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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黄昏》经典读后感10篇
日期:2022-03-23 03:02:04 来源:文章吧 阅读:

《土地的黄昏》经典读后感10篇

  《土地的黄昏》是一本由张柠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一):浸猪笼的想象与现实

  《土地的黄昏》是作者张柠关于中国乡村的微观分析,这是一本读起来费劲又容易理解的书。之所以读起来费劲,是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而且涉及的知识也比较多(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掉书袋较多),比起我以前读过的关于乡村的书籍的内容要多得多。然而如果就某些具体方面而言,其实读来还是比较轻快。因此,我倒是建议读本书的人,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章节读起,比如我感兴趣的大概是农具(第五章),你可以比照李锐的《太平风物》来读,还有婚姻(第十一章),儿童经验(第十三章)。

  在农具一章,作者还特意提到了牛,矫正了人们关于孺子牛的想象。其实,牛并非能挤奶,而更多的是充当着农民的胃,农民的兄弟,帮助农民顺应天时进行耕种。这使我想起了《太平风物》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如何保护自己的牛。同样,作者借由农具,引申出了农民为什么不喜欢机械化农具,因为农具的要求除了节约体力,比如锄头够长,农民才能不用那么弯着腰干活,但是还要有在场性,除草剂是很好用,你撒完就可以回去打牌了,但农民不会感觉这是自己干的活,引申一点,就是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关于乡村婚姻的前面一段,就确实让我恍然醒悟的感觉。作者说,在乡村“通奸”并不是大事,子女恋爱才是大事。这肯定会让诸多看过反映民国时期的港产片的读者为之一惊,如果通奸不重要,那“浸猪笼”怎么办?确实,浸猪笼的桥段在港产片中不必少见,杨怡当年出道时就演过“浸猪笼”。然而,作者认为,通奸其实不过是个人行为,损害的只是配偶中另一个的利益,反而子女的婚嫁,影响到了继承、子嗣、家族等,这才是头等大事。在农村,人们谈论“通奸”者往往是暧昧的,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本人。

  于是,我特意去搜索了一下“浸猪笼”。第一个发现是,在维基百科里只提到了浸猪笼是私刑的一种,而百度百科才提到了由于男女通奸、作奸犯科被浸猪笼,而在一片报道(http://roll.sohu.com/20130227/n367325044.shtml)中,被浸猪笼的原因是由于偷东西。我想,比起通奸而言,偷东西显然更为严重,因为后者破坏的是整个村落的治安秩序。于是,我有一个猜测就是浸猪笼更多的只是影视作品的表现方式,因为这样人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人流泪、有人求情,然后有人临时拦阻,比劫法场好看多了。

  当然,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的重要一面,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农村的未来。至少,中国传统意义的农村政治瓦解,而新的秩序的建立,除了有赖于城镇化的大课题,或许还得回归到中国长久的乡村经验上。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二):怅望千秋不同时

  有人说距离能产生美,但其实距离也能产生隔阂。

  我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但不敢用“土生土长”这个词语,因为远在我的祖辈就早已远离了土地。身为城市人,我的记忆中只有儿时的泥巴,工地上沙土,昏黄的沙尘暴,还有令人头疼的尘土,然而我没有获得过土地的滋养。

  在我经历中的教育中,农耕时代的中国被描述为保守、落后和缓慢的,而且充满了暧昧的矛盾。我们一方面从陶诗中幻想田园生活的惬意,一方面却又对“小国寡民”的农耕愿景嗤之以鼻;我们一方面强调我华夏的悠久博大,另一方面却总是说着我们还差得远;我们一方面说着工人农民大团结,另一方面却早已记忘记我们早已成为非工非农的小市民……

  我们对滋养了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是陌生的,我们对乡村是陌生的,我们对土地是陌生的。户口页上的“农业”和“非农业”,把中华儿女几千年来共用的身份(庶民)最少分割成了两个阵营。然而就在我们还未弄明白想清楚“自己是谁,自己从何而来,自己往哪里去”之时,“土地”的时代已介黄昏。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我们不再是“大地之子”。

  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了“三千余年的大变局”,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却发现“变局”在中国的土地上依旧在持续。

  这本《土地的黄昏》以一种深沉的笔调,向读者描绘了作者理解和阐释的乡村生活。我并不熟悉作者笔下体现出来的西方社会学视角,也不熟悉乡村生活的样貌,但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身为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化的转变的过来人,作者对乡村生活有着割舍不断的亲近之感,在面对日益消失的乡村文明,作者并未臧否两种文明的价值,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对昔日的怅惋,那是一种乡愁,那是一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无奈,越是记忆深刻,越是难舍难离。身为城市人,我有时也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失去家园般的怅惘,因为城市的变化,儿时的记忆多被这种变化而扭曲,这就成为了一种失落的感伤。然而,我的伤感是个人的,而作者的伤感则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因为我们正在失去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坚持的节奏(与自然协调的节奏)。

  如此笔端带有感情的叙述,在当下的著作之中,是十分罕见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如下的说法:

  城市是石头的、理性的、计算的、消费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约的、交换价值的。

  乡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产的、熟悉的、整体的、血缘的、使用价值的。

  作为边缘人的作者,在剖析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他既把“城市和乡村”的特征融汇于笔下,又承担了混合过程中的冲突、撕裂和迷乱。

  最后,我想引用一首艾青先生的诗作,献给本书的作者张柠先生,感谢他为们带来的“土地”——虽然已到了夕阳无限好的时刻,但我们依然有机会守住自己的根基。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三):乡村记忆的回光返照(余世存/文)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都市化进程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内部结构及面貌均产生了极大冲击。许多学者纷纷指出,大集体时代,城市通过剪刀差对乡村进行了剥夺,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和原始积累。改革开放后,城市继续剥削农民的劳力,而户籍制度的藩篱继续将为城市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乡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如果说,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对于作者多年的乡村经验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抢救式发掘”,那么,江子的散文集《田园将芜》则从文学角度,为农耕文明唱起了一曲挽歌。巧合的是,张柠老家为鄱阳湖边的江西都昌县竹林窿张家村,而江子的老家则是江西吉水县枫江乡下陇洲村。当然,乡村的没落不限于江西一省而是普遍现象。当城市日渐发达之后,我们的乡愁如何寄托?

  除了农忙季节生产能手被夸赞外,农民平时也并没有被高看多少,他们只是“会玩泥巴的人”,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儿。农村人的苦难、农村生活的单调、宁静得窒息的封闭、未被污染的愚朴、一经污染即失去规矩底线的奸猾等等,应该是人们共同的记忆。

  【乡村已经失去了精气神】

  《土地的黄昏》几乎是词典意义上的现代中国乡村图景。一个掌握了海量的现代观念、术语、名词的学者,对他经历过的乡村生活进行打量。或者说,在书斋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乡村经验突然打开记忆的闸门,在书斋里的各类词条下归队、整编。

  跟“田园牧歌”的文人传统叙事不同,跟“讴歌农民文化”的民粹主义叙事不同,跟我们现代人寄托的“农家乐”叙事不同,作者笔下的乡村已经失去了精气神。这其实既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历史趋势:现代史上的半殖民化、半个世纪前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十年来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乡土中国可谓进退失据,无多少应对、还击或校正之力。

  乡土中国最有活力灵性的人物和最宝贵的资源都进城了。从民国史上“土豪劣绅”,到今天的“老弱病残”和“垃圾场”,乡土中国在百年发展中,几乎每况愈下。大炼钢铁对生态的破坏为很多人诟病,但在最近一二十年来的现代化破坏面前,它几乎是可以忽略的。而无论作家学者如何吁请农村青年留在乡土进行“本土实验”,有梦的青年男女们仍要背井离乡,去深圳、东莞、福州、温州、三亚等地打工。无论今天执政者和社会志愿者都希望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二次城市化,如何关注到“居士农场”、“合作农庄”、“观光农业”等等正在国外方兴未艾,但在我们这里,众多的中国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仍做着一次城市化的好梦。

  作者对乡村的解读符合这一历史性趋势。毛泽东的乡村实验(“人民公社”)在规模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了梁漱溟和晏阳初等“改良主义者”,从而几乎中断了现代化转型的乡村进程,使乡村中国有着较为稳定、封闭的三十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一两代农民或说“农民之子”因此有了难得的乡村记忆。但如作者揭示的,这也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曾在这“回光返照”里观看过的乡村少年记忆或有所不同,比如作者说,乡村的成人生活也具有自身的特性,他们把务农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由此越是亲近土地的劳动越被看做高尚,越是接近农民身体的劳动越被看做卑贱,比如剃头匠和裁缝等;但在我的个人记忆里,除了农忙季节生产能手被夸赞外,他们平时也并没有被高看多少,他们只是“会玩泥巴的人”,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儿。农村人的苦难、农村生活的单调、宁静得窒息的封闭、未被污染的愚朴、一经污染即失去规矩底线的奸猾等等,应该是人们共同的记忆。

  【中国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在作者笔下,黄昏的土地上响起的不是牧歌、挽歌,而是他不动声色的解说。家具、农具、玩具、游戏、变态人格、婚姻、职业、农民的表情和姿态、时间和空间等等,都在封闭自足中日益支离破碎,露出了败相或恶相。以吃喝为例,春节的大吃大喝有散财仪式,夏天双抢的一天五顿饭、四斤大米,只是劳动力跟土地的能量交换,冬季吃两顿则不仅节省了粮食,也节省了燃料……

  作者几乎为我们百科全书式地呈现了现代中国乡村,有都市和书斋这两大参照,本书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其中有层出不穷的隐喻和新的信息。如从城市清除“牛皮癣”的现象中得出结论,“把都市经验中的杂乱无章和混乱破碎的巨大成本转嫁给乡村和弱者,正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土地的黄昏或说乡土中国的末世,一方面是文明进程的必然,一方面是中国都市发展的贪婪所致,即在我们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如此不负责任,如此贪婪无耻、充满罪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乡土中国为其“垫背”,为其埋单。而乡村也更大地报复了都市,即虽然都市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剪刀差”,并度过了“短缺经济”,但我们中国的都市人在心性上跟末世农民并无不同,我们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作者认为,仅仅有对破碎经验的迷恋是不够的,寻求新的整体性,寻求有效的叙事结构以及支配它的新的价值观念,是当代叙事者的艰巨任务。由此可知作者的用心。而寻求新的整体性不仅跟黄昏相关,也跟清晨相关。乡土中国是如何从清晨走到黄昏的?原初的合理性和共同体之善如何演变成不合理和公共之恶相的?牧歌如何转化成哀歌的?借用布坎南等人的语言,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文明模式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败的。这种考察,不仅是智力的精进,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参与世界演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如作者所说,无论关心都市,还是关心乡村,关键在于是否做到了个人的“自我启蒙”。

  (来源:新京报)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四):像农民一样耕种不止

  《土地的黄昏》是以这样略带忧伤的美丽开始叙述的。于是,先前因为封面上“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这貌似抽象的学科性质明显的副标题,曾经带给我的距离感也便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种久违的亲近。

  他以乡土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层面——器物层面——与心态和意识形态的种种关系做为切入点,着重关注了“乡村的家具、农具、玩具、食物和服装这些东西,以及他们对于乡村和农民的影响和控制”,还特别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只能依靠怪诞或残酷的现实主义作品才能被葆有和呈现的现状,剖析了现实制约乡土文化表现的种种客观因素,和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并明确了自己关于“那些所谓的乡土文化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才现实性的角度还是假定的角度,反映的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文化模式,而仅仅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体和语言形式”的判断。

  《土地的黄昏》不同于怪诞或荒蛮残酷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不同于艰涩的乡土分析性理论教材,它介于二者之间。它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土地的黄昏》中,张柠以分类学的构型方式,精准地描绘了中国乡土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他条理清晰地为阅读者呈现了乡土世界生活表象背后的某种结构性,另外行文上作者采用了散文式的叙述,让人能轻易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用情之深。可以说,作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那些即将消失的乡土文化,也为那些迷失的农民葆有了我们熟悉或陌生、失落或保留的乡村镜像。

  我不是农民,也从来没有过类似于耕种的经历,但是透过《土地的黄昏》对乡土文化全景式描摹,我依然获得了像农民一样耕种不止的生命智慧。

  张柠说,阅读也是满足一种走进去的奢望。我相信这一点《土地的黄昏》已经实现了。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五):面对农村经验的写作

  1.了解一下作家们的写作嗜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嗜好的不同有时也会影响到写作风格和文本结构,正像弹琴姿势的不同也会影响对曲目的不同阐释和音色处理。巴尔扎克喝着咖啡写,海明威习惯站着写,大仲马因题材的不同而选用不同颜色的纸写作,当门铃一响,福楼拜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中明确说自己不喜欢太大的书桌,同样,翻译家戴骢习惯在厨房中动手,“一边是孩子的吵闹声,一边是我太太的麻将声,在吵闹声和麻将声的交响之下,我开始翻《敖德萨故事》。”“一平米见方,这逼得我尽可能少地去找参考资料,也是发挥我潜力的办法。我真担心,别哪天把我从厨房间拉出去,我一本书也翻不出来。”

  相比这些坐在书桌前作家们,从《劳拉的原型》中,我们能感觉到纳博科夫习惯在车上用索引卡写作,这听起来是更像是一种旅途中扑克牌爱好的变种。一千年前,李贺同样在驴子上用纸条践行这一实用哲学。正如有人习惯像鼹鼠一样在晚上写作,也有人习惯写作时面对着清晨,享受着来自清晨的荣耀。

  2.也常常听人说面对着电脑写不出东西来,也有人说面对着嘈杂的环境写不出来,面对着干净整齐的大桌子写不出来,或者面对某一对象写不出来等等。在读张柠的《土地的黄昏时》,我在想,写作就这样根本不是一种超时空的行为,而是面对某物、某一场景而进行的行为。正像海明威提到了一个很终极的面对:“不同凡响的作家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他的语气中颇有自负的味道,“不同凡响”一词无论是用于自己还是冠以别人时,自负的效果都会如出一辙。

  3.《土地的黄昏》中,作者面对农村的经验、土地的黄昏、农村时空观、器具等进行写作,他所面对的黄昏这一时段,决定了整本书无可避免的挽歌基调。书中逐步道出了农村经验的、古典力学的、生产价值的、节约原则和在场原则的、手工价值的、整体的人、人与自然能量交换的黄昏。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的黄昏,碎片化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对时空观的理解,体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卡尔维诺在他的《寒冬夜行人》中这样写道,“今天写长篇小说也许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现在的时间已被分割成许多片段,我们度过的或用于思考的时间都是些片段,它们按照各不相同的轨道行驶与消逝。时间的连续性我们只能在历史上那样一个时期的小说中才能看到,那时的时间既非静止不动的亦非四分五裂的,可惜那个时代仅仅持续了百年左右,后来时间的连续性就不复存在了。”芭芭拉·弗拉纳根在《精巧之家》中,对闹钟这一器具的分析上,比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低,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就越模糊。”

  在黄昏的斜照中,作者突出了社会学的、个人经验的和微观的角度。以吉登斯的《社会学》作为微观角度分析的依据:“微观研究反过来对于解释宏大的制度模式是很有必要的,显然,不管规模多么庞大,面对面的交往是所以形式的社会互动最为重要的基础。”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为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一种非形而上的体系化努力,而是时时刻刻面对惊奇和未知的准备。这便是一种个人经验的归纳方式。

  书本身是野心勃勃的东西,它们随时准备一跃而起,这是对一种生存方式的“清算”,使其变得可以理解、可被把握。在农村的时空观、乡村器物、社会等级问题、身份和职业问题、农民生活等方面,“从一种基本的对土地的‘感知方式’或者说‘情感方式’入手,进入现象的综合描述,再对矛盾和对立因素进行描述,最后进行的是对经验描述及其符号体系的编码工作。这是我的研究思路的基本模式。”作者努力把捉这种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节奏和细微音色,笔下的农村作为工业社会的对立面被把握、分析和得以存在。这种分析把握又是以一种工业化的分类方式进行,农民不会这样思维,也没有这种思维的习惯,他们不会面对一个农具而去分析它们何等程度上成为了自己生存方式的镜像。农民永远是这样一种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

  4

  “土地的黄昏”会像冬天的黄昏一样短暂,没有长时间的夕阳斜照,常常在不经意间已经从日落西山过度到夜晚,天变成了黛青色,家家户户开始晚饭,村子里安静下来,并准备进入睡眠。同样,我们也很难意识到农村生存方式的转变,不经意间我们一代人开始脱离了土地的生产价值,成为了仅仅拥有农村户口的人。张柠面对黄昏的这段思考,帮助我们厘清我们过去的生活和无意识行为的意义。顺着他所面对的方向看过去,在城市的晚餐前,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稳定的时空观如何被打破,一个完整的人如何变成了碎片。

  5.我个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中间外出上学,现在又返回老家所在的县城工作。我始终不曾脱离农村,但我又确实往返在两种不是农村的地方,面对着农村经验的双重改变:一边是不断城镇化的农村,一边是农村色彩的县城。这种城乡结合部体现了一种生存方式的慢慢瓦解,并正在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接受和推动这一瓦解进程。我不知道我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属于农村。我是否还以劳动为目的,继续信赖劳动和生产、信赖古典力学的安全和温暖、信赖在场的面对面交流?我会像一个“农民”那样抠抠唆唆,能不花钱不花钱吗?也许我们的下一代将不再有这种感受了,他们不再去面对双重的家(一个农村老家和一个城里的新家),对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的理解也将变得不同。正像有一天我的外甥指着门前的车磙问我:

  “舅舅,这是什么啊?”

  玟涛 2013年6月11日

  《土地的黄昏》读后感(六):陌生的乡土世界

  自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出版以来,本土人类学成为了研究的重要手段,手边的《土地的黄昏》和《浮生取义》恰恰是最近出版的两部本土人类学作品,前者的作者张柠是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后者是北大宗教系的教授。这两本书分别写的是中国江西和河北的乡土社会。我想不妨将两本书对比进行阅读,会比较有意思。

  一

  在《黄昏》中,张柠将自己的家乡竹林垄村的生活,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方式,通过时空、器物、食物等具体的关键词加以串联,从而得到一个个微观的乡土世界。在乡土的描述过程中,我们似乎是被当做了外国人,作者作为本地导游努力通过半生不熟的语言向我们介绍着乡村里的种种。

  在这个世界里,看到的不是鲜活的生命,而是具体的抽象的概念。当然,我们必须说作为文学教授张柠的文笔,仍旧让我们感觉到与生涩的社会科学作品有着截然的区别,但是我们必须思考他为何会运用这种理论化的语言来进行乡村经验的描述。

  这部书虽然没有太多的注释,但是通过具体经验的描述,让我们感觉到了具体的乡土气息。这种乡土生活,本身就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曾遥远。

  二

  《取义》中则是通过对于河北肃宁地区的自杀现象的描述与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正常人却选择了死亡的道路。对于自杀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海子之死,让人们一下子关心开诗人的自杀问题,但是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加剧,正常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慢慢开始出现狰狞的面孔。

  带着中国自杀率日益增多的趋势,吴飞开始了他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调查活动。幸好有在派出所和医院的同学,他能够方便地查找需要的档案资料。在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档案中,隐藏着怎么样的一个乡土中国。我想这是吴飞想要通过描述告诉我们的。

  他的看法与涂尔干经典著作《自杀论》不同,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非正常死亡,并非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脱序造成的,而是因为传统伦理瓦解,人们却无法找到更为合适的生活伦理造成的。

  三

  张柠虽然试图运用文化人类学家的笔法对中国的乡土社会进行客观地描述,但是我们在他冷峻的笔法背后,看到的却是一幅文人式的咏叹。吴飞运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一个个的自杀故事,但是在故事背后却是对于现代化冷峻的思考。虽然两本书都已经是当代文化人类学教科书般的典范,但是我总觉得两者对于乡土社会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

  在张柠教授的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仍然保持着传统男耕女织的传统,人们看起来依旧淳朴和愚昧。这种描述,本身非常符合西方人类学对于传统社会的描述,或者说基本上就是文化人类学视野的基本描述。但是,吴飞笔下的乡土社会,却已经并非是自然社会,而是更加贴近于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有爱恨情仇,会因为各种原因选择自杀。吴飞在自杀问题背后,看到的是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

  文化人类学强调的他者的视野,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早已经不再是问题,脱离了乡土世界进入城市世界,是叫自然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重新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两位学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一个延续了费孝通以来的本土人类学描述,一个采取了自杀作为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两者的问题意识不同,其行文也必将会有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对比两本书的写作的话,我宁可认为吴飞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更加敏锐,而张柠则更加保守地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手法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拆解。

  结语

  两本经典的文化人类学本土著作,对于中国的当下意味着什么呢?在张柠的笔下,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乡土社会,而在吴飞的书中,我们必须苦苦思考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问题。我不能说张柠的描述,更加符合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但是我必须说这种立足于现代化的人类学描述,仍然需要更加深刻的反思。而吴飞则通过乡土社会中的自杀问题,敏锐地感觉到了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人们在夹缝中不得不自杀的困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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