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旧人物》是一本由叶兆言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书收录了数十篇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小品文，其作者叶兆言是叶圣陶先生的孙子，所以书中许多掌故旧闻都是鲜有人知。民国是传统和现代、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等等因素对立又交融、互相建构同时又互相消解的沉重时期，而作者却努力用小品文这种轻松的形式展示这一时期人物的复杂性。写潘汉年早年混迹上海文坛那篇令人印象深刻。
●三星半
●八卦
●又见西南联大，惭愧居然在昆明居然没来得及朝拜
《陈旧人物》读后感(一)：消闲之作。
消闲读物，不过在只言片语中叶兆言对现代作家的品评更有价值，特别是对一些形成思维定势的作家，从作家的角度去谈作家更有意义。例如对沈从文的评价，只要看过沈从文全部作品的都知道，1949后他的不写作政治只能是背景，主因还是他在1947年左右已经进入了瓶颈期了，可惜总有人一叶障目。 PS，上海S姓作家给胡乔木抱怨没书房，其实这房子得到后他转手给了儿子。
《陈旧人物》读后感(二)：从《陈旧人物》想到《安持人物琐忆》
我看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其中有几篇还挺感兴趣。一篇有关吕叔湘，另一篇是王泗原。感兴趣前一篇，是因为原来知道这是一位语言学大家，但此文说到了他在语言学之外的一面；后一篇的王泗源我不知道，但他做的事情及其做事情的场景却让人有所感。
挺想就此写点什么。为避免“抄书”时往里敲字，先到网上去找，发现有关吕叔湘的一篇网上确实有，而且还被作为中学语文课的阅读篇目（“读完完成第11-13题”）。想一想还挺有意思：一个当代作家回忆一位现代语言学家的文字，被作为语文课的阅读材料。但仔细一看，这篇“阅读材料”是经过节选的，我最感兴趣的部分都被“节”掉了。比如文中引述老先生1980年代末期为《沙漠革命纪》所写题记中有关中东冲突根源的一段话就被删掉了，但这段话却真的非常能够显现老先生的人文关切和清醒认识，拿到今天看仍然很有启发意义。
有关王泗原的一篇网上也有，而且也是中学语文阅读篇目。但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篇文字本身，而是文中所描述的王泗原当年写作《古语文例释》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为此我到学校图书馆专门借了这本书想看看（原想买一本，但对自己阅读文言的能力实在没有信心，所以就想先测试一下：如果行，那就买一本），但一翻之下发现，叶兆言在文中所讲的使我最为之所动的内容——1970年代初期从干校回来，文字形成过程中与叶圣陶老先生的互动（非常感人），最后形成洋洋40万言——全部来自该书的“自序”。
我有些沮丧。不是对王泗原老先生的书，而是对叶兆言的文。叶兆言是叶圣陶之孙，我一直以为，有了这一层，《陈旧人物》以及《陈年旧事》中应该更多一些直接感受，少用一些“剪贴板”。说起来，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高了，即使有家庭背景做底，毕竟这些人、这些事的发生时间还是超出了作者的生活场景。
于是我想到了《安持人物琐忆》，作者陈巨来，述说清末民初文坛（书画界居多）大腕旧事。两书放在一起似乎可比性不大，我这里只是想说：“道听途说”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亲历亲为”沉淀下来的内容。这里不妨推荐一下：《安持人物琐忆》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八卦书，一本信息量很大的八卦书，一本带有很强作者主观色彩的八卦书。你不能将其作为“信史”来看，但可以帮助你揭开那些名人对外着力营造出来的公众形象，还原一个个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场景（顺便说一句，书中人物我最感佩的是袁克文）。
当然，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当下中学语文的阅读材料。
《陈旧人物》读后感(三)：乱七八糟笔记之，陈旧人物钱钟书
读叶兆言《陈旧人物》。坐着读，躺着读，翻到哪页看哪页。睡前回忆起有趣或有味的段落，觉得心满意足。
每篇都是写人，文人，旧时文人——但不限于作“文字”之人。从康有为到施蛰存，从齐白石到陈寅恪，作者用功之深，交游之广，让人羡煞了他的好时代和好身份。
也写钱钟书。从论文答辩上老师借《围城》，谈到如何选择钱钟书作为毕业论文。中途，叶先生来了这么一句：“毫无疑问，我太好高骛远，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钱钟书的粉丝。”心中一惊，倒回去看作者生年，是在1957，写作时间是在2009。掐指一算，叶先生写此文时已年过半百，何以用到“粉丝”这样的新潮文字？又写，别人问起为什么《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他“喋喋不休解释，一次次强调，一次次叫好，”“完全像一个拉赞助的。”又是扑哧一笑。有趣有趣，莫不是我水瓶座？年轻时卖弄新潮，尚在情理之中，人到中年仍然能够毫无生涩地使用它们，作者非得有份年轻的心才行——至少，要爱这个世界。
上次交笔记，谈乌尔斯·弗劳希格《莫扎特说话了》。老师红笔在旁批注：“太天龙八部了！”这才发现自己搞怪搞得老气横秋，实在算不得高明。所幸的是，在那些小小地方，倒有些潇洒。
去年我也写钱钟书来着，看了好些资料好些文章，杜撰了钱先生灵魂赴瓦普吉斯看群魔乱舞，探访魔鬼老朋友，途经成都，与小帅谈《纪念》，救我于作业之水火。有人批评有人鼓励，有人被气得吐血，有人一笑了之——仅作无赖嘴脸搪塞过去。钱氏大家，非我等小儿研究得的。但看不到山的全貌山的精要，看看山上一颗果子的晶莹剔透，也是有意思的。顺便提一句，小帅偶像有俩人，一是眉山苏东坡，另一位就是先生了。
另外，今天修改某同学的《消失的音乐季》，长难句看得我触目惊心，改啊改啊改，小朋友难过得差点哭起来。年少时不懂长句的可怕，如今读到长达一百五十余字的句子，才知道老师所言不假。不怕，不怕。只要心灵活泼不僵死，一切都容易。
老师递给我这本书时说：“拿去读，慢慢读，反复读。”阿弥陀佛，但愿我能有这样的耐心。
小帅的乱七八糟笔记
《陈旧人物》读后感(四)：话说浙江人当年在文坛有多厉害——《陈旧人物》摘抄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他说也可以把“陈”当作动词，也就是钩沉旧人物。确实，书中所列各位无论当初如何轰轰烈烈，拿到当今都已经“旧”了。但是，即使是旧人物，身上也总有些东西让今人扼腕、敬佩、或者忍俊不禁。所以，我就当一把文抄公，供大家欣赏——当然，最直接地，是你找书自己看。
这是第一段，话说浙江人当年在文坛的厉害。
近代史上说起一个人对地域的影响，首推曾国藩。人杰地灵，有了曾国藩，便有了后来源源不断的湖南人才。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能和湖南人叫上板的，大约也只剩下浙江人了。记得沈从文曾发过牢骚，说湖南人倔强木讷，怎么都得过精明的浙江人。他说这番话，是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正是蒋委员长得意之际，手下养着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浙籍大将，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炙手可热。湖南人有感而发，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不会这么说了。国共争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手里，湖南人终于深深出口恶气。出水再看两脚泥，历史最后证明，还是湘人厉害，以毛泽东领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胡耀邦，竖起手指数数，有一大串。
熟悉这些掌故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既是中心，又是风口浪尖。秦琼卖马，对处在愤青阶段的人来说，这段经历非常重要。毕竟是世界观形成阶段，有这个开始，才有后来的正果。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史书上说，毛经常去旁听蹭课，深受高人启发指点。蹭课听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长知识不用怀疑，变深刻也理所当然，感觉中他一定会有些郁闷，因为听来听去，都是些浙江口音的人在讲课。
当年的北大，差不多就是一个浙江村。先说大学校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像蔡元培这样堂而皇之、好玩一把同乡会的倒也不多见。在现代教育方面，蔡元培差不多就是祖师爷了，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据朱偰先生回忆，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后来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此后许多年，各省的大学校长和历任教育部长，按照朱希祖先生的说法，都是“蔡先生振拔之人”，所谓“枝叶扶疏，弥漫全国”。浙江人果然厉害，文武俱佳，一百年前已经证明。今天北京的浙江村居民，与当年同乡比较起来，口袋里银子会多一些，说到文化要逊色许多。竟然有这么多的系主任，清一色的浙江人，恐怕连地处本地的浙江大学，也不敢这样无所顾忌的放肆。当时北大系主任中，做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而诺大的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同样是浙江同乡会。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阴线鄞县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日后名声很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那年头像他们这样的浙江人，也就是中文系跑跑龙套，一个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个讲授新文学和东方文学。
说到近现代教育，蔡元培之外，还有一个浙江人章太炎绕不过去。这两个人都是光复会的领袖，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巨大贡献，到民国之后，又都把精力转到教育上。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蔡元培的门徒是教育界的权贵，章太炎的弟子则是文史方面的精英，是各大学国文或历史系的主任或名教授。一代通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与蔡元培乐意关照同乡一样，章太炎的弟子也多为浙江人。一九三六年，太炎先生逝世，其弟子十名联名呈请国葬。这十大弟子个个都有头有脸，都是显贵，以朱希祖为首，然后是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自然又是浙江老乡占绝大多数。
以上文字来自“朱希祖”一篇的第一部分。这里顺便考考你，下面这几个字怎样读：朱偰，夏元瑮，鄞县。
《陈旧人物》读后感(五)：僵死的往昔
人的过时，一方面是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是陈旧的思想。说起来有些令人沮丧：一旦被落入“历史”的长河，人似乎就会如同阴暗斗室里的古董沾染上灰尘，或如长久不吃的水果渐渐散发腐气，稍许靠近了些都会令人掩鼻而走。除了那些专业研究者们还会凑近而些瞧瞧这“发酵过度”的滋味如何，有些本是亲近的后代或许都表现出些许嫌弃之情。这并不需要诧异，正如克尔恺郭尔在批判柏拉图时所说：
他将认识之能力归于生命之回忆，于是人生的旅程竟成了追溯的航行…回忆是反方向的重复，那只是僵死的往昔…好一个僵死的往昔！人文学者们如同盗墓者一般将这些尸体挖出来，疯狂搜刮着他们身上还算有些价值的知识，尤其是当无法处理所谓“现代性的困境”时，就会如同花光了钱的孩子向父母伸手要钱。这并不是说孩子不够努力，孩子不该要钱——只求索取，不求回报，似乎并不是好的后代应有的行为。
扯远了。这里只想聊聊这些陈旧人物。故事的来源是叶兆言先生的《陈旧人物》，记载的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的文人艺术家们身上的故事。也许你会认为这些故事对当下的生活会有某种启示。不过这不是我选取这些故事的原因。我仅仅觉得有打动我的地方。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想了想，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他坦白，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然而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因为不仅从成功中能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刘半农被《新青年》据稿，因为他学识太浅，这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于是就去了法国苦读六年，混了个“语音学”博士的头衔；钱玄同则是刘半农的好伙伴，他在语言学上比刘半农更加离经叛道，主张废除汉字，走拼音的道路。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课，很少有学生选修，因为过于枯燥无聊，分数也给得抠门。有时候空旷的教室只有桑个人，他还是要点名。他是个平和又认真的人，30年代鲁迅来北京演讲，偏偏拒绝清华，作为清华系主任朱自清一定觉得没有面子，但他仅仅在日记里写道“访鲁迅，请讲稿，未允”。穆时英是一个很会炒作自己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儿小四的味道——他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一开始受到学校生活的影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闯荡江湖的平民，动不动就张口骂人，用的是不良少年的视角，这种粗犷之气在当时颇受女生的喜欢；成名后，他开始流连于舞场，以“体验生活”为名到处放荡，艺术成为了无耻的挡箭牌，声色犬马，结果越走越远，也越来越浅薄，最后成为了无聊女读者们的玩物。周瘦鹃在解放后日子过得还不错，兴趣从小说转移到了盆栽，可没想到文革开始后，他的花园被夷为废墟，诗文书画尽失，之后在园中投井自杀。这种事大概太多了，如同弗兰克尔描述集中营中的一个故事：一个退休官员恳求长官保留他的那些荣誉勋章，结果长官当他的面全部焚毁，这个人当场疯掉了。作为陈寅恪最好的朋友，吴宓是个书呆子，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传言因为听说昆明有家牛肉馆取名叫“潇湘馆”，他提着手杖一顿乱砸。另一方面，他对世上一切女性都有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热爱。他带着学生上街，从来都举起手杖拦住过往车辆，让身边的女学生先走；虽然物价飞涨，但他还是要带着心爱的女学生去下馆子；最荒唐的是为了女学生作弊，自己翻译了文章在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推荐出发发表。陈寅恪的学问自然不用说，其悲惨的晚年总是令人叹惋。他当年在德国留学，后来又在法国和瑞士读书，一战结束后去了哈弗攻读三年，最后又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据他女儿回忆，这些日子陈寅恪每天都待在图书馆学习，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并没猎取过任何学位！他的学问实在太深，掌握了近20中语言，中年双目失明，后期著作完全凭借记忆，在研究水平上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李叔同只是一名普通的兼课老师，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国文，英文，绘画，钢琴，演戏，几乎无所不会。他是中国最早画油画的，第一个画女性裸体画，创办了最早的话剧社，书法被称为一绝，几乎在每个领域他都做到了顶峰。可在别人都倾慕的地方，他停下了，选择成为一名和尚，成为了弘一大师，在佛学上也做到了第一流。他的伟大之处非常简单，就是认真——他做老师的时候，有同学摔门，他便守在门口，有谁又摔门了他理解追上去请求他不要再这样做，然后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同学们都说他的鞠躬比什么都厉害。另外有一次，学生透了东西，学监问他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学监先向学生认错，因为学生偷东西，是老师没教育好，然后宣布偷东西的学生出来认错，如果不认，老师将自杀谢罪。说道做到，并不能欺骗学生。学监考虑半天，还是不敢采取。李叔同以身作则，处处严于律己，说明做一个徒有虚名的教授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真正的先生。沈从文患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抑郁症。1949年，面对生计问题，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给他提供的令他方反感的东西——政治。他此生最大的寂寞是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再写了，生活中忽然什么也没有了，努力了半天也写不出来，终于在文物研究上取得了成就，算是一种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