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裝图书，本书定价：NT$780，页数：4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精选点评：

　　●“作者知我”

　　●看的是時報版。

　　●看的是時報的版本。雖不是同夢之侶，至少該是同情之人了。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好不容易的电子版。考证细腻，反马家店的气味太浓。难怪被讥为“病态”。

　　●必读

　　●极有意思。

　　●自己制版了！大陆不出我自己出，过几天发txt和pdf版去

　　●初读时颇为反感，以为余某人诠释过度且多穿凿处。通读全书后，印象有所改观。余氏的确文史功力深厚，且善于修正旧说，值得肯定。其最初文字写于1958年，当时余氏年仅28岁，虽然释证功力尚乏，但识见之敏锐也堪叹服！这里借用周一良的评价：“我读后觉得虽个别地方或许失于求之过深，近乎穿凿，但就总体说来，这部《释证》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是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的。”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读后感(一)：好書

　　此書想見多年，終於今年在網上看到，並承萬兄於忙中打印裝冊贈予。盥頌之下，果然名不虛傳。雖然也有強悍之處，但瑕不掩瑜，究竟是大手筆。就算是對陳先生沒有興趣的文史學者，也該讀一讀，以知古代文人學者作詩為文時，是如何表達自己的隱衷的。

　　對於余先生，我自己一直也有偏好。當然，主要是偏好他對於學術方面的研究。至於他的政論等意見，則區區小學，非敢知者，即略有所解，也非敢盡同者。他現在雖然已是高齡，但仍盼望他能於如清代學術、陳寅恪先生研究等方面，續開新花。這，至少在我的淺見看來，比那些心中先立了個標杆的政論要有意義一些。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读后感(二)：嶺南春回欲雨天

　　深夜讀幾頁PDF或是工作間隔讀剛打印的文稿，白紙黑字的，似晚年心境中化不開的沈鬱。但最好下次去香港帶書回來，不間斷地再读一遍。

　　遺民的晚年心境。非政治意義的遺民，是「此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遺民。這本書給我的新知是，原來陳先生對新朝（政治）關切如此之深。《柳如是別傳》是讀過的，但讀的時候居然沒有一點點意識。先生晚年的心境，非痛苦折耗所能概括，余先生「以詩證史」，揭開每一場政治風雨中，先生確切的觀點和態度。節選幾段「領略新涼驚骨透」的晚年心境。

　　陳先生決定留在廣州的同時也決定要好好保住自己的「晚節」，不與新政權發生任何關係。

　　《庚寅（一九五〇年）春日答吳雨僧重慶書》

　　絳都赤縣滿兵塵，嶺表猶能寄此生。菜把久叨慙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禪獦獠空談頓，望海蓬萊苦信真。千里報書唯一語，白頭愁對柳條新。

　　這唯一語正是他對新政權只有一個「愁」字，並無任何幻想。

　　差不多一年以後，在廣州已聽了許多驚心動魄的鬥爭清算故事。這便是《庚寅廣州七夕》中「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銷魂」兩句所指。

　　陳寅恪《辛卯（一九五一年）廣州元夕用東坡韻》首二句雲：嶺南春回欲雨天，新蒲細柳又爭妍。典出杜甫《哀江頭》。杜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陳先生收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談話後，曾貼他一聯於宅门云：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余先生並不懷疑其真實性，考證其背後深意：六億人民齊躍進到什麼地方呢？（唐人歇後體）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先生把「人民」和「共」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他「靠攏」了嗎？「認同了嗎」？」

　　沒有時間可以擇其中一兩章節讀，畢竟余先生自一九五八年偶然間讀到《論再生緣》即已能從字裡行間讀到其背後深意。之後補充的釋證，部分是印證原來的心境。感慨余的功力真好，我這種古典文化積累不多的不知道好有多好，但功力是一面，另一面唯有關切之人才願意這樣費時來表其背後深切之意。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读后感(三)：陳寅恪與陳家洛 -- 暫寄於此

　　今天上豆瓣，有幾個收穫。第一，得知有《劍橋倚天屠龍史》之妙書。光讀簡介就饞得慌。此書不知何時能在台灣出版。第二，網友姚夢痕推薦《海外漢學研究參考書目》，翰苑琳琅，珍藏之不暇。姚先生又引用陳寅恪詩句「群趨東鄰受國史」（下句「神州士夫羞欲死」）加以點評，今昔對照，更覺有趣。

　　最大的收穫，是前面兩件事在心中一交匯聯繫，忽然讓我發現陳寅恪曾經在金庸的小說裏隱晦地出現過。這段軼事不知道前人談過沒有。還是男主角呢。是金庸筆下唯一一位書生俠客主人翁。我說的是陳家洛。

　　陳家洛，這三個字長得就像陳寅恪的化名。這種形近化名法，舊小說常見。比如唐寅化為康宣（《四傑傳》）、袁昶化為袁旭（《孽海花》）即為著例。金庸二字是「鏞」字之分寫，也算形近化名的旁枝。因此《書劍恩仇錄》之後記雖云「陳家洛這人物是我的杜撰」，讀者諸君萬萬不可輕信，此蓋文人狡獪之詞也。

　　小說云：陳家洛十五歲被送去西域習武，十年後返回中原，一亮相技驚四座，江湖老宿斂手降心。方諸民國學人，除陳寅恪而外，更有何人相當。通觀金庸小說，陳家洛和旁人太不一樣了，他的武功既不是摔進山洞裏撿到秘笈練成的，也不是給人灌頂注氣幾日夜之間就功力大進的，更沒說他天賦異秉力大無窮不學而成。金庸明明白白說了，陳家洛的武功是在西域留學十年刻苦練成的。此非義寧陳寅恪而誰何。

　　百花錯拳。拿這四個字來形容陳寅恪的學術，真是再有趣不過。不古不今，亦詩亦史，此乃陳公子之自道，不也正是錯字的通解。運大神力以考證貌似瑣屑之小事，自飄忽惝恍之稗官家言而論證國史之巨變，出入百家，「似是而非，出其不意」（金庸語），這不正是百花錯拳之發用。

　　陳寅恪大弟子周一良曾說當年聽了陳寅恪講課，好像趕了一場楊小樓的獨門武生戲。可見史學跟武學在老輩學人心目中 ，早就有相通之處。下逮五十年代香港文壇更不必說，梁羽生最欽佩的學人就是陳寅恪。金庸談史，也多拾陳寅恪的餘緒，如其博士論文質疑李唐正史造假云云，就是顯例。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读后感(四)：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言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作者 余英时 发表于2011-01-16 03:33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6/559450.shtml

　　今年（2010）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北京：三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出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儿和弟子们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

　　在这一特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出版以后（台北：东大，1998），我已退出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藉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

　　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官方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

　　《论再生缘》风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

　　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出版的话》……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出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41页）

　　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1997，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可以置之不论。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158页）

　　郭沫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11月25日陈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

　　同年12月5日汪覆函云：

　　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到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年谱》的时间次第，对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后再试加解说。

　　《年谱》1958年条末：

　　世犹其次焉者矣！”（309页）

　　又，1959年6月条：

　　卞先生将我的《书后》和《论再生缘》的出版写入《年谱》中，是因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很快便在谱主生命中激起波澜，先后延续了三四年之久。

　　《年谱》1960年12月21日条：

　　上面一段叙事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读了之后仍然不免疑信参半。我的一篇《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刊行何至于严重到必须“惊动……中央领导人”亲自披挂上阵？关于这一点，下面我将提出个人的观察，暂不多及。但上述的一切努力最后还是归于泡影，《论再生缘》既未能在大陆出版，郭沫若“排炮般”的文章也无疾而终。

　　最后《年谱》1962年1月条（323页），卞先生总结此案，分别征引了三则史料：

　　我所编印之不定期刊《中华文史论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辑即可出版……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覆为感。

　　此函写在《再生缘》讨论中止以后，可知党方仍未放弃出版《论再生缘》的计划，但方式却有所修正。一年多前金灿然以中华总经理的身份亲自登门请求，显然是准备出一部专书，以示隆重看待之意（另有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刊行此书的计划，不知可信否。见陆键东，前引书，365页），而此时则改由该局上海编辑所出面，希望将此稿收入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作为其中的一篇论文。这正是因为原始的构想流产，不得不大大降低出版规格，把它的流通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小的限度。8月1日陈先生的覆信说：

　　又拙著《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开付印，目前实无暇及此。（以上两信都出于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八版，引于《年谱》，327页）

　　他的答复基本上和一年多前一样，但他此时对书局出版他的著作，无论新旧，都不再抱任何不现实的期待了。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61年或1962年初，他已将旧稿集成《金明馆丛稿初编》送交中华，而迟迟没有出版。《年谱》1962年“早春”条编者按语云：

　　慧按：蒋秉南（即天枢）见告：当时因先生原作有“黄巾米贼”语，出版方坚持更改，先生不同意其要求，直至先生没世未得出版。（324页）

　　蒋天枢1964年亲至广州拜寿，盘桓十余日（5月29日至6月10日），此语必亲闻之陈先生，绝对可信。又1962年5月间陈先生为《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按：即《柳如是别传》）两书出版事，覆中华的上海编辑所云：

　　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见高克勤，前引文，引于《年谱》，325页）

　　正可与蒋天枢转述的话相印证。不但如此，陈先生最后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说：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见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寒柳堂集》，106-107页）

　　《校补记》痛驳郭沫若的考证，语多讥讽，读者可自行参究。《后序》末数语坚持“不复改易”的原则，充分表现出他一贯的凛凛风骨。他至死未及见《论再生缘》在大陆印行，是出于他自己的价值选择，并无遗憾可言。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风波

　　上面记述了我第一次写有关陈先生的文字及大陆官方的反响。现在我要转入第二次的风波，那已是陈先生身后的事了。关于第二次风波的实际内容，我在《释证》全书中已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但补充一下官方的反响及其过程。

　　让我征引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的叙述，先将事件的大轮廓呈现出来：

　　1983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的第一、第二期上推出他在1980年代的研究心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年半后，余英时又一次在《明报月刊》上分别刊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等两篇长文。并在同年7月的《中国时报》上刊载《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等文。1984年，余英时《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分别在10月份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连载五天。

　　余英时近十万字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一轮排炮，在海外学术界引起相当反响……1984年8月，署名“冯衣北”的辩驳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在第二二四期的《明报月刊》刊出。如前文已述，“冯衣北”的反驳是在当时任中共中央局委员的胡乔木的指示下及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的布置下进行的……一年后，“冯衣北”再撰《陈寅恪晚年心境再商榷》一文。两个月后，余英时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发表在同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496-497页）

　　以上引文中的叙事基本上是实录，其中将幕后发号指示的人正式宣布出来，尤为重要。事实上，早在1983年年尾，我已知道胡乔木在积极布置向我进攻了。事有凑巧，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明清史专家来耶鲁大学访问，一见面便向我索阅《明报月刊》所刊长文。我很诧异，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此文？他说，在他访美前，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出面写反驳我的文章，并说明：只有在他应允以后才能将那两期的《明报月刊》交给他。他婉拒了这一任务，因此也失去了读我原文的机会。很显然的，胡乔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觅得他所需要的写手，最后才通过“广东省委文教战线负责人”找到了一个“冯衣北”。关于“冯衣北”，陆键东先生告诉读者：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196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原注：署名“冯衣北”。）（359页）

　　其实“冯衣北”的官方身份我也早在1984年便已一清二楚。这是因为《明报月刊》编辑部为了要我答辩，不得不以实情相告。编者信上说，“冯衣北”的两篇《商榷》都是香港新华社转交的，其中一篇文稿且在北京、广州、香港之间周流了半年以上。所以我在答文中特别点名“冯衣北”是“中共官方某一部门”的代言人。最有趣的是“冯衣北”关于这一问题的响应。1986年“冯衣北”把他的两篇《商榷》和我论陈先生的文字合成一“书”，算是他的“著作”，题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广州：花城），其中大号字四十四页是他的“正文”，而我的文字则以小号字排印，共一百六十七页，作为“附录”。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他；若不是托庇在他的两篇《商榷》之下，大陆读者是看不到我关于陈先生“晚年心境”的一系列文字的。“冯衣北”在此“书”的《跋》中说道：

　　区区一支秃笔，竟让余先生产生“某个部门”的错觉，则笔者倒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这是一个很巧滑的回答：上半句从我这一方面下笔，而有“错觉”云云，但在他一方面却无一字否认自己“官方代言人”的身份。下半句表面上好像是在响应我的“错觉”，其实却是暗中报幕后主人的知遇之感。只有如此理解，“受宠若惊”四个字才有着落。我的“错觉”不但没有半分恭维之意，而且适得其反，有何“宠”之可言？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陆键东先生《最后二十年》对我的帮助。若不是他把胡乔木和写手“冯衣北”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并一一记录了下来，我讨论第二次风波的“官方反响”便会发生如何取信于读者的困难了。

　　最后我想对《最后二十年》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一点不同的观察。陆先生论这次风波说：

　　我们最关心的还不是这场论战，而是胡乔木觉得有必要反驳余英时观点的心态。陈寅恪不是一个家喻户晓、具备新闻效应的热门人物，理解陈寅恪的学术精神，远非平民百姓乐意议论的话题。故此余英时的文章其实没有太多的宣传效应。促使胡乔木布置“反驳”，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外，有一因素也许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二十余年前，胡乔木与陈寅恪有过这么一次谈话。陈寅恪留给这位中央大员的印象，显然有别于余英时所说的那样。（359-360页）

　　我过去也不很理解，为什么官方学术界在陈寅恪问题上对我竟如此一再纠缠不已（见《释证》1986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不过我不相信，如上引《最后二十年》所说的，这是因为胡乔木对陈先生别有“印象”之故。

　　胡乔木布置“反驳”的情绪表现得异常强烈，其中是不是含有某种个人的动机呢？我只能说，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不是陆键东先生所猜的“印象”。我记忆中有一件小事可能与第二次的风波有关，姑妄言之，以备一说。1978年，我参加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前后整整一个月之久（10月16日至11月17日）。接待我们的机构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之一于光远先生出面主持。在这一个月中，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由于担任了团长的职位，我个人所得到的照顾更是特别周到（详见我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主编，李彤译，台北：联经，2008）。此行我们并未见到院长胡乔木。但在离开北京前两天，我有机会和俞平伯、钱锺书两先生谈话，这件事我已经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收在我的《情怀中国》，刘绍铭主编，香港：天地，2010，147-154页）。我们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曹学”、“红学”的问题上，因为我在七十年代曾指出：几十年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其实只是曹雪芹家世的研究。这个评论此时已传到了北京，平伯先生便很同情我的看法。默存先生在讨论中不经意地插了一句话，他说“乔木同志”也认为“曹学”之说在国内很少受注意，还要靠海外汉学家指出来。（原话当然无法复原了，但“乔木同志”四字则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只是听听而已，没有接口。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胡乔木对我表示善意的一种间接方式，以中共官方接待外宾的惯例而言，他们对于来访者的背景事先一定经过非常彻底的调查，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待。我以往的一言一行，只要是有文献可稽的，社科院有关部门大概都已弄得很清楚；我在《论再生缘》一案中的罪行当然更逃不过他们的注意。胡乔木当年虽未直接卷入第一次风波，然而他1962年春曾拜访过陈寅恪，并为陈的著作出版作过努力，他对《论再生缘》案了如指掌，是可以断言的。在这一背景下，他依然愿意以善意相待，总算是很难得的。上面这段记忆是不是发生过如我所推测的作用，我完全不敢确定。无论如何，我在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待之后，仍然写出“晚年心境”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字，仅凭这一点，胡乔木非要对我穷追猛打不可，也是可以理解的。

　　官方学术界对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正式反应，到1986年（即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出版之年）告一段落，但余波似乎仍在荡漾。大陆上出版我的著作已不在少数，甚至其中有些文字我以为可能通不过检查的，最后居然都发表了出来。但唯有关于陈寅恪的研究，除了少数几篇外，一律为政治编辑所否决，包括有些已“附录”在冯衣北书中流传多年的文章。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一两家出版社，而是各处皆然；也不是一时的事，而是自始至今无不如此。由于南北各大出版社政治编辑的口径之惊人一致，使我不能不疑心党中央机构或有指示下达全国所有出版单位，对我所写有关陈寅恪的文字都必须从严审查。如果所测不误，则我的档案中的“黑材料”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上面的讨论都聚焦在官方反应的部分。只就这一方面着眼，则我的陈寅恪研究似乎从一开始便已被官方扼杀，在大陆上未能发生任何影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民间学人的反应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观。我关于陈先生的论述分别在1984、1986和1997年作过三度集结，每一次新版差不多都扩大篇幅至一倍左右。这三种版本虽都不能正式进入大陆，但是由私人携带入口的事毕竟防不胜防。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以后大陆外访学人向我索书的，每月总有几起；我请求出版家寄大批赠本来，先后也不计其数。另一条读我的文字的途径则是前面已提到的，即通过“冯衣北”书中的“附录”。关于这一点，胡文辉先生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的《后记》中有很亲切的记述：

　　回想起来，我在中山大学就读，即1989年以前，恐怕还不知陈寅恪其人。对于寒柳堂诗的兴趣，则是后来因冯衣北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而起的，准确地说，是由冯著所附余英时先生的论述而起的。（见下卷，956页）

　　当时大陆学术界的朋友们也往往写信给我，说他们从冯著得读我的论文，恰可与胡先生的经验相印证。最近研究陈先生诗集颇有心得的沈喜阳先生来信说：

　　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喜阳所读，亦购自书商复印本。（2010年7月20日函）

　　我的《释证》有大陆书商“复印本”，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大体上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最后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实践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在这一氛围下，我的《释证》大概也更受到新一代读者的注意，1995年陆键东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便是显证。这部书所发掘出来的事实和我的“晚年心境”极多息息相通之处，两者几乎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但是直接接着我的《释证》而进行陈寅恪研究的，则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上面已提及的胡文辉先生即是其中成绩最大的一位。他的《陈寅恪诗笺释》诠释了陈先生现存的全部诗作，包括联语以至残句。全书不下八十万言，古典今情，各极其致。书中对我的说法质疑商榷者，不一而足。这一点最使我欣悦莫名，因为这是学术研究后来居上的唯一保证。他在书末写了四首七绝，其第三首云：

　　义宁心史解人难，夜夜虫鱼兴未阑。后世相知吾不让（陈诗：“后世相知或有缘”），欲将新证补潜山（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

　　末句是他的谦词，我有自知之明，决不敢承当，他的朋友罗韬先生在《序一》中也说：

　　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第2页）

　　罗先生的奖饰之词，我同样受之有愧，但他推重胡文辉先生为解陈诗之集大成者，我则举双手赞成。胡先生解陈诗，一字都不放过，虽或有时而可商，然精解妙悟，触处皆是；他最得意的“虚经腐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详见上卷“虚经腐史”条，384-388页）。在这部《陈寅恪诗笺释》完成之后，他仍然继续不断地搜求新史料以解决陈寅恪晚年生命史上的重要疑点。2009年他根据《陈君葆日记全集》和《陈君葆书信集》，完全证实了陈先生在1949年曾有迁居香港的准备（见胡文辉《陈寅恪一九四九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第八版）。无独有偶，他的朋友张求会先生，另一位深研陈先生家世与传记的学人，也在今年发表了《陈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一文（见《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E28版），根据傅斯年致台湾省警务处的一份代电，证明陈先生这一年的5月曾有“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的计划。胡、张两先生都同样声明他们的考证是为了支持我在《释证》中最后修订的假设，这一点尤其使我不胜惶悚。我的《释证》不过在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拥彗先驱”的角色，现在后起的健者早已远远地把我抛在后面了。但是他们仍不忘我这个早已脱队的老兵，我终究是感到安慰的。

　　把眼光从官方移向民间，展望陈寅恪研究的将来，我是极其乐观的。■

　　2010年12月10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