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伯爵回忆录》是一本由[俄]维特伯爵著作，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维特伯爵回忆录》精选点评：
●"本书是维特伯爵在1912年时所写的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重大的经历与思想"
●1.维特对有知遇之恩的亚三多有谀美之词 2.李中堂被黑了，维特谈论中国的口吻让人不安 3.日俄战争谈和一段实在令黄种人气短
●相比今年新出的清史编纂委员会译丛那一套应该是简版。很维特个人喜好的叙事，但贵族技术官僚的出身可以保证信度可以基本客观……不过对于有知遇之恩的亚历山大三世……
●对政治又有了不同的理解，但翻译得有些生硬影响我阅读的效率。
●革命
●俄国的落后并不是偶然，而维特看上去是为了改革俄国的精英，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
●维特伯爵作为一个保守的帝俄人，按照他夫人的话说，他并没有爱或恨别的国家民族更多一点，是个传统滴封建壬。 维特伯爵后来参与了朴茨茅斯条约滴签订，也算是帝俄的裱糊匠之一了。
●虽然对传记类型不感冒，但是书还是很好的
●3
●好看
《维特伯爵回忆录》读后感(一)：非常不错
就像结尾所写，书是经典之作。
既描写了个人履历、人际关系，又重点叙述了从政所为及原因。透过这些看到了俄清关系、俄日关系、"宪政改革"、俄欧关系。
维伯的所作所为，时刻透露着睿智、理性与爱国之义，这也是人性的光辉。李鸿章的“水浅舟大“这个评价，放在维伯身上也不为过。
无奈俄国是一个有亚洲情结的欧洲国家，想在欧洲扩张，却不被列强允许；想在亚洲扩张，却又实力不及。若放弃在亚洲权益，就会在欧洲坐困而死。
看看今天的日本，其实不也是一样？
《维特伯爵回忆录》读后感(二)：历史在重复 但不简单重复
今日读完＜维特伯爵回忆录＞,分享如下：1 晚清沙俄都忙着修建铁路，甚至与李鸿章订约在中国修建联通东西铁路，应该多表扬李；2 全世界专制政权疲于面对民主思潮和英美文明，直到今天也木有停歇；3 沙俄金本位体制的建立与大清银本位的崩溃，清政府都是宝宝那样玩不转金融的；4 维特制定汇率与关税，大清闭关锁国一定程度上由于没有发明汇率；5 全世界反犹，中国是犹太福地，概因国人无信仰，可纳百川； 6 道光与他同时代的亚历山大三世的裤子都缝缝补补，这是巧合或是时髦吗；7 李鸿章教维特隐瞒矿难遭反讥，但这个传统保留下来了，所以没有节操的不是党是文化；8 改革使社会一步步向好，无产者革命无非葬送了无数理想青年，成就几个变态残暴狂，这是非精英统治基础的必然逻辑；9 习李改革榜样是小蒋，结果好不过叶利钦，差不到哪里去〜〜 最后，我肚子饿了，去吃碗面才是活在当下[猪头]
《维特伯爵回忆录》读后感(三)：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语：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年6月29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 1915年3月1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出身于贵族家庭。父系祖上是移居原属于瑞典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母系是俄罗斯名门之后。父亲在普鲁士留学后以农艺学专家身份来萨拉托夫，与其母亲结婚。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入赘：放弃路德宗皈依东正教，随岳父到高加索任财政局长。维特从小在第比利斯受教育，后到敖德萨读大学，读数理专业，毕业论文《无限小的数量论》。原意要做学术研究或工程师，但因家庭反对，进入敖德萨铁路局做一名官员起家。在1877年俄土战争军事运输中展露能力，并以后得到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任——预言专车高速行驶会出车祸——而一举提拔为帝国交通大臣（1892年），以后转任财政大臣（1892年-1903年），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不受信任，任有名无实的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年-1905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1905年-1906年）。被誉为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俄罗斯宪法之父——1905年宪政《十月宣言》起草者。
维特作为一位能臣，在外交上主张俄法德同盟，举欧洲之力称霸世界。1895年发起三国干涉还辽，积极主张俄罗斯向东扩展，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得以在中国成立华俄道胜银行和修建中东铁路。他主张全力推进铁路的修建工作，特别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但反对激怒日本，对日俄战争表示遗憾，战败后作为俄国全权代表出席朴茨茅斯和谈，得以不赔款签署协议。但因同意割让南萨哈林，被尼古拉二世封为萨哈林伯爵。1905年革命后，建议要么全面专制，要么答应宪政，并尼古拉二世推出来应付局面。全力争取到与欧洲银行界缔结一批贷款协定以拯救俄国财政。1906年因完全失去沙皇的信任，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由斯托雷平接任。
当年第一次阅读本书时，主要兴趣几乎都集中于其与中国有关的经历。直到今天中国的评论者大多仍然将他视为“俄国的李鸿章”（就签订丧权辱国外交协议和类似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指导），或者是争辩李鸿章并没有接受过维特提到的为中东路协议而给予的贿赂。
这次阅读，却发现当年忽略了他有关俄国社会政治的一些评论，实际上也是蛮有意思的。
有关俄罗斯专制政体的分析。沙皇仅仅对上帝负责，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使得政治发展缺乏明确方向，给卑鄙小人提供太多的机会。当沙皇在性格上无法令人信服时、缺乏远见，喜欢玩弄小伎俩，就“没有办法将国家之船驶入平静的港口”。尼古拉二世讨厌知识分子，“舆论对我有什么关系？”有一次在宴会时有人提及知识分子，尼古拉二世感叹“我多么讨厌这个词啊！我能下令国家学院把它从俄国字典里删除就好了”。不过，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时，发生莫斯科霍顿卡矿区群众踩踏事件，死了大约2000人。消息传来，时维特正与李鸿章交谈。李鸿章评论说：“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省份约有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添无用的烦恼呢？”维特评论：“我自己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关于农民。1861年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法律上却没有明文规定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在任何盛行村社所有制的地方，农民甚至不知道哪一处是归他所有的，遗产继承权是依据模糊不清的习惯制定的。所以农民到现在还不是根据法律占有土地，往往是根据任意的判断来占有土地。……赋税的增加也没有较明确的规定，只是由地方政府任意征敛”。直到1905年宪政宣言后，仍然不愿废除村社制度，这样“只要农民知道他们所耕的土地可以随时给予村社别的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依照普通法律分配二世依照惯例分配，也就是往往由官吏任意处置，他们邻人所欠的捐税也要他们来缴纳，最后，他们完全听从农村警察长的支配，就不可能发展他们的生产效率或创造性”。
关于俄罗斯的反犹。维特最担忧的社会危机之一，就是持久的，由朝廷官府暗中发动的反犹运动。尼古拉二世及皇后都支持黑色百人团的反犹活动。“皇帝和皇后都认为这些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挽救他们的皇朝”。1907年6月3日公然发电报给“俄国人民协会”（黑色百人团的一个组织），赞许其种种恐怖活动，“并明言他将来要倚重这一帮凶手”。
从维特对于俄罗斯政治的这些评论看来，比李鸿章的政治眼光还是要高明得多。将他称之为俄国的李鸿章有点委屈了。他是属于近代世界的人物，而不是最后的古代大臣。“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维特伯爵回忆录》读后感(四)：沙俄之李鸿章与大清之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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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维特伯爵回忆录》
历史人物，不同时代的如关公和秦琼，论者有时还会并而论之进而导致“关公战秦琼”，更不用说同一时代，背景有类似之处的。
本书的传主及作者维特伯爵，因为同处一个老大帝国的衰朽末期，因为同样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因为同样为了战败的帝国进行和约磋商而被羞辱，因为同样不可或缺却又不被自己的君主信任，会被一些论者称为“沙俄之李鸿章”。
不过，《李鸿章传》的作者梁启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在他的那本书中，他将李鸿章和史上的霍光、王安石等以及域外的梅特涅、俾斯麦甚至伊藤博文等做了比较，却没有提到维特伯爵，不知是否看低维特伯爵一眼（毕竟维特伯爵在沙俄的重要性还是远远不及李中堂在大清的重要性），还是出于仇俄的情绪（毕竟十九世纪沙俄是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颇值得后世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玩味的是，维特伯爵在本书中却有着溢于笔尖的优越感：一方面，即使在维特伯爵所处的沙俄帝国末期，沙俄对中国也是屡屡战而胜之进而侵占领土，甚至很多时候不战而胜也能侵占领土或者获取其它巧取豪夺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使是维特伯爵所处的沙俄帝国末期，被其它西方列强嘲笑的落后愚昧的沙俄帝国末期（就在导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的一战中，很多沙俄士兵还是文盲，他们不过是战场上的炮灰而已），维特伯爵之类的沙俄政治人物依然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前一点毋庸赘述，关于后一点，在本书中维特伯爵讲到了他和李中堂鸿章大人交往中的一个小故事：
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前，俄国的一起矿难导致了两千人的死亡。当李中堂知道沙皇已经被呈报此事的时候，评论了一句“这有点不聪明吧。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省份约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添无用的烦恼呢？”维特伯爵对此语的内心评价是：
“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相映成趣的是，尽管李鸿章固知“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是梁启超口中的“忠纯之臣”（在马关商议和约时遇刺，“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并且推动所谓的“洋务运动”，然而，致命要害依然是：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梁启超语）
在这一点上，愚昧的沙俄确实还是比中国先进，维特伯爵确实还是比李中堂先进。即使这先进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即使其时的沙俄不过是外强中干（早在维特伯爵任财政大臣的1892年，沙俄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即使罗曼诺夫王朝不过也是被西欧列强嘲笑的落后的绝对君主制，即使被维特伯爵一方面宣称效忠另一方面又瞧不起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皇后“昏庸、迷信、缺乏意志力”，即使罗曼诺夫王朝不过也就是在大清灭亡的六年之后同样崩溃。
维特伯爵由铁路系统的技术官僚而被亚历山大三世一路提携为财政大臣（亚历山大三世对其有知遇之恩，因此本书中作者对其评价甚高）。正是在财政大臣的位子上，他和李中堂商定了臭名昭著的《中俄密约》。在本书中，维特伯爵否定了“李鸿章曾受俄国政府贿赂”的传闻。从作者后来在沙俄宫廷的边缘性以及作者自称的少许自由主义色彩来看，他的说法似乎值得相信。
不过，大凡传记的作者多多少少会有些为尊者讳，更不用说本书为维特伯爵自己的回忆录，免不了的为自己大唱赞歌。最为突出的是：
作者一方面用不少的笔墨渲染自己支持君主立宪制和其它西化的变革，另一方面却又不停地声明自己对尼古拉二世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
作者一方面表达对境内少数族裔如芬兰人、波兰人等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说“政治解放会导致对大俄帝国的‘光荣与伟大’失去尊敬”；
作者一方面表达对底层人士如农民及犹太人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浓墨重彩地描述君主的颟顸、其他官僚的愚蠢和自己在罗曼诺夫宫廷的边缘地位以及就此带来的推动变革的无力感。
似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时也，命也。
时势造英雄，英雄更能造时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评论李中堂不是能造时势的英雄，似乎能套用在维特伯爵身上——“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评论俾斯麦亲王远胜李中堂也是十分地有道理：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中国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
李中堂薨于1901年，大清亡于十年之后的1911年。维特伯爵死于1915年，两年之后，罗曼诺夫王朝崩塌。两人都没有见证自己效忠的王朝的灭亡。也许对两人而言都是一桩幸事。
借用梁启超的《右一首李鸿章》：
阳秋未定盖棺论，病国能成竖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阳黄叶送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