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城市》是一本由[荷] 包乐史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荷兰人吹嘘祖先在季风亚洲地区的东印度公司往事，翻译一般，价格略高。
●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偶尔附体于他的意大利先辈一样，他的眼睛就是马可波罗的眼睛；包乐史在《看得见的城市》也似乎是这样的，他的脚步就是来不及匆匆追随他的先辈们在东方的脚步：广州的鬼棚，长崎的兰学，巴达维亚的公行，当然还有国姓爷的福尔摩沙——但是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随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新一轮条约城市的兴起，我们会想到延至数百年以后的旧金山、深圳、新德里等等。我一向赞成史学工作者是需要一些小情绪的，或者竟如高罗佩对奇技淫巧有一种超乎常人般的爱好，固执的爱好。本书字里行间的那种淡淡的怅惘，让我感乎其中，却也有些莫名。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找到答案不可，能有所兴会，够了。
●用“历史小说”的路子，对“看不见的城市”做了一定程度的反驳。根据他这些年和聂在巴达维亚花的功夫，这样讲多少有点道理，不过，终归是讲稿，好不好的，就那么回事。 又，老包还真是人如其文。
●翻译太差
●18世纪，西方殖民势力逐渐在东南亚建立起来，其中荷兰控制下的巴达维亚因其位于贸易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逐渐与广州与长崎两个贸易中心产生交集。三座城市都是根据各自政府需求所建立的商业中心，也都不约而同将管理海外贸易的职责交给了包税人或特许公司来完成。为了打开亚洲贸易的大门，荷兰人顺从亚洲各国法律与传统，遵从中日统治者对国际贸易的规定与限制。另一方面，虽然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但是却无法堵住中国商人自发前往东南亚海域发展的洪流。巴达维亚如磁石一样吸引了不同族裔背景的旅居者，并与中国的海外贸易网络相融合，荷兰人由此打通了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大量的中国商品及人力资源得以涌入。然而长崎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的限制而萎缩，巴达维亚由于贸易格局的转变而衰落，广州作为旧时代的代表也逐渐让位于上海等新兴港口
●港口的一个时段的兴衰背后是依赖的社会管控体系的在时代中的演变反馈。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造就垄断式繁荣。
●前两章还不错，但第三章似乎并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令人略觉反感。
●巴达维亚 广州 长崎
●作者聚焦美国人到来前巴达维亚、广州和长崎的三角贸易，因为是讲座很简单的介绍不过挺有启发的，前现代的中国不是那么自决于世界不自主的融入了贸易体系，第三章中国和日本知识阶级对海外知识的看法与态度或许预示着两个国家近代化的处境吧。
《看得见的城市》读后感(一)：洋洋自得的荷兰殖民史
包乐史的最大成就是沉湎于荷兰殖民史中体察入微的发掘细节，用细节唤醒荷兰人一去不还的雄心壮志。他写的这三个城市虽在东南亚，但当年我们看不到，远在北欧的荷兰却看得见。直到如今，我们依然看不到这三座城市有什么地理意义，我们实在是太没有远大理想。
可与包乐史另一本书《苦涩的结合》参照阅读。
《看得见的城市》读后感(二)：城市—移民—贸易
网络下三座城市的起伏，探讨广州时代的不错小册子。读者可以与范岱克论文相对照阅读。前者重在18世纪及以后，后者则17世纪为主。
“我们很难在东南亚水域辨识出任何新秩序—在那里，闯入者、港脚贸易者、海盗以及走私者使得所有既存的权力关系都变成了问题，但却没有取代这种关系。”
遗憾的是，包乐史仍然对于为何1700年附近荷兰人不再前往广州解释不足，单单认为华商带来的商品比起自身前往中国所获更多并不能回答该问题。因为如此华商需要付出更多的税收使得货物成本更高，此外1727年荷兰人船只的回归广州也说明这一问题。我更加倾向于是中国沿海所具有的贸易红利不同，此前的丝绸、黄金及瓷器的红利已经没有此前那般巨大引力（日本市场的萎缩、郑氏的竞争及因战乱成本的抬升，荷兰人只能维持低利润的波斯、孟加拉丝绸转运，虽能盈利，但是停留于中国沿海显然是多此一举。）
因此，如果没有欧洲茶叶消费市场的扩大及中国市场的恢复的大规模兴起，荷兰人恐怕连回广州的意愿都没有，就像他们1667年放弃基隆一样。可以说18世纪是茶叶的时代。
《看得见的城市》读后感(三)：写写短评写长了，就算写个书评吧
翻译了很烂，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1641年荷兰人拿下了葡萄牙人的马六甲。1656年清朝海禁，1683郑家被灭后，康熙1684开了海禁，1717康熙再度海禁，1619巴达维亚建立，1698日本长崎计划经济，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67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出25艘左右的船前往亚洲或者回去欧洲，在任何时刻，都有将近40艘船在亚洲贸易的通路上。1740年巴达维亚对华人大屠杀，杀了6000。中国皇帝收到巴达维亚的道歉信，朝廷辩论后的结论是只要有税收，其余无所谓。十八世纪末，巴达维亚因为疾病，每年要死三分之一的人，所以最终1807年被拆除，18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被解散，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迫害基督徒，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葡萄牙人来做生意开始长崎被当地封建主让渡给耶稣会，为了来自澳门的船继续在此停泊。1609德川家康给了荷兰人特许经营权，所以不需支付任何停泊税。广州收港口费，每艘船3000到7000墨西哥银元不等，广州十三行的互保，成为1829年纽约州设计安全基金的模板，是最早的银行保险计划之一，也是联邦存款保险基金的模型。18世纪30年代每年有2000吨茶叶经由广州运往欧洲，两年后，达到5500吨。这只是欧洲的船运输的数量，还有大量的中国船和南洋船。1717雍正解除了海禁。商人如果在外滞留三四年以上，曾被禁止回到故土，但1754年福建巡抚陈弘谋上奏乾隆，由于本省近一半人口以海洋贸易为业，那些未及贩卖他们携去的日用商品或未及还清借款，因而必须停留更长时日的人民，应该被悦纳回乡。
《看得见的城市》读后感(四)：早期东亚贸易史中的轶事
这本书是和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一起读的。因为对16、17、18世纪早期东亚商贸史一向了解不多，所以，这样来读觉得很有趣。总的来说，卜正民立足于荷兰小城代尔夫特，而扩展到全球不同文明和不同世界富于戏剧性的交往史，当时的多数文明看似仍然在独立发展，但已经被早期全球化产生的神秘力量牵引了。这本书写的是同一时代东亚三个作为商贸港口的城市的盛衰沉浮，范围较小，因而对一些关键细节的研究更有助于还原那个时代各种人的真实心态。
如果把这两本书当做真实的故事来读，很多情节让人难忘。
青花瓷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实是元代中国工匠为了适应波斯人的口味而制造的。
明末一艘荷兰船只抢劫了一艘中国商船，当商船停在朝鲜的港口时，为数不多的荷兰人被中国船员抛弃在朝鲜，其中一位被朝鲜人发现，而朝鲜官员不准其离境迫其皈依朝鲜。几十年后，另一群荷兰人到了朝鲜后才知道他还活着，但在朝鲜担任监造火炮的官员，用了几天时间才恢复用荷兰语交谈的能力，已不想再回到同胞的身边。
（以上两条来自《维梅尔的帽子》。）
19世纪初，美国商人初到广州，记录下一位中国商人和他的谈话：说这位美国人虽然说英语看上去和英国人没有区别，但他知道不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和他做生意时总是口气傲慢且带羞辱性，而美国人不同。但中国商人最后说的是：任何一国人刚来这里时都和您一样彬彬有礼，来了两三次就和前面说的英国人一样了。
西方吸取了广州行商们实行联保，一家破产债务由其他家承担的经验，才创建的银行保险公司。
当时实行海禁的不仅仅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和日本，还有美国至今受人尊敬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中国在沿海贸易中最怕的不是洋人，怕的是出走南洋的华人在沿海作乱。
日本严格闭关锁国，但非常重视获得西方国家的情报信息。而中国不但对西方国家的信息不感兴趣，对东南亚华人的信息也同样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西洋的奇巧物品。
巴达维亚后期瘟疫中，一年会死掉全城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是荷兰人放弃巴达维亚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荷兰人对不同文化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基本遵守所在国法律和风俗，可以在乾隆皇帝60大寿上三叩九拜，以至现在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学者都不能释然。（其实他们代表的是东印度公司，并无国格问题，与马戛尔尼不同。但马戛尔尼的外交失败后，荷兰商人喜出望外。）英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后，就明显带着输入自己的价值观的优越感了。
（以上来自《看得见的城市》）
这两本书都生动有趣，通过这两本书，了解到早期东亚贸易史不能简单表述为西方殖民史，中国、日本、荷兰、西班牙与葡萄牙各路势力保持着足够的力量制衡。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都严重依赖华商的贸易网络，虽然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屠杀。遗憾的是，这两本书都没有对当时荷兰、西班牙统治下的东南亚华人的组织形态深入着墨，而在这种相对均势的文化交流和竞争中，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比如1777-1886年西方典籍里称为”兰芳共和国“的华人自治社区究竟是什么一种组织形态。以后当注意这方面的史料。
《看得见的城市》读后感(五)：近代史的前传
本书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一开头就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和地理空间交代得清清楚楚。故事开始于16世纪后期，那时广州和长崎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兴起，来到亚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建设了巴达维亚。它结束于18、19世纪之交，乾隆后期的中国显露出混乱，天灾人祸发生在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颓势无法挽回，巴达维亚从东方女王变成了东方坟场。地点则是中国海。（P4-7）在充满希望的开头与令人伤感的尾声之间，“透过广州、长崎以及巴达维亚这三扇窗户”，以及充满活力的海上贸易，“我们可以见证现代性的降临”（P8）。
在学中国近代史的时期看这本书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感觉：这是一个系列故事，近代史是正剧，而本书中叙述的是前传。这时对于中国来说，被枪炮打开国门的近代史还没有开始。官方或私人的船只来来往往，给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来到亚洲的欧洲人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他们用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亚洲的帝国，了解亚洲的文化，愿意顺从中国和日本的规则，而不会像后来的英国人一样为跪拜礼而争执，东印度公司甚至表示“不要过度注意名声或荣誉”（P35）。广州只是帝国治下的一个港口，而不是西方文化输入的中心。和后来的故事相比，这一时期的环境气氛显得宁静而友善。而随着时间推移，事情逐渐发生改变。到这一时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鸦片已经大量输入中国，西方人将亚洲人视为落后而愚昧的、需要启蒙的对象，“有利可图的贸易”未必一定要通过“自愿的、友善的交通运输”来达成。再过几十年，新的港口在海岸线上打开，逐渐西化的城市成为转型的先锋，帝国秩序走向崩溃，涌向中国划定租界的列强里几乎没有荷兰的身影。新的篇章徐徐翻开，“老的西方贸易者在亚洲的体制走到了尽头”（P113）。《广府春秋》的BGM和这本书意外地契合（顺说，包乐史在广府春秋第一季也有出镜），尤其是第一章的“海域范围”和“时间框架”两部分，配合着BGM，历史感扑面而来。这个生机勃勃的时期终究已经过去，并且得到的关注不如后一个时期，正如前传中的故事往往使人感到陌生。
本书全名是《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这个题目倒是值得谈谈。作者对《看不见的城市》情有独钟，《看得见的城市》之名显然是受其影响而来的，而其中描写巴达维亚的一段也颇有卡尔维诺之风，也许是深受卡尔维诺影响的作者使用的叙述方式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觉得巴达维亚简直就像是从《看不见的城市》里抽出来的一个城市。但本书并没有限于城市，它的重点在于中国海上的贸易，而广州、长崎和巴达维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引子。我没有太弄明白本书的框架体系，全书的叙述似乎有些散乱，它涉及多个主题：港口城市、帝国神话与现实、三个城市体系的运作、被忽视的中国海外贸易扩张，但对这些主题的叙述和组织都不太清晰。结果读者更容易留下对这一时期的大致印象、感觉，而不是清晰、明确的了解。这使我感到有些失望。另外，这本书的翻译也值得吐槽。比如“就像城市中心的废墟一样，鹿特丹无处不在的“花生中国佬”既是历史变迁的指标和提示。这些人混杂在成千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丢了工作，于是在大街上卖花生饼干以维持生计”（P82）、“一本1804年出版关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小说，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字是在描写洋人，即使作者对西方古董有着极高的兴趣”（P86），我没有打漏字，原文就是如此。虽然我能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但奇怪而多错误的中文语法使它读起来颇为费劲。总体而言，收获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满足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