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檐下的旧器物》是一本由黄孝纪著作，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4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瓦檐下的旧器物》精选点评：
●所谓“瓦檐”，是作者从小生活的地方。瓦上的四季轮转，檐下的生活百态，伴随着作者的一生。《瓦檐下的旧器物》用75篇散文书写75种器物，每一件都饱含深情。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质朴文字，典雅、传统，毫不矫揉造作。作者很深情，也很克制，却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数度想哭。散文本是短小精悍的体裁，但黄孝纪却用系列化的写作让自己的作品拥有了长篇小说般的厚度。
●变迁中的乡土记忆，直击心灵。
●很不错，极力推荐
●因为它耗费的那么多人的精力，我把它称作个割肾书～～
●一本极有韵味的书，除了内容，更有设计，打开书卷，一种沧桑气迎面而来。在当下快节奏的大潮中，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编辑有话说】此书入选新浪好书榜、中华读书报好书榜、“百道好书榜”，“晶报·深港书评”好书榜等榜单。这本书请了获得过“中国最美的书”的设计师来设计，封面和版式都很美。近百种乡村旧器物，五十幅精美彩色插图，多幅怀旧艺术剪影，精制米黄色牛皮纸印刷，复古裸脊线装，绝对值得收藏哦（有少量手工毛边本）
●在新时代阅读此书，看着旧器物感受时代的变迁，追忆过往。
●从文字到设计，都是时光深处的味道
●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生活，书中很多物件小时候都见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浏览目录，同样来自南方，有的器物熟悉，有些器物陌生，却还是勾起了童年在老家度过的寒暑假的回忆和乡土味道
《瓦檐下的旧器物》读后感(一)：谭旭日：拉近与乡土的精神交集
转引自《北海日报》
读黄孝纪《瓦檐下的旧器物》，直觉是一本解读南方乡村社会变迁的经典文本，写法极为朴素。作者比我略长几岁，算是我的兄长。他所生长的八公分村，与我家相隔不过五六十公里。从地域上来说，我们是郴州同乡。他的散文作品几乎全是湘南乡村——八公分的记忆，那些旧器物无不真实地展现着一个时代的过程，更成就了一幅鲜活的湘南农村日常生活的世相。
黄孝纪所写的旧器物，我样样经历过，在湘南的叫法也一样。鸡笼、鸭笼、潲桶、水桶、竹蓝、扁担、八仙桌、长凳、板凳、犁耙、脚盆、火筒、木甑，这些日常中的器物，正是湘南农村生活的基础形态物，构成了湘南生活朴素的韵味，积成了现在的文本。因为有了生活的语境，作者自然写起来轻车熟路，角色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乡土的精神交集。
当下乡土散文写作完全是一种非功利的写作，堪称精神的乌托邦。许多乡土散文作家在写作这类文本时，完全是寄托于精神之上的一种书写。黄孝纪的这部作品却告诉我们，在湘南，近半个世纪的乡村就像一部苦难史。人们从贫瘠的物质生活中走过来，日子被所谓细小的器物套牢。在我看来，《瓦檐下的旧器物》应是当下南方乡土叙事的精神样本，也是当下乡土散文创作值得打量的主流价值思考。
首先，它摒弃了惯见的宏大叙事写作手法，改由“细碎化，庸常化”的展现来书写乡土生活历史的叙述方式。《瓦檐下的旧器物》没有宏大叙事的架构，没有刻意植入意识视角和道德评判，更没有特别关注时代的特殊意义，纯粹地书写乡村，书写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在乡下，所有的命运都必须与这些器物所相关联，它们关乎于乡村的种种，乡村的奋斗，乡村的喜怒哀乐，和乡村的命运史。这些器物绝对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内涵，只是简单地表述了那个年代里的人，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状态。事实上，这部书铺开了一条岁月的绳索，一头系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湘南乡村人，另一头系着新世纪后那一代湘南乡村人的命运转换。作为一种时间脉络，老器物的出现，或者消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演绎与挣扎。
在这部散文中，最难得的是，作者喜欢通过器物把与之相关的亲情、家人、血脉这些富有生存意义的情感轻松托呈出来。通过老器物，突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突出湘南乡村特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在湘南，老器物就是一个乡村的味道，与人及人的生活粘贴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神的气场。作者在自序中把八公分村的亲人，孩提的小伙伴，同学，邻居，都一一提及。开头一段就将家庭情况及父母的年龄差距，三个姐姐，以及未曾见面过早夭折的哥哥和姐姐，用简短的描述，将家庭沉重记忆作了一次阐述。略笔数语，将聚散无常，苦难无言的生活状态，感知传统乡村社会中人性的阵痛。
其次，它构建了南方乡村社会的乡土之魂，由“漂浮化，传统化”的乡土美学向新的审美形态扩展。《瓦檐下的旧器物》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讲述的是湘南农村的日常。文字中，包含着湘南乡村的民俗、起居、建造、红白喜事以及八公分村的变迁。旨在为一个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忆，为自己的乡村立传。它的特点是，器物在生活中叙述，在叙述中对话生活。一个作家的构思成败，处决于是否会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事物。作家一旦完成最初的构思，作品就会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城乡快速转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有人为乡土文学的命运表示堪忧。反观当下乡土写作的主体，以刘亮程、谢宗玉等为代表的实力派作家则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乡土中国”不断崛起，书写乡土正成为中国气象。尽管当今乡村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文学的创作正面临着新的创作观念，和新的创作视野。在这本书里，我也读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向上的精神力量。
当然，黄孝纪所写的旧器物许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在新的城市发展进程中，许多人的年龄、经历，都正好与他的生活相吻合。特别是南方发达沿海城市中，还有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这帮人正成为城市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离开家乡，离开乡村后，更思念乡村，思念那些老器物。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复活了南方乡村的范本，空间也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之魂的本质还保留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灵魂漂浮，在奔赴城市的道路上，由生计的压迫上升到追逐梦城市生活的本体中，异常焦虑，异常漂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遭遇与城乡两不搭界的迷惘与期待，也乐于寻找类似的精神寄托。而作者在面向乡村文化表述时，却流露出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游离。也就是说，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已经不能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精神景观。只有通过朴素的人物命运一起，才能有血有肉的书写文本的深度。
《瓦檐下的旧器物》读后感(二)：乡村物语的精神自传（转引自《南方日报》）
●石皓
南方日报《瓦檐下的旧器物》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存丛书”的开篇之作。作者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的日常旧器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细腻而深情的描述，并配以具有艺术价值的彩色插图，立体化展示了几代人历经的南方农耕岁月，是一部别样的南方农村生活史、中国乡村文化传。
这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也面临着文化意义的消解，尤其是通过乡村所承载的乡土、乡情以及事物，也面临不断消亡的危险。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不断读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断地徘徊迷茫。遥远的精神故乡，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的遐想。
这些年农村人进城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曾经那些流传下来的风情民俗以及乡村面貌，如今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小时候的故乡是一个想要逃离的地方。长大以后我们又渴望回到故乡。但是故乡可能已经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乡村文化也面临着新的社会变革。在古代社会，乡土文化一直是文人志士寄情山水、回归心灵的真实写照。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都是乡土文学的经典范本，而真正引申出价值与意义的是鲁迅。如今乡村的巨变，不少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田园风光。重新认识乡村、振兴乡村成为了新的挑战，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瓦檐下的旧器物》是作家黄孝纪在振兴乡村的文化背景下，结合自己南方农村的亲身经历，从人文的角度来反映农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变迁。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乡村的一个个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事物。作者从自己家开始入手，先后从卧室、厨房、厅堂、巷子、田地、田野等六大部分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日常事物，笔法细腻，富有深厚的意义，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即将逝去的南方农村的生活图景。
冯骥才曾经说过：“我国的自然村10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下270万个。”而这些新消失的村落，中国南方村落占绝大部分。因为南方山水多，但是村户数量少，零散稀疏的村庄，随着年轻人走出去上学打工，老一辈人去世，很容易走向消亡。黄孝纪从小出生在湘南山区一个叫八公分的偏僻村庄，他对这样的一种乡村体会可能更加的感同身受。
黄孝纪对乡村的体察，主要来自乡土文学的熏陶。作者一贯秉承作家赵树理、孙犁、沈从文等乡土派的写作精神，以时代书写乡村的意义，通过“八公分”一个普通村庄的面貌，反映中国乡村变迁。青砖灰瓦的吊脚楼、溪水树林，一片天然的风光。家家户户的忙碌，挑水、剁猪草，屋檐里的炊烟弥漫，鸡鸭牲畜等等，这些乡村图景都显得如此的安详与质朴。一个村庄承载了黄孝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成为了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无数从故乡走出来游子最宝贵的美好记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庄开始向城镇化转型。随着人们生活更加富裕，那些所承载的民俗风情，以及炊烟袅袅的乡村，开始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关于南方乡村的所有记忆，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作者以一个亲历者见证了整个村庄的变化，《瓦檐下的旧器物》这本书以一些乡村的日常事物为线索，饱含对着对乡村生活点点滴滴的真挚感情，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些农村的旧物，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作者在继承乡土文化的传统，延续它积极的意义，以原生态乡土文化，作为自己书写乡村的视角，正是这样的一个乡土文化的文脉赋予了作者非常独特的精神内涵。随着近年来乡村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建设，甚至是破坏乡村文化的行为，忽略了乡村本身的文化特质。作者能以这些旧事物，作为自己写作的一个出发点，通过自己感同身受的经历，浓浓的乡土情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乡土文化观。我们要在继承乡土文化物质形态的同时，注意延续乡土文化精神内涵，这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这些旧事物，曾经是村中人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依托，所以无论从历史的沿革，还是民俗风情，还有故乡的地理古建筑、传记族谱、传统技艺等方面都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深度的思考。
作者在书写整个村庄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忧伤且回忆的形式徐徐展开，以散文特有的形式，通过一颗赤子之心把这些旧事物记录下来，像是一个永久的乡村博物馆，为乡村书写，为乡村立传，当我们看着这些远去的旧事物的背影，也许我们能够在内心当中切身体会到乡村曾经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作者从乡土散文出发，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形式，让我们窥探到了南方乡村社会的变迁。乡土散文写作，一直以来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显然是延续了这样一种乡土写作，书写整个村庄细碎、庸碌，与城镇不同的生活状态，主要以乡村的乡情，家族和血脉组成作者的散文血肉，以情感方式介入散文书写的状态更能激发起我们的乡土记忆。
所以作者是从乡村的一个侧面，为乡村立传。这个侧面就是他通过这些旧的器物去引申出湘南乡村的一些民俗起居、风俗人情，这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八公分”的一个村庄变迁，我们能够在作者与乡村产生的对话中，找到充满童年生活以及美好记忆的乡村。很多人都在乡村生活过，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熟悉的事物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脑里面模糊的影子，但是作者能够把它拉入读者的视线中，建构了一层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这些旧事物其实我们都不觉得陌生，但是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这些事物也随着我们的成长，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作者正是通过创作来复活乡村，这种呼唤是乡土写作的精神动力，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深度。这本《瓦檐下的旧器物》，正是当下乡村巨变下的一剂良药，是我们正确认识乡村、反思乡村重要的精神航标。
《瓦檐下的旧器物》读后感(三)：谭旭日：解读南方乡村社会变迁的精神样本 ——读《瓦檐下的旧器物》
转引自《衡阳日报》
读黄孝纪《瓦檐下的旧器物》，直觉是一本解读南方乡村社会变迁的经典文本，写法极为朴素。作者比我略长几岁，算是我的兄长。他所生长的八公分村，与我家相隔不过五六十公里。从地域上来说，我们是郴州同乡。他的散文作品几乎全是湘南乡村——八公分的记忆，那些旧器物无不真实地展现着一个时代的过程，更成就了一幅鲜活的湘南农村日常生活的世相。
黄孝纪所写的旧器物，我样样经历过，在湘南的叫法也一样。鸡笼、鸭笼、潲桶、水桶、竹蓝、扁担、八仙桌、长凳、板凳、犁耙、脚盆、火筒、木甑，这些日常中的器物，正是湘南农村生活的基础形态物，构成了湘南生活朴素的韵味，积成了现在的文本。因为有了生活的语境，作者自然写起来轻车熟路，角色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乡土的精神交集。
当下乡土散文写作完全是一种非功利的写作，堪称精神的乌托邦。许多乡土散文作家在写作这类文本时，完全是寄托于精神之上的一种书写。黄孝纪的这部作品却告诉我们，在湘南，近半个世纪的乡村就像一部苦难史。人们从贫瘠的物质生活中走过来，日子被所谓细小的器物套牢。在我看来，《瓦檐下的旧器物》应是当下南方乡土叙事的精神样本，也是当下乡土散文创作值得打量的主流价值思考。
首先，它摒弃了惯见的宏大叙事写作手法，改由“细碎化，庸常化”的展现来书写乡土生活历史的叙述方式。《瓦檐下的旧器物》没有宏大叙事的架构，没有刻意植入意识视角和道德评判，更没有特别关注时代的特殊意义，纯粹地书写乡村，书写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在乡下，所有的命运都必须与这些器物所相关联，它们关乎于乡村的种种，乡村的奋斗，乡村的喜怒哀乐，和乡村的命运史。这些器物绝对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内涵，只是简单地表述了那个年代里的人，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状态。事实上，这部书铺开了一条岁月的绳索，一头系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湘南乡村人，另一头系着新世纪后那一代湘南乡村人的命运转换。作为一种时间脉络，老器物的出现，或者消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演绎与挣扎。
在这部散文中，最难得的是，作者喜欢通过器物把与之相关的亲情、家人、血脉这些富有生存意义的情感轻松托呈出来。通过老器物，突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突出湘南乡村特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在湘南，老器物就是一个乡村的味道，与人及人的生活粘贴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神的气场。作者在自序中把八公分村的亲人，孩提的小伙伴，同学，邻居，都一一提及。开头一段就将家庭情况及父母的年龄差距，三个姐姐，以及未曾见面过早夭折的哥哥和姐姐，用简短的描述，将家庭沉重记忆作了一次阐述。略笔数语，将聚散无常，苦难无言的生活状态，感知传统乡村社会中人性的阵痛。
其次，它构建了南方乡村社会的乡土之魂，由“漂浮化，传统化”的乡土美学向新的审美形态扩展。《瓦檐下的旧器物》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讲述的是湘南农村的日常。文字中，包含着湘南乡村的民俗、起居、建造、红白喜事以及八公分村的变迁。旨在为一个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忆，为自己的乡村立传。它的特点是，器物在生活中叙述，在叙述中对话生活。一个作家的构思成败，处决于是否会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事物。作家一旦完成最初的构思，作品就会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城乡快速转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有人为乡土文学的命运表示堪忧。反观当下乡土写作的主体，以刘亮程、谢宗玉等为代表的实力派作家则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乡土中国”不断崛起，书写乡土正成为中国气象。尽管当今乡村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文学的创作正面临着新的创作观念，和新的创作视野。在这本书里，我也读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向上的精神力量。
当然，黄孝纪所写的旧器物许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在新的城市发展进程中，许多人的年龄、经历，都正好与他的生活相吻合。特别是南方发达沿海城市中，还有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这帮人正成为城市中的中流砥柱。他们离开家乡，离开乡村后，更思念乡村，思念那些老器物。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复活了南方乡村的范本，空间也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之魂的本质还保留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灵魂漂浮，在奔赴城市的道路上，由生计的压迫上升到追逐梦城市生活的本体中，异常焦虑，异常漂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遭遇与城乡两不搭界的迷惘与期待，也乐于寻找类似的精神寄托。而作者在面向乡村文化表述时，却流露出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游离。也就是说，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已经不能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精神景观。只有通过朴素的人物命运一起，才能有血有肉的书写文本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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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檐下的旧器物》读后感(四)：黄孝纪：消逝在岁月深处的乡村旧物
转引自《甘孜日报》
我的故乡在湘南山区，是一个名叫八公分的偏僻村庄。1969年我出生在这里，其时，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三十八岁。我是家中最小的，上面三个姐姐。三姐比我大三岁，二姐比三姐又大三岁。可是，我的大姐比二姐却大了十一岁，这中间的差距，我是童年里在母亲的眼泪中才渐渐明白，那里曾有她几个早夭的孩子，我此生无缘谋面的哥哥和姐姐。
我有记忆的时候，大姐已出嫁到江对岸的牛氏塘，那时叫油市塘。这是一个仅有一条青石板合面街的小村，两边是青砖黑瓦的吊脚楼，溪流绕村，高树林立。这里地处要冲，是远近乡人往来行旅的必经之地，街面上有打铁铺、裁缝铺，还有供销社。曾有多年，我常跟随母亲，走过江上的木桥，穿过一片树林，来供销社买盐买煤油。
童年里，我们一家五口居住在一栋青砖黑瓦马头墙的大厅屋一角。这栋老旧的大厅屋上下两个厅堂，中间隔着石砌天井，一共住了五户人家，下厅两户，上厅三户。我家在上厅，紧靠着神台。每户人家的房屋都很逼仄，进门是灶屋，里间是卧房，由卧房一角的板子楼梯，连通木板搭建的楼上，各家的陈设也基本相同。
在我们家，灶屋里砌着一个四方形两灶孔的大正灶，两条宽板长凳靠墙摆放，交于墙角，像木匠的大曲尺，半围着象征一家之主的正灶，其中一条正对着灶门口。灶与凳之间的通道，仅容屈膝而坐。灶上常年搁着乌黑的鼎罐和铁锅，灶的背面则立着一张长条状的灶桌。灶桌是洗碗和切菜的地方，在其横长的缝隙里插上接手板，悬空于灶面之上，摆上碗筷，又起到了饭桌的功能。灶屋进门的另一面墙，靠墙而立的，是高高的碗欃和一个瓦水缸。碗欃是平素放碗放剩菜的地方，本是漆了老红色，却因西墙的木格窗小，光线幽暗，与四壁及楼板的乌黑融为了一体。水缸上口有一块搁板，板上放两只宽口瓦钵，钵里各放着一只竹筒水勺，一大一小。每天早晚，家人担了木桶，挑来井水倒入水缸，此处的地面，长年潮湿。灶屋是我们一日三餐吃饭喝茶休息闲谈的场所，烟火岁月，多是在此度过。我的学业也与灶屋息息相关，开蒙上小学后，每到夜晚，吃过饭后，将煤油灯盏移到宽板长凳，双膝跪地，伏在凳灶之间的空隙里写作业，有时一不小心，额前头发就被灯盏的火焰烧得焦臭。即便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学期都有奖状，是我父母最大的荣光。
卧房与灶屋一门相通，是我最初来到人间的地方。曾有多年，靠墙是两铺曲尺状摆放的木板凳床，铺了稻草和席子，被褥陈旧，我和父母睡一床，二姐三姐睡另一床。床下的空间，多用来放置大厚饼状的炭块，以及炭箩、炭筛等杂物。卧房北面有一小木窗，窗下靠墙立着一个老红色的矮书柜，虽说是书柜，却并没有书，而是装了一家人的补丁衣服和杂物，一个常年装鸡蛋的旧瓦罐，也是放在柜子里。西墙开了一条侧门，通往屋后的青石板巷子，打开侧门的时候，光线一下涌了进来，卧房顿时亮堂了许多。靠侧门的墙角，是一架板子楼梯，斜搁在楼梯口的木梁上。楼梯下，放着锄头、镰刮等长柄铁农具，还有两只解小便的木淤桶，嚯嚯的响声，常在日夜响起。淤桶快满了，母亲就会从侧门提出去，挑到园土里，浇灌菜蔬。一直以来，我们家总是养着鸡。多的时候，要装两个鸡笼。到了夜里，鸡笼提进卧房或灶屋，每当公鸡打鸣，很是响亮。
楼上自然以大大小小的粗陶瓦瓮居多，装米的，装油的，装红薯皮的，装花生豆子的，腌咸菜酸菜的，不一而足。板箱、蓑衣、斗篷、谷箩、米箩、簸箕、米筛，用来装棉被的四脚矮柜，甚至干柴，也都放在这里，随时取用。楼上最大的器物是谷廒，它是一家人的粮仓，廒里的亏盈，牵动着父母的忧乐，关乎我们肚子的饥饱。我的二姐、三姐长成姑娘后，她们的凳床搬到了楼上，下面的卧房显得略为宽敞些，而楼上则更拥挤了。
那时的大厅屋是五户人家共用的，各家都砌了一个煮潲的大砖灶，每天早上，家家户户挑水，剁猪草，煮潲，厅屋里烟尘弥漫，浓浓的青烟在天井口汇聚，升腾而上，飘散在高高的瓦屋上空。厅屋里人口多，养的鸡鸭鹅狗也多，鸡笼、鸭笼、潲桶、水桶、竹篮、竹筛、扁担、八仙桌、长凳，种种家什，都要一处安放，也就显得局促了。四时八节，一个厅屋的主妇们，先后在神台前化纸焚香，虔诚祝祷。遇着娶亲嫁女的喜庆日子，厅屋里摆了酒席，宾客满座，喜气洋洋。而在老人去世的时候，厅屋里停放着黑色的灵柩，点一盏神灯，也有几分让人望而生畏。冬日长闲，厅屋里常有匠人驻足，做木工，打砻，编织蓑衣，修补套鞋，引来众人围观。出红薯烧酒，也是这个季节，洗净的潲锅添满发酵好的红薯酒糟，盖上罩盆，用竹管连接矮桌上的过缸。过缸里加了冷水，用来冷却夹层里流淌的酒蒸汽，过缸下面，摆放一只酒坛。当灶里的柴火熊熊燃烧，要不了多久，过缸里的冷水就渐渐冒了热气，突然一声清响，一线清亮的酒液流出，源源不断落进酒坛，厅屋里弥漫着淡淡的酒香。
每栋老厅屋的大门外，都是一条光亮的青石板巷子。巷子纵横交错，连通村庄的每个角落，连通通向村外的石板路和石桥。每天，挑水的人，喂猪的人，上茅厕的人，出门干农活的人，放学回家的人，以及鸡鸭猫狗，脚步杂沓，在巷子里来来往往。巷子脏了，一场大雨过后，又光洁如洗。在夏日，巷子里南风吹拂，十分凉爽，我们常在此玩耍，下棋，跳绳，踢鸡毛毽子。夜幕星空之下，巷子里摆了各家的竹椅、长凳、矮凳，邻里们聚在一起，或吃饭，或乘凉，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深冬大雪纷飞的日子，巷子里铺了厚厚的白雪，瓦檐下垂挂着长长的雪杆，晶莹剔透。我们踩雪，堆雪人，抱了长竹篙敲打雪杆，不亦乐乎。
在我童年所居住的大厅屋的大门口，是一条青石板路和一条石砌水圳，流水清澈，沿着村前自南而来，附近的人，洗衣物，洗猪草，常在这里，十分方便。这条石板路和水圳，一路并行，向北穿过一片杂屋、猪栏、茅厕和池塘，就到了规模宏大的黄氏宗祠，绕过宗祠的背后和那棵高大的古枫树，就出了村庄。宗祠年代久远，雕梁画栋，却保持完好，是村庄的重要公共场所，村中有红白喜事，就放在这里办酒席。宗祠里有戏台，是演古装戏的地方，有很多年，每年春节期间，就会有乡村的戏班子来演多日的大戏，远近村庄的人都来看戏，盛况空前。宗祠的旁边，有一栋两层的小瓦房，是我们村的小学。这里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到了三年级，就要去邻村的羊乌完小。
1982年冬，我刚上初中，我们家搬进了新建的瓦房，在村庄的南端，此时，大集体解散，分田到户。这里视野开阔，光线很好。屋前是一条清澈的溪圳，溪岸下是我们家的小鱼塘，推而远之，便是稻田、江流和山岭。屋旁有我家的一块小禾场，毗邻的，是更多更大的禾场，那原本是各生产队的。一年里，禾场大多数时候是空置的，是村里孩子和少年打陀螺的好地方。每逢夜里放露天电影，宽大的银幕挂在禾场边禾屋的墙上，禾场上摆满了长凳，或坐或站，满是人。禾场是晾晒谷物的场所，那时候，五谷杂粮，村人都爱种植，不让土地闲置。初夏割了小麦，挑到禾场打麦子，晒麦子。黄豆、高粱、花麦、子、花生，也都是在禾场晾晒。到了割早稻割晚稻的那段日子，禾场上就更忙碌了。每天上午，各家从稻田挑来的稻谷，将一块块禾场晒满。傍晚太阳落山，家家户户又将竹扫帚、刮板、谷箩、风车、撮筛、杆秤诸物一股脑搬了来，收谷，车谷，过秤，挑谷，禾场上一派热闹景象。
村前这片广大的田野，养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那个传统的农耕时代，村人视田土山为命根子，视牛为珍宝。随着四季的轮替，农夫驱着水牛、黄牛犁田，耙田，种上水稻。为让稻田保存良好的地力，村人割来草叶，挑来牛栏淤和猪栏淤，踩入泥底，作为稻田的有机肥料。农田里的各项水利设施也能得到良好的维护，山塘是蓄满水的，江流溪圳也是满的，渡槽是通畅的，稻田里的禾苗生气勃勃，成就了多年的丰收盛况。于今看来，这也差不多是故乡农业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建新房的热潮随之兴起。故乡青砖黑瓦老宅的周边，大量的新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1987年我高中毕业，顺利通过高考，考取了中专。从此，我渐渐远离了故乡，成了一名异乡的游子。而时代的巨变，也急剧影响着这个偏远的传统山村。在改革大潮和打工热潮的裹挟下，村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开始大量涌入广东，进入城镇的工厂流水线和建筑工地，打工的收入远胜于耕种。潮流浩荡之下，村庄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每到耕种收获季节，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大多会回流村庄，帮做农活。渐渐地，雇请留守在村庄的老年人和妇女代为耕种，或者将土地转包，成为风尚。田土山荒芜废弃者，越来越多，有时一场山火，昔日郁郁葱葱的油茶林连片烧毁，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多年之后，故乡这个近千人口的大村，没有人养牛养猪了，鸡鸭鹅狗都很少了，犁耙无用，磨坊倒塌，榨油坊拆毁，池塘干涸，田园多有荒芜……
2005年，武广高铁动工修建。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因为铁路线南北贯穿而过，被列入拆迁范围。那些青砖黑瓦的老宅，那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成的瓦房和平房，大多夷为平地，包括我家的那栋曾经的新瓦房。新村异地而建，全是装修一新的楼房，大多三四层，与城镇小区无异。那些曾为几代人所熟悉的旧时的乡村器物，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被抛弃，被遗忘，渐行渐远，消逝在岁月深处。
八公分，这个湘南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数十年来，它的沧海桑田，起伏沉浮，成为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兴起和加速，让八公分村日新月异，乡人不再局限于农耕，人们的生活更为丰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它也令人感伤，那里曾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民俗风情，那里曾升腾着我们的炊烟岁月，那里留存着我们南方乡人的所有记忆，沉淀着几代人的艰难、苦难、努力以及欢愉。然而，世易时移，很多物事离我们越来越远，包括那些青砖黑瓦下的乡村旧物，生活一切一切的苦和甜，不复以往。
于是，我常想，对于那些曾与我们亲如肌肤的，一代代农人的乡村旧物，对于那也许将成为历史的农耕文明，我们既然无法将它们一一挽留，那么，就让我们趁着它们的背影还未曾遥不可及，趁着我们尚保有深刻而温暖的记忆，用真实而朴素的文字，一颗赤子之心，尝试将它们列入一个永不褪色的记忆的博物馆，为几代人的乡村生活、乡村记忆立传。
如此，当我站在半百人生的驿站回眸来路，回眸那蒙尘远去的旧器物的背影，我愿意在我的文字里，将它们一一抚摸，磨得锃亮，让它们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2019年8月8日写于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