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绅》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士绅》精选点评：

　　●费老把道统概念与西方的宗教拉平到同等地位之上——封建制瓦解，特权合流，木偶戏开演，道统不再能干涉属于君王一人的正统。阶层观点简单明晰，聚落形式表述鲜明，皇权、士绅、平民，村、城、市镇泾渭分明，“李约瑟之问”的阶级解答，旧有集体主义与姻亲联结观念的质疑书，自然经济背景下受盘剥的工农业双子的归去来。西方工业文明价值的涌入的确推进了现当代“知识分子”（新“士绅”阶层）的诞生——惜是乡村出身，却再也回不到乡村；然而，若总以善意去揣度这些已无乡土文化浸淫背景的“士人”的话，可能遭遇的损失恐怕就不只物质方面了。“死掉的××才是好××”，这个万金油句式同样适用于士绅阶层～

　　●士绅的桥梁纽带作用。

　　●没有变啊......费先生当年对中国的描述分析与思考，放到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竟然毫不过时。状况没有变得更好，只是变得更复杂了。（这本与《江村经济》的翻译都一般，所以是中文速读，遇到需要停留细读的地方就对应到英文原文阅读）

　　●erosion一章今日看也不过时。

　　●同一译本的两个版本，一个9。1一个8.5 。。。你们是怎么了

　　●可以再看看《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皇权与绅权的共谋，寄生阶层吞噬乡村的财富和资源。士绅通过道德的维护限制皇权，又与皇权捆绑以巩固自己的优越地位。“社会侵蚀”，乡土社会精英人口的流失就像是水土流失。

　　●2015.08.03

　　●作为古代中国稳定器的士绅 到了近代中国竟变成了土豪劣绅。。。

　　●乱翻书。先生简论。看他对中国城乡的定义，指出通商口岸和城市的不同，就可见知识结构与历史脉络之清晰。

　　●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过贵族阶级，士绅就是。而随着城乡关系的变化，士绅本以巴结权势维护自身家庭利益的情况，发展到拥护权势的状态。而不是向西方现代社会那样的那种产生制衡的情况。现代化道路还很远呢。

　　《中国士绅》读后感(一)：皇权制度下的纳什均衡

　　读完这让我想起张维迎用纳什均衡的角度来看历史。

　　本书里提到统治者的暴行可以使多数人保持沉默，但压迫不会完全奏效。在专制政权之下，人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并且还举了个简单的例子：

　　专政统治的威胁对所有手无寸铁的人来讲，其威力都是一样的，但常常也有不同。富人可以用银子来买安全。比如，古代中国的征兵制度中有用银子来代替服兵役的做法。古诗中描写的支离破碎的家庭绝不会是富人家。因此恰恰是出自贫民阶层的人变成了政治上的冒险者。 财富的占有和匮乏是导致沉默和反抗的重要原因。

　　“人怕出名猪怕壮。”当政治猛虎出击的时候，富有者比穷人更难以逃脱灾难，这时候财富变成了负担。富贵人家善于对“老虎”察言观色，而绝望的穷人也许会揭竿而起，或是落草为寇，甚至迟早直接向皇权发起挑战。一个有家室、有财产的人不会轻易这么做，他必须设法摆脱“老虎”的攻击。

　　由此看到，让富人来触碰皇权是不可能了，何况是那手无寸铁的穷人。

　　所以让我想到张维迎这样的看法：

　　一般地说，参与人怎么行动，依赖于社会的规范，当你的预期变成信念时，它就是一种文化，其他人可以从这种文化预见你的行动。比如对极权制度的忠诚。如果大家都反抗一个极权制度，则可以推翻它，但实际上没人起来反抗，这说明它是一个纳什均衡。该均衡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你认为服从权威是一个均衡；你服从该权威，不是因为个人心理或生理上害怕那个君主，许多君主长得很矮（如拿破仑），从生理上你能轻易打倒他。你害怕他完全是因为你认为别人害怕他，在给定别人服从他的情况下，你的任何反抗将导致别人对你的抵制，因此你的最好选择是服从他。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并且，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也这么认为，极权制度就是一个均衡。

　　所以能想到，第一个吃螃蟹，打响革命第一枪的人，不管他的最初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这样的皇权制度下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都是开先河的划时代人物。这不像之前的王朝更替，因为皇权制度本身没变，顶多变来变去还是皇权制度的“变种”。

　　这也是和英国那种“皇权”制度演变过程不一样的地方：

　　专制的皇权并没有在政权的传承和接替中发生任何性质上的改变。我们不像英国——杀了一个皇帝，皇权减少了一些，民权抬了一些头；赶走一个皇帝，皇权又减少了一些，民权再抬一些头；最后竟成了个挂名皇帝，取消了皇权。

　　而之前中国的王朝更替，所谓的民权又有怎样的抬头呢？当然现在很多国家也还不过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专制之实呢？

　　《中国士绅》读后感(二)：心忧城乡六十年

　　1946年，抗日战争硝烟未散，国共内战枪声又起，国家命运继续沉浮于战火飞灰中。《中国士绅－城乡关系集论》便是根据彼时费孝通先生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学刊》的长篇论文《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结合费先生后期英文口述编撰而成。费先生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了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和城乡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与运作机制作出了深刻论断，于通达洞见中亦可见其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期望。

　　传统的士绅阶层以知识份子、道德楷模的形象获得政府和地方百姓信任，成为没有政权的地方管理者，开展民间调解、兴修水利、扶弱济贫等公共事务，可谓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缓冲阶层。清末民初，殖民城市的兴起以及科举制度的没落，使得原来的士绅留恋城市，退休官员、知识份子们也不以“衣锦还乡”为荣，而后，强弩之末的政府为加强地方控制推行保甲制度，“土豪劣绅”由此替代了传统的“名望”士绅。 农民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大，在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成要用来供养士绅享受城市生活的情况下，原来农民依傍小手工业发展市镇经济尚可存活，但这一经济支柱随着外国工业兴起洋货流通而崩塌。城市终于成为乡村的掠夺者，农民成为牺牲品，城乡二元分化自此走上不归路。

　　费先生在书中了提出一个 “社会侵蚀”的概念，是指由于城市兴起，乡土社会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社会资源被过度消耗，主要表现为农村知识份子一去不返，以及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工作的寄生阶层的产生。1947年，费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时讲到：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不该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而应该隐含着对一种与和谐统一的内在精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今天看来，虽则政府也看到了社会侵蚀这个问题，前有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现有“三支一扶”，但根本上说，费先生期待的社会结构重组仍未实现，反倒出现了农民工、留守人群这些新的社会问题。

　　虽是处于六十多年前的旧社会，现代化建设尚未发端，费先生便已洞若观火，见微知著，这本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放在今日仍可说恰逢其时，这是其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者，田野调查的第一人，深入中国乡土社会的苦行中得来的真知。不知与青年学者费孝通跟新婚妻子去大瑶山考察，妻子殒命，本人重伤，在养伤期间含泪写成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相比，今日社会只会在网络上指点江山的“公知”们可会汗颜？

　　明年四月，费老离去整十年，城乡结构重组，农民平等而立仍任重道远。今日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倍增、群众实践路线各种口号虽响亮，然真正从城市走进农村用脚步丈量了城乡距离，知行合一者，晏阳初、梁漱冥、费孝通之后，可有来者？

　　《中国士绅》读后感(三)：土豪劣绅养成记

　　从乡绅阶层的变化入手，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士绅阶层的产生。

　　主要来自于不做官的特权阶层或其亲属，比如有科举功名的特权阶层、在职官员亲属以及退休官员。

　　二、士绅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器。

　　士绅在乡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是提供公共服务；2、是反应民情民意。县老爷一般只管收税和判案，很多公共事务其实是乡绅在主持。他们作为特权阶层，享受了政治经济特权，但也承担了乡村的很多公共行政事务，比如修路、文化娱乐、调解纠纷、带头上访等。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士绅在乡村的权力和义务还是基本相匹配，和农民的关系是缓和、共生的，在灾年甚至会考虑减租，帮助农民度过困难。

　　为什么乡绅会承担这么多公共行政事务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古代中国的乡村基本是一种熟人社会，或者脱胎于更小的宗族社会，宗族社会里族长有管理宗族的义务，熟人社会里彼此世代相熟，情义尚存。

　　三、士绅如何演变为“土豪劣绅”？

　　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以后，西方列强带来的国际贸易和城乡差距。西方的优势产品尤其是洋布，导致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乡绅需要付出很多，所以很难帮；其次，城乡差距扩大，乡绅迁居城市，斩断了乡绅融入当地、承担更多当地公共事务的纽带。甚至出现了很多只收租的二地主，他们与农民只有利益关系，所以只管榨取利益，甚至私自加租，丝毫没有所谓的情感维系。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人口的膨胀，使熟人社会的机制难以维系。因为每个人维系人际关系的数量有限，所以熟人社会有天然的人数限制，一旦规模太大，这种机制将不在适用。所以乡绅制度的瓦解，其实是一个必然。

　　四、如何打破？

　　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土改让农民拥有土地，避免被城市里的乡绅剥削，城市乡绅投入资本进行工业化。

　　其实就是通过城市化，转移人口，解决人口危机，但这个过程较长，工业化不是一蹴而就，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更紧迫的应该是尽快在农村建立一套新的秩序。

　　既然传统乡村社会随着人数的膨胀慢慢变成陌生人社会，乡绅制度已成为鱼肉乡民的存在，就必须打破它，并重建立陌生人社会应有的规则。同时很多公共行政事务必须政府承担起来。历史清晰的告诉我们，谁在这里建立了秩序，谁就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士绅》读后感(四)：中国社会运转之核心

　　专制统治的威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大的，同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是没有可以逃脱的地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有在现存的社会体制之中来寻找自我保护的 途径。

　　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必定是一个法治的机构。但是由于皇帝是不受这个制约，所以就是因这一个原因而导致最后的都废除了。

　　士绅阶层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方式是亲近皇上，同时将皇上的所有要求都转嫁给比他们身份低的人。但是当民众反对的时候，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士绅阶层，所以中国的官僚要同时服侍好皇上也要对民众严酷。但是需要有节制。做官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好处的。皇权是不会允许这样的官员存在的。但是有了官就是有了保障，种族家庭如果是想在家乡保证自己的家产一定要朝中有人。

　　中国的官员从来不是想安心做官的，而是退隐后的生活是他们所期待的。为官时庇护了一方人，有人感激，同时又不会受到皇帝的威胁。

　　第二章提到了道统的作用。不是只有政统，也有道统来限制。但是政道是分离的，政统属于皇帝而道统是属于儒生的。

　　文人重在知，而君主重在行。

　　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制度总是积极主动的，而道统终归是消极被动的。尽管道统不与政统相互竞争，但是和实际上，政统总是在压制道统。但是后来搬出了天说，如何解释是儒生的权力，那么地位就提高了。

　　中国的士绅本身不想夺取政权，只是屈服于政权来谋得安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是最没有斗志的一群人、

　　中国古代就认为劳动分工是天然合理的又是正确的 。

　　一个人不遵守自然规则没什么问题，但是不遵守社会规范就会危害自己的同时危害社会。我们需要有一群人来维护大家的利益，这些权威就是知者。

　　在中国政权与社会权威是迥异的。但是希望两者能够合二为一。

　　现代社会的进步是生产者取得了决定社会规范的权力之后的事，一旦这权力脱离了真正的生产者，技术的进步就立刻停止了。

　　一个能够长期维持的社会必定是有一个双重轨道。有从上而下的命令，也有从下到上的意见表达。

　　中国传统社会是有两条防线使得专制的皇帝不至于过于暴虐。

　　一个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这一个方法与宪政不一样，但是确实针对政治专制主义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是集权的中央不能够进入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地方公益致中国。谁都不能够保证自下而上的命令一定能够让民众接受要有一个公家接头人，进行协商

　　中国社会的权力体制中有两个层次，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有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集团。

　　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是受限的，士绅管理的事物一般刽受到中央政权的干扰。

　　从法律上来讲只有一条从上而下的传达皇帝命令的途径，但是实际运行中不合理的政策是会被乡约等媒介人物打回。

　　自下而上的传递影响是由士绅不从政或者不从政的亲属或者参加同一批考试的朋友的非正式的压力实现的。

　　所谓的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实际需要中产生，、，而且享受着地方赋予的权力，而不受中央的控制。

　　当保甲制等制度出现后，打破了上下沟通的渠道使得底下的民众没有途径来表达与中央政府不一样的意见。当难以忍受的时候，就会出来反抗。

　　城市最初的优势在于其象征着安全，有着良好的防御设施在吸引着人。

　　临时的集市往往位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一般是一块空地。附近有庙便于聚集。然后市集变得繁荣，出现了小型客栈与供人休息的茶舍。随着外界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出现了囤积商品的仓库，最后发展成为永久的市镇。

　　城主要负有政治功能，而市镇主要负着经济功能。

　　中国古代从家庭工业中得到的额外收入使得土地不足的农家得以生存下来。

　　中国的租地体制不是建立在农业收入过剩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来自乡土工业的额外收入的基础上的。

　　现代的教育不断的在夺取农村的金钱与人才。所以现在的教育制度没有发挥是的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反而使得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是城市又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这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社会侵蚀过程'.

　　《中国士绅》读后感(五)：《中国士绅》读后感

　　大二的一篇读后感，存着以后看看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一书终结时如此写道：中国面临着生活、经济、政治、道德的混乱，她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

　　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是本书的写作背景。费孝通力图为中国寻找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然而，回顾二十世纪前后两段时期的发展方向，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思想主张反映到现实中，引导了不同的社会实践：民族主义表现为被广泛激发的爱国热情，成为支撑人们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民粹主义则与建国之后的诸多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我之所以把两种社会思想“合二为一”，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二十世纪社会变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旨在获得政治主动性和经济积极性的农民，成为了抵御外侮的中坚力量；建国之后，尽管工业化给农村农业和农民造成的沉重负担，甚至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导致农民大量死亡，农村发展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在以毛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主导下，农民仍然被尊重，并被视为作风淳朴、值得学习的道德榜样。以文化大革命那段时期为例，农民在当时被树立为社会模范，借以矫正“泛滥的”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风气。

　　总而言之，无论被哪个历史人物、党派团体代言，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被领导甚至支配，农民都不可否认地成为上世纪社会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在国难深重之际，费孝通这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尝试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思考、探索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二十世纪中国的前途走向，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在这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主要目标是跳出作品的框架，思考更宏大的社会环境与二者理论构想之间的双重建构作用——即社会学的元理论化。

　　费孝通的《中国士绅》揭示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运作机制。他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关于研究对象的总结性论断，而这一论断可以概括为：多重重心，城乡互补。以变迁前后的知识分子为例：

　　传统社会里，士大夫指文人或官员；而士绅指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地主，他们尽管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却拥有政治免疫性。握有知识特权的士大夫，归根结底来自于农村，他们获得家族的全力支持，在仕途发达、功成名就之后，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荫蔽家族。到了他们致仕以后，就回到家乡继续发挥余热，培育新一代的家族人才。家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盛衰循环，城乡也在这样的结构中进行人才、资源上的良性互动。

　　可是到了近代，城乡之间的稳定结构被打破，城市不断向农村“索取”资源，但农村得到的回报却十分微薄。因此陷入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农村也就日益凋敝。

　　在这样的危机下，费孝通分析传统社会结构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言：“这是一份对中国众多问题的诊断书，是希望共产党能够带领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份宣言书”。

　　但费孝通先生的美好预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否实现了呢？很遗憾没有。我们看到的反而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组合：苏联体制下进行的工业化剥削三农，并以诸如户籍制这样的手段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可是另一方面，国家又高调号召民众向精神楷模——农民学习。物质匮乏，自由受限，换来的是令人羡慕的出身和仕途上升的可能性。

　　农民遭受的沉重苦难，在这本书里或多或少地静态化和被动化。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的政论文章——后者充满了感情倾向明显、鼓动意味十足的纲领性话语。但是，中国社会里存在的这样一种倾向——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是不是被作者忽略了？中国农民并非逆来顺受、无能为力的沉默阶级，他们身上——正如毛泽东所说——有着尚未发挥出来的惊人力量。缺乏对农民这一思想向度上的分析，是《中国士绅》一书结构上的重要缺陷。理论只能最大限度地反映、而不可能完整地反映现实。因此，纵然作者想要提供一份社会改革的设想方案，但作者的诊断书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不足。所以，当农村展现出它火山爆发似的扩张性时，理想的改轨亦不足为怪了。