抛砖引玉，述其大略，更深入的研究则有待大方之家了。

　　二

　　我们有必要从《鲁迅全集》中的一段文字说起。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准风月谈？？中国文和中国人》，1933年10月28日《申报》）

　　这“第一等的学者”指的就是高本汉。不过，该文真正的作者却不是鲁迅，而是瞿秋白。为什么高本汉得了这一顿好骂呢？原因是他的一本小书《中国文与中国人》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书原名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汉语文的声音与符号），1923年作为the World’s Manuals（世界手册）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科普读物。1933年9月商務館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了张世禄的译本。出版目的上海暨南大学杨均如先生的序和张世禄的导言中说得很明白，既不为“保存国粹”，也不为“标新立异”，只是为了“把中国语文上种种重要问题，都已经给与读者以确切明了的观念。”这就在现在看来也很客观的。然而，甫一面世便遭倡导“文腔革命”的瞿秋白以大棒攻击，而且是打着鲁迅的旗号。究其原因，我们得先考察一下瞿秋白的汉语观。

　　1931年5月，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首次提出“文腔革命”口号。瞿秋白将当时文字运用情况概括为以下四种：一，古文的文言 (四二电报等) ；二，梁启超式的文言 (法律、公文等等) ；三，五四式白话；四，旧小说式的白话。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是“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其中包括五四式的白话。他称五四式白话为“新式文言”，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⑴(p434)，并认为只有发起一场言文合一的“文腔革命”才能改变上述状况。基于对创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展望，瞿秋白设想了一种“新中国文”，应该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⑵(p169)。在采用这种文字之前，必须要改变“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

　　“逝者如斯夫”，如流水平静而又不平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不必再和瞿秋白争辩什么了。历史已经证实了现代汉语不可能是“多音节的，有语尾的”，汉字也不可能是“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瞿秋白本着对中国的热爱和对新文化的向往而表现出的激进和浮躁，我们似乎也不能加以求全责备。我们唯愿在客观的审视高本汉的汉字观后，不要再出现新的“瞿秋白”。

　　顺便说一说的是，高本汉这本浅显却又充满智慧的小书解放后并没有新译或新版。现在一般的图书馆里已经很难觅得其踪迹，确实遗憾！至少是中小学生的遗憾！如果此书能有新版，并呈现给中小学生们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的话，也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汉字谬论出现了，至少不会有人觉得新奇而轻信。所以，下面我尽量引述原文，并参以高本汉别种杰作，以飨读者，顺带批驳一些奇谈怪论。

　　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汉字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受到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待遇。汉字在“瞿秋白”们的眼中，不免面目可憎。五四运动领导者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⑶(p249)甚至语言学泰斗吕叔湘也曾说过：“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 b, c, d, 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不过，高本汉却不然，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背负沉重的文化负担，也没有自强的孤愤充塞胸中，倒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⑷(p52)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⑸(p84)“贵妇”和“贱婢”的比喻，委实令人激赏。然而瞿秋白当初反对的却正是这一点，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再也看不到有人觉得汉字可憎了，而汉字的可爱却有多篇美文在倾述着。

　　二、汉字原生论。

　　中国文明西来说，包括汉字西来说，是近代西方学者热衷的一个话题。据张光直先生研究，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这类中国民族与文明西来之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到1920年代，高本汉的前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安特生还据出土彩陶坚持此说。但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就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中国文明西来说便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此说至今阴魂不散，最近有个叫苏三的又推出了“汉字起源于中东”的论调，在网上谬种流传。殊不知，高本汉早就对此作出了预言式的批判：“地理学家利希托芬（F.von Richthofen）主张中国民族原来是居住于巴比伦尼亚附近，因得习锲形文字，后来渐渐加以变化，以至发达为中国文字。”不过“苦于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都不能成立。要想依据民族迁徙的学说，来解答中国语最古历史上的疑问，更是完全失败了。”⑹(p18)真是一针见血！他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⑺(p51)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⑻(p84)

　　三、汉字易学论。

　　“汉字难认，汉语难学”多年来困扰着中国的教育界。早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就最早提出了“汉字简化”的口号，后来又有“汉字拉丁化论”和“汉字废除论”。提倡者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简化汉字学习，才能提过国民文化素养，才能富民强国。时至今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留学生最大的难题也是汉字。

　　来中国前，高本汉曾短期赴俄国学习汉语。到中国后几个月就掌握了汉语口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随后汉语书面语的水平也达到了可以钻研中国典籍的水平。因此，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⑼(p49)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我们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⑽(p86)对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⑾(p26)这些独得之见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借鉴呢？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

　　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在一些欧洲人眼里，汉语的方言差异甚至大于某些欧洲语言的差异。至今，还有相当的国外语言学家把粤语、闽语，或者吴语，单独列为一种语言，和汉语并列。可是高本汉在调查了三十几个中国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例如，北京人用音标文字根据北京的方言写成了一件公文，对于广东人或其他中国各地方的居民，都是不明了的。至于现在，中国人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可以通行于各个地域；工具是很精巧的，很得用的；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⑿(p49)

　　这段话里，他所谓的文言指的应是用汉字书写的文言文，而不仅仅是声音上的语言，因为文言的声音早已不是一种现实的语音。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文明能够奇迹般地成为世界20多个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的遗存，汉字之功，功莫大焉！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汉语是不成熟的婴儿语，汉字是原始的象形文字。其理论支柱是，语言是由孤立语发展为黏着语再发展为屈折语的。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而这理论的背后却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语言态度，宛如鲁迅所说的“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汉语汉字当然也就是落后的。现在国内的汉字研究者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依然认为文字发展是从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认为汉字处于意音文字的初级阶段。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偶尔也能听到有些留学生因为文化的不适应症而持类似观点。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学好汉语。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能有理有据的反驳这一点。首先他具有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⒀(p15)“我们须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⒁(p28)继而他凭借对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以事实来说话：“周代的末年，其中许多散文足以表示当时在人称代名词上，具有格位的形式变化，主位的‘吾’nguo，相当于英语的I，宾位的‘我’，相当于英语的me；主位的‘汝’niwo(n上有？？，i下有？？)，相当于英语的thou，宾位的‘尔’nia(n上有？？)，相当于英语的thee。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级，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伦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⒂(p27)

　　高本汉在他的《原始汉语，屈折语》(1920)和《汉语词族》(1933) 中曾系统地证明了早期汉语的特征是由屈折构词方式表现的，不过这种方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构词能力了。汉语能进化成了现在的样子，不专为表音的汉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使远古的汉语者发展了大脑对语言的综合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刻板的执著于记录不断变化中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埃及的圣书字里，鸟形的字母不仅指鸟，而且广泛的以仅代表音的形式用于拼合其他词汇。相对于汉字丰富而灵活的造字及用字方法“六书”而言，拼音文字或许可以认为只是运用了“一书”——假借，但取其音，不问其义。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古老的汉字是否适应现代的汉语？这是一个百年来萦绕在许多专家心中的一个疑问，从五四时的钱玄同到电脑时代的计算语言学家。这是一个决定许多其它问题的基本问题。对此，高本汉的看法非常是明确：“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特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⒃(p47)“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 ⒄(p49)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这对于当代仍然热衷于汉字改革的人而言，是不是有所启发呢？范毓周教授是文字学的专家，他在授课时就多次强调，现在汉字不是需要改革，而是需要整理，需要以发扬汉字理据性为目的，对汉字的整理和优化。高本汉先生若仍在世，想必是会赞同此说的。

　　七、汉字改革论。

　　高本汉的汉字改革观是非常实际的：“欧洲人必须要发生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何不废除了中国奇形老朽的文字，而采取西洋简单实用的字母呢？他们猝然间的回答，就以为：假使中国人在文字方面不把自己升高到了西洋那般优胜的地位，那末，无意的，中国人必定是保守，不切实际的民族。对于一个问题，没有熟悉了内中的情形，就粗率的下了判断，可也想不出别的例子，还要比这样在危险的。要把中国文字变作西洋的字母，这样一个改革，究竟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利益？有什么损失？”⒆(p47)

　　汉字改革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汉字太难学，太难写，所以非改不可。高本汉却不以为然，他的考虑更加全面：“为了省去这种劳力，究竟要付什么代价呢？第一点，中国人因为要采用字母的文字，就不得不废弃了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学，又因此而废弃了中国全部文化的骨干。所以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文书一经已成了音标文字，就变为绝对的不能了解了，我们晓得，原书上无论那一课，总有几十个同音的单纯语词，如I, li, shi, si, ku等。中国的文书，卷帙繁多，为世界最，谁想这样严重的建议，说中国人须把这些文书翻成为俗语，（又是哪一种俗语呢？）要担负这个工作？而且这种翻译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实行的。” ⒇(p49)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21) (p49)现在看来，高本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目前汉字的简化，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断层。现在简化字中长大的一辈人的中国文化根基普遍是远不如上一代人了。美籍华人学者龚天任在《中文的字根与文法》的自序中有过精彩的议论：“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今天仍然只会讲中文。但他们与中国的古文化，已不再有脐带相连的关系。无法承先，如何启后。……首要之务，中国人必须重学中文。”

　　但是高本汉并不是顽固的保守派。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在阐述了汉语的特质之后，他探讨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巨人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但是他毕竟是西方人，看汉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印欧语眼光”，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问题。不过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并未坚持这一说。在晚年总结性的著作《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结语中他承认，音位学的原则对于汉语的记录是不适应的，有待于新的学说取代之。

　　在同书的前言中，他还暗示了汉字简化的途径之一，把后起字恢复为形制简单的古字。“人们说‘舍’这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舍’，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舍’。事实上，大规模的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古本字是现行简化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

　　高本汉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极为深厚。他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赵元任曾回忆和高本汉在瑞典的初次见面，说“他用很纯熟而略带山西声调的中国话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口墨！”他在1936年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著者赠序》中说道：“一个西洋人就只能在这个大范围（汉学）里选择一部分，作深彻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这样，他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或者还可以效些许的劳力。无论如何，我自己恳切的志愿是如此的。”据他的学生法国汉学家马悦然回忆，1978年10月5日，是高本汉的89岁大寿的日子，也是他去世前的20天，他还在动手写一篇论述《诗经》中语文学的文章。一个外国人，对汉语文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委实令人钦佩！委实令人不敢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妄自菲薄！

　　最近在网络论坛上看到种种形形色色的新的汉字改革方案，诸如所谓“Yingzi(英字)”、“易汉语”，以及行书的部首配上拉丁字母的手写体之流，感到回顾这一场七十年前的故事似乎还有些现实意义。高本汉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谨以此语与读者诸君共勉。

　　注释

　　⑴⑵瞿秋白（1998）瞿秋白文集(文学卷)第三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⑶⒅苏培成（2001）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⑷-⒄⒆-(21)高本汉（1923，1933）中国文与中国语[M]，张世禄译，北京：商務館

　　参考文献

　　高本汉（1987）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M]，聂鸿音译，济南：齐鲁书社

　　—— （1994）中国音韵学研究[M]，赵元任等译，北京：商務館

　　—— （1997）汉文典[M]，潘悟云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龚天任（2004）中文的字根与文法[M]，洛杉矶：东西文化融合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