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是一本由辜朝明（Richard C.Koo）著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很受启发的一本书。正如作者所言，目前我们分析的逻辑是基于前人的结论。但是，面对新的事件，我们缺少逻辑的更新，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对于此，我的理解，能够将现实发生的事情总结归纳的专家在企业，在一线，而他们往往不愿意将经验整理成课本、科普读物。反而，现在还在大学教授课程的是远离真实的教授，讲解的东西是前人经验+个人天马行空的臆想。有些不甘。当然，这只能对自己提要求，只希望自己能够多学多懂吧。
●没有了借款人，存在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本国，他们无法发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第二，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受损到一定的临界点，他们不能借钱，直到修复好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一旦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消费者的理念开始变化。随着未来一片光明，他们开始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奢侈品，而在刘易斯拐点前的时期，这些是他们做梦才能想到的。 可是，一旦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不受限制的收入增长预期消失，消费者被迫重新安排其消费的优先次序。 在刘易斯拐点前的阶段，利率稳定在低水平，在黄金时代利率显著升高，而当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利率再一次下降。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多数我看到的经济类书都在说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这系列书在讨论的是个体负债最小化。
●写的很一般，经济学民科
●能用简洁的语言和逻辑来说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确实了不起。 作者将经济发展中的阶段分为：1.刘易斯拐点之前的资本家致富阶段 2.经过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期(现在的中国）3.只有先进思想致富的被追赶阶段(日本 欧洲 美国）。在现有的发达国家所处于的时期工业化的投资收益率普遍小于黄金时期的国家，导致贸易逆差。 核心观点就是在发生危机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失效，因为私人单位此时为了追求债务最小化（我觉得这里也有看不到投资收益高的前提）而不进行借款，在借款人缺失的情况下，导致虽然利率降低，但是仍然资金不能回补到实体经济。解决办法则是需要财政政策，政府来承担最后借款人。 全球自由贸易下，自由的资本流动助长了贸易不平衡。 83页对于<21资本论>中的不平等分配问题提出批评，我觉得作者理解错了
●解释了几个基础概念的分歧，1货币是否凭空创造；2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分道扬镳；3直升机撒钱的4个类型。宏观经济学令人失望。安倍三支箭重新解释（注意麻生这个人）。美联储加息的动因。有很多亲身经历的重大经济事件的细节。
●如果经典经济学是牛顿，那这本就是爱因斯坦。诺奖级别的洞察力。
●十分推荐！
●谁看了谁知道，不多说
●制造业转移也不光是劳动力一个要素影响。如果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完全覆盖掉劳动力成本差异，甚至劳动力未来不再是一个重要生产要素，这套转移模型也就不存在了
《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读后感(一)：做不到利益最大化，那就尽量损失最小化
刚开始看导读，作者将经济学定位成日常生活的科学，并赋予经济学家提供避免人类悲剧的政策建议责任，这个观点还是很接地气的。
作者认为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经济人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会想方设法加杠杆投资，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倣
《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读后感(二)：九阴真经的上半本
这本书买了很久，一直没打开，说实话，是畏难，怕看不懂。最近偶尔一翻，发现里面的内容竟然能理解，就很高兴地一口气看完了。读此书的时候恰逢美国国债收益率跌破0.5%，对照书中的逻辑，真有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道至简”。什么是“大道至简”呢？就是有人用玄之又玄的理论才能费力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发现用常识就可以很简单的论证。常识，加具有洞察力的思考方式，可以触达事物的本质，是为大道至简。
作者一开篇就有一个洞察：当前流行的经济学只看到了经济生活中有借款人的时候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没有借款人的时候的另一面。如果原来的借款人都忙着还债，就会带来整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就是没人借钱了。
而忽视这一面，就会让“经典”经济学没办法解释当前的现状。就像梅超风偷了黄药师的半本《九阴真经》，练了九阴白骨爪，却永远没办法达到最高境界：因为她没有上半本的内功心法秘笈。
从这么一个深刻的洞察出发，接下来的论证就如抽丝剥茧了。从投资机会和劳动力出发，给出工业化的三阶段：城市化，黄金时代，被追赶时代。城市化阶段工业开始起飞会带来贫富差距加大，黄金时代全民的工资提高，人人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而被追赶阶段没有太多的投资机会，资本流出国外，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衰退。
每个阶段的矛盾不同，所以办法也不同。黄金时代投资机会多，借款人多，要用货币政策今天调控，预防通货膨胀。而被追赶阶段，没什么投资机会了，赚钱的机会走跑到追赶中的国家去了，那么财政政策又起了作用，国家要承担最后借款人的角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陷入衰退的政府因为只有半本《九阴真经》，所以只能一味偏激，走出了“直升机撒钱”，“负利率”等走火入魔的打法，反而带来了无穷的后遗症。因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所以天天量化宽松带来的效果不大，反而把撒出来的钱收回去的时候各种问题。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个分析太棒了。终于明白为什么不理解一旦陷入经济危机就要撒钱了，并且撒钱还没啥用了！因为执行政策的人也只有半本真经啊！
而很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特朗普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投票，为什么发起贸易战，为什么日本陷入了几十年的衰退，为什么欧洲持续失血，经济没有起色，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我的一点体会是，在一个经济体里，消费者，企业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吉祥三宝”。消费者追求“福”，努力工作挣钱，花钱和借钱买入提高幸福度的物品和服务。企业追求“富”，在有投资机会的时候冒风险去投资赚取超额收益，亏了有的倒闭跑路，有的默默还债。而国家应该追求“善”，在其他两者面临囚徒困境的时候，国家充当最后的守护者，黄金时代控制通货膨胀，衰退年代充当最后的借款人，让经济持续运行下去。
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因为诞生在黄金时代，恪守的是小政府理念，最好政府不掺和，这在黄金时代非常有效，而衰退年代就陷入了没有借款人的困境。中国反而一直有一个强力的政府，在黄金时代可能会与私人部门争利，而衰退年代可能就会带来比较大的作用。
作者提出了大衰退年代的解决方案：组建一个独立的财政委员会，利用衰退年代的国债利率低的机会，利用赤字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由委员会挑选可能带来资产收益的项目，国家来投资。我想，这不就是中国的发改委么？
这在西方可能么？我持保留意见。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发改委。但是中国目前处在哪个阶段呢？作者说，2012年进入了黄金时代。那其实矛盾又是通货膨胀与投资机会公平了。所以，中国目前来看货币政策会比财政政策更有效一些？
总之，一本让人醍醐灌顶，回答疑惑的好书，推荐。
《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读后感(三)：为何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无效？
有些问题想了很久，但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总觉得词不达意，而一旦看到了某位思考有所得者的书，就会有拨云见日之感，这就是看辜朝明先生这本《大衰退时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的感觉。虽然是本专业的宏观经济学书籍，但也如推理小说一般，可以一口气读完。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欧美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零利率或负利率时代，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教科书上的模型出现了适用问题，货币政策释放的天文数字货币量无法生成有活力的经济，无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水平，在这样的时代，该如何预期未来？辜朝明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为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研究日本经济，也积累了大量对真实世界的经验观察。
这本书首先是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观点的批判。宏观经济学原理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基于的假设是私人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辜朝明认为，“你无法解决问题，直到你能够对问题正确地命名”，在这门年轻的学科中，仅仅重视了实际经济生活两阶段中的一个，完全被忽视的另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这个阶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以及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他用“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核心概念来回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借款人消失的问题。在资产价格泡沫阶段，众人希望快速致富而加杠杆，当泡沫破灭和资产价格崩溃时，这些人拥有的是巨额债务，可能资不抵债。1990后的日本，2008年后的西方经济体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后果就是借款人消失，一旦他们面对清偿能力约束，安全需求就成了最优先需求，这些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先选择是债务最小化，即使是零利率，也不会举债投资，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从经济数据来看，2008年前后，虽然是超低利率，但为了重建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人们所做的是大量储蓄，而不是借款。例如，在西班牙和爱尔兰，私人部门从借款到储蓄行为的转变远远超过GDP的10%。从净借款到净储蓄如此巨大而突然地转变使经济陷入衰退。在他们对财务健康状况感到满意之前，家庭和企业将不会再借款。
为什么借款人会消失？辜朝明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在本国，难以发现可行的投资项目，而是海外资本收益率较高，促使商界投资于国外；二是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受损到一定的临界点，不能借钱，或者没有信用借钱，直到修复好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辜朝明认为，当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面临这种情况，造成了借款人数量的下降。
然而，面对这一情况，经济学家们仍继续假设借款人是充足的，因为他们所有的理论和模型都假设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这些假设和模型，他们关于2008年之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出现了一致性的、不断重复的失误，即继续采用诸如货币宽松和平衡预算的政策。
辜朝明描述的这一情况主要是针对发达经济体，也即他说的被追赶阶段。他基于“刘易斯拐点”，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拐点前的城市化阶段，拐点后的成熟经济阶段，海外资本收益高于国内的被追赶经济阶段。他给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在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货币政策已经基本无效，必须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债务的另一面是储蓄，极低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就是明确信号，说明了市场期待政府作为最后借款人），维持经济体不陷入通货紧缩螺旋并给私人部门偿还债务以及重建其资产负债表所需的收入。
当然，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和简化的理论范式，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很难一套用就灵。反观中国发展现状，2012年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到底能对应哪个阶段？区域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均衡，有的一线城市已出现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有些偏远区域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有的行业多高利率的钱都敢借，资金饥渴，而有的行业坐拥大笔资金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只能在金融部门内部虚转；有的政策青睐的产业，吸引了大笔投资，风一来，猪都上天，而有的产业又被腾笼换鸟，远迁越南、印尼等国。现实的复杂，也注定了宏观经济政策权衡的多重难题，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各有其利弊，毕竟，所有这些经济部门都是“互动的”，并不是孤立的，牵一发动全身。
另外，经济模型都存在大量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否成立，还有待推敲，经济现象的归因并不一定仅仅指向一个方向。但无疑这本书的逻辑是自洽的，提供了大量直观经验和数据的支持，让人深受启发。
《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读后感(四)：大衰退时代
没有了借款人，存在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本国，他们无法发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第二，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受损到一定的临界点，他们不能借钱，直到修复好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一旦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消费者的理念开始变化。随着未来一片光明，他们开始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奢侈品，而在刘易斯拐点前的时期，这些是他们做梦才能想到的。
可是，一旦经济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不受限制的收入增长预期消失，消费者被迫重新安排其消费的优先次序。
在刘易斯拐点前的阶段，利率稳定在低水平，在黄金时代利率显著升高，而当经济体进入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阶段，利率再一次下降。
抵御追赶者，政府至少在两个领域需要实施结构性变革。第一，必须最大化人们的创新潜能，从而，国家才能保持在最新技术发展的前沿。第二，必须提高经济的灵活性，这样，当后进者追赶时，国家才能采取“规避动作”。
货币创造过程不会使社会更富裕。货币供给增加相伴的是借钱购买汽车和家具的那些人的债务增加。所以，财富的净增加是0。如果借来的钱被用于可行的投资项目，创造价值，最终，社会将更富裕，但是，这是明智的使用资金的结果，而不是货币创造的结果。
今天所使用的“全球化”术语实际上有两个组成部分：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当金融市场自由化后，资本运动均等化了所有市场的预期收益。一定程度上，国内需求强劲的国家比国内需求较弱的国家利率水平更高，这样的流动会强化前者的货币而弱化后者的货币，由于利率低于人们预期，这还增进了前者已经强劲的投资活动，同时由于利率比预期利率更高，后者本已薄弱的投资活动更受压制。一定程度上，国内需求强劲的国家趋于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较弱的国家出现贸易顺差。资本流动推动了逆差国家的货币升值以及顺差国家的货币贬值，进而加剧了二者的贸易不平衡。换句话说，资本流动不仅不符合单个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破坏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于是，贸易不平衡的扩大增强了逆差国家贸易保护的呼声。
投资机会的缺乏可能存在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或科技突破，故而难以发现可行的投资项目。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资本收益率较高，促使商界投资于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
事已至此，我们必须抛弃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理念，那是在发达经济体既没有面对资产负债表问题也没有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挑战的时期发展起来的理念。
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支出与收入的这种相互关系还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如果一个群体储蓄，另一个群体必须反向行为——“去储蓄”——从而保持经济运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去储蓄”的行为是寻求扩大经营的企业以借款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每个人都储蓄，没有人通过借钱而“去储蓄”，所有的储蓄都将从国民经济的收入流中漏出，导致全体国民的收入减少。
中央银行行长可以很快做出货币政策决定，而在和平时期的西方社会，财政政策就非常难以操作，因为被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必须就借多少钱以及钱花在哪里达成一致。由于这些决策的政治性质和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因此，绝大多数近来经济波动的应对问题都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加以解决的。
放在金融部门的100美元由于缺少借款人无法被借出，但依然可以被投资于各种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类资产中甚至可能生成小泡沫。但是，在实体经济中没有借款人，这笔资金绝不可能离开金融部门、支持增加GDP的交易（资产的所有权变更并不增加GDP）。
节俭悖论：如果每个人都储蓄，其结果是无人能够储蓄。
一旦大多数人在同一时间努力修复其资产负债表，经济就会陷入危险，进入第1章所描述的1000美元——900美元——810美元——730美元通货紧缩循环情境。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衰退降低了他的收入，他就用更少的钱偿还债务，所以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加之，如果住房价格下跌的更加厉害，则将花去她更长的时间来恢复财务健康状况。两个因素（收入下降和住房价格下跌）可以轻易使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时间翻倍。
超低的收益率给了政府一个信号，如果将来需要任何社会基础设施，现在是时候去建设了，因为融资成本从来没有这样低。如果政府遵从债券市场的信号，承担了最后借款人角色，不仅将支撑经济和货币供给，而且将来的纳税人负担也将最小化，因为必要的基础设施融资成本降低了。
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里模仿能力具有很大的正效应，而此后便会转变为巨大的负效应。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制造的许多高端产品仅在美国出售，因为日本消费者依然很穷，买不起这些产品。
由于自由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加速，这些国家显然很快就会达到他们的“黄金时代”。可是，黄金时代也变得更短，因为，更多的国家加入了全球化的“彩车巡游”的队伍。例如，美国和西欧的黄金时代持续了大约4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告结束，而日本的黄金时代持续了大约30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告结束。至于像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样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仅仅持续了大约20年，在2005年前后即告结束。观察中国的黄金时代持续多久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制造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平衡器：当制造业繁荣时，没有获得高等教育（以及昂贵教育）的人们仍然可以拥有满意的生活。当制造业驱动着工作岗位创造时，甚至没多少技能的工资水平也得以提高。这样即使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占比不大，依然会影响其他所有部门的工资水平。
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国家制造业要么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要么追赶其他经济体而不是被追赶时，国家就处在最幸福的时代，也就是说，不平等正在消失，且人们正在享受其劳动成果。
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在自己的边境线内很少拥有生产工厂，故享受着清洁的空气。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后工业社会的赞成者所承诺的浪漫的、文雅的景象从未成为现实。相反，与过去的时代相比，许多人感到更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希望。
只有在一国跨越了刘易斯拐点之后，包容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才最有可能出现。甚至在发达国家，大多包容性变革，比如美国的人权运动，发生在刘易斯拐点后的时代。这意味着按序排列很重要。如果要避免上面提出的隐患，新兴经济体中寻求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人们应当首先促进经济增长，超越刘易斯拐点。
未来，很难看到一种创新能够为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创造大量的高收入工作岗位。如果会有什么发生，创新的最近趋势是通过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替代人。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将带来投资机会，而不是工作机会。
真正的自由人文教育是昂贵的。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学费已经达到了几乎是令人憎恶的水平。正因为如此，这种类型的教育常常是留给能够承受负担的那些人的，这也将恶化刘易斯拐点后的被追赶经济体业已扩大的收入不平等。
相比之下，烹饪书样式的教育方法是廉价的，但是，学生只是吸收教师告诉他们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加务实的，学生至少离开学校就知道如何烹饪。大多数人口接受的仅仅是这种类型的教育，这里，表达创造性理念或挑战既有理念的空间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性思想会被埋没和遗忘。
美国一直拥有卓越的自由人文教育体系，鼓励学生挑战现状。正因如此，才能保持科技突破和新产品研发的领导地位，甚至当他制造这些新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落后于日本和其他经济体时，也能做到这一点。
对比而言，处于追赶模式的许多国家采用了烹饪式教育方法，在可能最短的时间里，为产业就业准备了最大数量的人口。当一国处于追赶模式中，这种类型的教育体系常常是充分的，并且也更加务实，因为创造和研发新事物的艰苦工作正在由发达国家的其他人从事着。
可是，一旦这些国家耗竭了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唾手可得的投资机会，他们自己就必须具有新产品和新服务。那么，问题是他们能否改变其教育体系，去培养独立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者，而这是被追赶时代持续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如果一个社会不鼓励人们打破既有框架的思想太久，既然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应对培养独立思想者的新任务，那么，这可能成为一个重大挑战。
缺乏理论基础意味着，出于后见之明，决定何时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美联储已经决定了，如果无论做什么都会招致批评，与其犯错误，不如早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损失是过早退出导致后续恢复更加缓慢，但是，退出过晚将导致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扩大，迫使美联储实施突然的紧缩政策，这将导致美国经济回到类似于2008年的衰退状态（资产负债表衰退）。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广泛，使得现代西方社会对这样的衰退和政策错误有了更加强大的对抗力。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是财政刺激的一种形式，而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不存在的。
经济学家还有一个使用“复苏”术语的坏习惯，即“复苏”意思是增长率回归到一个正的区域。可是，对于公众来说，“复苏”常常意思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谈论的是变化率，而普罗大众谈论的是水平。
1982年和2009年的“假装与拖延”政策不仅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而且对于维持经济运行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在两种情况下，通过这种政策，相对强的经济体可以为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银行提供所需的收入。
学院派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开放的商品贸易，却很少关注开放的资本交易。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将金融部门一起带进了单一全球市场，而政府和劳动力市场保持着严格的当地市场。冲突源自市场力量试图将世界上各个经济体连接成一个单一市场，但是，单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还没有打算变成一个单一国家。
设定的高利率旨在为国内投资降温，但结果是吸引了更多海外投资基金，而低利率旨在刺激国内投资，但结果是将国内投资基金推向了海外，因此，他们的行动还破坏了自己经济体内中央银行政策的有效性。
当笔者路演时提到贸易不平衡是汇率的一个潜在重要决定因素时，绝大多数年轻投资者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着我。他们不能想象仅占外汇交易总量大约5%的贸易相关的交易会有如此影响力。相反，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不同国家货币政策方向及其造成的利率差异，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有效性。
世界上有200个独立的国家所构成，最主要的原因是存在200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特征。价值观不同所造成的障碍不可能被经济交往所克服。
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像潮水般涌来，政策制定者绝不能将汇率交给一点都不关心贸易不平衡和就业损失的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来决定。
尽管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动都将“均等化”跨境资本收益，但是，前者是基于真正的竞争原因，趋于贸易流均衡的方向上改变汇率。而后者常常是基于利差的基础上的，驱动利率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后一种类型的资本流动是有问题的。
空间物理学家可以将人类送上月球，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经济学家无法预见大衰退，因为人们因事而动并且总是变化方向。有些变化的发生是相当突然的。把数学作为主要工具，经济学家常常将人视为像月球或金星那样的行星天体，而不被视为有思想、有反应的个体。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还必须直接向前沿技术发展领域提供财政支出——实际上，就是担当起最后的创新者。
处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被追赶的国家是一组国家，实际上包括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发达经济体。
《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读后感(五)：日本泡沫破裂之后
这本书讨论的全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第一：货币政策。基本上今天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都在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基础货币的超发现在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在欧元区出现的负利率，这些现象以前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同时，货币增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微乎其微，除了美国之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都是微增长或是零增长。这种局面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各国的债务水平相对于GDP的倍数越来越高，同时所有的资产价格，从股票到债券，甚至房地产，都处在历史的高点。这种非正常的货币现象到底会持续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结束？结束时对全球的资产价格又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几乎每个人的财富都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又和各国自己独立行使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互相分离的。所以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流动与各国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形成了相当大的冲突，也让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冲突，比如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内部的不稳定，从香港到巴黎，再到智利，各个地方的街头政治日益激烈。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势力逐渐取代了中间力量，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全球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会是何种状况，也没有人能预知。
第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政策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三个问题涉及的都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能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理论，大概都是值得尊重的学术成就，而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辜朝明在这本书中，确实提供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内部逻辑完整的理论框架，在这三个问题上虽然不能说给出答案，但都至少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无论你对他的理论同意与否，都值得深思。
现在说说作者辜朝明。他是野村证券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在过去30年对日本政府有广泛影响。他在会议上做了一个主旨演讲，解释当时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当然现在已经是“失去的二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三十年”了）。辜朝明解释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后的现象，也就是经济的零增长、货币超发、零利率、大规模政府赤字、债务高砌等经济现象。对于这些现象，西方有着不同的解读，但基本上都认为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但是辜朝明第一次给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但又比较令人信服的解读。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独特的经济学上的新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他把当时日本的经济衰退，归结为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由于私人部门（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从急剧膨胀到急剧衰落所引起的经济大衰退。在资产负债表引起的经济大衰退中，他提出了一个最独特的看法，就是整个私人部门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负债的最小化。所以这个时候，无论货币的发行量有多大，私人部门和个人拿到了钱第一件事不是去投资和扩张，而是去偿付债务。因为当时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让整个私人部门和家庭其实都处在一个技术性破产的状态下，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修补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去储蓄、去还债。这种情况下，经济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萎缩。这种萎缩就像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因为经济一旦开始萎缩，它就会有一种自发性的螺旋式的加速进行的机制。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短短的几年内，整个美国经济萎缩了将近46%。
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地发行货币，然后通过政府大规模的借债，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来消化居民大规模的储蓄。通过这种方法，日本在十几年里让经济维持在同一水平。经济虽然是零增长，但也没有发生衰退。在辜朝明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日本经济也因此没有经历像美国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的、高达46%的缩减，同时又给了私营部门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修补资产负债表。所以到了今天，私营部门和家庭开始恢复到正常，当然代价就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严重受伤，日本政府的债务今天是全球最高的。但是它相对于其他选择，仍然是一个最好的政策选择。这是当时我听到的关于日本的最与众不同的一种解读。此后对日本经济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他的想法。
西方对于日本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直到2008—2009年这次西方经济大衰退之后，才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为2008—2009年之后，整个西方一下子进入到和日本在80年代末遇到的大泡沫破裂之后非常相近的情况。这个时候，西方主要的资产也开始急剧贬值，整个私营部门陷入了技术性破产，所以后来的情况也都非常相似。主要西方国家不约而同采取的政策都是大规模地超发货币。这时影响西方央行的主要经验是30年代的大萧条。在总结30年代对待经济大危机政策的时候，经济学界主要的结论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为主，认为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2008年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是这一观点的坚决支持者。他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撒钞票。所以在应对2008年危机时，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超发。但是与预期不同的是，货币超发的结果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迅速恢复。这些大量超发的货币其实被私营部门重新储蓄下来，用于偿还债务了，所以经济增长依旧乏力。除了美国有部分少量的经济增长之外，欧元区经济基本上仍处在零增长的边缘。
对此，政府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加大货币的增发，为此各国央行甚至发明了从未被使用过的量化宽松（QE）。传统上央行通过调节准备金（基础货币最重要的部分）来调节货币供给。在实行QE后，美联储创造的超额准备金达到了法定准备金的12.5倍。在随后，西方主要央行纷纷跟随使用QE之后，相应的倍数分别达到了欧元区9.6倍，英国15.3倍，瑞士30.5倍，日本32.5倍！也就是说，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可以有效使用这些新增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达到同样的倍数（比如美国1250%）。或者说如果这些货币进入资产投资，可以让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数倍至泡沫水平，亦或是强烈刺激GDP增长。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经济仍然只是微弱增长，部分资产价格逐渐上升，这一政策造成的最大后果是接近零利率，甚至在欧元区造成了今天大概15万亿美元的负利率。这让整个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根本性假设发生了动摇，而与此同时，却没有带来所预想的经济增长。此时，整个欧洲的现象就开始和当初的日本越来越像。大家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经验。辜朝明对于日本的总结、日本在财政政策上的做法重新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兴趣。
辜朝明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这些现象。他说依据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行为，一个经济总会处在下述四种情况中的一种，如表7所示。
表7 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行为分析

正常情况下，一个经济体中应该既有人储蓄，也有人借款投资。这样经济处在一个比较正向的增长的状态。当一般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储蓄者没钱了，但是还有借款人（投资人），还有投资机会，这种情况下，央行作为最后的货币提供者就非常重要。这就是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结论，就是央行作为最后的出借人，是最后的资金提供者。由它来提供资金，然后贷给私人部门。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第三种、第四种情况，也就是当借款人（投资人）缺失的情况下经济会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在日本，有储蓄者，但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里，私营部门没有动力去借款投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到了2008-2009年，整个西方的情况是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储蓄者本身在危机发生时就没有了，在美国基本没有储蓄，资产又大规模地下降，所以私人部门基本都处在技术性破产的情况下。同时，在欧洲基本上也没有投资机会，做了几轮QE之后，基础货币大规模超发，仍然没有人愿意去投资，经济中没有投资机会。人们拿到钱之后又以负利率的形式反交给银行。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辜朝明的基本研究框架的主要贡献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也即借款人缺失的情况下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日本，属于第三种情况，有人储蓄，但是没有人借款。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必须要承担最终借款人的责任，通过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投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私营部门不愿意去做借款人，经济就会开始萎缩，而一旦经济开始萎缩，它本身会有一种螺旋、加速的机制。这种加速甚至能导致经济减半，大规模失业，引起的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在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和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直接相关。
第四种情况就是2008-2009年发生的情况，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此时，政府应该既充当最后的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同时也要充当最终借款人的角色。对美国来说，2008-2009年时它一方面通过央行超发货币，一方面财政部通过TARP法案，给所有系统性重要商业及投资银行直接注资，这样同时解决了储蓄及投资人双缺失的问题，稳住了经济。而西欧直到今天可能还处于第三种甚至是第四种情况，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而又因为欧元区本身的限制，欧洲只可以使用货币政策，欧元合约限制了欧洲尤其是南欧国家使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这种限制将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辜朝明用以上框架分析了今天世界面临的独特的经济现象（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对于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接下来他还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欧和美国都走向了资产泡沫？而且又在资产泡沫破裂后都没有找到增长的途径（除了美国还有比较微弱的增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了我认为是第二个比较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有意义。他提出了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刘易斯拐点。在城镇工业化早期，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经济进入全员就业的状态。这个拐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观察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50年代提出。第一个阶段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投资、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又被称为黄金时代。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辜朝明提出的一个独特阶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到被追赶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时期，国内的生产成本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在海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就变得更有优势。早期时，在海外投资的优势因为各种文化、制度上的障碍显得不是很清晰，但当国内生产成本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且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海外投资的一些基本能力之后，在海外的投资就变得比国内投资远有益处。这时，资本就会停止在国内投资，国内工资也将开始停滞不前。
第一个阶段中，也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拥有绝对的掌控力，劳工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农村里有很多剩余人口，找工作的人很多，企业自然就会剥削工人。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满足雇员的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等。在这个时期，因为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这个阶段中，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即使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工资也在增长，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到了第三个阶段，社会开始出现分化。对于劳动力来说，只有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比如科学技术、金融、贸易、国际市场类会继续得到很好的工作回报，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工作的工资会逐渐下降。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内的经济、投资机会逐渐衰竭，投资机会被转移到了海外。这时GDP增长主要依靠持续的科技创新。如果这方面能力比较强（如美国），GDP仍会低速增长；如果创新能力不强，创新速度不快（如欧洲、日本），则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投资转移到海外或非理性领域。
辜朝明认为西方社会大概在70年代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当时主要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追赶。到了十几年之后的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日本也开始进入到被追赶阶段。处在被追赶阶段后，国内经济增长机会急剧减少，经济增长就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些易形成泡沫的领域中，无论日本、美国还是西欧都是如此，资金先后进入到房地产、股市、债市及衍生证券中，造成了巨大的泡沫形成和之后的泡沫破裂。泡沫破裂之后，因为本身国内经济增长机会仍然有限，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少，所以私营部门一方面为了修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也缺少投资机会，其经济行为不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转变为以追求债务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这样，基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预测基本上都失灵了。
辜朝明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功用，因而需要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这一看法对中国当前是最有启发意义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形成、制造业、出口等等。此时，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政府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投资到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这些都有助于新兴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状态。几乎所有国家在这一阶段都采取了积极的政府扶持政策。进入到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资和消费的双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已经全员就业，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部门、领域只要增加工资，其他部门和领域的工资必然也会发生刚性的增加。工资增加引发消费和储蓄增加，而企业为增加产出会使用这些储蓄增加设备投资，从而实现利润增长，因而更加有能力以增加工资的方式吸引更多员工，如此反复循环，呈现出一种正向、互相追赶式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国内经济的自发增长，此时起到决定意义的主要是处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家及个人、家庭的投资、消费行为，因为他们更能把握市场瞬息万变的商机。所以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和私人投资都来自于有限的储蓄，而且财政政策用得不好还会造成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互相冲突、互相竞争资源和机会。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被追赶阶段，财政政策又变得很重要。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私营部门因海外投资收益更高，而不愿意投资国内，但国内仍然有很多储蓄。此时由政府出面，例如像日本的这种方式，大规模进行社会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等等，虽然利润不高，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这样可以保障社会就业，维持GDP水平不进入螺旋式下跌，更加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
对宏观政策使用方面的讨论对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有意义。虽然不同观察者提出的观点不同，但大体上中国应该是在过去一些年中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我们看到过去10年里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但是通常因为政府的惯性比较强，所以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有一个滞后效应，常常仍然停留在上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中。这些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错位的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都有发生。比如说，在今天的西方，宏观政策还是停留在黄金时代比较有效的货币政策，但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政策有效性很低，以至于到今天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货币超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还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仍然极其缓慢，债务剧增。同样地，当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后，政府还是比较侧重于第一阶段中的财政政策。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虽然说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调整前一阶段经济工业化、制造业大发展带来的存量问题，但在实际执行结果上造成了民营企业大规模的加速倒闭，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国进民退现象，最重要的是伤害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此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动荡和消费者信心不足，减低了这一时期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
今天中国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为负数，而消费贡献了70-80%，其中私人消费尤为重要，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在黄金时代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所有的政策的侧重点、出发点都应该聚焦在如何增强企业家的信心，如何建立比较清廉、公正、规范的市场规则，如何减少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权力，简政放权，减轻税务，减少负担。从其他发达国家在黄金时代的经验上看，货币政策在这一时期更为重要。
在第一阶段中，中国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间接金融的模式，几乎是强制性的大规模储蓄，然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把资本大规模、低成本地导入到制造业、基础设施、出口等国家战略产业中，这一政策对于中国快速的工业化是成功的。第二阶段中，一个主要的方向应该是如何让整个社会的融资方向、方式能逐渐从上述体系中解放出来，从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让民营企业家、个人消费者能有机会成为主要的最终借款人。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松动，比如说借助于金融科技，我们看到消费信贷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当然长期来说，能不能把房地产抵押贷款做得更好，释放二次再抵押贷款的潜能，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金融中如何扩大直接金融的比例，加快注册制，增强股市对民营企业融资的能力，债券市场、股权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这一阶段宏观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另外，政府的职能是否能从指导经济转到辅助、服务经济，权力上进一步削减，也都是这一阶段宏观政策上最大的考验。
过去这几年，虽然一些宏观政策的初衷都很好，但因其是行政手段，最终的实际结果不尽如人意。在很大意义上，这也提供了研究观察这一阶段经济特征的另一个视角和教训。在第二个阶段黄金发展期，有一些政策如果通过市场自发来调节，可能效果会更好。相反，人为的做法可能会揠苗助长。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课题。
现在日本、西欧、美国等国家处于第三阶段，而中国仍然处在第二阶段，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中国人均一万美元的GDP水平，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中国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处在黄金发展的机遇期。今天中国人均GDP在一万美元左右，但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的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其实中国从人均GDP一万美元向两万美元的跃进，并不需要最先进的科技，只需要将东南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大规模向内陆传播。这就是消费增长的动力，最主要的动力就是“邻居效应”。别人的东西、别家的东西我也想要有，再加上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把东南沿海一亿人口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其他的十几亿人，就达到了人均GDP两万美元。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会呈现相互追赶的、螺旋上升的状态，处在一个互相促进的正向循环中，投资机会仍然非常丰富、优异。如果中国能够学习西方国家在黄金时代的货币政策，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一些调整，对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将会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西欧如果能学习日本（包括中国）的一些财政政策上的有益经验，让政府承担更多最终借款人的角色，更大规模进入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的投资，则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阶段被追赶时期维系经济增长也会有好处。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政策方式和工具，这本身对经济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经济学不是物理学，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和定理，它必须要研究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提出适合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政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中的理论框架对于经济学研究本身是一个突破，一个有益的尝试。
当然这本书要回答的这三个问题都是现今世界上最困难、也最重要的问题，不太可能有完美的解答。作者对日本的经验了解比较深，书中的很多观点也都以此为出发点，但日本的经验是否真的适用于欧洲国家和美国，也有待商榷。量化宽松、货币超发、零利率及负利率、高资产价格、社会贫富不均、民粹政治崛起——这些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发的国际现象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及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而言，因为目前仍处于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发展期，而已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留下了丰富的参照经验。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够认清目前自身所处的阶段，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有可能充分释放黄金发展期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未来前途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